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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苗:我为什么要奖励温家宝一朵小红花‎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30日 来稿)
    
    2004年底,我一个人以颠转启蒙和维权关系为目的,写了《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意图将维权抬在公共知识分子之上。《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将当年为农民工维权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列为第一位,引起了很大争议。首先发难的是余杰,他秉承非黑即白的逻辑,大概认为温家宝既是敌人,如何是新"伟光正"的维权运动中头名维权人物。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让我有些谄媚和投敌的嫌疑。
     (博讯 boxun.com)

    我当时在《宪政论衡》论坛作了简要回应。实际上,我坚持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宪政是中国前进的方向,代表了中国的未来,也是中国发展的目的所在。所有的工作,都是为这个准备的,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评判过去的国民党,现在当政的共产党,为了这个做了什么,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尽管我们处于共产党强大令人窒息的统治下,也被其意识形态污染了灵魂,但是我们的历史高度高于共产党。我们是未来中国的先知和扞卫者,未来的高于过去的,如何不能对一个在任的总理发给一朵小红花。道义上的赏罚在于我们,我们可以从历史的高度给予批判,也可以从历史高度给予奖励。
    
    我把温家宝列为第一位维权人物的努力,不过在于重建一种自由主义本来应有的高度,在于建立一套本来面目的价值批判体系。这个体系,被污染了,被下降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如果自由主义光站在对抗的位置,而不是统治的位置上,那么就会把我的这种努力说成谄媚和投敌。单纯站在对抗的位置,不过是奴隶,而站在我这种位置的已经是主人了。我们虽然被政治压迫,从主权中流亡,但是发出主人的声音,举行主人的战斗。
    
    当我们陷入统治意识形态磁场之中,我们就会以对立的姿态共享了对方的逻辑和内涵,看起来是敌人,其实是兄弟。单纯对抗就是这样,从表面看,这种抵抗力度最大,态度最激烈,可是实际上,是与对手一样,使用同一种武器。即使战胜的对手,可能如同杨小凯《政治随想录》所说,会变为更强大更邪恶的对手。这种对抗是后天之力与后天之力的对抗。而站在主人的位置上,举行的战斗,是先天之力克制后天之力。
    
    让我认真重视起来是江棋生先生的批评,因此写了此文。江棋生先生3月份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出重磅文章《法国记者并没有误解温家宝》,最尾巴批评了我,他说:
    
    "记得两年多前,人们还有过一次对温家宝的典型误解,那就是陈永苗先生将温家宝列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维权人物之首。其实,热爱和忠于一党专政制度的温家宝哪里是什么维权人士呢?吴思先生《潜规则:中国历史的真实游戏》一书可以帮助我们弄明白,温家宝不过是维护官府强加的第二等公平的一位官吏(公仆)而已。例如,帮助农民工讨要只能称为"血汗钱"而决不是合理的薪酬一事,就只是维护第二等公平,以便民能活得下去,从而实现可持续地载舟。当然,这比践踏第二等公平、要老百姓认可第三等公平的贪官要强不少,但是,因此而把温说成维权人士,的确是一个不小的误解。
    
    参照吴思的分析,专制制度下的第一等公平可称作臣民级的公平,那是官府嘴上说说但从不去实现,并且也是百姓根本不指望能够实现的公平。我认为,在这第一等公平之上,才是公民级的公平;争取和维护公民级的公平,才算是维权。由此可知,温家宝要成为初级维权人士,还须实打实地上两个台阶才成-一百年太久,十年差不离。"
    
    江棋生先生的批评复杂起来,其包含的内容,不仅仅是过去民主人士那些不言自明的激情和前提。
    
    江棋生先生这种观念,是属于奴隶解放的自由主义,而不是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在我看来,总理也是公民,也是中国人。而不能够把总理当作高高在上的皇帝。给总理发朵小红花,就是献媚,就是取悦,就是屈服,这种想法是要解放的奴隶最容易想到的,因为是奴隶,想到的只有对主子讨好。要么杀死主子,要么屈从,没有第三条道路,更不敢想象自己高于主子。一旦是要解放的奴隶,即使做了皇帝,他还是奴隶,皇帝纵然被推翻了,但是这一辈他心中都是屈从于他所推翻的奴隶主。就像当惯了穷人,再有钱还是穷人。
    
