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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忠给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书附件以外的附件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24日 转载)
    
    陈世忠给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06.07.申诉书附件以外的附件(2007.07.22.)
     (博讯 boxun.com)

    目录
    1.公民的愤怒----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
    2.没有结尾的报告文学
    3.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给陈世忠的两封回信
    4.李植荣之子任金凯的起诉书
    5.陈世忠1986。4。17。给胡耀邦、党中央的批评信
    6.愿你们能接受我的批评
    7.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联合调查组1987年9月
    17日关于陈世忠控告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8.汲取经验教训, 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
    ----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同志
    9.含冤十九年 今朝见光明----陈世忠仗义为冤案追诉60月
    10.陈世忠致读者信: 李植荣一案的教训
    11.情辞恳切 发人深省----读《陈世忠致读者信》有感
    12.冤案,还未真正了结……
    13.陈世忠声明:对《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的质疑
    14.十年后,陈世忠再告状
    15.陈世忠十谏朱镕基
    16.陈世忠1999。7。1。给一审主审法官张建华的信
    17.陈世忠一审胜诉
    18.陈世忠2001.6.1.给《信息早报》的信
    19.陈世忠2006.4.3.给中纪委吴官正写检举信
    20.陈世忠后记(2007.7.22.)
    
    
    
    
    
    
    
    1.公民的愤怒----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
    
    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
    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
    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亲爱的同志们:
     我,陈世忠,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教员,向你们致意。我和你们五个单位分别打过1--4次交道,都是为了同一案件:揭发检举1969年4月份嫩江农场七分场解放军战士故意制造假案枪杀无辜在押犯李植荣,事后歪曲事实,把事情说成李植荣越狱逃跑被当场击毙的严重事件。到现在为止,我走访了十七个单位和个人,结果是“一桩杀人案,拖了十六年;一封检举信,转了四年零”。到现在,凶手已被提升为干部,隶属单位也查到了,可就是没有单位受理此案。这件事激起我极大的愤慨,渗透到我国政治生活中间的官僚主义流毒发展到这种地步,是使每个热爱我党我军的人感到痛心的。
     让我简单追溯一下我告状的经过。李植荣被杀时,有一百多名犯人在场,我是目击者之一。1981年4月15日,我的冤案获得平反,4月17日,我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揭发,无回音,1982年4月17日,我给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写信,无回音。1983年4月,安振东副省长替我把信递交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3年5月11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回信说,此信已转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过了近一年,1984年3月26日,我写信给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院长于健追问此事。同年4月,省人民检察院张洪斌同志电话通知说,我的检举信已转嫩江地委,并收到回信说,当时劳改干部已经告发此事,并作了处理云云。我追问凶手如何惩办的?死者家属是否知道事实真相?他都说不清。因此,1984年4月我写信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不久收到回信,说已转黑龙江省军区检察院。我回信表示高兴,并告诫不要一转了事,过两、三个月要追问处理结果。1984年8月,省人民检察院张洪斌同志来我单位找我面谈,说省检察院与军事检察院十分重视,已查明那支部队已经改编为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材料已转去。我立即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政治部和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保卫处三个单位写信,说明上述情况。三个月后,白城守备区来函说,查无此事。又说,既然“过四五天后就换防”,说明事情发生在原部队即黑龙江省独立二师。
     1985年2月8日,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来信说:“情况如果属实,性质是严重的”,又说“鉴于参与击毙李植荣的人现隶属辽宁省武警总队,就在沈阳市当干部,为了加速问题解决,已将检举材料与调查情况移交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我当即去函给辽宁省人民检察院。1985年3月9日,辽宁省人民检察院退回原信,表示不归该院管辖,不予受理。
     随着刘宾雁同志《第二种忠诚》一文的发表,李植荣案已在国内变得家喻户晓。人们理所当然的要追问,为什么十六年前的杀人案拖了四年多,至今无人受理。我估计,不会有人犯渎职罪,但是会不会挨批评呢?要不要受到舆论上的和道义上的谴责呢?应该说,除了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以外,你们的态度都是不够积极的。举个例子,辽宁省人民检察院也许会辩解说:不归我们管辖的案件,我们不予受理,退回原信有什么不对?这是对的。从官样文章看,是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在建设精神文明、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今天,最忌讳的通病之一不就是冷漠,不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你们是司法部门。你们既然知道这个案子不归你们管,当然也会懂得究竟应该归谁管?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告诉一下控告人呢?恕我直言,如果李植荣是你的亲属,你们也这样淡然处之,无关痛痒吗?想一想,一桩人命案,拖了十六年,你怎么就不能想办法促使它早点解决呢?在这一点上,你们同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的高德庆同志一比,差距就比出来了。关键是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是缺乏热情,是衙门作风,当然也是党风问题。至于其它几个单位,也程度不同的存在着这个弊病。我以一个由党亲手培养成长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满腔热情又十分严肃地请你们认真听取我的批评意见,狠刹官僚主义恶习,时刻把“人民”二字放在心上,切实解决老百姓告状难的问题,做合格的共产党员。敬礼!
     陈世忠
     1985。5。5。
    
    (此信同时邮寄给了22个有关司法单位)
    
