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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伊战乃是“义战”—兼驳“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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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7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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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初,历史并没有像学者福山乐观评估的那样,自由战胜专制,民主战胜独裁,从而走向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终结”;相反,“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和此后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为标志的反恐之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走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保守派与左翼、“亲美派”与“反美派”之间的激烈对峙。伊拉克战争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越战的最受争议的战争之一,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也备受批评和质疑。国际恐怖主义成为一个新的可怕的幽灵,游荡在西方世界的头上。
     对于伊拉克战争,究竟该如何看待、如何定义?这是一场正义之战,还是一场侵略之战?伊拉克战争带给伊拉克人民的,是自由与解放,还是奴役与恐惧?美国在伊拉克所推动的民主实验,是一场无望的努力,还是中东民主化进程的开端? (博讯 boxun.com)

    在中国国内,对伊拉克战争的不同看法,也引发了所谓的“民间议政第一波”。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继续以此话题展开论战。在自由派知识分子当中,对伊战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表明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在基本价值立场上已经出现了尖锐的对立。在对伊战的不同看法背后,有对人权与主权之关系的不同理解,有对恐怖主义的本质的不同认识,也有对美国在全球反恐大局中身份的不同判断。对这些差异作出辨析是必要的。
    
    
    伊拉克战争的三大目标
    
    在我看来,伊战有三大目标:伊战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伊战出于反对恐怖主义,伊战出于推广自由价值。此三大目标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而最终的目标乃是自由。布什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将“自由”作为核心词语,先后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反恐”——布什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尤其是没有自由的国度的人民如何才能获得自由。当所有的人都能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时候,恐怖主义方能失去其生长的根基;当所有的人都能够享有包括“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内的种种自由的时候,国际安全才会有根本的保障。恐怖分子是被一群恐惧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隶,他们诅咒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而自由恰恰是他们的天敌。
    布什是首位坚定地提出并实践“民主中东”方案的美国总统,尽管这一思路因为困难重重而备受争议。困扰世界多年的中东问题,既是民族冲突,更是制度滞后。以两伊战争而论,伊拉克和伊朗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本该成为亲密的弟兄,却成为誓不两立的仇人,血战八年,两败俱伤。以巴勒斯坦地区而论,如今哈马斯与法特赫两大组织之间的血腥内战,不是出自于以色列的“挑拨离间”,而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完成权力分配,故只能通过武力来决定权力的归属。由此可见,如果不能引导和鼓励中东诸国走上民主之路,那些野心家和独裁者就会不断地制造战争借口,这片古老的土地就永远不能享有和平与安宁。而如果中东依旧是一个缺少自由、敌视民主的区域,那它必然会是一个充满仇恨和输出暴力的地方。
    被大洋隔开的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得其本土避免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却无法避免受到今天的恐怖主义的攻击,其他任何国家亦是如此。因此,正如布什所设想的那样:“如果大中东地区能够投入已经伸展到世界多处的民主变革,那个地区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将会改善,冲突和恐惧将会在源头被制止。”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正是这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它以美国“自我保护”的本能出发,而将以拓展自由的疆界结束。布什深信:“我们珍视的自由不是美国赋予世界的恩赐,它是上帝赋予人类的恩赐。”当自由仅仅被美国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时候,自由是残缺不全的。先获得自由的国族,对于推广自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在此意义上,自由不仅是美国自开国以来所坚信的首要价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坚实基础;“自由外交”不仅是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激情,亦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不仅中东地区应当走向民主,美国的全球战略亦是持之以恒地推进民主化的“第四波”。