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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过去年代就没有腐败”?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23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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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现在的社会存在的腐败现象,有一种议论流传得很广泛,即改革前的“过去年代没有腐败”。这种观点认为,改革固然取得了经济增长的成绩,但付出了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公正的代价,是得不偿失、弊大于利。它认为:改革前年代的特权、腐败比现在轻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简单地支持或是反对这个说法,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这个口号影响下,确实有不少人,尤其是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轻人真的相信那是一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人平等的时代。
    
     有必要首先破除这个一厢情愿的美化。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决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四清”运动可以说明干部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谋取私利有多么严重,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利用“反官僚特权”的口号获得民众的狂热支持,说明当时社会矛盾有多尖锐。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人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话描述了一幅什么样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对立的图景。
    
     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而更广泛、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在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曾有一个叫杨国庆的青年,因为“阶级路线”政策而对前途绝望,在友谊商店砍伤一名非洲和一名欧洲外交官。杨犯被处死刑当然属于咎由自取,但反过来也可以想想,当时没有铤而走险但类似绝望的年轻人有多少。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在“红色恐怖的8月”中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评价以前的社会状况,基本上依靠流传下来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况,多半依赖自己的个体经验。问题在于,和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媒体时代相比,当时是极其封闭的,所以,关于以前的贪污、腐败,从文字和记忆中能了解的情况是少之又少。
    
     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关于飞机失事,直至80年代还属于“阴暗面”不准报道,难道我们可以说,中国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飞机从不出事,现在经常出事?第二,以前谈论“阴暗面”消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要受到处罚。比如60年代初城里的职工回乡探亲后知道农村饿死了很多人,回来后谈论就被加上“丑化社会主义”等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负面信息的传递是非常困难的。可以想一下,60年代初仅河南信阳地区饿死的人就达100万以上,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凭抱怨声音的多少和大小来评判腐败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说了这么多,并不意味着否认现在的特权、腐败、社会不公问题不严重,也不意味着因为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任何单项指标作今昔对比时就只能说现在好。应该看到,因为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贪污、腐败的机会、诱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国,贪污、腐败的原因主要是钱权交易,毛泽东时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时代,钱还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经济的空间比现在小很多。纯粹就事论事,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腐败比过去严重,我们需要澄清和争辩的,是那种言外之意,即对改革开放作整体性的否定,主张回到过去。
    
     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尽管过去年代与现在年代,在腐败上有程度和规模的不同,但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败严重不严重”或“有没有腐败”作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社会的定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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