    阳光照恶人,也照善人,虽然恶人必须被追究,但是必须是当作人来追究,而不是当作畜牲来追究。江棋生先生无意中沿袭了"皇帝臣民"之分,并且发生了革命颠转,把公民放在皇帝之上,而不认为公民皇帝都是人,在人的基础上来评价。把公民放在皇帝之上,只把公民当人,皇帝是被革命的对象,不能够当人,只能够给批评,不能够给小红花。
    
    政治体制改革把共产党的统治,作为训政呈现出来。在此之前,是模糊不清的,什么时候要终结一党专政,没有时间表。当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清晰了很大部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就是终结训政,实行宪政。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民国以来宪政诉求的背书。89是迫使训政终结的行动。
    
    政治体制改革是附条件的合同。作为革命的改革,为终结训政准备条件。宪政法治的条件走向成熟,国家和社会出现界限,完成依赖于市民社会自己的成长。改革时代带有把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问题毕其功于一役的味道,例如人治与法治。政治体制改革是宪政理想的最后决战。
    
    如此一来,回到民国的奠基教义和曾经的宪政共识。我致力于建立89的,民间的评价体系。我位置是终结训政实现宪政的转折点,完全站在临门一脚的诉求和经验之上,是回头回到民国奠基教义的。不是改革初期反思文革的语境,而是经过近一百年的堕落,返璞归真的语境。
    
    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最坏的顶点,也是回归的起点。专制本身能够为其终结准备条件,立字当头破在其中。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如果把专制当作对民主共和的破,那也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奠基在民主之上的极权主义,像练武侠小说中嫁衣神功,不管如何,都无法逃脱为民主作嫁衣裳的命运。
    
    读康德和黑格尔就知道,民族国家最后必然是宪政国家,这是一种天意和历史进程。耶鲁大学有一个历史学教授断定说,上个世纪50年代形成的民族国家都尚未最后完成,他预计会在50年内形成,东欧和苏联的宪政转轨就证明了他的观点。
    
    我们就在门槛之上,下一时刻,就是民主共和。没有未来的信心,就不会从容不迫,就没有强势感,天道在我的感觉,不会相信宪政已经交到我们手上,或者我们子孙手上。
    
    凡是对"临门一脚" 时刻有所体验的人,都会认识到几乎连续不断的紧张。希望与恐惧交替出现,热情的喷发与失败的痛苦,如同附身之毒龙。似乎每前进一步都苦难重重,今生无望,但有似乎随时降临,唾手可得。
    
    "临门一脚"老不让射门,也会产生焦虑感挫败感绝望感。到了"临门一脚",人们激起最强烈的渴望,当最强烈的渴望被打击,人们就激起急躁和焦虑,再也无法从容,也无法自信自己的使命、无法拥有天命感。希望越强烈,绝望越大。而且火上浇油,越烧越烈,绝望越大,希望越强烈。二者交错,互相提携,螺旋状盘旋而上。这就是89临门一脚被挡出去的海外民运的心理状态。
    
    我在《89精神与宪政爱国主义》中写道:
    
    六四运动基本隐语是进步儿子对老朽父母的抗争,没有挣脱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转化为政治行动的臼巢。很多人都说那是一家人的矛盾,学生上街运动,是向父母提要求。甚至有些撒娇的意味,无遮无拦地折腾。没有想到一家人居然能开枪,在听到枪声以前很多学生还不相信会开枪,因为他们心中还是充满着大家庭的感觉。所以开枪从温暖中立即进入恐怖,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造成的心理创伤是特别大。所以爱极则恨极,如果开枪前,没有共同体感,那么开枪后不会仇恨冲天,不共戴天,永不化解。我接触的很多89人,谈到和解就立即翻脸。 可是这种仇恨是微妙的,表面上把当局当作敌人,但是其背后是还当作父亲,不过是憎恨得咬牙切齿的父母。也就是虽然开枪了,撕裂了,敌对了,但是还没有从中共的磁场中走出来。
    
    不是学生,而是老朽父母摧毁了最美好的东西。中共使用了阴谋论,打破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打破了忠诚的反对立场中的一致性,因此使整个民族家庭分离开始、瓦解,忠诚的反对立场中的学生被斥责为异端或叛乱。如此故意敌对,是中共背叛了民族使命和目标。
    