    
    2. 没有结尾的报告文学
    
     今年(1985年)三月份我做了胃切除手术,术后的一天偶尔翻阅某杂志上的一片文章。从标题《强盗的住宅》来看,以为自然又是侦探小说,读后方知不然,是一位著名的土耳其作家写的讽刺小说,这篇以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大意是:
     我在市郊租赁了一套房子,房租低得出奇。邻近人家纷纷忠告我,说是屋里有强盗,我不信,以为他们出于妒忌而在吓唬我。进屋后,果然看见一名强盗坐在里面,我好说歹说他不走,我只好打电话给东区警察局,对方回答说这幢楼房已超出他们的管辖范围,再打电话给西区警察局,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对方还劝我找宪兵队,可是宪兵队声称它只管东、西两区的警察是否违法乱纪……,结果我只好灰溜溜地返回住房,与强盗面对面地共进午餐。强盗笑道:“你看,怎么样?”
     据说,这位作家曾获得几个国家的文学奖。真是当之无愧。这篇作品的讽刺内容太具有普遍性了,它使我联想起近年来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那是1969年4月份,我在嫩江农场服刑期间,一天在执行打草任务时,亲眼目睹看押犯人的解放军战士故意把无辜犯人李植荣叫出警戒线,然后开枪打死,并把事情说成是“犯人非法越出警戒线,经解放军战士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这件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
     1981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北京市法院的两名同志前来复查我的冤案,交谈中我提起这件事,对方说可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控诉。
     1981年4月15日,我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4月17日,我寄信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举此事。整整一年,没有回音。
     1982年4月17日,我把同样内容的信亲自交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接待室,仍然没有回音。
     1982年12月,我给陈云同志寄去一封信,反映六个问题,这起杀人案是其中的一个,也没有回音。我想或许是我在信中涉及的问题太多的缘故吧。
     1983年,我请新上任的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同志将检举信转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因为这时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已经易人,由张厘同志主持工作了。这一次很快,大约只隔了十天,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回信了,说检举信已转给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冬去春来又一年,1984年3月,正在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我来到大会接待组,工作人员迟敏大姐热情接待了我,答应把我的信交给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于健院长。
     这以后不到一个月,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是省人民检察院的一位张同志打来的,说是想约一个时间找我谈谈。我急切地问他,这个案子究竟查到什么程度了?张同志在电话中回答我说:“你的检举信我们都收到了,当时就转给了嫩江地委。对方回答说,这个案子当时就处理了,因为劳改队的干部进行了上告。”我听说已经处理了,心中很高兴,就问他:“凶手怎么处理的?被害人亲属是否知道事情真相?是否得到了抚恤?”这三个问题张同志都答不清楚。我问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他说:“由于被告是现役军人,可以向军事法院上告。”
     当天,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去了一封信。很快,不到一个星期就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的公函,说已经将信转给了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
     我立即回信,对军事检察院如此迅速地转出人民群众的检举信表示满意和赞赏,同时又希望他们对此案负责到底,不要一转了事,请他们过两三个月再追问一下,处理得怎么样了。
     过了四个月,1984年8月,还是那位张同志来到学校办公室找我,告诉我说:“你的信我们都已收到了,省检察院的于院长和军事检察院的刘院长都很重视,陈雷省长也有批示,一定要查清楚。可是,我们查明,当时的驻军部队已经改编为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了。我们已把你的材料都转了过去。
     我说:“根据以往的经验,希望你们还得继续催。”
     张同志说:“我们会催问的。但是你知道,隔着省份的事不太好办。催多了不好,你可以直接给他们去信。”
     我问:“你们的信是转到哪里去了?”
     张说:“白城守备区保卫处。”
     我问:“这支部队归沈阳军区管吗?”
     张说:“是的。”
     我和张同志握别之后,立即写了内容相同的三封信,给白城守备区保卫处,给沈阳军区政治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
     1984年11月,我出差到北京,给《解放军报》寄去一封信,找人民日报信访室、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信访部、找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同志面谈,分别递上检举信,临走时给彭真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已经是第十五封检举信了。
     回到哈尔滨,白城守备区来公函告诉我,查遍全部档案,没有我所反映的事件。由于当时正值调防前后,估计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原驻军部队-----黑龙江省独立二师。
     我迅速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
     1984年12月31日,我给邓小平同志写信,反映这件案子拖了整整六年,可是连被告姓名还没有查清楚,可见官僚主义多么严重地侵蚀着我们的肌体。
     1985年3月,我写信给《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建议在刊物上展开讨论:《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
     就在这时候,《法制周报》发表了刘宾雁同志的报告文学,文章一开头就把这个案子公之于众。
     几乎是与此同时,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也给我回信,对我进行了表扬,说是经过向十几个单位、几十个人的了解,基本上弄清了问题,被告姓名与所在单位也已查明,又说:“但是由于案件管辖范围规定,这个案子不归我们管,所以转给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还让我直接与他们联系。
     我马上回信给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对他们的认真负责态度表示赞赏,请他们继续加强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的联系,促使案件早日解决。同时我又去信给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不久后,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回信道:此案不归他们管,已将检举信与调查材料退还给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
     那时,我刚动完胃切除手术后不久,一股强烈的愤懣感情促使我在病榻上写下了《公民的愤怒》一文,寄给了包括《法制周报》和《民主与法制》在内的二十几个单位。
     1985年4月,我从医院搬到疗养院休养,被害人李植荣的遗孤“小早”从《法制周报》上看到了刘宾雁同志的文章,惊愕之余,受全家之重托,专程从北京来到哈尔滨,辗转询问,才找到疗养院见到了我。他说出姓名,纳头便拜,泪如雨下。这场景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这以前,我一直幻想着一组银幕中的镜头:一个老人拄着拐杖、风尘仆仆地来到北京市郊,四处寻访,终于找到了李植荣的遗孀和遗孤,告诉他们的亲人被害真相。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这个老人就是许多年后的我。或者,更加理想的是,由人民政府的干部找到李植荣的妻儿,通知他们的父夫被害真相,他们母子泣不成声,该是如何感激亲爱的党和人民政府啊……
     可是,幻想毕竟是幻想,我和“小早”就是在这样一种意外的情景中相遇了。我挽扶他起身,定睛一看,嗬,已经是一米八零的大小伙子了,他今年二十二岁,在一家集体企业里当工人,全家都在北京市郊区农村。
     他叙述了家里的情况。
     李植荣死后不久,他家里就收到劳改队邮回来的部分遗物和一份通知,说是“此人已死亡”。全家惊呆了,小早的伯伯写信给劳改队询问死因,回信还是“李植荣已死亡”,就是不说死因。直到第三封信,追得急了,才说“李植荣因越狱逃跑被击毙。”
     一个农民家庭接到这样的通知,又能怎么样呢?当然信以为真,只好忍气吞声,苦度光阴。
     但是,“祸不单行”,李植荣的父亲经不起这个打击,连气带急,不到四个月就病故了。
     不久后,生产队长找李植荣的遗孀谈话,动员她改嫁,以此证明她和她那死去的反革命逃犯丈夫已经“划清界限”。她表示:丈夫尸骨未寒,她不想改嫁。于是生产队就采取扣发工分和口粮的措施,以示警戒。不仅要扣她本人的,而且牵连到她的姐妹老小……,就在这无可奈何的困境中,胡凤兰改嫁带邻村,小早当然也跟了过去,随继父的姓。
     改嫁后,胡又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兄在一起,偶尔发生个小冲突,打个仗,本来是平常事,可是继父护着自己的亲骨肉,有一次竟用双手将小早高高举起,狠狠地摔在地上,使他顿时就休克过去,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唉,这位继父并不是坏人,但是小早心想,如果亲生父亲在,又怎能这样对待他呢?
     在那动乱的年代,小早上学也不安生,就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经常遭到周围孩子们的围攻。他越是反抗,就招致来越加凶狠的毒打。那年头,连老师也不护着他,动不动就当众呵斥他:“你老实点!你知不知道,你爸是国民党军官,被我们镇压了!”
     小小的年龄,从降临到人间就没有见过父亲一面的小早,不能不忍受这旷日持久、年复一年的欺凌和屈辱。肚里有苦水,只能背着继父,当着母亲的面倾吐,再就是独自偷偷流泪,或者干脆跑到旷野里,拣个四周无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发泄那积郁在心底的怨与恨……
     当孩子们起哄围攻他的时候,小早寡不敌众,总是挨打。有一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用小刀划破了一个孩子的屁股,这一下可闯下了大祸。还是妈妈出面,赔礼道歉,包赔全部医药费,才算是没有追究小早的“刑事责任”。这场风波以学校给小早记大过而了结。
     小早从1964年出生之日起,确切地说,从他记事那天起,从来就不能昂首挺胸地做人。他的全部罪过就是因为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因越狱逃跑而被解放军战士当场击毙”的“反革命”爸爸。
     《法制周报》打破了这家人的平静。小早把报上的文章逐字逐句地念给母亲听,妈妈老泪纵横,悲慟欲绝,全家一合计,叔叔、姑姑都主张他马上来哈尔滨找那素不相识的陈叔叔。
     说也凑巧,世界上偏偏有那么一些热心人,尤其是青年。几个月来我接到了上百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还接待了来自省内外的五位来访者,二十八岁的福建青年小黄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由于病体尚未恢复,无法外出,就由小黄陪同小早先后去找哈尔滨市法律顾问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省军区检察院和省律师协会。
     省人民检察院介绍小早去找省司法厅劳改局。劳改局接待员查了档案,查明李植荣、陈世忠于1969年4月确实在嫩江农场改造过,但是在“李植荣”一栏里竟无死亡字样,当然更没有死因。于是他们开了一封介绍信,让小早亲自去嫩江农场(!)了解李植荣死亡的原因。当小早提出这件事理应由劳改局去调查时,对方回答说:让你亲自去不是可以办得快一些吗?
     省军区检察院一如既往表示十分重视,还把材料要了去,研究了一天,第二天答复说不归他们管。小早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不是早在1984年4月就把信转给你们了吗?”对方回答说:“那我们也不管,我们已经把信转给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了”。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但是,如果他们想管的话,还得通过我们去查”。可惜这话不是我亲自听到的,但总觉得此言太荒唐。
     小早和小黄灰溜溜地返回疗养院。事有凑巧,我的一位病友的爱人是律师,听说此事很是同情,专门来疗养院同我交谈。他告诉我,事到如今,只有往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控诉,因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受理二十二类案件,其中第二十二类就是“其它它认为该由它管理的案件”,换句话说,凡是别的单位不管的案子它都要管起来。
     这样,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我们又看到了一线希望,这或许也算是“得道多助”吧!
     小早起草了起诉书,匆匆离开哈尔滨,返回北京途中到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找到了高德庆同志,了解到更多的情况,包括被告的姓名、单位和职务,他的交代材料至今仍然是“当天下午三时许,犯人李植荣看到我没有注意他,偷偷越出警戒线六七十米,我鸣枪警告他不听,被我击毙”。档案记载,当时他受到了嘉奖,现在已经是指导员了。
     1985年6月底,小早来信告诉我,说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通知他,已将案件转到司法部。差不多同一个时间,《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寄来一张明信片,说是稿件不拟采用,将我的信转给了辽宁省公安厅。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当即写了一封回信,内容是:我没有请你们转信,而是希望刊物展开一次讨论:为什么《一桩杀人案,拖了十六年;一封检举信,转了四年整》,至今无人受理?我说:恕我直言,你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法盲”,你看,同一个案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转给了黑龙江省军区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转给了司法部;而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又转给了辽宁省公安厅,连你们这样高的权威机关都得不出一致意见,就难怪老百姓告状这么难啦,也难怪人们忧心忡忡地叹息我国法制不够健全啦!
     今天听说,司法部劳改局已将此案转到黑龙江省司法厅。距离李植荣被杀之日几乎是十六年半,距离我写第一封检举信的日子差不多是五十三个月。
     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呢?劳改队的难友们(大部分人已经得到平反)闻讯后纷纷起来作证,现在据说已经有十几个人随时准备出庭作证;原劳改队指导员石干同志证实,当时劳改队干部虽然对此事极为不满,但并没有上告,对凶手也未处分(他还受到嘉奖了嘛!);此后,也从来没有人(包括嫩江地委)前来找他复查此事。
     由于法院尚未立案受理,更没有作出结论,所以直到现在我依然是担着风险的。这种风险我是自觉地承担的。担风险当然不是出于对一个国民党“反革命罪犯”的“爱”,而是出于对党对人民军队的爱护,对维护法制和人道主义的关怀。
     一年前,我在一份标题为《人血真的不如水吗?》的结尾部分中写道:
     “ 想一想,被害人李植荣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样熬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崇高声望怎能让个别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案、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了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一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你也会这样拖吗?值此彻底否定文革、清理三种人之际,不把这种事查个水落石出,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事情吗?”
     可以说,这就是我甘冒风险的全部动机。但是意外的收获是,通过这件事,使我结识了许多朋友,看到了许多热心肠的好人,其中包括蜚声文坛的作家、恪守公职的检察员、热心奔走的青年读者、主动作证的难友们……
     但是,它也暴露了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亟待完善的地方。正是由于存在这些漏洞,造成了老百姓上告无门的局面,造成了文章开头的那篇外国讽刺小说所描绘的局面;没有人去打扰那位被告,他继续当他的指导员,教育他的战士们如何热爱人民、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何奉公守法,维护法制……,我这个原告呢?还继续当我的教师、系主任,教育我的学生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高尚的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
     唯一使我困惑不解的是:那位被告-----指导员,怎么也不对我提出控告,指控我犯有诽谤罪,诬陷解放军,诋毁钢铁长城?
    1985年9月于北京
    
    (本文是第一次公布于世)
    
    
    
    
    3. 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给陈世忠的两封回信
    
    一、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1985。2。8。的回信
    
    陈世忠同志:
     你1984年11月17日给人民日报社群众工作部的信,经中央军委、解放军检察院最后转给我院。对于你信中所检举的事实,如果属实,我们认为是严重的。同时从来信看到,三年多来,你为澄清此事,维护法制,作了不懈的努力,表现了高度负责精神,使我们很受教育和触动。我们作为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有责任与你一道将这一问题弄清,使之实事求是解决。
     根据你来信提供的线索,我们先后向军内外七个单位、十几名同志进行了调查。到现在已将有关情况查明,并转告你:
     1969年4月中旬以前(即李植荣被击毙时),在嫩江农场七分场执行看管任务的部队是原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九团,后该团调防到辽宁,编为辽宁省军区独立二师守备一团,此后该团又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隶属于辽宁省武装警察总队,现驻沈阳市。据讲,当时参与击毙李植荣的人现仍在该团,已提为干部。
     由于事情是发生在地方劳改单位,你所指控的人现不属部队人员,根据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此案现军队无权管辖,因而我们不便受理。但考虑你所指控的人及单位均在辽宁,为了对此事负责,不使问题再拖延下去,我们已将你的信转给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法纪处,并将我们了解到的当时击毙李植荣的人及所在单位情况一并作了转达。你可与他们以及嫩江劳改农场等有关单位和机关取得联系,以求得问题的尽快解决。
    
     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公章)
     承办人:高德庆
     1985。2。8。
    
    二、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1985。6。8。的回信
    
    陈世忠同志:
     你好。
     你多次来信检举的问题,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应做的所有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你的检举信经一转再转,于不久前又转回我院,致使这一问题至今无单位受理。我们在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将你的检举信及有关材料直接呈给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厅,请你今后与那里取得联系。你如果还有什么要求或意见,请来信。
     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
     二处
     1985。6。8。
    
