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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高兴: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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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8月02日 转载)
    
    吴高兴
     (博讯 boxun.com)

    对反人道经济发展的一次血泪控诉
    
    自从7月中旬山西省纪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山西窑奴风暴就只能听到些许尾声了。在事件披露以后的一个多月里,迫于舆论的压力,从中央到山西各级地方政府集中了一切可以集中的行政资源进行应急处理,出动了数万警力进行地毯式排查,其全部工作成果是,解救了12名童工,将涉嫌犯罪的几个责任人推上了被告席,并使大约近百名下级官员受到党纪和政纪的处分,其中有几十人丢掉了乌纱帽。至此,在窑奴风暴中被搅得焦头烂额的山西各级地方当局觉得事情可以去过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其实,中央也何尚不是如此。中央也不愿意深究事件的根由,节外生枝的搞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是明白人,知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构建和谐社会之时,上上下下奉行的宗旨依然是“稳定压倒一切”。但是,民间的呼声似乎还远没有平息。河南等地还有许多父母在为自己的孩子泣血呼救,民众在网上发起了解救孩子的“蓝丝带行动”,即使是少数幸运地找回孩子的家长,在案件告破、进入司法程序以后,面对出不起路费请不起律师的困境,面对司法体系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他们依然在呼喊司法的不公和自己的无助。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黑砖窑事件决不局限于山西一省。最近,河南和新疆等地也有黑砖窑奴工事件陆续见诸报端。据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总编李大同披露,奴工现象在全国各地都有。早在八年前,就有央视记者作了实地采访,广州收容所将外地农民工带到湖南以低至五十元的价钱卖作奴工,其遭遇与今日山西黑砖窑奴工并无二致。只是由于内容过于敏感,仅被列为内参纪录片呈报中央以后,遂无下文。不久前,陕西一家被服厂也被揭露每天强迫童工劳动12小时,6个月来分文不发。就在山西严厉打击黑窑奴工罪行的当口,原武汉晨报摄影记者王浩峰在网上公布的几幅照片仍然怵目惊心:在汉口殡仪馆附近,一家六年前经媒体曝光并被当局取缔的黑工厂又死灰复燃了,这家黑工厂不仅使用童工,而且强迫工人捡拾殡仪馆废弃的脏棉布、脏棉纱加工成被芯、枕芯等销往各地,从照片中还可以看见骨瘦如柴的工人和手拿利器的监工。种种证据表明,目前已经曝光的奴工事件,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且不仅仅是砖窑一个行业。
    
    面对一桩桩怵目惊心的血泪个案,人们难免会联想到那句“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圣训——这究竟是谁的发展?这种发展养肥了谁?牺牲了谁?为了这种发展,就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从那个为了稳定而“断然采取措施”的时刻开始,十八年来,那些走上千里寻子之路泣血呼救的父母有稳定吗?那些为了家小的生存不得不冒死下井的矿工有稳定吗?那些看见城管如老鼠见猫的小商小贩有稳定吗?如果说那些被关押在黑砖窑里的奴工也有稳定,他们享受到的是什么样的稳定?对那些居则幽深别墅、出则豪华轿车的人来说,稳定当然是其人心所向,但是,如果农舍里的生活不安宁,宫廷能稳定吗?山西窑奴事件的曝光,实际上是对十八年来反人道经济发展的血泪控诉!
    
