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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天茶舍』 “赵岩事件”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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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10日 来稿)
    
    作者:郑现莉 提交日期:2007-1-20 18:37:00
     (博讯 boxun.com)

    【内容提要】也许,他是罪有应得,正义在他身上得以彰显。但是,社会也付出了一定的“机会成本”,我们少了一位好记者,一位敢说真话的记者。如果社会上每一个犯了罪的人,每一个盗窃了国家、人民财产的人,都象他一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不会为他感到惋惜,也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叹气,甚至我都不愿意写这篇文字。
      
    “赵岩事件”杂感
    
    郑现莉
      
     2004年9月赵岩被国家有关部门限制行动自由之前是《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的新闻助理,进入《纽约时报》之前赵岩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农村版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与笔者是同事,是我在社内接触最多的人物。2006年8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他泄漏国家机密罪的指控,以欺诈罪判处其3年有期徒刑。12月1日,赵岩的上诉被驳回。历时两年多,终于尘埃落定,笔者也可以根据个人对赵岩的了解说几句话了。
      
        笔者第一次见到赵岩大约是在2002年8月中旬一个很炎热的中午,他和刘老石准备出去见什么人采访,临近吃饭时间,我们三人也就在当时的北方交通大学(现北京交通大学)东门口杂志社旁边的一个小饭馆里简单吃了点东西。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赵岩和刘老石在性格上截然相反:赵岩是典型的东北大汉,豪爽仗义,说话大大咧咧、不拘小节,而刘老石则温文尔雅,以后才知道他是天津一所大学的老师。在外形上两人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赵岩高大威猛,硕大的啤酒肚将体恤衫撑得老高,象极了临盆的孕妇,与他相比,刘老石则瘦小的多。
      
        笔者之所以后来与赵岩能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一方面可能是他看我还有点潜质,有为底层民众做点事情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与我对他很敬重有关。在我大学没毕业的时候,通过另一个朋友认识了多年坚持举报慕绥新、马向东贪污腐败案件的沈阳老干部周伟。尽管已经70多岁了,他还是为此被劳教了两年,此后一直也没有被平反,我对他为国为民的执着精神很是敬佩。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笔者才得知竟然就是眼前的赵岩第一次对周伟的遭遇进行了公开报道,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200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赵岩去过周伟的家,其时他为了治病把儿子的一套房子给卖了,一家人拥挤在一起。
      
        作为工科毕业的学生,笔者能够进入改革杂志社得益于许志永先生的引荐。应当说,许和赵岩都是坚定、真诚地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作为北大法学院朱苏力的博士,许志永后来为广州“孙志刚案件”和另外两位法学博士一起向全国人大上过书,为河北徐水的孙大午做过辩护,为其他一些草根维权人士维过权,积极参加并成功当选过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也写了不少民主选举方面的文章,为我国政治民主法制建设做了一些实际工作。而赵岩一方面是兴趣爱好,另方面也是工作需要,自学了很多法律知识,譬如他对“表达自由”问题就看了不少书,做了一些研究。况且他也有不少法学界的朋友,象俞梅荪【北大法学院毕业,曾在中南海做过秘书】、李柏光【北大法学院宪法学博士】、张祖桦、蔡定剑、程杰【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等,由于工作关系也结识了不少律师界的朋友,象在庭审时为他做辩护的关安平、莫少平,象张思之等,很久以前就频频听他讲起过,早年他自己又做过警察,应该说他的法学知识是比较丰富的,自从认识之后,他也没少给我普及一些法律常识。
      
        从知识结构上看,许志永和赵岩两人是很接近的,至少比我与二人要接近得多。我在中学时代醉心于数学、物理,大学期间接受的又是正规的工科教育,只是在业余时间,受到共产党传统思想的影响比较多,同时也自学了一些经济学、历史、哲学知识,对法律则是门外汉。但在当时,他们二人由于一些我至今都不清楚的原因,在如何办杂志上有比较大的分歧,甚至影响到了个人之间的关系。由于我是许志永引荐的,自然经常和他在一起。据赵岩后来跟我说,由此也造成他早期对我存有偏见,但这显然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影响,因为不久他就带着我和当时在北大法学院读硕士的李敬,一起去河北秦皇岛采访了。由此也能看出他心胸比较开阔,不是那种斤斤计较、小肚鸡肠的人。
      
