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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泉:中国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死绝了吗?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12日 转载)
     作者:郭泉
    
     相传,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但是这在中国却成了例外。 (博讯 boxun.com)

    
     上世纪50年代末期的“引蛇出洞”的“阳谋运动”敲断了中国士人的脊梁骨,之后更是漫长的政治高压和精神恐怖年代,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大革命本该是无产阶级大革“资产阶级当权派”(就是现在的腐败分子)的命的,结果却成了无产阶级“大革文化命”。
    
     于是,彼时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不象此时的“被狗吃了”,而是被镣铐枷死了。
    
     但是,虽然他们被杀,被打,然而他们对真理、良知、正义与社会公正的追求,毕竟是先贤传下来的精神道统,尽管气若游丝,却不绝如缕,仍有林昭、顾准、遇罗克、张志新等思想志士穿透铁幕的呐喊……
    
     “后文革时代”,在新型集权政治的裂缝里,长出了一片葱绿的思想苗芽。殊想不到,在“后文革时期”看上去已日趋驯良的专制巨兽,竟以最凶残的暴力方式猝然终结了这个时代。至今,钢铁履带依然辗压着中国人的中枢神经。
    
     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冗长而沉闷的“后极权时代”,中国士人的精神状态出现了迥然不同的变化,几乎所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都染上“集体失语症”,他们普遍回避了批判社会,针砭现实的道德责任。这种人文景观,便成了后极权时期的特征。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人渣”迅速泛起。“知识奴才”一抓一大把,如大学教授韩德强,为集权体制鸣锣开道之余,更呵斥批判专制、追求民住的异见人士:“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着人家的,用着人家的,住着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类似人物在知识界还有一些。他们有的是极权统治者的家臣,有的则是食客。
    
     其实,后极权时代知识分子的失语症,归根到底来自对专制主义的原始恐惧。“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首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生的奋斗目标的著名诗歌,虽然在中国也家喻户晓。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读懂的呢?
    
    “苦难的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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