    4. 李植荣之子任金凯的起诉书
    
    呈 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军区军事检察院
    案 由:解放军战士制造假案故意杀人。
    原 告:任金凯,系被害人李植荣之子,汉族,21岁,北京市朝阳区关西庄
     印刷厂工人。家住北京市德胜门外清河南镇仓营村78号。
    被 告:原黑龙江省独立二师九团的两名战士,姓名待查。
    事实经过:我父李植荣于1957年被判刑劳改,1969年在嫩江农场七分场服刑。4月份在执行打草任务时,看押犯人的一名解放军战士说他越出了警戒线,李植荣向他说明并未越出警戒线,该战士令李植荣往外走,走到超出警戒线约3--5米的位置。过了一会儿,另一名战士(可能是带队的班长)过来,先问那名战士,又询问李植荣几句话,然后令李转过身去,他将子弹上了膛,朝李开了一枪,紧接着朝天开了一枪。这时,在草垛后面取暖的青年李队长听到枪声赶到现场,问两名战士怎么回事,又俯身与李植荣说了几句话,随后召集在场的一百多名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已被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话音未落,李植荣跪了起来,又倒了下去。
     当晚,大车组犯人李伯海和郑某某奉命去收尸,回来悄悄对其他犯人说,当时李植荣的尸体尚热,刚死不久,而红旗却被移到离尸体几十米以外去了。
     此后不久,我的母亲胡凤兰接到“李植荣死亡通知”,我母和叔叔写信给劳改队追问,回信仍说“此人已死亡”。再次追问,第三封回信才说“此人越狱逃跑被击毙”。
     当时我才五岁。我们全家一直信以为真。直到1985年3月我从《法制周报》上看到全国作协副主席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才知道事情根本不是这样,而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系主任陈世忠四年来已向十七个单位控告此事,其中包括你单位。但进度迟缓,始终未能立案。
     这次我受全家亲属嘱托,亲自来哈尔滨,请你们为人民做主,查明事情真相,替我父亲申冤,严惩凶犯,严肃法纪,是为恳求。
     任金凯
     1985。5。1。
    
    
    
    
    
    
    
    
    
    
    
    5. 陈世忠1986。4。17。给胡耀邦、党中央的批评信
    
    内容提要:
     陈世忠是刘宾雁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今天又一次上书党中央,恳切批评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的办公室秘书们对待人民群众信访的不负责任。
     关于目睹解放军战士制造假案杀死在押犯人李植荣一事,陈世忠在五年内曾向二十几个单位进行了六十次上访和信访,至今无人受理。
     北京市人民法院确认李植荣是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正式撤消其原判,宣告无罪。
    建议胡耀邦同志对这起冤案紧急批示,并追究这么多单位的办案人员的渎职责任,取信于
    民。
     同时委托黑龙江省委呈交此信,盼尽快复信。
    
    
    陈世忠给胡耀邦、党中央的批评信
    
    胡耀邦--亲爱的党和人民领袖:
    邓小平、李先念、赵紫阳、陈云、彭真、邓颖超、乌兰夫等各位领导同志:
     我,陈世忠,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教员,向你们亲切致意。
     大凡平民百姓向党政领导人写信,总有他本人认为是极其紧迫的必要性。从信的标题看,此人大言不惭;你再看看内容,就会确信这是一个“跪着造反”的人,即使在党的队伍中,像我这样热爱党的人也并不算多。我出此下策,无非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罢了。
     欣悉六年来你本人批阅了两千封人民来信,这个佳话曾于去年八月见诸报端,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是,经你的批示的信件结果怎样?有无着落?当事人都心悦诚服了没有?你派人检查了没有?检查的结果又怎么样?我提出这些问题是事出有因的。
     去年八月份,我通过中纪委转呈一封信给你(什么内容下面谈),至今不见回音。我一不知你本人看到这封信没有;二不知你是否作了批示;三不知你的办公室秘书把它转到哪里去了。但是,最主要的是问题至今没有解决!
     岂止是你!关于这件事,我给包括邓小平、陈云、彭真等领导同志在内的二十个单位与个人写过信,绝大多数无结果或无回音,而问题至今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就反映出我们国家政府机关工作作风中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弊端。在口头上谁都承认“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可是碰到具体问题却往往忘记这一条根本宗旨,似乎对人民来信可以采取带答不理的态度:“我凭什么要给你回信”,“我们怎么处理的还要告诉你吗?”,“我们把信转到哪里去,没有必要让你知道!”……,是结束这种“主仆倒置”的局面的时候了!
     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从根本上区别于国民党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的党,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党(因此我三十二年来一直申请加入这个党,至今也不灰心)。因此,包括党的领袖在内,一切共产党员毫无例外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人民公仆!谁(指你们手下的秘书们)要是敢于借口“工作忙”,“都写回信顾不过来”等等而拒绝给每一个上访的人民群众写回信,那么我就来一个毛遂自荐,请他靠边站,让我来给你们当三个月的秘书,负责帮你们处理信访事宜。我保证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就像我多年来担任哈尔滨市机械加工学会副秘书长兼咨询组长所做的那样!
     我衷心地恳切地请你们千万不要轻视了这条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渠道。
    
