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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不清理毛泽东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22日 转载)
    
    来源:亚洲周刊
     江迅/以一篇论述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揭起十七大前路线之争的谢韬,坦承文章所以轰动,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与反思。只要共产党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小步前进,二十年后中国就会有大的转变。 (博讯 boxun.com)

    
    在香港大学本部大楼二一八毕业生议会厅,百多名听众挤得满满的。来自北京的著名理论家谢韬演讲“关于民主社会主义问题”。八十六岁的谢韬,虽行动迟缓,却中气十足而爽朗宏言,令香港听者颇感意外。
    
    今年初春,他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宛若一石激起千层浪,成了中共十七大之前一场政治理论风波。身处中共思想理论界重大争议的旋风中心,他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却背了一首他的旧诗作:“行云流水去,清风明月来。生动无凝滞,芯花漫自开。”一首恬淡隽永的小诗,正是他此际的心情写照。
    
    他说,中国的问题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急,等,促。即不能急,急不得;但也不能等,等不到;只有促。只要共产党方向正确,向民主宪政的方向前进,小步前进,大步是走不出去的,慢步前进,积小步为大步,也许二三十年后会有大的转变。《炎黄春秋》有勇气发表这一文章,就是一种促,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的一点希望,同时也让人看到领导者在汲取教训,作历史反思,采取宽容态度。历史在缓慢地向前推进,在无声无息地逐渐地转换著。中国的问题急不得,也等不得。
    
    他说:“二十年后的大转变,我们这样的老人是看不到了,都死了,现在三十多岁的人,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们与旧的那套没有联系了,有了新的思想,到了中共二十大的时候,会有大的转变。我们虽然看不到了,但要促。活著一天,有话就说。我风风雨雨几十年都过来了,入党六十年,在中国也算是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员,到了晚年,未来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再不把自己一生感受到的问题,说点真话,自己都愧对自己了。见上帝之前,留下几句真话,就是这样的心情。”
    
    他说:“中国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清理毛泽东,在走向一个更有活力的民主社会中,清理毛泽东的思想和政治障碍,不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不能前进。胡锦涛最近提出四个坚持: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和谐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用这新的四个坚持取代了旧的四个坚持,这就是一个进步,就是在前进,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转变过来,但它每前进一步,我们应该欢迎,中国社会目前还没有到翻天覆地巨变的时候。”
    
    谢韬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胃部被切除了四分之三。他每天的活动主要是读书,早晚两次在住宅小区散步。最高兴的是有三五老友到他家小坐。中共中央原组织部副部长、毛泽东政治秘书李锐、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朱厚泽等是他家的常客。他们关上门交换最新获得的政坛信息,说说在门外不好说的真话。
    
    二零零七年一月下旬,谢韬发表了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檄文后,朋友们都为他担心。他笑著说:“直到今天,有关部门有关领导没有任何人为此找我谈话。”只是七月一日,他所工作的学校,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委依往年惯例上他家探望,送给他一盆天鸿爪花,还有一套寝具、一封贺信。谢韬说,两个月过去了,花还盛开著。
    
    谢韬和夫人是九月六日从北京来香港的,参加《明报月刊》五百期志庆讲座,他是主讲嘉宾。同一飞机抵达香港的还有特邀嘉宾、《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原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和女儿《炎黄春秋》副秘书长杜明明等人。谢韬说,他和发表这一文章的《炎黄春秋》都没有遇到麻烦,这是当局的“宽容”,体现了官方的一种“保护”。
    
    未被处分体现宽容
    
    文章发表后,他和《炎黄春秋》的朋友们都提心吊胆,因为不知道当局会有什么反应,是未知数心里就不踏实。但文章发表的五个月里,领导上没有任何反应。直到五月十日,《人民日报》才刊登一篇答读者问的文章,论及此文。这前后中央下达一个精神:此文不传播,不转载,不批判,不争论,个人可以对此表态。中央没有干涉、打压文章掀起的讨论气氛。对意识形态理论争论,中央不急于发表意见,采取一种开明的宽容态度,也是在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央和领导人的一种进步。
    
    谢韬说,按照中共传统,任何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全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以党代会的文件统一全党的思想,不希望干扰,不希望有杂音,不希望分散关注点。在中共十七大之前,能发表这篇文章,公开讨论长达半年,很了不起了。一百多年没有与中国人民见面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中国一贯都是封锁的,批判的,现在可以公开谈论,象征意义很大。他认为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会朝民主社会主义前进一步,不会开倒车。他说:“中国缺少的不是谁说得正确,谁说错了,而是把话说出来,这个现象本身更具意义。中国曾经是有话不能说,而今能说了,引起社会争论,这就是进步。”
    
    《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早在二零零六年就写好了。谢韬与一些朋友商谈中,预测文章提出的问题具有很大冲击力。长期来在当局封锁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公开讨论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对列宁和斯大林思想的否定,这在中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他不能不慎而又慎,文章就一直压著没有发表。不知是谁将他的这篇文章放到网上,散布很快,当时他还不知情。他人在成都,《炎黄春秋》编辑部朋友给他电话,说从网上看到了这篇文章,想将文本里一些尖锐或敏感的用词作些改动,准备在《炎黄春秋》上发表,谢韬同意了。
    
    他说:“发表前,编辑部多次作了研究,为发表这篇文章作了三种准备。一是可能会引来上级部门指令封门,那就要找律师打官司。一是这一期被禁止发行,以前也有过先例,如果是这样,编辑部就提前发行一部分杂志。一是刊出后,上面有人来打招呼,要求编辑部作检讨,或者其他一些相关措施,施加政治压力。”文章终于破土见了阳光,引起强烈反响,而中央采取少见的宽容态度。谢韬说:“这令我们意外但又是等待中可能的最好反应。文章受到传统左派狂热攻击,各地举行了十多场大批判会,指责我颠覆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宪法,反党章,都不是讲道理的,而是文革式批判。”
    
    他坦承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在人民中生根,是因为表述了人们长期隐藏在心中的历史感觉、历史反思。文章的观点,不是他一个人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在长期的政治和学术的经历后,也有同样的看法,只是分散的,他不过是系统地加以表述。他说:“中国历次运动,大家从切身经验里,有自己的历史感觉,很多人都在作历史反思,包括党内一些领导干部。这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人必然有的理性思考。我不过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中国这几十年培养了这样的一种人,年轻时真心为革命,真心去拥护,到了晚年,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人就想说点真话,面对真实的历史去探讨未来。”
    
    谢韬小档案
    
    今年八十六岁,曾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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