        这次采访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进行的。起因是河北省在青龙满族自治县建设桃林口水库过程中,外迁的近4万满族移民的补偿费并没有完全到位,并且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迁入地还受到各种各样的欺压,还有一些人返回库区居住在十分简陋的窝棚里,生活异常悲惨。移民上访代表董达原来在打工时遭遇事故,一只胳膊内被植入钢钉。后在一次上访过程中与人民警察发生肢体接触,导致钢钉被抽出,裸露在外足有3厘米长,他到北京来时正值伏天,胳膊已经化脓。正是看到他的遭遇,赵岩才不顾杂志社的禁令带着李敬和我出发了。归来后,李敬和我一起写了《移民补偿,黑洞有多深》这篇报道,后来经摘编后发表在了农村版上。采访之后,赵岩并没有放弃对桃林口水库移民事件的关注,这也是赵岩工作的最主要的特点,他从不把采访的目的仅仅局限于写一篇报道,而是抓住不放,尽量促成采访对象问题的解决,为此不惜动用个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他不象是记者,更象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也许这正是他个人悲剧的根源吧。
      
        在这年的11月,赵岩又和李敬去福建省福安市采访了另一起失地农民的案子,农民的几千亩土地被征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大约在2003年初,由于赵岩本人不会打字,也不会上网,我就帮他把这个案子的一些情况陆陆续续发在了当时的“世纪沙龙”论坛上。随后不久,福建和河北唐山、秦皇岛的农民代表相继提出了集体签名罢免当地市长的要求。毋庸讳言,他们能有这样的提议是与赵岩对他们的法律知识普及分不开的。应该说,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完全超越了一名普通记者所应该做的,那就是如实记录真实发生的事件,而他却逐渐地参与了事件本身,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策划作用。对他的这种做法,很多人不以为然,持反对态度。但我认为,这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是每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学习的宝贵精神。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考虑多少个人的利益,否则他只需要了解事件本身,然后写出报道挣得稿费也就是了,根本没有必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2003年夏季,大约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和他一起住在北京外经贸大学附近的一栋房子里,他经常带着福建、河北来的农民代表回来过夜。后来他又住在清华南门附近李柏光的房子里,我每次去的时候也经常能碰到那几位代表,他们每次都带着沉重的包裹,先是各种上访材料、法律文书,后来也有罢免倡议书签名表,上面密密麻麻地按着农民的红手印和他们的身份证号码。这期间,李柏光、俞梅荪等几位先生也介入了此事,为农民代表们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帮助。
      
        赵岩不仅希望这些地方的具体问题通过司法途径得到解决,而且希望这类在中国历史上都前所未有的事件能成为中国司法制度、民主政治进步的推动力,这源于他对民主制度的真诚追求,也源于他对公正的司法制度的渴望。以我本人对法律的有限了解,他的这些做法并没有超越法律的界限。既然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农民提出罢免市长的要求是正当的,只是目前法律上还没有对此类罢免的程序性规定而已,这是需要完善的地方,而决不是农民没有这样的权力。
      
        他一贯如此行事。据我所知,他支持过上访人员状告建设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他本人状告过国家民航总局。他经常采用的手法是,将这些部门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必须答复的材料用特快专递的形式寄给他们,在期满后如果得不到答复,他就可以拿着邮局的存根作为证据状告这些部门“行政不作为”。应该说这种做法确实有点“刁”,但他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应该谴责的是这些部门的官僚作风,以及他们对底层民众应享有的权力的习惯性淡漠。如果这些诉状能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的话,我相信对改善有关部门的行政作风肯定会有帮助,但往往是连立案都很困难。
      