     我现在转入另一个正题。
     还是老生常谈,你们一定看过刘宾雁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听说全国总工会告了一状,请各位中央领导同志都来读一读这篇作品是多么的坏!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哪位领导对该文提出什么公开的批评意见,但是严酷的现实是该文一开头叙述的解放军战士利用职权杀害在押犯的案子至今没有人受理。
     我在服刑期间亲眼目睹了这件命案的全过程。
     1969年4月,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一百多名犯人在管教干部李队长和三名解放军看押下到野外执行打草任务,每人每天定额是300斤。犯人李植荣一贯积极接受改造,努力劳动,当天上午打草415斤,超额完成了全天的任务。下午他仍然积极打草。由于天冷,两名战士和李队长都躲在草垛后面取暖,只留一名战士看着犯人。当时是采取插红旗的办法画地为牢,那战士喝住李植荣,说他超出了警戒线。李植荣辩解说他没有超出警戒线。那战士听到犯人竟敢跟他犟嘴,就喝令他走出警戒线。李植荣乖乖地服从了,走到警戒线外三五米的地方。那时,另一位战士(可能是班长)走了过来,看见一名犯人被钉在那里,就问那个战士怎么回事。两人嘀咕了几句,就让李植荣转过身去,把子弹上了枪膛。李植荣听见拉枪栓声就转过身来,可是一颗子弹已经打进了他的腰部或腹部,他应声而倒。解放军战士又朝天打了一枪,惊动了李队长和所有的犯人。李队长来到出事地点,与战士们嘀咕了几句,就召集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候,李植荣忍痛跪了起来,接着又倒了下去……
     当天晚上,大车组犯人去收尸,尸体还是热的,而现场已经完全变了样,红旗被挪到离尸体七八十米的地方,伪造了“逃跑现场。”
    十二年之后,北京市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干预下前来复查我的案件,我顺便提起这件事,问审讯员我应该怎么办?审讯员马玉贞同志告诉我,可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控诉。
    1981年4月15日,我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
     下面的过程是十分冗长的,但是请你们务必耐着性子仔细读完它,你们才会发现问题的严重和可恶!请看:
     1,1981。4。17。 也就是我获得平反后的第三天,我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丕年写信,无回音。
     2,1982。4。17。 我把检举信直接交到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收发室,无回音。
     3,1982。12。 我给陈云同志写信,谈六个问题,其中包括这个问题,无回音。
     4,1983。4。 我请黑龙江省副省长安振东同志把检举信转给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新任院长张厘。不久后我接到回信,说检举信已转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此后又无回音。
     5。1984。3。 黑龙江省人大会议召开,我把检举信直接送到省人大接待组,请他们转交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院长于建同志。
     不久后接到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张洪斌同志电话,说是我的材料都已经收到,他们去函查问,回答说是嫩江地区已就此事作了调查,据说当时劳改干部就已经告发了这件事,并已得到了处理。
     我问:“被害人家属是否知道事实真相?被害人是否得到昭雪?凶手是怎样处理的?”他都答不上来。我问,我的揭发材料在哪里?他说嫩江地区没有转回来。我对这样的答复表示不满意。他告诉我,由于被告人是解放军战士,可以向军事检察院起诉。
     6。1984。6。 我写信给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不久后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回信,通知我说信已经转给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
     7。1984。6。 我立即给最高军事检察院写回信,对他们迅速转信、回信的负责态度表示赞赏,并且提醒他们不要把信一转了事,而是要负责到底,过两三个月后再追问一下此案的处理结果。
     1984。8。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张洪斌同志来到我的工作单位找我面谈。他说我的信都转到了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
    于建院长和省军区检察院刘院长都很重视,陈雷省长也作了批示。现已查明,当时执勤的那支部队已经改编为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已经把材料转给他们了。
     8--10,1984。8。 我立即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政治部、吉林省军区白城守备区守备五师政治处写了内容相同的信。
     1984年11月,我出差到北京。在这期间,
     11,我写信给《解放军报》,无回音。
     12,我走访了《人民日报》群工部,交上了我的揭发材料。
     13,我走访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把材料转给了黑龙江省。
     14,我走访了公安部信访办公室,他们让我去找司法部。
     15,我走访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后来这件事成为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开场白,公诸于世。关于这件事,《第二种忠诚》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16,我写信给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同志,无回音。
     17,1984。12。31。我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写信,无回音。
     1985。1。2。白城军区回信说查无此事。鉴于当时两支部队处于交接阶段,他们估计是黑龙江省独立二师看押犯人时发生的事。
     18,1985。1。我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又写了一封信,补充说明了上面得知的这一新情况。
     1985。2。18。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经办人高德庆同志)寄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说这件事发生在黑龙江省独立二师,后改编为辽宁省独立二师,现已改编为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九团。杀死李植荣的人已经担任指导员。他们已将材料转给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19,1985。3。 我给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去信,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立即回信,退回了我的材料,拒绝受理。
     20,1985。3。 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写信,告知了上述情况。
     21--22, 1985。4。我给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写信,建议展开公开讨论:这个案子究竟应该由谁受理;后来我又去一信催问此事。
     《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回信说,把我的材料转给了辽宁省公安厅。
     23,1985。4。 我给《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写信,批评他们的错误做法:我给他们写信的目的是建议公开讨论,而不是让他们转信;我批评他们也是“法盲。”请看,同一个案子,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转给了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转给了辽宁省人民检察院;而《民主与法制》杂志编辑部又转给了辽宁省公安厅。试问连这样三个权威单位都弄不清这个案子应该由谁来管,那么普通老百姓又何从了解呢?
     24,被害人李植荣的遗孤任金凯(即小早)从《第二种忠诚》得知其父被杀真相,受全家重托,专程从北京赶来哈尔滨看望我。我帮助他写了上诉状,让他去催问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建议他去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
     25,任金凯去找黑龙江省公安厅劳改局,对方让他去嫩江农场了解李植荣的死因,给他开了介绍信。任金凯问:“这件事不是应该由你们负责调查吗?”对方说:“让你自己去是为了便于更快地了解嘛!”
     可怜任金凯一个农村孩子,孤儿寡母,苦熬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由亲戚们凑了一点钱,千里迢迢来到哈尔滨。这一来一回的车费已经使他捉襟见肘了,哪里还有能力再去嫩江跑一趟呢?
     26,任金凯只好再去找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一位姓郭的工作人员把材料收下了。可是,第二天他却回答说,此案不归他们管,并且说:“最高军事检察院把信转给了我们,我们也没有管,我们已经把信转给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了。如果他们愿意管,就让他们管。”接着又补充一句:“不过,即使他们要管,还得通过我们来调查(?!)。”
     27,任金凯离开哈尔滨,回京途中在沈阳下车,找到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高德庆同志接待了他。从而得知杀死李植荣的人名叫马洪才,当时受到过嘉奖,现在已经晋升为指导员。
     28,任金凯回到北京后,向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回信说此案已经转给了司法部。
     29--50, 1985。5。我把这整个过程写成一篇文章,题为《公民的愤怒--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分别寄给了上面涉及的单位和个人,总共二十封信,此外还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法制周报》,均无回音。
     51,1985。8。我在北京托《中国青年报》通过中纪委把检举信转呈给您,胡耀邦同志,无回音。
     52,1985。8。任金凯去司法部催问,回答说已将此案转到黑龙江省司法厅,至今也无回音。
     53,1985。10。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部保卫处派曾庆华、王广弟两位同志来哈尔滨到我单位找我面谈,详细询问李植荣被杀经过,都有谁在场等等。从他们口中我得知,那个杀死李植荣的人已经不当指导员而转业了。临走时,他们俩紧握我的手说:“你有信心,我们也有信心。”接着他们去嫩江和泰来调查去了。
     在这段时间里,我曾给在泰来等地的难友们写信,告诉他们此案已有人受理调查,并即将到你们那里调查,请做好思想准备。
     54,我给当时领导我们的劳改队中队指导员石干同志去信,询问他了解的内幕。不久后接到回信说,关于李植荣被杀一案,当时劳改队干部并没有提出上告,嫩江地区也没有派人来调查过此案。由此可见,1984年8月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张洪斌同志给我的口头答复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55--56,1986年1月以来,我给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部保卫处去了两封信,催问调查结果,均无回音。
     57,任金凯给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去信,可是被退了回来。他把这封退回来的信寄给我,我看到信封上的地址完全正确。
     58,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了李植荣的原判案件,确认李植荣是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1958年被错判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诉,又被改判为十五年徒刑,现在正式宣布撤消原判,宣告无罪。
     59,1986。3。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来信说,他们去嫩江、泰来调查,发现确有一名战士击毙过犯人,但原始档案均已销毁;又说这个案件不归他们管,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建议我向嫩江地区检察院提出起诉。
     我当即回信批评了他们的错误做法:既然这个案子不归你们管,你们为什么左调查右了解,积压了长达半年之久,这不是占着茅房不拉屎吗?我敦促他们尽快把掌握的材料连同我的检举信主动转给嫩江地区法院。
     60,1986。4。4。 我给六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黑龙江省代表团写信,请他们代我提出紧急提案,批评这件冤案旷日持久无人受理的反常现象。
     胡耀邦同志:本来这段冗长的告状过程可以告一段落了。可是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即4月8日,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政治部保卫处给我来信说,考虑到嫩江地区已经撤消,可能与齐齐哈尔市合并,他们把材料转给了齐齐哈尔市法院,可是也被退了回来。现在他们只好将材料再转到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这正是:
     一桩杀人案,拖了十七年;
     一封检举信,转了五年整。
     尤其严重的是,因为事情牵涉到许多大门头,大人物,所以连包括《民主与法制》、《法制周报》、《三月风》在内的所有报刊都不敢发表有关这件事的文章或报道,这就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知道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也就无从了解我们党和政府是怎样对待这个案件的。
     说到这里,我还得不避嫌地向你们交心:什么是我坚持斗争的动力?
     想一想,这种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和枪滥杀无辜的行径是如何沉重地打击了党的劳改政策;
     想一想,我们党和军队的崇高声望怎能为个别杀人败类所玷污;
     想一想,我们的钢铁长城内部至今隐藏着这种杀人邀功的坏家伙,并且被培养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想一想,我党正在大力号召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清理三种人;
     想一想,被害人李植荣的寡妇、遗孤这些年来是怎样熬过来的;
     想一想,这件事本来也可能轮到你、我、他的身上;
     想一想,如果被害人是你的直系亲属,你该怎么办?
     再想一想,如果官司打不赢,我就会被反坐一个诬陷解放军、败坏人民的钢铁长城声誉的罪名。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是判刑、是监狱、是又一次劳改!
     再想一想,这件事到处张扬,闹得国内外满城风雨,那个杀人凶手当然也早已知道。可是你们在整整五年的长时间里不闻不问,他会不会来行凶暗害我呢?我不考虑个人安危,你们也可以这样无动于衷吗?
     再想一想,我和被害人李植荣及其家属非亲非故,我和那杀人凶手无冤无仇,为什么我非要苦苦追究这件事?
     说到底,就是因为我是党亲手培养起来知识分子,我无限热爱自己的党。我这样做,就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制,为了捍卫党的利益,确保党和军队的纯洁性。虽然我人微言轻,却始终“位卑未敢忘忧国”,我看到亲爱的党和政府对待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毒菌如此麻木不仁,实在感到痛心疾首。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党爱国爱军的纯真目的,我才能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意志,百折不挠,斗争不懈。
     一个连党员还不是的知识分子,历尽磨难,仍然一心想着他人,想着党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你们亲自教导出来的认真负责精神;这就是您本人号召的“险事难事天下事,争当勇士”的精神。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你们是感到腻烦还是应该感到欣慰呢?
     耀邦同志:你我位置不同,级别悬殊,但却同样是中国共产党培育起来的呀!你怎么可能不理解这一切呢?你怎么会不理解这一片赤子之心呢?如果换了你处在我的地位上,作为一个目击者,你又会怎么做呢?
     根据“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指导思想,根据党章赋予每个党员和公民的权利,根据我确信你是“闻过则喜”的人民领袖的信念,我严肃而诚恳地对你和其他所有收信单位和个人提出批评。人们有权责问:延安精神,解放战争年代、建国初期那种军民鱼水情,那种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哪里去了?难道真的一去不复返了吗?
     你治党不严,你们治国不力,难辞其咎!
     我倒要看看您会怎样对待我的批评?
     你想想,被告的下落找到了,被害人的遗孤出面控诉了,这么多已经获得平反的公民们随时准备出庭作证,偏偏就是没有一个单位受理这件人命大案,这简直是莫大的讽刺!我敢断言,后人肯定会把这个“人血不如水”的典型案件写成小说、剧本,将足以与《钦差大臣》、《杨三姐告状》相比美。但是,现在一切都时犹未晚。通过你的干预和批示,使案件迅速澄清,促使出现一个大快人心的结局,依然不失为美谈,世代相传。
     为此,我建议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碰头会上议一议这件事,绝非小题大作。
     我建议你耀邦同志作出紧急批示,规定一个期限(例如,在八一建军节前?)把这个涉及人民军队声誉的杀人案件彻底查清;
     我建议,不论哪一级,哪一个人在这个案子里互相推诿踢皮球的,都要追究其渎职责任。
     我觉得,这件事很可以作为端正党风、改革政府机关工作作风、清除官僚主义毒菌的一个突破口。是根绝干部队伍里“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时候了。
     我最近给哈尔滨市的一些学校、工厂、科研单位和学会宣讲“五讲四美三热爱”,题目是《我把心中的爱情献给党和人民》。据初步了解,听众反应强烈,我把讲演稿附上给你。
     我的信条是: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誓做改革的促进者和维护者”;
     “英特耐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
     总之,通过这封信和这件事,领袖会更了解人民,人民会更了解领袖。
     此致
    共产主义敬礼
     陈世忠
     1986。4。17。于哈尔滨市肛肠医院
    6. 愿你们能接受我的批评
    
    《民主与法制》编辑部:
     我,陈世忠,从遥远的哈尔滨向你们亲切致意, 但愿你们能欢迎与接受我的批评。
     是刘宾雁同志的《第二种忠诚》,使我的名字为众多的人所熟悉。去年上半年,我投书贵刊,反映“第二种忠诚”一开头提到的在押犯李植荣同志(现已对其判刑的原案彻底平反)被故意制造的假案杀死一案的始末;我还写了《公民的愤怒----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一文想请贵刊发表,让人们知道。从1981年4月我获得平反之日起,在漫长的五年时间里,我先后进行了约六十次上访和信访,涉及32个单位,始终没有单位受理此案,使死者无法获得昭雪,凶手继续逍遥法外。
     由于你们迟不作复,我写第二封信催促与查问,终于盼来了你们的回函,说是把信件转到了辽宁省公安厅去了;于是我写了第三封信(明信片)批评了你们不该这样做。我在信中说,我投书贵刊,不是让你们转信,我连中共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军事检察院都联系过了,何必请你们转信呢?
     可是,我这第三封信犹如石沉大海。
     现在,在得不到贵刊声援的情况下,这个案子怎么样了呢?
     今年4月22日,我写信给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等同志,请他们转交党中央胡耀邦同志一封信,题目是《一桩杀人案,拖了十七年;一封检举信,转了五年零》,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省检察院和省司法厅组成了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从头查起。10月26日我见到了主管政法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周文华同志,他说联合调查委员会已经把调查结果书面汇报到省委了,这个案子马上就要“出头”了,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你们是拥有二百万读者的有影响的刊物,如果有一点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愿望弥补上一次处理不当的失误,我希望你们派记者来采访,使这种荒唐事(十七年前的冤案,告了 63 状才有人受理)永不发生。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认真改了,见诸行动,就是好样的。
     热烈握手,我非常自信,你们不会沉默的。
     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 陈世忠
    
    (此信刊登在《民主与法制》1986年第12期上)
    
    
    
    
    
    
    
    
    
    
    
    
    7.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联合调查组
    1987年9月17日关于陈世忠控告案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省委政法委:
     根据你委黑政发函(1986)1号文的指示精神,省检察院与省司法厅劳改局组成联合调查组,对陈世忠控告嫩江农场七分场看押战士枪杀犯人李植荣一案进行了调查,现已查结。将调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一、原控告的主要犯罪事实
     控告人,陈世忠,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讲师,65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81年平反。69年4月在嫩江农场改造期间,该场发生一起执行看押任务的解放军战士击毙在押犯李植荣(58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86年平反)案件。陈平反后以现场目击者的身份多次写信控告看押战士枪杀犯人的罪行。据1986年4月17日上书胡耀邦的信中所载:
     1969年4月,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一百多名犯人在李队长和三名解放军战士看押下到野外执行打草任务,当时是采取插红旗的办法画地为牢。下午,犯人正在努力打草,一战士喝住李植荣,说他出了警戒线。那战士听到犯人犟嘴,就命令他走出警戒线。李乖乖地服从了,走到警戒线外三至五米处。此时,另一位战士(可能是班长)走了过来,看见一名犯人站在那里,两人嘀咕了几句,就让李植荣转过身去,将子弹推上膛。李听见拉枪栓声就转回身来,可是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腹部,他应声倒下,战士又朝天打了一枪,惊动了李队长,李来到出事地点,与战士嘀咕了几句,就召集全体犯人集合,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
    