    制度重建比道德重建更迫切
    
    如此普遍、如此肆无忌惮的奴工现象,其背后必有深刻的制度根源。事件曝光以后,人们纷纷谴责黑窑主和黑包工头的残忍及有关官员的冷漠,感慨社会道德的沦丧,呼吁一定要重建关爱生命、尊重人权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山西省长于幼军也强调了当年鲁迅提出的改造国民劣根性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找出事件背后的制度原因,从改革制度着手,建立起一种能够有效运转的制度来保障劳工的合法权益,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固然,任何制度都是由人去执行的,而任何人都是受一定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支配的,但是,不可否定的是,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社会都必须直面人性丑恶的一面,都必须有一种扬善惩恶的机制。而且,价值体系和道德伦理的重建和其当初的破坏一样,是一个起码长达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我们需要一个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体系,在其得以重建以前的漫长时期,人民有权利要求政府采取一种能够有效运转的制度性措施,以保证劳苦大众、弱势群体的基本人权不再受到大规模的侵犯,使黑窑奴工一类超越人道底线的惨剧不再重演。这种措施,就是政治制度的重建或改革。与道德重建相比,制度的重建更加迫切!
    
    或许有人会说,任何制度都深深扎根于一定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之中,没有相应的价值理念和文化传统,哪怕最严格的制度也是无效的。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且不说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政治法律制度主导意识形态的哲学,制度与观念起码是一对互动的关系。制度的运行离不开人的观念,这是事实;但是,观念的形成与改变也离不开制度,这同样是事实。在通常情况下,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取向的,不是道德观念,而是利害关系,否则,就不会有盗窃、抢劫、杀人、放火等等违反人类基本道德的行为了。奴工和摧残童工之类突破人道底线的行为,像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一样,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施害者缺乏人类的基本道德观念,而在于违法犯罪行为被发现的机率太低,也就是其预期的成本太低。制度的作用,就是利用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扬善抑恶。可见,要从黑砖窑事件中吸取教训,当务之急是进行制度层面上的改革。
    
    黑砖窑事件的制度背景
    
    那么,产生黑砖窑事件的制度背景是什么?事件曝光以后,舆论铺天盖地而来,其关注的焦点,是黑心窑主、黑心包工头的贪婪和残忍,是有关官员的失职、渎职及其腐败,是政府监管的缺位;事后追究的重点,也是个人的责任。可是,似乎很少有人思考过:这些窑主和包工头超越人道底线的犯罪行为为什么能够肆行无忌?负有相关责任的官员为什么会失职、渎职和腐败?政府的监管为什么会缺位?相比于以小商小贩等弱势群体为监管对象的“城管”,政府为什么偏偏在劳动用工领域监管缺位?这些问题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制度性根源?像强制劳动、使用童工、雇用智障人员等等,有关法律法规早已明令禁止,政府显然并非无法可依,但法律的正义之剑为什么不能发挥威慑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山西人大今年6月1日颁布了全国第一部维护农民工权益的省级法规,但最严重的黑窑奴工事件恰恰发生在山西,这究竟是为什么?
    
    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窑奴黑幕背后的有关细节中窥见一斑。王兵兵,这个已成舆论众矢之的的洪洞县曹生村黑窑主,人们关注的是他的贪婪和残忍,但少有人注意到这个广胜寺镇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眼中“典型的抗法刁民”,究竟是如何走上黑窑奴工之路的。在举国上下的发财梦中,王兵兵跑过运输,承包过农田灌溉业务,开办过石灰窑,但都因交不起各种费用和罚款,不得不一次次败下阵来,这才与包工头衡庭汉勾结走上惨无人道的黑窑奴工之路,但他仍然发不了财,不但家庭装饰几乎与邻居无异,甚至连为开办窑厂购置机器而欠下的5万元信用社贷款至今也没有还清。个中原因其实很清楚:苛政猛于虎——环保、工商、水利、墙改办等等,最多的时候有11家政府部门伸手要钱,甚至在奴工命案东窗事发以后,当地派出所还向他索取了3.3万元办案经费。很明显,在王兵兵犯罪的路上,有许多只手在推着他走,实质上是这些贪得无厌的手通过王兵兵不断榨取奴工们的血汗。
    
    王兵兵不过是个心狠手辣的小窑主,谅他拿不出各种各样的好处费来孝敬那些父母官。可想而知,如果他财大气粗,会得不到政府的保护吗?会事先不知道派出所要来窑里排查民爆物资吗?会因毫无准备而牵连出32个奴工问题吗?时下,各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各有各的权力,在山吃山,在水吃水,这一点,谁不清楚?企求这样的政府来监管企业用工,企求这样的政府来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那不是天方夜谭吗?在这种公权私用的政治体制下讨论如何解决政府监管缺位问题,那不是在讨论如何让土匪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权吗?
    