在就职演说中,布什直截了当地支持和安慰那些为了自由民主而受到迫害的人们:“今天,美国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专制之下,绝望之中的人们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遭受的压迫,也不会姑息那些压迫者。当你们挺起胸膛争取自由时,美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那些面临着压制、监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应该知道:美国对你们的作为了然于心——你们是未来自由国家的领袖。”通过文字与电波,这篇演讲传播到那些仍然处于黑暗中的国度,极大地鼓励了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勇士。这些话语是对那些深陷于困厄之中的“爱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在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将不再孤独和绝望。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没有忽视萨哈罗夫、金大中、哈维尔、曼德拉这些伟大的“爱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伟人才得以在独裁政权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并最终领导人民无畏地走向自由。
    同时,布什再次郑重声明,那些独裁者们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地独裁下去,如今的世界是一个自由价值获得普遍认同的世界,所有的暴行都得付出相应的代价,独裁者不可心存侥幸,“那些践踏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明白——美国仍然坚守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别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这种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那些习惯于控制人民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明白:为了服务人民,你必须学会信任人民。”布什厌恶的不仅仅是萨达姆这一个人,所有的独裁者都被看作敌人。这些话语足以让金正日、卡斯特罗、卡扎菲、奥玛尔、内贾德、查维斯、胡锦涛们如坐针毡。他们玩弄和践踏法律,使其统治的国家丧失了起码的公义和正义,他们制造骇人听闻的屠杀和灾荒,对诸多人道主义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罪行不是“国家内政”,乃是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反人类罪。
    在西方世界和美国国内,人们对伊战的看法也呈两极化的状态。绥靖主义、孤立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绝对的和平主义等种种貌似“政治正确”的看法甚嚣尘上,很少有人能够穿透现实的迷雾、透彻地理解伊战的本质。美国历史学家罗伯茨在其杰作《一九零零年以来的英语民族史》中指出,布什政府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发动的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为首的全球反恐战争,乃是决定西方尤其是英语民族生死存亡的四场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前三次战争分别为一战、二战和冷战。这是一种高屋建瓴的观点,这是一种具有“历史大视野”的观点。罗伯茨在书中呼吁说,所有的英语国家一定要团结一致,和在上三次战争那样,携手共对敌人,因为这是他们的生死存亡关头。罗伯茨认为,只要英语国家肩并肩站在一起,他们就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历史也就能有一个好的结局;相反,人类文明就会陷入危机,这是已经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自由价值的信仰之维
    
    自由不是一种人类“自给自足”的价值,自由是造物主赋予人类的、人之所以为人的“质地”。一战、二战、冷战和伊战,都是人类捍卫自由的战斗,惟有自由值得人类为之付出血的代价。
    美国的历史是一颗自由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历史,亦是一群虔诚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历史。从华盛顿到杰斐逊,从爱默生到林肯,从罗斯福到从马丁•路德•金,所谓的“美国精神”不断嬗变、充实和丰富,但其自由之内核则始终如一:这个国家是一群寻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国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点,使得其他若干自由方得以一一实现。诚如布什总统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美国的历史中亦有逆流与顿挫,有对印第安人的杀戮,有对黑人的歧视,有南北战争的血与火,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由最终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布什是当代最富争议的美国总统之一,对其评价越来越呈两极趋势,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社会均是如此。对其是非功过尤其是执意发动伊战的举动“盖棺定论”,尚需历史的间隔。事实上,美国是当今世界对全球格局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总统亦同时兼任着“世界领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美国总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和精力要用在国际事务上,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左右着国际局势的走向。