     二、原处理情况
     案发后,场管教组副组长薛玉富同志会同七分场军管会领导和部分管教干部立即赶赴现场。现场勘察确认尸体所处的位置是在警戒线外(约5—6米),从在场战士介绍的情况得知这个犯人(李植荣)要逃跑,警告制止不停,才开枪打的,据此,认定为“逃跑被击毙”,击毙李植荣的战士马洪才受到连队的表扬,说他打的有理,有力,打出了军威。消息传出后,引起强烈反响。管教干警有不满情绪,认为李植荣平时表现不错,是个犯人小组长,残刑又不多了,不可能逃跑,即使越出了警戒线才5--6米远,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不该开枪打死。同队犯人更是愤愤不平,认为值勤战士乱杀无辜,不是有功,而是有罪。但由于当时正处于阶级斗争天天讲的特殊历史时期,又是军管会掌权,所以无人敢追根问底,抱打不平,只好按“逃跑被击毙”处理,上报,并强行在犯人中统一口径。
    
     三、调查认定的案件事实
     据嫩江农场犯人登记表记载,李植荣于1969年4月14日被击毙。
     据原管教队长李春岐和李植荣的同队犯人代有让、崔殿昌等证实,这天,李植荣所在的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一百多名犯人,由管教队长李春岐、郑海山带领,三名解放军战士看押,在监舍东南约二公里处打草。劳动现场以四面红旗作标志,形成一个边长约400--500米的近乎正方形的假想警戒线,战士马洪才(现在沈阳航空工业部601所工作)在西北角,赵明贵在东南角,成对角哨位,班长王忠全(现在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工作)负责巡逻。约14时许,正在西侧警戒线附近猫腰打草的犯人李植荣误出警戒线,此时,靠近李植荣的犯人代有让发现西北角哨位的战士马洪才往西南角方向瞭望,意识到可能是观察是否有人出了警戒线,遂向战士报告,你看我出警戒线没有?马指着代打的草说,那堆草是不是你的,往里……,随后就走到李植荣跟前,指着李打的草问,这草是谁打的?李没有回答,由于马一再追问,才放下镰刀说:“报告班长,是我打的”。马质问说:“你出警戒线知道吗?”李说:“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这时,班长王忠全赶来,问马怎么回事,马指着李说,他打草出警戒线旗了。王转过来问李:“你出警戒线知道吗?”李还是那句话:“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王训斥说:“随便出警戒线,还插旗有什么用,你们队长没跟你们说不准出旗吗?”李答:“讲了,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王又问:“你叫什么名字?”李答:“我叫李植荣。”“犯的什么罪?”“历反罪。”“杀过人没有?”“杀过”。这时王火了,命令李往前走,再往前走,每命令一次,李都向前挪动两步。李刚停止脚步,王便告诉马洪才打,马后退几步,推上子弹,举枪将李击毙,按着王的命令,马随后又对空鸣了一枪。
     枪声过后,李春岐、郑海山相继赶到出事地点,向在场的战士询问了情况,王忠全介绍说,这个犯人(指李植荣)越出警戒线要逃跑,给击毙了。两名队长简单商量几句,便让犯人集合,李春岐在队前讲话,把王忠全介绍的情况向全体犯人重复了一遍,然后便下命令收工,大帮犯人由郑海山、王忠全、马洪才带回监舍,李春岐、赵明贵留下来保护现场。16时许,薛玉富等驱车赶到,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勘察。据参与现场勘察的薛玉富和保护现场的李春岐证实,李植荣的尸体确实在警戒线外约5--7米处,事后按“逃跑被击毙”结论,并通知其家属。
    
     四、调查结论
     1、李植荣确实出了警戒线,据代有让、崔殿昌证实,李植荣被马洪才喝住时,先把手里的镰刀原地放下,然后才回答问话的,证明放镰刀的位置即是李植荣打草的最后位置。据李春岐证实和现场勘察,李植荣的尸体在警戒线外约5--7米左右,与他用过的镰刀相距2--3米,即镰刀在警戒线外约4--5米处。上述事实证明,李植荣在打草时确已出了警戒线,这与马洪才的供述是一致的,陈世忠控告看押战士把李植荣叫出警戒线打死的理由不能成立。
     2、李植荣是在打草时误出警戒线,而不是逃跑。从调取的证据看,李植荣是一贯表现较好的犯人,未发现有逃跑思想,李春岐证实,子弹是从李植荣前面,心脏位置射入的,代有让、崔殿昌证实,李植荣被战士喝住前正猫腰打草。对此,马洪才也供认不讳。认定“逃跑被击毙”不符合事实真相,是完全错误的。
    
     五、处理意见
     1、撤消对李植荣所作的“逃跑被击毙”的原结论,将撤消原结论的决定送达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通知李植荣的遗属。
     2、李植荣系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案结后函告家属所在地北京市人民政府统战部门,根据国家对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规定,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3、被告人王忠全、马洪才在执行看押任务时,目无国法,将劳动中误出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当场击毙,按当时的刑事政策的法律规定,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法定最高刑是死刑,按《刑法》第76条规定,追诉时效期为20年,本案从1969年4月14日算起,仍在20年之内,不超过追诉时效,应根据《刑法》第9条的规定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总政治部(1982)政联字8号《关于军队和地方互涉案件几个问题的规定》,本案由被告人所在地司法部门处理,但鉴于二被告不在一地,我们意见,将此案移送给发案地的嫩江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此报告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
     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
     联合调查组
     1987年9月17日
    
    
    8. 汲取经验教训,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
    ----访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同志
    楼有闻
    
     北国冰城,隆冬腊月,记者顶着凛冽寒风,去访问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同志。他见来自沪滨的记者到来,很是高兴,问长问短,谈笑风生,使我俩的初次晤面,一直沉浸在轻松与欢快的气氛之中。
     根深同志青年时系上海交大的地下党员,谈话中不时流露出对上海的眷恋。五十年代他留学苏联,回国后一直在哈尔滨市工作,可堪称“哈尔滨通”了。当记者话锋一转,请他谈谈民主与法制的建设时,他略敛笑容,沉思有顷,谈出了民主与法制建设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他说,在法制建设上,在立法上,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但如何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显得更为重要。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人民群众没有民主可言,公民的民主意识很淡薄。我们党夺取政权以后,对民主政治的建设重视不够,五十年代反右运动的扩大化,对这方面也起了很大消极作用。我们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是对的,但不要把集体主义精神与人民群众应当享受的民主自由权利对立起来。公民的民主意识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拿英国来说,法律条文规定女皇的权力很大,包括对内阁的任命,法令的签署,但从安娜女皇以来,从来没有一次对内阁提出反对意见。欧洲有悠远的西方文明历史,远在罗马、希腊时代,就有议会制、奴隶主、自由民决定政策,召开群众大会,早就成为一种传统,当然这种议会制有其时代的阶级性和局限性。
     根深同志接着说,在“文革”中,我国也有一部宪法,顶什么用呢?连国家主席刘少奇,要批就批,要斗就斗,所以若不注意强化全民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单靠公布几部法律是远远不够的,也是巩固不了的。法律是客体,人民是主体,两者相比,人民的民主意识更重要,更基本。增强法律意识,让人民自觉地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十三大提出协商对话,政务公开,重要情况要让群众知道,重要情况要让群众讨论。这样很好,慢慢地引导群众增强民主意识,发扬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把民主政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政府工作人员也得样样依法办事才行,法治的首要任务是政府依法办事。
     记者对此十分赞同。接着请根深同志谈谈,陈世忠多次控告嫩江农场看押战士枪杀犯人李植荣一案所引出的经验教训。根深同志脸绽笑容,称赞陈世忠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坚韧不拔地为蒙冤者申诉,他的行动是对我政法机关的支持和推动。同时毫不犹豫地严肃指出,人民群众对我们政法机关提出的每一份控告或申诉,我们国家工作人员都应热情接待,认真查处,这是我们本身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绝对不能我行我素,对来访者等闲视之,冷漠无情,一转了之。“踢皮球”是违法失职的行为。这类问题很突出,也与我们政法干部的素质有关,要很好加以解决。根深同志就此引申开去,又谈到了要制订和完善行政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华灯初上,我欠身告辞。在归途上,根深同志那意味深长的谈话萦绕在我脑际,催我振奋,我们的国家有像陈世忠同志那样的知识分子,有像李根深同志那样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是有希望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希望的。寒风依旧嗖嗖紧吹,我心里却是热乎乎的,昂首疾步,朝着前进的归路走去,走去!
    
    (刊载在《民主与法制》杂志1988年第3期)
    
    
    
    
    
    9. 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陈世忠仗义为冤案追诉60月
    《黑龙江法制报》记者白金龙
    《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楼有闻
    
    (本刊特稿)19年前茫茫北国荒原的一声枪响,一个活生生的人倒下了。一个屈死的冤魂在漫漫岁月中游荡,而那个开枪杀人的凶手,反而有功受奖。这一沉埋19年之久的冤案,有一个人,当年一一看在眼里,时时记在心中。他,就是陈世忠。当时,他也沉在“四人帮”的冤狱中,凭着一颗正义的心,一个知识分子正直的良知,他为民鸣冤,为法争理,要抓出那双血污的手。然而,这又谈何容易!在长达60个月的不断访告的劳苦奔波中,陈世忠不折不挠,透过岁月迷离的幕幔,在党的支持下,正义得到伸张,终于显露出此案的全部真相----
    