        他所有的这些做法,我相信在法律上是没有漏洞的,否则在这次对他的审讯中决不会被放过,但肯定会得罪一些实权人物,尤其是罢免事件。
      
        2004年4月16日下午,赵岩与李柏光以北京启民研究中心的名义召集了一些法学专家、律师还有媒体(包括部分国外媒体)记者,在北大东门的万圣书店举行了“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做了长篇发言,分别介绍了他介入这些案子的经过,农民提出罢免要求的经过,以及他和其他媒体记者奔赴几地采访的情况,并踌躇满志地称2004年为“罢免年”,没想到却成了他自己的“翻车年”。
      
        听到他出事时我在重庆,至于是从谁那里得到的消息已经记不得了,打他的手机果然不通了,跟他在北京上大学的女儿联系,也得不到什么消息。此后,我就经常在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几天后,有境外中文网页说他涉嫌泄漏国家机密,具体是说他提前向《纽约时报》泄漏了共产党前总书记江泽民先生从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上退下来的消息。还听说,中央做出这一决定大约在9月1日,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出这一消息,而国内正式宣布大约在9月15日,赵岩被捕大约在9月19日。
      
        刚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并没有太在意,以为他很快就会出来。一方面,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并没有途径可以了解到当时在党内还只有少数人知道的消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不具有这样的神通;另一方面,即使这一消息真的是他泄漏出去的,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大妨碍,这毕竟不同于军事机密,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其实,江泽民在卸任党的总书记之后,逐步从其他各职位上退出也早在人们预料之中,由新任党的总书记胡锦涛接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党指挥枪”的传统原则。在很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都有明确规定,何时退职全民尽知,根本算不上是什么秘密。我认为取消对他泄漏国家机密罪的指控是明智的,否则,百年之后子孙后代又多了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笑谈。
      
        他虽然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极其推崇,但同时他是爱国的,我不相信他会做出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在我和他住在外经贸大学附近时,距离全国保钓协会会长童增先生的家不远,他曾几次主动提出带我去见童增,但均因故未成。后来与童增见面是在他的公司里,也是与赵岩同去的。他对保钓积极人士张立昆先生非常敬重,每每提起他语气中都满是艳羡,说他从海军陆战队退役,体格魁梧,是条汉子。后来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结识了张立昆,果然所言不虚。对于那年4月张立昆等7人登上钓鱼岛,他非常支持。在此之前的一个月他就报了名,要参加5月份的登岛活动,由此与社里部分领导产生了冲突,直接促成了他的离去。
      
        不仅如此,他还动员正上高三的女儿“天天”参加。就在要去宁波参加一周的海上适应活动时,社里部分领导不同意他带着杂志社记者的身份前去,也就是让他辞职后再去。据赵岩在社里多次讲,领导承诺这只是临时辞职,回来之后可以马上复职,对此应该不止我一人知道,在当时也没有引起我特别的注意。谁知他刚辞职,由于张立昆等7人被日本警方扣留,引起中日邦交事件,国家已禁止5月份再次登岛,那次活动遂告取消,而社里竟也违背承诺不让他复职了,这就是我所知道的赵岩离开《中国改革》杂志社的经过。
      
        不久之后我也离开了,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比较少了,只在李柏光的住处见过几次吧。知道他去了《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任中国问题研究员,工资待遇比在改革杂志社要高,我们都替他高兴。
      
        对他诈骗的指控是后来追加的,为此他获刑三年。这件事发生在他进入改革杂志社之前,自然我也就无从得知其详。关安平和张思之律师为其做了无罪辩护,据说赵岩也否认此项指控,但最终他的上诉还是被驳回。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到底是赵岩说了谎还是别的什么,笔者自然不敢置喙,我只能说说他平时的表现。
      
        他对上访农民极有同情心,虽然有时候性格使然说话有点过于随便。严冬时有不少人在北京无处安身,他就带回自己的住处,或者把他们留在杂志社的走廊里,打开空调让他们过夜。在外地采访时,他很能与农民们打成一片,热心地帮他们解决问题。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与董达争执了起来,在气头上我说的话比较难听,他后来就很严肃地批评了我。
      
