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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毛泽东,从“斯大林之忧”到“晁盖之忧”/罗韬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4日 转载)
    “苦难的中国”:“在离开中南海之前我想给主公留三句话:一、听不得别人批评,容不得别人意见;二、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三、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田家英谈毛泽东(见《李锐反‘左’文集》)
    
     来源:《南方周末》 (博讯 boxun.com)

     影响毛泽东晚年行事,也即影响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政治进程的,是毛泽东的“身后之忧”。这“身后之忧”,在前期表现为“斯大林之忧”,晚期则是“晁盖之忧”。二者有一贯处,又有微异处。
    
     “斯大林问题”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当时毛泽东对揭开斯大林的盖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但还没有把自己与“斯大林晚年”联系起来。最早把毛与斯大林晚年联系起来的,大概是张闻天。在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前,还在北京中南海居住时,张闻天就当着彭德怀的面作过这种议论。周小舟则在1959年7月23日晚对毛批彭不满,质疑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见《庐山会议真相》,P342、P175)这两个议论,都在8月10日被供出,当时情形“就像爆发了一颗炸弹”。
    
     本来在这些议论被揭发以前的8月1日,毛泽东已说彭“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而这一议论被揭发,对于毛泽东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性质的最终认定,起了关键作用,其刺激效应绝不亚于彭德怀的“万言书”。到这时,在毛泽东眼里,反斯大林的问题,已不是苏共的问题,也不仅是国际共运的问题,而直接就是中共党内斗争的问题。1960年5月,毛泽东开始把“修正主义”一词引入党内,称彭德怀为修正主义(见1960年5月28日与丹麦共产党主席耶斯佩森谈话)。这是对“大跃进”时期批判的所谓“观潮派”与“算账派”的总升级,而性质就更严重,也更具全局性。
    
     从1963年开始,毛泽东就越来越频密地提出中国会出现赫鲁晓夫的问题。
    
     而把赫鲁晓夫比拟刘少奇,则始于1964年。刘少奇在8月1日就“四清”问题在怀仁堂作报告,说对毛主席著作也不要教条主义,(毛提倡过的)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等等。江青听了以后,哭着对毛泽东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这是决心打倒刘少奇的一个关键起点。显然,“斯大林之忧”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动机之一。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可以说是对这一忧虑的最直露的回应:“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的最高领袖,他的话还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经过“九评”和“文革”,赫鲁晓夫在中国党内不但是个政策符号(如“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更是个伦理符号——“一个没有好下场的叛徒”,这一符号对于日后有十分深远的影响。这是后话。
    
     也正是林彪的那次过犹不及的表述,反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安,这一点,他在一个多月后写的那封著名的《致江青》(7月8日)信说得很清楚。“打着红旗反红旗”成了新的忧虑,“秘密报告”不一定是必然的形式。
      
     斯大林晚年曾对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表示过:“我担心的是你们顶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见吴冷西《十年内战》,P230)毛泽东同样担心他身后的领导人顶不住国际压力,不依附于苏,则依附于美。而1973年11月,周恩来、叶剑英与基辛格会谈时,就中美军事合作问题“讲了错话”,毛泽东认为是“犯了右倾投降错误”,害怕战争,顶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
      
     随后召开的“帮周会”,就是围攻周恩来、叶剑英的。在这个会议上,戴给周、叶的帽子包括“右倾投降”、“十一次路线斗争”、“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等。到12月中旬,毛泽东总结说:会议开得好,就是有人说错两句话,一句是“十一次路线斗争”,一句是“迫不及待”。也就是说,“右倾投降”的定性是对的。两个月后,叶剑英也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上就所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检讨。
      
     因此,1973、1974年之间,“准备打仗”一时又成了中共高层表述立场的热门话语。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毛泽东在12月中下旬的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对军界高层谈话,首次透露出“晁盖之忧”,说:“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见《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P8;《李德生在动乱岁月》,P366)。
      
     到了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专门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听读《水浒传》,8月14日,在与侍读人员芦荻的谈话中,就说得更明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时毛已风烛残年,“晁盖之忧”溢于言表。
    
     宋江没有公开反对晁盖,他在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以后,仍“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一边给晁盖的孝堂点灯,一边急于去“京师看灯”,渴望招安,实际修正了晁盖路线,从上山造反转而下山投入“主流世界”。由“聚”字变为“忠”字,已经由逆变顺了。
    
     在这里,宋江实际上是中国式赫鲁晓夫。
    
     姚文元在当天接读这些语录后,即作了贯彻请示: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毛批示:“同意。”
    
     毛泽东之评“水浒”,是富于隐喻性质的政治遗言,充满了其来往于胸近20年的身后之忧。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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