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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我所希望的新农村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9月06日 转载)
     来源:南方农村报 作者:笑蜀
    
     (博讯 boxun.com)

     我希望中的新农村是什么样的?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势,还是先从问题说起吧。
    
     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历史上大的动乱,往往都以流民的充分卷入为一个基本的前提。流民一起,往往若江河溃堤,其势不可阻挡;而且往往不问青红皂白,打倒一切,冲决一切,千千万万健康的生命,百年千年辛苦的积累,都在所不计。有如一把野火烧过,烧成一片焦土,烧成一片洪荒。在一片洪荒之上,只好一切从头再来。
    
     城乡隔离最极端的后果,就是导致这样的历史重演。而这种极端后果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原来的城乡隔离,固然也不公平。但那时受害者毕竟都在遥远的乡村,他们对城市生活没有深刻的了解,没有多少直接的和日常的对比,不存在心理上强烈的不平衡;而且他们都处于分散状态,老死不相往来,不能形成为一支力量,传统的计划控制体系能够很轻松地控制他们。受害者既没有跟城市冲突的愿望,也没有发生冲突的能力。因此城乡利益分配无论怎样的不公平,乡村对城市都不可能构成任何实质威胁。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随着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低廉的生命成本已经成了维持城市繁荣的基础性条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飘泊各大城市之间,搬家是家常便饭。每次搬家,我都很少自己出力出汗,因为只需很少的钱,就可以请到足够的农民工帮我搬家。而我在加拿大的弟弟就没有这份幸运。尽管他比我的实际收入高得多,但每次搬家都不能不自己动手——那里哪找什么农民工,那里只有受到劳动法严格保护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并不比中产阶级低多少,雇请他们的经济成本就不免令人咋舌。
    
     岂止搬家如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存在这样的巨大落差。我除了码字基本什么都不会,但我并没有觉得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不便。屋子脏了,可以请人打扫;电器坏了,可以请人修理。我基本上就是一个甩手掌柜。但我在加拿大的弟弟就不行,他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像我这样当甩手掌柜,他的收入再翻几个番都不够用。在他们那里有一个普遍现象,越是流水线上出来的,自动化程度高,人力少的产品,价格越低。越是自动化程度低的,费人力的产品,价格越高。百物皆廉,独人力最贵,在他们那里几乎是规律。而我们则差不多颠倒了过来。我们常常引为自豪地说,虽然我们的城市人均收入不如人家,但我们的实际生活水准并不比人家低多少。我们人民币对美元欧元日元的可比价格,比官价实际上要高很多。这当然都是事实,但这却是异常严酷乃至是残酷的事实。美元欧元日元没有那么高的性价比,不过是因为人家没有农民工群体可供驱使;而我们人民币能有那么高的性价比,则无非是有千千万万农民工可以供我们驱使,我们物美价廉的都市生活,无非是因为我们可以购买千千万万农民工的生命成本,而他们的生命成本是在被迫打了N折之后出卖给我们的。我们的惬意,我们都市的繁荣,都建立在农民工低廉的血汗价格基础之上,没有农民工低廉的血汗价格,整个的都市生活体系都将无从维持。这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不过是在饱餐城乡隔离制度的红利,实际上不过是在饱餐不平等的权利红利。
    
     这也就罢了。纵然在把自己的生命成本打了N折之后出售,农民工在都市中的所得,仍然高于他们在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所得,他们才会前赴后继地涌入城市。事情如果到此为止,城乡关系或许还不至于过于紧张。纵然将生命成本打折是被迫的,但在他们看来,这样做可能仍然未必很吃亏,所以他们仍然未必不能接受。最不人道、最致命的原因不在这里,最不人道、最致命的原因不是城市劳动价格的城乡二元分裂。最不人道、最致命的原因仅仅在于,城市充分利用了农民工之后,城市将农民工生命中最精粹的那一段年华榨干之后,像吃甘蔗只吃最甜的部分而要扔掉剩下的两头,城市对青春不再的农民工没有任何补偿,没有任何保护,而是任意驱赶,迫使他们难以在都市立足,而不能不重返乡村。那些坚持留下来的,则不能不被边缘化,乃至沦为流民。
    
     除了极少数文化水平较高,或有其他不可复制的客观条件,因而能够逐步脱离农民工行列,升级为小商小贩,或者小作坊主,而在都市勉强立足者外,多数农民工,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真正为都市所容纳。他们就在都市被种种无形的高墙跟都市隔绝开来,而不是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只在遥远的乡村想象着都市。都市的繁荣胜景就在他们眼前,而种种繁荣胜景就是他们的血汗造就,他们却几乎永远不能进入,其间的精神折磨,其间的心理震荡该是何等强烈,应不难想象。城市砍手党那些毫无道理可言、毫无逻辑可循的残忍,只是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够得到解释。
    
     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但凡经济有大的收缩,然后就业空间相应收缩,千千万万农民工,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都市生活、已经彻底抗拒乡村的新生代民工,他们将何去何从?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毫无选择,只能沦为流民。那时将导致什么局面,难道不是让瞬缓醯穆穑?
     讨论富人原罪,企业家原罪是当下非常时尚的事情。那些谴责富人原罪、企业家原罪的人大多忘记了,其实他们也有原罪。如果他们也有一个市民身份,那么相对于农民工,他们也就是富人,他们也曾经几乎每天都在以可能是当今世界上最低廉的价格,购买农民工的生命成本。他们住的每套房子,他们走的每条道路,他们购买的每件商品,所付出的人力成本,都远远不足以抵偿农民工实际的生命成本。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饱餐不平等的权利红利。对于农民工的原罪,在城市市民来说几乎是一种全民性的原罪,一种最为普遍的原罪,最日常却最不为人们所察觉,因而最难改变、最可怕的原罪。这种原罪才是最需要面对的。赎罪从自己做起,从眼下做起。具体地说,从改变城市中的城乡隔离制度做起,从建立对于市民和农民工平等的服务体系和平等的福利体系做起,从部分牺牲自己的既得利益做起,这才是真诚的良知,可以信赖的良知。那种好高骛远,矛头永远只对着人家,而把自己撇的干干净净的所谓良知,实际上一钱不值。
    
     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中国当下的农村问题,实际上主要集中到了城市;中国可能爆发的城乡冲突,将主要不是在独立的农村跟独立的城市之间展开,而是在城市本土和寄居在、混杂在城市中的农村之间展开。进而言之,我期待的新农村,就是在城市之中,跟城市本土完全平权,因此已经完全融入了城市,已经完全消失了的新农村。
    
    “苦难的中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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