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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广:五十年后我的忏悔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5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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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1957年,我是山东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我成了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但批判会上发言踊跃,而且写文章,批判我的两位同学学兼好友的“反党”言行。他们后来都被打成“右派”,赶到农村22年,吃尽苦头。 (博讯 boxun.com)

    
    (一)同班同学被打右派后的遭遇
    当年分配工作,我们班除了两位右派,其它同学不论成绩优劣全都留大城市,到了高校、科研单位,很多去了北京、上海。只他们两人被赶到农村中学,这两位同学王文诚和沈荣鑫,分别是我们的班长、团支部书记,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后来他们的遭遇异常悲惨。
    
    其它同学工资一年后转正都是50多元。沈荣鑫1957年被留校查看,只发18元的生活费。1958年,分配到山东临沂二中,每月工资25元(比当时一般工人都低),1963年摘帽后改为39元,一直到1979年右派改正,才发50元工资。较之我们落后了整22年。
    王文诚被打右派后,分到浙江三门中学。遭遇和沈荣鑫很相似。工资在1957年是27.8元,62年43元,79年才改成50元。
    
    因为是右派,所以在57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他们都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距距,不准乱说乱动。”22年之中在精神上所受到的摧残非三言两语可以描述。
    
    (二)所谓的“反党”学生
    两位“右派”同学都是我大学时的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聊天。刚入学,王文诚学会了跳舞,就来当我的老师。他是安徽人,特别喜爱黄梅戏,经常哼唱,在他的影响下,我们班上的很多同学也都能唱几句“天仙配”。当时我们班同学之间,本来是一个和睦、融洽的集体,大家坦诚相见,对问题常有争论,但不伤和气。
    
    1957年春天,党中央号召“帮助党整风”,让大家提意见,各人从不同角度说出自已的看法。团支部书记沈荣鑫,为了发动同学鸣放,给党提意见,在动员会上说了句“党又不是神仙,也是有错误的”,为了鼓励大家提意见,他还说:“当年地主当家,他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但别人却看得很清楚”以后反右时断章取义,说他把“共产党比作地主”,讲“党不是神仙”,是反党,他成了“右派”。
    
    57年鸣放时,王文诚同学说大学政治课的马列主义内容中有些是教条,反右中批他讲“马列主义是教条”,后来79年右派改正,他的这个讲话仍被认为是错误的,留在改正结论中作为“尾巴”,直到1988年,才去掉了这个“尾巴”。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把在“鸣放”时的一些言论拿出来批判,定为反党言行,一些同学被内定为“右派”,作为批判对象。而另外一些在鸣放阶段不那么激进的同学,被动员去批判右派,有些人成了依靠的对象,我自己就是属于后面这种人。尽管我当时不是党员,入团也刚一年。
    
    (三)我为什么积极投入反右
    1957年我为什么成了批判同学“反党”言行的积极分子?
    
    1949年中共建国,我还是个初中学生。我家庭出身“反动”,父亲和大哥是所谓的“反动军官”,他们49年去了台湾。就是这样的一个出身,为什么到了1957年我竟成了反右的拥护者呢?我想到有以下几点原因:
    
    回顾历史,1949年后中共发动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很成功的。教科书、政治学习、媒体的宣传、还有文艺作品,在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中起了关键作用。当时意识形态灌输,是在中共垄断各种资源的前提下进行的,那时候在中国看不到相反的观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我进入大学就树立了共产党 “伟大、光荣、正确”的观念。
    
    建国后,中共当局的统战政策也很成功,在五十年代初,当局对“反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实行的统战政策,比如1949年我的“反动军官”父亲去了台湾,家中生活困难,上学成了难题,而我从高三开始,一直到1957年大学毕业都享受助学金,没有受到歧视,我的生活和学费都有保障。我自然产生了感恩思想,那些贫农和工人的子女对当局有感恩思想的更是大有人在。
    
    当时只要说谁“反党”,很多人就会群起而攻之。我自己就是这样一种人。
    
    (四)我的反省过程
    1957年我批判“右派”同学,实际上是把朋友推下火坑。但当时我却认为自己和“右派”同学只是观点上的差别,没有想到他们是“阶级敌人”,是黑五类,也不曾想到后来会在政治、经济上折磨他们,会把他们压到社会底层,接受专政22年,把他们打成贱民。
    
    我认识“反右”错误是在自己遭到了批判后。
    
    反右后第三年, 1960年,在反右倾运动中我在劫难逃,自己成了批判对象,批判的主要问题是不服从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当时批判会由党支部组织,物理系党员、团员都是批判者。连续的批斗会,我只有接受批判的义务,没有反驳的权利。心中非常的委屈,这时我才开始想起被我批判过的“右派”同学,感到57年对他们很不公正。
    1964年“四清”中我再次遭批判,大字报贴满墙,我的名字前挂上了“漏网右派”“反革命”,因为这些罪名,“文革”中两次坐牢,多次关牛棚。
    
    (五)我要在行动中弥补我的过失
    在关押中,我终于有了时间冷静地思考过去,反省自己,我感到自己应该为57年在反右中的言行忏悔,要用行动弥补过失。
    
    1967年1月我从看守所回到学校,看到一些我的“右派”老师,被关押在学校中的“劳改队”,我写了一份大字报,为他们鸣冤叫屈,贴在了学校的大门口。第二年的“清队”,这份大字报被定为“鼓动右派翻天”,我又被关进牛棚,受到严刑拷打。
    
    后来我被以“现反”罪判刑七年,监狱中我进一步回顾反省,终于认识了一些大是大非。刑满释放,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同时发出两封信,一封给家中报平安,一封给被我批判过的王文诚同学,向他表示道歉,这也是我在监狱中忏悔的结果,这封信是在监狱中打好了草稿的。
    1982年我平反返回山东大学,直到现在还和两位“右派”同学保持联系。1997年我们同学毕业40周年,在山东大学又重新聚首,使我有机会与他当面表示歉意。
    
    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成了反右积极分子,关键是自己缺少独立思考,没有认真地解读历史,没有实地考察社会,不了解发达国家的现状,对人类普世的价值观缺少认知,对共产党也缺少深刻的认识。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给现在的青年人提供借鉴。
    2007年9月15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13655317356)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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