    面对记者的采访,于幼军说得慷慨激昂、煞有介事:“如果看到工人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活,还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那还配叫共产党吗?”人民如今再也不会相信“共产党,爱人民”之类的神话了,人民唯一可以希望的是共产党怕人民。共产党如果能够像台湾的国民党和民进党那样怕人民,千方百计去讨好人民,那中国的老百姓就有希望了。政府之与人民,好比保姆之与家庭主妇。天下少有热爱主妇的保姆,但天下没有哪个保姆不怕主妇的。保姆敬畏主妇,这才不敢大意,兢兢业业为雇用她的人服务。东欧政体转轨以后,所有国名中原有的“人民”一词都被去掉了,只保留了“共和”两字,我曾经感到不解。其实按照公共选择理论,任何政府都是有其自身利益的理性经济人,都没有资格代表人民。政府是否“执政为民”,官员是否廉洁奉公,归根到底取决于其权力的来源。试想,如果人民有权选择政府,如果人民有权弹劾官员,政府胆敢怠慢人民吗?官员胆敢失职、渎职和腐败吗?面对黑心窑主和黑心包工头雇用童工虐待劳工的恶行,他们胆敢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因此,与其高唱“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使“自私的政府怕人民”。
    作为山西一省之长的于幼军表示,要尽快拿出政府经常性监管的措施,建立起一种“长效机制”,但这种“长效机制”究竟是什么,他并未说明,或许是不愿意说明。于幼军似乎不知不觉走到了问题的边缘,但他不敢再前进一步。可以肯定的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下,且不说政府面对业主所处的信息劣势,光是政府的企业化和各级官员的腐败,就足以使任何“长效机制”流于无效。实际上,早在九年以前,湖南人大代表陈建教就曾经揭露过山西黑砖窑的情况,解救了一百多名农民工。由于了解到黑砖窑的情况在全国都很严重,陈建教在2006年还专门给温家宝总理写过一封信,建议在全国开展一次整治“黑砖厂”的行动,全面解救被囚禁的民工,温家宝也作了批示,一些地方政府也做了整治,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措施,使得这一悲剧继续长期上演。我相信,奴工现象在一些民主国家偶尔也会发生,但如此普遍、如此明目张胆的奴工行为,只有在官商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才有可能。所以,不触动官商勾结的政治体制,任何“经常性监管的措施”都好比斩草而不除根,充其量只能应付一时,搪塞一下舆论,舒缓一下民愤而已。
    
    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怒吼
    
    卢梭早就说过,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任何国家的人民,包括政府官员在内,他们的品性,他们的行为,都是政府的性质造成的。民主政治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但民主政治不能保证人人善良;人性未必都是恶的,但在政治领域,必须假设人人都是流氓无赖。从而,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能够发挥权力制衡的功能。人民为了利用国家保卫自己的自由权利,不得不把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交给国家并使之互为约束,尽管如此,三种权力以外的第四种权力,即舆论的力量,任何时候都必须掌握在人民自己手中,也就是说,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任何理由控制舆论。
    
    毋庸讳言,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之最根本的弊端,乃在于缺乏权力制衡的功能,而且为了保持社会转型时期的可控状态,目前还需要保持现行政体的基本构架。但是,给媒体松绑解缚,让信息自由流通,让人民自由表达,不是由政府控制舆论,而是让舆论约束政府,却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迈出、也不难迈出的第一步。
    