        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不止一次对我说过不要太看重身外之物,他的理想是只要有两三万元的“过河钱”就可以了。他在北京没有固定住所,经常搬来搬去。大约在2004年初,他在通州一个小区分期付款买了一套顶层的房子,大约每平方米1400元。他说那个地方公交车已经开通,很快就要升值了,很兴奋地拉我去看。房间还没有进行任何装修,空空如也什么家具都没有,那晚我们只好花了几十元住在了附近的洗浴中心里。
      
        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我,要当一名好记者,要想主持正义,就千万不要在金钱和生活作风上犯任何错误,否则会“死得很难看”。其实,在时政类媒体做过的记者都知道,这类诱惑是很多的,意志稍微薄弱一点就可能会陷进去。即使不犯错误也是有可能遭到陷害的,“高勤荣事件”就是他作为一个例子讲过我听的。经过8年的高墙生活之后,高先生近期已经恢复自由。当然,高先生是不是真的“被人陷害”,赵岩的说法也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吧。对此,我还是那句话,“历史是公正的”。
      
        他很爱他的女儿。在“天天”很小的时候,他就与老婆离了婚,但十几年来两人一直对他们的女儿隐瞒着,他说要一直持续到她考上大学。可惜,等到“天天”这年9月进入北京一所高校后没几天,他也就出事了,一直到现在笔者都不确定她是否已经知道她父母的秘密。有一次,他从哈尔滨回来,走路一瘸一拐的,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是跟女儿打羽毛球时,想做个“动作”出来,结果把腰给扭了。2003年的夏季,我曾经和赵岩一起去过他在哈尔滨的家。房间很小,除了寻常什物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晚上休息时,他仍然和“老婆”住在一起,从表面上什么都看不出来。有时候我还劝他干脆复婚得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折腾个啥呀,他总说我“懂个屁”,但他又不象是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
      
        不过他也有七情六欲,我感觉他就曾对某前国家领导人的侄女动过心思,尽管对这位领导人他也像其他很多崇尚西方的人士一样,极尽毁誉甚至辱骂之能事。笔者也没少就此与他辩论过,最终他说服不了我,我也很难说服他,好在没有影响过我们之间的朋友关系。这位领导人尽管“官”做的极大,地位极尊崇,但他的后人没有当“大官”的,这从他的侄女在东三环开菜馆遭遇某部门合同欺诈时竟然需要请他这个记者帮忙就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让笔者异常吃惊,那个部门即使看在她父辈的“面子”上也不能这么做的,如果她竟也成了“上访人员”的话,可就是一桩大新闻了。她的事情到底是怎么解决的,笔者就不知道了,反正她在那儿的菜馆关闭了。他的后人也没有“大款”,只有她算是经商,目前只在南河沿开有一家菜馆。后来,笔者将赵岩写好的报道交给她看时去过她在建国门附近的家,房间摆设很普通。赵岩甚至还鼓动过我去追她家的女儿,笔者尽管对这位伟人很敬重,却委实自惭形秽的很,人家长的很漂亮,又是学舞蹈的,在我身上可是连一个艺术细胞都找不到的。
      
        无疑,从他平时的表现看,笔者实在不相信他会犯诈骗罪,尤其是诈骗那些已经很悲惨的上访农民。但是,“平时的表现”毕竟不能作为法院判决的依据,笔者也没有丝毫事实证据对法院的判决表示一丁点的怀疑。不要说他诈骗了两万元,就是诈骗两块钱,他也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
      
        也许,他是罪有应得,正义在他身上得以彰显。但是,社会也付出了一定的“机会成本”,我们少了一位好记者,一位敢说真话的记者。如果社会上每一个犯了罪的人,每一个盗窃了国家、人民财产的人,都象他一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我不会为他感到惋惜,也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叹气,甚至我都不愿意写这篇文字。
      
        弹指一挥间,再有200多天他就要从里面出来了。他的棱角被磨平了吗?如果他从此归于平庸,社会为那“两万元”付出的代价可就真的太大了。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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