    鲜红的人血永远留在记忆中
    
     一起故意杀人案,如果按照法律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凶手受到应得的处罚,谁也不愿意再回顾品味那血腥的场面,毕竟过去了近20年!可凶手呢,杀人有功,反而受到了奖赏,戴上了以别人鲜血染红的大红花。死者冤魂不散自不必说,他的遗孀、遗孤因相信了所谓的“正常死亡”通知,低着头小心翼翼地度过了近20年的屈辱生活。
     法律对杀人犯的追诉时效为20年,逾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就是差一天,法律也绝不会饶恕犯罪。
     时间的江河倒流回到了19年前的四月,暮春季节,北国依然是冰封雪飘,春寒料峭。茫茫无际的黑龙江嫩江荒原上,风在嘶啸,刚刚转绿的衰草在寒冷中飘摇,一个远离城乡的劳改农场里,犯人们照例悄无声息,挥汗舞枷,弯腰打草。突然,一声低沉但却清晰的枪响,划破了旷野的寂静,一个活生生的人随即倒了下去……
     他,叫李植荣,原国民党16军94师排长。1949年1月,这个军和平起义,接受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改编,投入到解放战争的革命行列。1958年,李植荣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押解到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七分场劳动改造。李积极劳动,认真接受改造,几次受到记功奖励。然而在他将要刑满释放的时候,杀身之祸落到了他的头上。1969年4月15日,李所在的三中队一百多名犯人在管教队长李春岐、郑海山及三名解放军战士的看押下,到监舍东南约二公里处打草。劳动现场以四面红旗作标志,形成一个边长约400--500米的近乎正方形的假想警戒线。每人一天打草定额为300斤。李一上午就打了415斤。午后,约14时许,由于李只顾猫腰打草,误出警戒线约3米多。这时,战士马洪才过来喝住李植荣质问:“你出警戒线知道吗?”李马上回答说:“报告班长,下次我注意。”这时班长王忠全赶来,问怎么回事,马指着李说,他打草出警戒线了。王训斥李植荣一番后问:“你犯的什么罪?”“反革命”。“杀过人没有?”“杀过”。很正常的一问一答却惹怒了这位王班长,这时王命令李植荣再往前走,并告诉马洪才:“开枪打死他!”一声枪响,李植荣应声倒下。随后王又叫马洪才对空鸣了一枪。
     正在劳动的犯人被召集到一起,管教队长李春岐按照王的说法,当即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企图逃跑,经我解放军战士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
     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家妇女、死者李植荣的妻子,日日夜夜盼望丈夫的归来,她给还没有见过父亲的儿子起名“小早”,大概是盼望父亲早日释放归来吧。可是,她们盼到的却是劳改队寄来的遗物和“此人已死亡”的通知书。妻子哭得昏死过去,儿子尚处混沌年华,他们怎么会想到自己的亲人死得那样无辜!死者的哥哥急忙写信给政府,“我弟弟到底为什么死的?难道他不知妻子、儿子含辛茹苦盼他早日归来的心情吗?!”劳改队回信十分简单,只有六个字:“李植荣已死亡。”有关死因只字不提。第二封、第三封……非要弄清死因。这时,劳改队告诉了“实情”:“李植荣因越狱逃跑被击毙。”全家人目瞪口呆,唉,政府是怕我们知道死因后伤心哪!多善良的人啊!
     一个生命的消失,难道真的如同一颗流星陨落在苍茫夜空般无声无息吗?不,李植荣无辜饮弹,一直激荡着一颗不平的心,震颤着一个正直的灵魂。这就是当时目击惨案发生的同地服刑的难友陈世忠。陈世忠?对,就是1985年《开拓》杂志创刊号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一文中一开头提到的那个陈世忠。陈为李植荣的屈死悲愤难平,他被那一声撕破荒原寂静的无法无天的枪声所激怒,他决意认为,李植荣的冤案应当昭雪。
     李植荣的遗物中有只大木箱,劳改队考虑捎回遗物的邮费问题,便在犯人中廉价拍卖。陈世忠留意到箱子上有这样的字样:胡凤兰,北京……这大概就是死者妻子的名字和地址。陈世忠记在心中。
     1977年,所谓反革命犯陈世忠,自己也终于获得了自由,被分配到哈尔滨市搪瓷三厂做技术工作。可一顶劳改释放分子的帽子依然压在他的头上,使他不能公开为李植荣申冤。
     星转斗移又五年。1981年4月15日,北京来了两个人找到陈世忠,向他宣读了一份材料:原认定陈世忠反革命罪没有事实根据,应予纠正,彻底平反。他们问陈世忠有什么要求。出乎意料,陈世忠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要求就是请求党查清李植荣被枪杀的事实真相,惩办凶手。来人告诉陈世忠,此案可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控告。
     此日,李植荣被杀案的追诉期已过去12年,再过8年,法律对凶手将无能为力。
    
    铁肩担道义 丹心照日月
    
     陈世忠平反后的第三天,即1981年4月17日,他整整忙了一天,作了三件他急于做的事:一件是向他刚刚调入的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的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第二件是上书党中央领导,表明他矢志不渝地拥护党的领导,为祖国的科学事业做贡献的决心;第三件就是申诉李植荣被枪杀的悲惨事件。他按嘱把材料寄给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12年了,12年不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天吗?迟到的春天虽然给人留下种种叹息、伤感,但人间毕竟是阳春,它更能催人奋进,更能铸造一个人昂扬的灵魂与精神,也才能融化忧伤、悲凉的冰层。
     整整等了一年,申诉材料如石沉大海,杳无回声。一年后的同一天,即1982年4月17日,陈世忠又写了同样的材料为李植荣鸣冤,这回他决定亲自送去。此时,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正召开会议,他把材料送到信访接待室。他回想起,1964年他写的批评和劝谏毛主席、党中央的《谏党》一文发出才不足个把月,就得到回音,而且马上被打成反革命,判刑八年,处理得何等及时果断!现在为冤案申诉却这样迟缓!陈世忠认识一位副省长和他的家属。此刻,
    陈世忠想到了他。于是,他把写好的材料偷偷地投到那位省长家的院里。没过十天,那位省长就把材料转到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也来函通知他,说此信已转省人民检察院。以后又杳如黄鹤。
     假设陈世忠就此罢休呢?陈世忠与李植荣非故非亲,与胡凤兰素昧平生,他为了什么呢?陈世忠写信给胡凤兰,告诉她李植荣被杀真相,但信被原封退回,查无此人。
     1984年3月,陈世忠通过省人大的一位干部把材料转给了省检察院领导。一个月后,他接到通知,说案子已转给了嫩江地委,据告,被告是现役军人,可向军事法院上告。
     随后他又给有关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等单位写信,共计20封。
     1985年初,陈世忠收到了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的信,告诉他被告在辽宁武警总队工作,故材料已转辽宁省人民检察院。
     陈世忠又看到了希望,他马上复信,感谢沈阳军区军事检察院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这是4年多的劳动成果,他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和心血。他接着就给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写信,叙述自己的心境,请他们务必查下去。
     从一份报纸上,李植荣的家属知道了亲人被害的事实真相,知道了一个陌生的人正在为自己的亲人奔走呼号。1985年4月,李植荣的儿子小早受全家人重托,拿着亲属相凑的盘缠,千里迢迢来到哈尔滨,当他见到陈世忠时立即扑倒在地,泪如雨下。这个22岁却从未见过生身父亲的小伙子,抱着陈世忠的大腿,说不出话来。
     陈世忠刚做完胃切除手术,无法外出行走,就把材料交给小早,告诉他到哈尔滨市法律顾问处、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省律师协会,弄清案件的管辖部门。省人民检察院告诉小早,此事要到黑龙江省劳改局查,死因现在还不清楚。劳改局的档案上清楚记载着李植荣的劳改单位,但并无死亡记载。劳改局开了个介绍信,决定由上访者自己去嫩江农场查,小早恳求劳改局派人,可对方回答说:“你亲自去不是可以更快嘛!”
     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接待了小早,可是答复的还是那句老话:不归我们管。
     陈世忠和小早冥思苦想,常听人家说“告状难”,这回总算亲身体验到了。接连写出《一桩杀人案,拖了十七年;一封检举信,转了六年整》和《人血不是水》等满含激情的控告信,发送给党中央等各部门。至此,陈世忠先后向32个单位发出控告信60余封。
     1969年4月到1981年4月这12年,如果说客观上造成了李植荣冤案不得伸张,那么,1981年到1986年6月这六年时间呢?谁又能承担这个责任呢?
    
    突破,但并没有结束……
    
     人们不禁要问,陈世忠过去是干什么的?这要从1954年说起了。那一年,他以优异成绩被选拔到留苏预备部,专攻机床刀具,并担任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中国留学生分会主席。1960年,他以几乎各科全部五分的成绩结束留学生活,被授予机械工程师职称。1981年他被无罪释放,担任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讲师,同时还担任哈尔滨市机械工程学会理事、哈尔滨机械加工学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翻译公司董事、黑龙江省刀具技术协会理事。六年中,他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搞成了一项《搪瓷磨削》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科技空白。他与人合作编著翻译了近二百万字的科技书籍;发表二百余篇科技文章和报道;连续三届被授予哈尔滨市优秀学会工作者称号。陈世忠还是一位长跑名将。五年来,他在各种比赛中荣获十一次冠军称号。1985年,他的胃有四分之三被切除,而他那颗火热的心,仍然燃烧着正义的烈焰。他在完成大量科研攻关任务的同时,仍然在为他的“难友”奔走申冤。1986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主动复查李植荣的“历史反革命”原案,终于予以平反。但枪杀案件仍无人问津。到底归谁管?从上到下,他的告状信被转来转去,转了六年时间,这起案件的管辖问题还没有解决!固然,陈世忠不能成为此案的原告,而代表国家应当依法追诉犯罪的机关,为什么如此呢?陈世忠百思不得其解。
     他想,“为什么我一连申诉59次还得不到解决?看来告状得找省的最高领导!”想到这里,陈世忠决定再写一封信----第60封上访信径直交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同志手中。
     一个月后,李根深、省委书记孙维本、副书记周文华都在这份材料上作了批示,并责成省人民检察院、省劳改局组成联合调查组。陈世忠乐了。他兴奋之余,就提笔给远在上海的《民主与法制》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报告了这一好消息。
     经过近一年的调查,完全证明陈世忠反映的情况属实,枪杀李植荣的战士
    马洪才不仅受到奖赏,而且还称赞他打得“有理、有力、打出了军威”。联合调查组认为,王忠全、马洪才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联合调查组的意见,李植荣被杀案件移送黑龙江省嫩江县司法机关处理。王忠全、马洪才逍遥法外18年,似乎应该成为历史了。而这漫长的时光又留给人们些什么呢?
     1987年11月13日,陈世忠收到一封信。信是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白景富写的:“陈世忠同志:你来信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你的政治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并感谢你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陈世忠落泪了。他还有什么要求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他的最高愿望。有人说陈世忠告状是要借此出名。出什么名!其实,为了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我们这个社会又多么需要这样“为民鸣冤”、“为法争理”而富于牺牲精神的人“出名”啊!
     (本文刊载在《民主与法制》杂志1988年第7期上)
    (陈世忠2007.7.22.关于此文的两点说明:
    1. 文中关于李植荣被杀害经过是记者们自行调查的结果,事先并未问过我。
    2. 文中说:“陈世忠写信给胡凤兰,告诉她李植荣被杀真相,但信被原封退回,查无此人。”
    这一段不对。当时我根本没有胡凤兰和小早的住址,从来没有试图和他们取得联系。)
    10. 陈世忠致读者信:李植荣一案的教训
    
    亲爱的同志们:
     收到《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的小样和你们的来信,我是很激动的,《民主与法制》为了发出这批稿件,既需要精力、心血,更需要勇气和克服困难与阻力。
     敢于碰硬,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这是《民主与法制》的可爱之处,这是它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说到底,除了法制,还有一个感情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对于别人的命运,哪怕是生与死的大事,是那样淡漠,甚至冷酷无情呢?仅仅归咎于十年动乱吗?我们不是常常大声疾呼,要建立新型的人际关系吗?其中的一条就是设身处地多为对方着想,“假如我是乘客”,“假如我是李植荣”,“假如我是小早”……,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我心里确实有许多话想对你们说,对读者说。
     这篇《陈世忠致读者信》改了三遍了,还有一种“言犹未尽”之感。烦请你们受累,再来一番剪裁功夫吧!
     不久前小早给我来了一封信,说他和母亲已不再对此案抱希望了,母亲说,“儿啊!我们没有钱,不能不上班,又没有口才,这官司没法打,算了吧!”现在,又有了希望了。
     多蒙你们答应馈赠我杂志,我深表谢意。但是我仍然请你们每期寄80--100本给我,我还是愿意支付现金,不忍增加贵刊的负担。
     谢谢
     最亲切地握手!
     我爱人向你们致意
     陈世忠
    
