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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郑永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23日 转载)
    “苦难的中国”:我认为郑永年先生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因为中国从未真正学习美国,中国从不探讨清教徒原教旨主义;中国从未真正学习苏联,中国从不研究20世纪初叶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巨大进步意义,更不承认二月革命是真正的革命;中国甚至从不研究五四革命以来的伟大中国历史剧变,而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党史已经成为绝密级的历史之谜。
    
     中国的思维没有美国化,(尽管学习了自由经济学说);中国的思维没有苏共化,(尽管继承发扬了党政军集权体制);中国的思维没有独立化——因为中国没有认识自己,因为中国不敢面对自己,不敢承认自己。 (博讯 boxun.com)

    
    (徐友渔先生提出高见:中国目前主流意识形态是“市场列宁主义”。而我认为,“市场列宁主义”再加上于丹尊孔、金庸入课,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明显有向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复辟的倾向。)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郑永年
    
    
    
      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
    
    
    
      近来不断有欧洲同仁问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也像美国那样思维,那样行为,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怎么样?欧洲同仁的担心主要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些方面的行为越来越倾向于(至少在他们看来)美国化。
    
      中国国际行为的美国化,一方面表明欧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国际政治话语面临边缘化的可能。欧洲感到它们的国际政治话语和美国不一样,但较之美国的国际关系话语,欧洲的话语对中国显然影响不大。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一些国家看来,中美两大国如果能够和平相处当然对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中美两大国之间的利益过于重合,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两大国就能主导国际局势,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国际利益边缘化。
    
      从欧洲等国家的利益出发来提出这样的问题,不能说没有意义。但如果再能深入一步,从中国的利益出发反思这个问题,意义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确需要至少考量(如果不是回答)这个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这涉及到中国要在内部改革和外部外交方面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也因此是一个中国要成为什么样的大国的问题。
    
    多种因素使然
    
      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必然。后发展中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往往盯住一个或者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向这些国家学习。这似乎已经成了一个规律。
    
      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在向像美国那样的大国学习,而且也在向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学习。中国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应当说是中国全面向国际社会学习的结果。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经验对中国人思维变化的影响是最大的。有很多因素促成中国思维的美国化。在冷战以后,中美关系涉及到中国诸多核心利益,例如台湾问题、朝鲜半岛核危机和中日关系等。因为是重中之重,有关方面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有关方面更是对两国关系有关的各种项目进行多种形式的直接投资。种种因素促使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在以往二十年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国别研究来说,美国研究在中国是最为先进的。
    
      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像。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
    
    引起消极后果
    
      思维的美国化在政策领域可能带来更为消极的后果。实际上,正如很多观察家已经观察到的,中国的政策话语已经带有很浓重的美国色彩。
    
      中国内部改革的很多方面深受美国的影响。例如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这种盛行于美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说对中国的影响远远大于对美国本身的影响。中国在包括医疗卫生、社会福利、教育等等方面的产业化,要比美国更为急进。
    
      有人说,在整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是新自由主义最大的试验场,这并非耸人听闻。
    
      同样担忧的是美国思维在外交方面所能产生的后果。一旦中国外交思维美国化,那么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中国会不会犯和美国同样的错误?
    
      美国在强大的同时,也建立了美国霸权话语。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最好的一例。在美国霸权那里,国与国之间除了无限制的力量竞争之外,别无其他。这种美国思维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把最多的资源和最好的人才放在前苏联等一些大国的研究上。在外交政策领域,美国很少投入对小国家的研究。
    
      冷战结束后,美国把中国视为是潜在的对手和敌人。开始作大量的投入,加强对中国的研究。直到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美国政府才开始重视“小国”的研究,包括中东和非洲等。
    
    加强“小国”研究
    
      在这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一定的“美国现象”。如上所说,在大国外交的影响下,大国研究尤其是美国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的研究核心。如同美国,中国也同样忽视对“小国”的研究。周边外交在很多年里名义上也是中国外交的核心。中国政府也严肃提出“睦邻外交”做策。但细想一下,有多少人在研究周边国家呢?
    
      中国也在积极推进“走出去”的政策,中国的利益已经到达非洲、拉丁美洲、中东等各个角落,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在政策领域,有关方面多是依赖外交官来研究相关国家,提供相关国家的信息。但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外交决策,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来,在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在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经常发生一些人们不想看到的事情,应当说和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研究不够、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不够周到有关。
    
      研究美国或者其他大国非常重要,但如果对大国的研究演变成了思维的美国化,如果对大国的研究导致了对其他小国的忽视,那么并不符合中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在很多问题上,中国不仅要学美国成功的经验,更要吸取美国不成功甚至失败的教训。美国的霸权话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已经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负面结果,成为美国走向衰落的主要因素。
    
      中国正在崛起,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内政和外交的经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者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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