    仇恨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情感,如果是那样意味着内战,89人应该从这样的状态走出,让自己成熟起来,把中共的磁化驱除干净,让自己长满胡子,成为一个成熟稳健温和的另外一个父亲,把残暴专制的前父亲取而代之。89人应该超越仇恨理性起来,超越仇恨并不是忘记仇恨,而是不把仇恨而把理性当作政治抗争的基础,政治决断不能基于仇恨的激情,而应该基于理性,否则冲天怨气都达不到目标,相反还坏了大事。这是一个政治成熟的,将来要承担政治领导权的89人的担当,虽然这高于常人,但是确是他们所能做到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对共产党的历史评价,不应该建立在89开枪之后的怨恨之上,而应建立在共产党对宪政使命的做了什么贡献,正面还是负面,来评价。单纯建立在89开枪之后的怨恨之上,89人就把自己等同于中国人,道义和中国人的命运都在自己身上。欺负伤害了自己,就伤害了一切。这种观念极为朴素,在中国89精神还是无法超越,所以也无可厚非。但是89精神绝不是非理性的仇恨,而应该化仇恨为力量,让89精神回到民国奠基教义中锤炼升华。89精神实际上的位置,就是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终结训政进入宪政。所以89精神可以回到民国奠基教义。我的努力,可以算作89精神的一部分。
    
    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民国之子(或许变为邪恶的)。1949之后政体来自国民党,中央集权方面进一步,社会改造也是民国和国民党的延续。1949之后仅仅是国民党的继承人,执行者。但是还自己吹牛的"时间开始"了。毛泽东的"开天辟地"的新天地意识或者胡风"时间开始了"之后,除了吸食了政治海洛因,搞得身体快完蛋了,什么都没有新,不仅没新,而且比国民党还糟。
    
    让89精神回到民国奠基教义中,就可以看到对共产党的评价,是动态的、与时俱变的,不是固定不变的。1956年还比较好,到了大跃进,再到文化大革命终结,共产党正当性丧失了。也就是统治意识形态不再被信任。改革有所恢复,可是89的开枪,让一切都灰飞烟灭。89的开枪,彻底打飞了共产党的道义资源,变为从一出生就是不正当的,人们恨不得从摇篮里掐死他。而且把以前被忍受下去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带出来,带到不可忍受的局面中来。甚至1956年比较一致的民意基础,也被挖空了。
    
    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由主义右派支持1956年的新民主主义和1978年之后改革:当接近或者符合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的,会伸手推一把。必须记住的是,自由主义永远在历史长河之外,它属于永恒。自由主义可以将伸手历史长河中,助推改革,但本身并没有被河水淹没。自由主义在历史之中,又高于历史。因为自由主义从1840年开始,就是整个民族的根本救赎,它是作为命运之神出现。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市场经济的,而是精神的和总体性的。它是作为中华民族重生和再造的根本方案,新的开天辟地的根本精神,作为起源和开端。
    
    它不可能被改革历史之重负窒息,当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无法完成自由主义给它的使命,它就抛弃启蒙、改革和市场经济,转入维权运动。在改革初期反思文革形成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市场经济,分成两步走:先市场经济后政治自由。现在面对改革共识破裂,在维权时代初期反思改革的新右派共识是,政治自由加上维权运动,一步走:当下就要求兑现政治自由。改革时代是经济问题去政治化,政治问题要去政治化道德去但被拒绝。如今应该是政治问题继续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经济问题相反要政治化,以法政方式作为总体解决方案。
    
    1998年的左右之争,造成一个严重的负面后果是,把本来作为自由主义的内部批评的"新左",作为自由主义试图超越历史现实的努力,推到对立面,变成敌我之分。经过这种意识形态化,害得自由主义本身,看起来就是从市场经济到政治自由,惟有华山此条路。如此自由主义自我封闭了自己前进的道路,而被市场经济和改革的历史之河淹没。当市场经济和改革已经失败时,自由主义也作了殉葬品。还有害得"新左"在政治上脱离了民国奠基教义和主流价值,其现实性所指向出来的目标,仅仅是爬行,匍匐于现实。其赞同自由民主共和的目标,被其手段和现实性淹没。
    
    我还想谈一谈现在的胡温新政。如果站在统治性自由主义和主人的高度,有足够长的历史眼光,就会发现,胡温新政是为未来宪政做工。就如法国国王,实际上发动了法国大革命。胡温新政一些遏制贫富分化的措施,也减轻了未来的民生压力。所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利用一切有用的东西,不管来自对方,还是中间。例如反日游行,可以疏导到宪政爱国主义这边来。民生和民族这两块道义资源不能够让它流失了,自由主义要有大能来接收,这是自由右派的政治使命。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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