    
    亲爱的《民主与法制》广大读者朋友们,
     《民主与法制》1986年12期,刊登了我写的批评编辑部的信----《希望你们欢迎我的批评》。现在,1988年第7期又刊登了《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由于这两篇文章的刊出,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件良心驱使我做的事情----揭露李植荣无辜被杀的真相。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引用下面两段话,作为内心的独白。
     1984年11月,我在《人血不是水》中写道:
     “ 想一想,被害人李植荣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样熬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崇高声望怎能让个别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案、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了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一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
     1986年4月17日我在请黑龙江省委书记转交党中央负责同志的第60封控告信中又补充说:
     “想一想,这种利用人民给予的权和枪滥杀无辜而邀功请赏的行径是如何沉重地打击了党的劳改政策;
     再想一想,我这样做是轻而易举、不冒任何风险的吗?如果官司打不赢,我就会被反坐一个诬告罪:诬陷解放军战士、败坏人民的钢铁长城声誉的罪名。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是判刑、是监狱、是又一次劳改!
     再想一想,一个连共产党员都不是的知识分子,历尽磨难,还是一心想着他人,一心想着党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是为民,还是为利?都不是。为了“党旗万代红”,为了伸张正义、维护法制。这是什么精神?是你们教育出来的认真负责精神,你们是感到腻烦还是感到欣慰呢?”
     多少年来,在我面前每每浮现出一幅图景,当李植荣的妻儿得到正式通知,确认他们的亲人不是什么因越狱逃跑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而是一位无辜的善良公民时,他们该多么感激亲爱的党和人民政府,替他们掀掉套在身上几十年之久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啊!
     但是,我想得太简单了。从1981年4月到1986年7月,整整63个月,一次又一次的信访----碰壁----上访----碰壁,真够写一部讽刺小说的。接待我的工作人员都很客气,夸我“有正义感,责任心强”,然而就是没有一个单位具体受理这个案子,总是转来转去地兜圈子。
     1985年4月,我把《公民的愤怒----从李植荣被杀案看老百姓告状难》寄给了《民主与法制》,建议让大家讨论,这个案子究竟该谁受理?
     可是,《民主与法制》通知我,已将这份材料转给了辽宁省公安厅。这么一来,最高人民检察院把信转给了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把信转给了黑龙江省军区军事检察院;而《民主与法制》却认为应该归辽宁省公安厅受理。可是结果呢?上述三个单位都拒绝受理。
     这就是引起我写信批评《民主与法制》的原因。但是丁柯总编十分重视我的意见,他亲笔写了回信,并摘登了我的批评信稿;这次我获悉李案有了调查结论后,写信把这一好消息告诉编辑部,编辑部又立即派信访部主任专程赶来哈尔滨采访----这一切都充分说明《民主与法制》严谨办刊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想这也正是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和爱戴的原因。
     李植荣被杀案的始末说明很多问题,我粗略地谈几点看法:
    
     一、我最大的体会时,凡是正义的事业,不管是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无私无畏,百折不挠,就一定会取得最后的成功。这里,毅力和意志是至关重要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党和人民教育我们这么多年,应该有是非观念,有正义感。我想,我是这个案子的目击者,如果不起来为死者鸣冤,这件事可能就永远没有水落石出的日子了。尽管我一再碰软钉子,但我能战胜自我,克服“一闪念”的动摇,坚定不移地相信党和政府,最后终于感动了“上帝”。我从来不怀疑,恢复事情本来面目的日子定将到来,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说:“有志者事竟成。”
     二、它说明得道多助,正义必胜。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并非孤军奋战。许多人给与我道义上的支持,不少劳改干部和当时在场的犯人(大部分已平反)都纷纷挺身作证,他们是张磐、池访杰、马超元、崔殿昌……,也包括当天带队的队长郑、李两位同志。
     可以想象,要查清19年前(文革期间),而且是发生在劳改队那么一个特殊环境里的杀人案,难度是极大的。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张洪斌、王占元、韩新等同志花了一年时间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三、我国的法制亟待进一步健全。李植荣案联合调查小组的成员强调解释说:“此案确实不归我们管,现在省委批示了,我们就得管。”
     这样,问题又回到原来的焦点。案子发生在1969年4月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两名被告当时是现役军人,后来改编为辽宁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的干警,现在已转业,当上了某研究所的保卫干事和某县法院工作人员。
     我至今也不明白,按正当途径这个案子应该由谁管?为什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达的任务也可以拒不执行?为什么非得由省委正副书记做了批示,才有人管?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摆脱这种“人治”的初级阶段呢?老百姓找不到大官往往就解决不了问题,所谓“告状难”不正是难在这里吗?
     四、党政机关、上级部门不能再做“人民来信转发站”了。我于1983年6月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最高军事检察院的回信中曾对他们迅速转信表示赞赏,但望他们负责到底,不要一转了事,每过两三个月催问一下处理结果。遗憾的是,我上访和信访的单位几乎都没有这样做。
     我希望我的建议能成为我国各级政府机关处理人民来信的重大改革措施,其适用范围决不限于对刑事案件的诉讼。
     五、上访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怪事值得重视或追查,例如,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同志于1983年4月打电话告诉我说,此案已转嫩江地区,据说当时已做了处理。后来查明,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为什么偏要这么说呢?又如,给李植荣家属一连发出两封死亡通知书,都只说“ 李植荣已死亡”,故意回避死因,直到第三次,被死者家属追急了,才不得不说是“因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再比方说,直到1986年,李植荣已遇害17年了,而黑龙江省劳改局的档案里却没有任何记载,以为此人还活着!
     六、总之,我认为这个案子本身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但整整7年的诉讼过程更引人深思。关于这个案子,直到1986年7月为止,有那么多证人随时准备出庭作证,被害人的遗孤出面控诉了,被告的下落也找到了,可就是没有单位受理这件人命关天的血案。我想,黑龙江省和中央的党政领导如果能以这个实例作为典型,那就完全能够成为改进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作风的新的突破口。
     请允许我以这封信作为给广大关心我,给我写信的朋友们的简复。谢谢你们!
     哈尔滨市工人业余大学 陈世忠
    
     (本文刊登在《民主与法制》1988年第8期上)
    
    
    11. 情辞恳切 发人深省
     ----读《陈世忠致读者信》有感
    曾文原
    
     读第8期发表的《陈世忠致读者信》,不禁使人抚卷叹息,夜不成寐。李植荣被冤杀一案能在19年后重新调查,并有可能公正地了结,这全仗了一位追求公理、百折不回的陈世忠。他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但这是怎样一种令人心酸落泪的精神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后代将会编出什么样的公案戏来嘲笑我们今天的执法工作。
     作为政法部门的一个普通干部,陈世忠走上上访盘陀路的景况,我们是见得太多了,几乎麻木了。有时,我们自己也是着转信机器中的一环。痛定思痛,去年初江耀春同志和我合写了《信访咏叹调》。读者同志的大量来信,使我们震撼、使我们振奋、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肩负的责任。这并不说明我们的文章写得如何吸引人,而是说明了信访问题已是我国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点。何以报答读者呢?我们只能随时铭记他们的嘱托,在自己的岗位上、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多做些工作。同时,用手中的笔,为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不停地呼喊。
     陈世忠的六点看法,情辞恳切、发人深省,非经沧海不能作此彻骨铭心之言。更为可贵的是,其思想深度已摆脱了个人的恩怨的藩篱,不像有的上访者,“为我昭雪便是天字第一号法官,不满足我的要求便是暗无天日的昏官”。我觉得他的信完全应该作为材料印发给我们每一个执法干部。但这是不可能的。好在《民主与法制》拥有大量的政法部门的读者,愿同行们看后也能思考一番:如果您遇上这个案子,会怎么做?如果执法人员中也多一些陈世忠式的人物,不遗余力地追求真理和公理,不为“既成事实”和人云亦云的集体意志所左右,那冤假错案的发现和复查肯定不会那么难。李案一直找不到受理单位,其实我国法律很清楚,只要未超过刑事追诉时效,杀人案件就得由发案地的公安机关立案侦破。如果这个县的公安局也有陈世忠式的对“人命”负责的同志,又何必要引出这样一场现代的上访悲喜剧?
     我们现在的集体负责、多家制约对避免冤假错案确有很大的作用,但冤假错案一旦造成,要纠正一下也是相当难的。各家的分歧、众多的意见使你无所适从,往往以维持原状告终,多头负责变成了无头负责,在“集体负责”的保护伞下任何负责人都很难被明确追究。而这一弊端,还远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民主与法制》披露这样一件事实,其意义是远超出李案本身的。愿人们不会一读而过,仅仅感叹一番,再去等着看新的“陈世忠”的热闹。让我们用自己的热血和双手,去为减少这种现象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吧。
    (本文刊登在《民主与法制》杂志1988年第10期上)
    12. 冤案,还未真正了结……
    陈世忠
    