    在当选总统之前,仅仅担任过德州州长这一公职的布什,基本上没有多少处理国际事务的经验。在其上台之后、尤其在“九•一一”事件之后,他逐渐具备了深邃的国际视野和对未来的准确预见,提出了一整套被称为“布什主义”的国际战略。“布什主义”乃是“里根主义”的发展与推进,是将美国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建立在民主自由价值的推广的基础上的“外交新政”。对此,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杞人忧天地认为布什“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导致美国走向“法西斯化”,并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却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这些看法囿于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偏颇,同时也是因为对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缺乏起码的了解。
    确实,伊拉克战争并未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但布什毅然宣布:“如果我们不得不单干,那么我们就单干,我不会不干。”面对萨达姆长期凶残横暴的统治,手无寸铁的伊拉克民众根本没有力量独自争取自由。萨达姆的存在,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连左派立场鲜明的《纽约时报》也如实报道说:“萨达姆•侯赛因在他当权的二十三年当中,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世纪的屠杀场所,还把某些恐怖手段出口到邻邦。”据“人权观察小组”报道,通过战争和恐怖镇压,萨达姆政权导致了一百万伊拉克人的死亡,受害而死的平民便达二十九万人。目击者和受害人列举了秘密警察的种种暴行,包括为逼供而强奸受害人的妻子和女儿,挖眼睛,施加电刑,泡酸水浴以及暗杀等等。在二零零三年之前的五年间,有四十万儿童饿死或因得不到医治而病死。萨达姆本人却从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中窃取了一百一十亿美元。
    对此,布什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说:“每次我发表讲话,都提醒人们记住那个政权的罪行。”对于萨达姆的罪行,那些貌似公允的左翼知识分子们何曾谴责过呢?伊战固然造成了伊拉克民众的伤亡,但伤亡数字比起萨达姆政权造成的民众的伤亡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要想不死一个人便获得自由,这是一种幻想。我们只能接受此种不完美的选择,伊战便是其中之一。否则,我们只能坐等恐怖分子的坐大,只能旁观人道主义灾难的蔓延。
    虽然布什的角色不是像传教士那样去宣扬信仰,他却有责任将真理应用在蒙召成为美国最高行政长官的职位上。在对萨达姆政权宣战之前,布什并未向指挥过海湾战争的父亲征求意见,他对身边的人说:“在实力较量问题上向他请教是不行的。我向一位更高尚的Father请教。”(大写的“Father”意为“上帝”)布什是这样对萨达姆宣战的:“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幸福和自由,我现在命令开始实施‘伊拉克自由’行动。”其传记作者描述说:“他接着站起来,向美军司令官们敬礼,再走出会议室。此时他两眼都含着泪水,走了几步,作了祷告。”他明确地知道,这是为自由而战,也是为真理而战。
    美国人选择宗教信仰虔诚的布什为总统,不是“一时兴起”——布什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圣经》中寻求自由的源泉。《圣经》里反复宣讲人是自由的,自由价值是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条件。从一诞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隶的宗教,是解除奴隶身上重轭的宗教,让奴隶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宗教,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黑奴们亦从南方种植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基于这部鲜血与光荣并存的“自由史”,布什宣告说,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自由必将为更多的国族所共享。
    
    
    谁是造就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
    
    近年来,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合流,正如新左派与国学派一拍即合一样,在反西方、反美的层面上,这些本来对立的思潮却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是陈永苗撰写的《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该文悍然为国际恐怖主义辩护,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在争取“穷人的正义”、反抗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攻击布什总统是“黑暗魔王”。这名昔日在自由与民粹、右与左之间三心二意的宪政学者,在经历了二零零五年春的反日狂潮后,已经滑落为丧失了基本理智的民族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这不是一个单独的个案,这一滑落轨迹出现在许多中国的中青年知识人的身上。
    这些人当中有一种时髦的言论:美国对内当然是民主的,但对外则是霸权主义。这种“二分法”乃是出于对美国外交思维的无知。在其立国两百多年以来,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大都是合一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并非傲慢地向全世界强制推销自由价值,而是热忱地帮助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在二战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一直是自由世界的坚固磐石:美国成功地在德国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迄今为止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前法西斯国家一直安享着由自由带来的繁荣和富足;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抗苏联极权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当然,另一方面,美国也成为某些邪恶国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对象——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受过相当程度的法学训练的陈永苗,也堕落成为可怜的“愚民”之一。