    山西黑砖窑事件虽然黑透了,但在其暴露和处理过程中却显示了公众舆论的亮点。是舆论推动着奴工黑幕的不断拉开,是舆论迫使政府从掩饰转为解救。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舆论风暴拉枯摧朽的过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借助了政府难以控制的互联网的作用,二是其引发的源头,不是黑窑奴工的罪愆之地山西媒体的报道,而是邻省河南媒体的“炒作”。从4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一个半多月里,山西运城和晋城等地已有不少来自河南的群众举报童工、奴工问题,当地警方也不得不作了一些排查和解救工作。可是,这些都因“家丑不可外扬”而没有公开。而从5月19日开始,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已经以《罪恶的“黑人”之路》为题,播出从河南到山西砖窑寻找亲人的报道。6月4日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网站出现了一个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这是舆论风暴的肇始。
    
    在舆论的怒涛开始涌动之时,洪洞警方却正以立功的心态准备宣传自己对曹生村黑砖窑命案的侦破,山西晚报记者也对案件进行了采访。而对涌动中的舆论风潮有所警觉的洪洞县委宣传部,则通过熟人跟山西晚报联系,企图撤稿以继续掩饰罪恶。山西高层最先关注舆论风潮的,是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6月7日,这个以窥视和控制群众舆论为业的专政工具发现,题为《400个孩子被卖山西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文章已被转贴到“天涯杂谈”的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帖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上了一些网站的头条,他们知道,舆论的怒潮此时已经无法阻挡了。山西官场,上上下下都知道舆论已经无法控制,并已引起中央最高层的关注,这才改变了应对策略,转而大张旗鼓地投入对黑砖窑事件的排查和处理。
    
    可想而知,如果不是外省的媒体不受本省控制,如果不是互联网对信息无远勿届的传播,正义的舆论风暴就不会扶摇直上,黑砖窑的罪恶也就不可能大曝其光,。显然,因黑砖窑事件刮起的舆论风暴,只不过是沉闷夏日里冲破层层乌云的雷霆和闪电,但它却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的怒吼!
    
    先把言论自由还给人民!
    
    看看舆论风暴下的山西官场吧:
    
    窑奴黑幕被舆论的飓风撕开以后,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总书记,一个个批示下来有如泰山压顶,使整个山西成为一部突然发动的机器。山西省的官员,上至省长,下至乡镇的胥吏,可谓一个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6月13日,正要飞往北京的省长于幼军先后接到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吴官正的批示,一路上电话不停,又是跟省委书记沟通情况,又是与常务副省长和公安厅长研究部署打击黑窑主的专项行动,忙得不可开交。6月14日这天晚上,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张健一夜未睡,亲自起草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的通知。这些日子里,张健忙得有十多天没洗澡,头发都是一缕缕的,衣服能闻到馊味。省公安厅厅长杜玉林连夜披挂上阵,从6月15日凌晨到下午5点,数千警察在各地开始搜索。……
    
    在洪洞县,带病在身的县委书记高洪元“知道事情闹大了”,感到了“大爆炸式的舆论和压力”,一方面布置全县的用工大排查,另一方面又组织另一部分人秘密检查。这些天他一直吃不下东西,吃什么都不消化,每天就靠中药维持着。县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一反常态,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迅速”。县劳动局局长则吓得不敢接受记者采访,而许金铁这位平时张牙舞爪的广胜寺镇镇长面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话筒,居然只知道泪流满面。
    
    在灯红酒绿之中从来漫不经心的官员们,此时一个个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生怕丢了头上的乌纱帽。如果用“鞠躬尽瘁”来形容他们此时的工作,并不为过。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就是政府怕人民的结果!
    
    舆论是人民手中的一根鞭子,它有力地驱策着各级公职人员尽心尽责,无情地抽打着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和偷食仓粟的硕鼠。那些高居于权力金字塔顶层的大佬们,如果真的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如果真的希望构建起一个和谐社会,如果真的愿意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就应该开放报禁和网禁,还人民以言论自由!
    
    (2007年7月11日草稿,7月26日修改于临海近江斋)
    
    (首发于《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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