    陈永苗在文章中声称,将那些把自己当作人体炸弹的“勇士”说成是“恐怖分子”,对他来说“过于沉重”了。他把恐怖主义兴起的原因大部分地归结为经济因素。这是一种左派通常用于歪曲事实的、肤浅可笑的经济决定论。首先,当前的国际经济秩序固然有不公正的一面,但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中“穷者高贵、富者卑劣”的观念来反对之。许多国家之所以深陷于贫困之中,最重要的原因并非西方的经济掠夺,乃是本国独裁统治者的草菅人命、横征暴敛。比如素有“稻米与黄金之国”美誉的缅甸沦为亚洲最贫困的国家,完全是其军政权倒行逆施的结果。缅甸几乎与西方断绝了所有的经济联系,西方根本无法“剥削”之。英国作家奈保尔揭示出诸多亚非拉后发展国家悲剧的根源在于“自我殖民主义”的处境,是错误的价值、信仰、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导致了这些地方的人民过着没有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生活。
    其次,恐怖主义诞生的根源并非贫困。最邪恶的恐怖分子如本•拉登之流,并不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人,而是呼风唤雨的亿万富翁。他们积极策划恐怖活动,不是要解放广大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并为其谋取福利,乃是受到偏狭独断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的驱动。他们不是要追求公平,而是要将与他们不一样的人和价值消灭。他们不愿意与别人讨论、沟通,而是不由分说地诉诸于暴力。他们对本国人民甚至比昔日的帝国主义还要凶残,比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在短暂执政期间所杀害的本国民众,便远远超过俄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所杀害的阿富汗人。对于这些邪恶政权和恐怖组织,究竟有什么值得同情之处呢?我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出来。有限的同情心,为何不投向“九•一一”受害者、伦敦地铁爆炸受害者呢?装模作样地为恐怖主义寻找理由,难道不是对无辜受难者的侮辱吗?
    显然,美国并不是造成国际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这些年以来,究竟是哪个国家无偿地向非洲国家提供巨资用于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究竟是哪个国家带头制止米洛舍维奇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族人的屠杀?非洲离美国那样遥远,而巴尔干半岛上被屠杀的族裔乃是“异教徒”,美国完全可以假装没有看见而置身事外。但美国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参与制止灾难的蔓延。美国这样做,正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正是为了捍卫人类的自由与尊严。因此,与其说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国,不如说他们仇恨自由——他们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向他们那样躲在黑暗的洞穴里。他们强迫妇女蒙头,拥有三妻四妾,把教义当作法律,仇恨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他们不折不扣地就是恐怖分子,这一定义丝毫不“沉重”。
    我与陈永苗等人最大的分歧便在于:我认为对于恐怖主义并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对自由的热爱乃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样,谴责和消灭恐怖主义乃是一切热爱自由的人的天职。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过战争的考验,伊拉克人民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尽管适应并捍卫自由还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但这毕竟是一个让人欣慰的结果。
    当美军摧毁萨达姆政权、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后,作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众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选举议会和政府,投票通过新宪法,恢复经济和工业。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酝酿和研讨之中,全国大选即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在联邦制、多党制、议会制及政教分离的政治架构下,一个崭新的伊拉克呼之欲出,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伊拉克“自由化”的前景
    
    无庸讳言,美国在“倒萨”战争中确实犯下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比如中央情报局向决策者提供了一些错误情报、事先未能充分估计到战后重建的复杂性和难度、关押俘虏的监狱多次发生虐囚丑闻、在清剿恐怖分子的过程中误伤许多平民、若干受伤士兵未能受到及时的医治等等。这些错误源于政府机构的官僚主义和惰性,但并不能证明伊战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更不能否定伊战乃是“义战”的性质。
    这些错误让美国政府和美国军方受到广泛的批评,布什总统亦多次表达歉意。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民主制度也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即便是民主国家的政府和政治家,在处理政治事务的时候,亦只能选择和采取一种并不完美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最不坏的方式”——所谓“最好的方式”是不存在的。民主政府会犯错误,但三权分立、新闻自由的民主制度具有极强的纠错功能。以上的种种错误,难道不是美国的媒体、反对党和国会首先指出来的吗?
    伊战结束之后三年多以来,伊拉克的局势仍然未能完全安稳下来,教派之间的冲突每天都在造成人员的伤亡。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在战争结束后的伤亡数字,甚至超过了在战争中的伤亡数字。如果轻率地下结论说,美军在伊拉克陷入了越战的泥沼,显然过于耸人听闻。但也必须承认,在恐怖分子制造的此起彼伏的炸弹声中,伊拉克人还远未达到安享自由的阶段。
    此时此刻,耐心比勇气更加重要。美国学者约瑟夫•西格勒指出:“向着政治自由化艰难迈步的国家,正投身于我们时代最具有挑战性和最重要的政治进程之一。”房子不是一天就能建好的,民主制度也不是一天就能实现的。伊拉克大部分民众都坚信:和平终将在自由的旗帜下实现,自由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它需要每个希望享受自由的人珍惜、呵护和捍卫,甚至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因为那些敌视自由的势力不可能一天之内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对伊拉克的未来持乐观的预期。因为我看到,在伊拉克大选日,不计其数的民众毫不畏惧恐怖分子“杀死投票者”的威胁,勇敢地走向设置在全国各处的投票站。占总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妇女们,虽然大都还蒙着面纱,却欣欣然地走向投票点投下庄严的一票。这次的选举可不是萨达姆时代的“木偶选举”,几年前曾经“全票当选”的独裁者萨达姆已经被伊拉克法庭送上了绞刑架。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伊拉克人民第一次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许多选举人骄傲地说:“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放弃伊拉克的未来。”人们在选票上认认真真地盖上自己的指印,并高高举起沾着紫色墨水的手指,他们是何等的自豪,何等的幸福。因此,有西方记者将此次选举称为“紫色革命”。
    巴格达北部卡迪米亚区投票站的一名选举中心负责人说,投票站刚开门不到十五分钟,就迎来第一批选民。一些人在投票之后兴奋地将随身携带的糖果抛向空中。在北部的埃尔比勒,投票中心刚一开门,选民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伊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在选举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说,这次选举是反对恐怖主义的重大胜利,“恐怖分子们昨天被击败了,恐怖分子们知道他们无法取胜。”阿拉维还说,他和临时政府为大选感到骄傲,“伊拉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天,伊拉克人高昂起头,不顾生命危险,选择自己的未来”。作为一个至今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国人,我感到羞愧和痛苦,我们有什么资格轻视伊拉克人呢?
    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宣布,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接近百分之七十五,大大超过预期目标。委员会副主席哈桑说,伊拉克全国共七十五个党派、二十七名独立候选人和九个政治联盟递交的一百一十一张参选名单获得资格认证,包括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在内的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候选人代表个人、所属党派或所属政治联盟参加了竞选。伊拉克人民终于告别了萨达姆时代的万人坑,走向了民主自由的公民时代。没有人自愿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昨天他们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乃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枪口的淫威、屈服于万人坑的恐怖。但是,一旦自由的曙光出现,人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去争取并捍卫自由——就好像当年冲破柏林墙的东德人民一样,就好像发动“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人民和发动“橙色革命”的乌克兰人民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会集体性地拒绝自由。
    由此可见,那些批评美国将自由“强加”给并没有“自由传统”的伊拉克的、沉浸在没落贵族心态中的欧洲人,那些像陈永苗那样将主权看得远远高于人权的、貌似正义凛然的文士,其骨子里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欢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伊拉克人只能过那种在萨达姆的统治下的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这些生活在抽象的理念中的知识分子们,不愿站在大部分渴望自由的伊拉克人民一边,却愿意去拥抱恐怖分子血腥的面具。他们口口声声说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却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伊拉克人像摆脱瘟疫一样摆脱专制独裁的传统,骄傲地走向投票站、行使其来之不易的公民权利。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们的胸膛来,不要让奴隶的轭再度控制你们!是的,伊拉克人,终有一天,你们可以做到像美国人那样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挣扎的人民也一样,他们终将“因真理而得自由”。那时,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为恐怖主义辩护的荒唐思维也将灰飞烟灭。那时,全世界不是“美国化”,而是“自由化”。我对那一天的到来充满希望。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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