     李植荣无辜被杀案(见《民主与法制》1988年3、7、8、10各期)从1985年刘宾雁写《第二种忠诚》起,到今年2月《黑河日报》和《黑龙江法制报》的再次报道,已经7次见诸报刊。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今年1月24日在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进行了一审,战士马洪才承认是他开枪打死李植荣的,但说是班长王忠全下令开的枪,而王则否认下过这个命令。但是大批证人、证言粗线条地恢复了事实的本来面目。因此法庭以故意杀人罪依法判处王忠全三年徒刑,判处马洪才两年徒刑,缓期三年执行。
     刑法规定:故意杀人罪应判十年以上徒刑,直至死刑;情节较轻者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可见,对李案主犯王忠全采取了“情节较轻”者的下限。
     作为本案目击者之一的我,早在1981年就依法揭露李植荣被杀真相,当时离发案时间(1969年)已经12年了,5年后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开始联合调查此案,等到调查清楚,移交黑河地区检察院则是1988年的事了。如果王忠全、马洪才犯的只是情节较轻的故意杀人罪,那么他们最多只能被判十年徒刑,而开庭之日早已超出了追诉期,所以应该免于起诉。
     但是,事实究竟如何呢?两名被告的犯罪情节究竟是较轻还是较重呢?
     1969年4月15日,犯人李植荣在打草时可能误出警戒线五米左右,战士马洪才喝住他,李为自己辩解,不承认出了警戒线,于是被钉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班长王忠全过来了,李一再说“报告班长,我下次注意。”班长在“训”他几分钟之后,命令他向警戒线外“朝前走,再朝前走”。接着就命令战士开枪。李应声倒下,紧接着他让战士朝天再打一枪。两声枪响惊动了带队的队长。正当队长向全体犯人宣布“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解放军战士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时,李植荣捂着伤口又跪了起来。自始至终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直到他流血过多而死去。事后,两名战士均受到表扬,马洪才立了三等功。而李植荣家属收到的死亡通知书上却说是“因越狱逃跑而被击毙”,整整20年背着这顶黑锅,翻不过身来。这就是全部案情经过。
     开庭整整一天,在大量证据面前,两名被告既无任何认罪表示,更没有丝毫的忏悔。人们听到的只是互相推诿罪责,拼命替自己辩护,仿佛他们杀死的不是一个手无寸铁、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者,而是一只鸡、一条狗;他们当时不想,现在依然不想,那个被害人本来再过两年就可以同亲人团聚了;他们不会知道,也不想知道,李植荣的妻儿老小这20年是怎样熬过来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足以使他们的良心苏醒、震颤……
     主犯王忠全在判决前发言说:“开始我很不理解。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刘宾雁在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一开头写了这件事,才闹得满城风雨。我现在才明白,原来是那么几个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达到他们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向党进攻的目的,才拿我们当靶子的,我们成了他们的牺牲品。”
     由此可见,李植荣被杀案在20年以后的今天仍未真正了结!
     《民主与法制》1988年7月刊登了《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一文,在法庭上也受到责难,有人说它的文章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困难”。
     《民主与法制》刊登了《陈世忠致读者信》,提出“上访过程中遇到的一系列怪事值得重视或追查,例如,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同志于1983年4月打电话告诉我说,此案已转嫩江地区,据说当时已做了处理。后来查明,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为什么偏要这么说呢?又如,给李植荣家属一连发出两封死亡通知书,都只说“ 李植荣已死亡”,故意回避死因,直到第三次,被死者家属追急了,才不得不说是‘因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
     我为此案告了63个月,进行了63次信访和上访,平均一个月一次。最后经省委三位主要领导人批示才开始了调查的,为什么在这以前的5年里,没有一个单位出面受理呢?为什么没有一个单位肯给予指点?人们常常叹息的“门难进,事难办”的根子究竟在哪里?
     现在,尽管李植荣被杀案已经定性,尽管李植荣原判15年的冤案也已平反,恢复了他“起义投诚人员”的身份,可是他的爱人胡凤兰和儿子任金凯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任何抚恤。
     当我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十周年的时候,重提令人皱眉的李植荣案,回顾老百姓告状难的艰辛历程,我不禁想起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本文刊载在《民主与法制》杂志1989年第7期上)
    
    13. 陈世忠声明:对《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的质疑
    
     1997年11月11日《黑龙江晨报》第五版以几乎一整版的篇幅发表了题为《刘宾雁笔造悲剧》的文章,作者是“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
     文章的开头花费了28%的篇幅摘录了刘宾雁于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的开头部分。文章的结尾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尝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以后,他怎么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呢?”并要求陈世忠赔礼道歉。可见,李占恒这篇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批判刘宾雁的文章,实际上是指名道姓地在向陈世忠提出挑战,因此也就逼得我挺身而出,慨然应战。
     俗话说:“人命关天”。王忠全、马洪才枪杀李植荣事件究竟是“打得好,打得有理,打出了军威”----是好人杀了该杀的坏人,还是一起故意杀人案----是坏人杀了不该杀的好人?显然,这决非一场纸上谈兵的笔墨官司,而是一场长期的激烈斗争----善与恶、正义与邪恶、护法与犯法的斗争的继续。
     李文的可贵之处之一就在于它使广大读者如梦初醒,原来1989年已经公开审理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徒刑的两名罪犯,到了1990年就由于“撤销此案”而光荣获释,两人均恢复了党籍,官复原职。又过了七年,“……两人至今还在不间断地申诉、申诉……”
     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李植荣不是被故意杀害的无辜冤魂,那么就依然是一名“因企图越狱逃跑而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的反革命分子”,二者必居其一,还有什么可以含糊的呢?
     同样,如果王忠全、马洪才不是故意杀人的凶手,而是忠实履行职责的武警,他们打死一个企图逃跑的在押犯人,并因此立功是当之无愧的。他们不愧为五好战士、三好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然而,这么好的“同志”却被关进了监狱,判刑劳改,试问天理何在,国法何在?人们不禁要问,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和黑龙江省司法厅劳改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干部们以及他们的上级领导是干什么吃的?不问他们一个渎职罪怎能甘心?出庭作证的或写证言的证人蓄意提供伪证是何居心,不问他们一个诬陷罪又怎能罢休?
     是不是应该在李先生的“声讨檄文”中再加上这样一段话:“陈世忠等一批劳改罪犯出于对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出于诽谤我人民解放军、毁我钢铁长城的卑劣动机,对两名忠于职守的武警进行了恶毒的诬陷。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在新时期新形势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这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奇怪的是,一批刑侦人员和检察官们经过长达三年(1986--1989)的缜密调查,居然也支持陈世忠控告,法院居然也敢于给这两名战士判刑”。
     我一个人闷坐在斗室中反复琢磨这篇大作,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不清楚究竟谁是我的对手。请看,李文说:“在王忠全、马洪才继续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吁中,除披露事实外,还要说上一句:战友,你们没有‘故意杀人’,你们是忠于职守的战士”。且不说这里存在着明显的语句不通,逻辑混乱。这段话怎样才能加到“王忠全、马洪才继续要求彻底平反的呼吁中”去,这些且都不去说它。有一个问题使我犹豫起来: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喜剧场面:我和李占恒先生辩论得口干舌燥,七窍冒烟,人家当事人却不紧不慢地说一句:“李占恒只不过是李占恒,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代表我们。我们并没有这么说,我们也没有让他代表我们这样说呀”,这么一来岂不是很尴尬吗?岂不要滑天下之大稽了吗?再比方说,李占恒先生文中多次提到一个名字:杨殿元,说他到火车站给被捕的王忠全送行,到看守所去嘱咐王忠全“一定要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去上访,说他手下的法官“受诬陷”,以至于后来给王忠全保留了党籍,恢复了公职,让他继续当法官----这一切是不是确有其事?杨殿元先生本人是否认帐?不然的话,一旦笔墨官司打起来,杨殿元来个一概否认,我该怎么下台?所以我在“应战”之前,先要弄清楚究竟是在跟谁辩论?而为了消除我的怀疑,就只好请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广大读者澄清一下,是不是像李文所说的那样,“于1990年撤销了此案”?根据是什么?是否通知了被害人李植荣的亲属?为什么没有通知包括陈世忠在内的证人?最高人民法院是否真的过问了此案?如果过问了,那么是哪个部门、哪个具体人怎样过问的?还有,“王忠全、马洪才两人至今还在不间断地申诉、申诉……”,是否确有其事?如果属实的话,请问他们何年何月向何单位进行了申诉?受理单位的结论是什么?为什么长达七年之久还不对这两个人的申诉作出正式答复?
     我还想提这样一个问题:假定李占恒先生完全相信王、马二人是无辜的,而这两个人也确实在不断地申诉的话,那么在李先生大作中间有哪一句话是王忠全、马洪才在被审查、被审讯、受庭审期间没有说过的新东西?别人可以不知道,出庭到场的人们都不会健忘,当时不仅王、马二人,而且替王、马辩护的三位律师也尽了极大的努力,个别人甚至对证人进行了放肆的人身攻击,却依然未能“扭转败局”,法庭还是给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定了罪,判了刑。既然是这样,这次申诉的新依据又何在呢?
     李占恒不愧是作家,他很有韬略地把矛头直指刘宾雁,可谓用心良苦。刘宾雁既然是“反面人物”,谁还敢给他辩护呢?但是,既然李占恒先生摆下了这张天罗地网,我也只好心甘情愿地入一次瓮,说说事情的原委。从1981年4月17日起到1986年6月止,在长达63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63封检举信,有的是上访,有的是信访,一共找了32个单位,其中包括人民日报社。代表《人民日报》接待我的人中间就有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刘宾雁于1985年发表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1987年被开除出党。1989年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王、马二人进行公开审判,这时离1985年是四年,离1987年是两年。在我们这么一个具有“因人废言”传统的国家里,他的作品还能有什么影响?不妨问一问省检察院和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同志们,说他们之所以给王、马二人定性为“故意杀人”,是由于刘宾雁的一篇文章,请问他们同意不同意?他们怎么那么听刘宾雁的话呢?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记到刘宾雁头上去”呢?李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此后又有多家报刊登载了不同作者报道的这一案件”,其中包括国内影响最大的杂志《民主与法制》。的确,《民主与法制》于1988年开始采访和调查这个案子,它揭露出来的事实比《第二种忠诚》要具体得多,甚至连凶手的姓名都公之于众了(要知道,我陈世忠是不可能知道开枪武警的姓名的)。然而,李占恒却对它一带而过。这就是说,明明知道向一个远在美国的,无法反驳的人无论泼多少污水也不会遭到惩罚,也不需要为此付出代价,就可以加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标题,把刘宾雁当作一只死老虎来打,而把其它报刊杂志轻轻放过,这种“看风使舵”的风派风格不是显得太露骨了吗?
     现在,且允许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一下李占恒先生煞费苦心地选择这么一个标题的动机。李占恒先生以为在今日之中国怎么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也不为过分,而谁胆敢替刘宾雁辩护,就等于承认自己和刘宾雁穿一条裤子,是一丘之貉,臭味相投,所以对方刚一张口,败局已定,李先生就可以稳操胜卷班师回朝了。可是我这个人偏偏不信邪,我不认为如果刘宾雁说地球是圆的,我就必须说地球是方的。那样做岂不等于重复当年“两个凡是”的错误了吗?我找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有什么不对了?刘宾雁在他的作品中摘录了我给人民日报的一封检举信的内容,题目就叫《人血不是水----我向人民记者的良知呼吁》。他并没有断定我说的就对,就是确有其事。
     根据“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中国传统美德,我对我的所作所为统通认帐,毫不含糊。把我陈世忠在漫长岁月里不屈不挠地孤军奋战的光辉成果硬说成是刘宾雁的“功劳”,岂不成了张冠李戴?我此时此刻不是为刘宾雁辩护,而是为维护真理、匡扶正义,捍卫法制,打击犯罪而斗争。因此我认为李占恒先生的大作实在是用错了标题,应该把《刘宾雁笔造悲剧》改成《陈世忠笔造悲剧》才算贴题。
     在把李占恒先生请上法庭,对簿公堂之前,暂且只写这么多就此打住,以免过多的泄密,请广大读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
     陈世忠
    
     (本文刊登在《黑龙江晨报》1998年5月9日《来函照登》栏目中)
    
    14. 十年后,陈世忠再告状
    晓黎
    
     1998年12月8日,北国冰城哈尔滨。
     正值严冬季节,白雪皑皑,滴水成冰。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的大审判庭门口,聚集着不少新闻单位和前来旁听的群众。哈尔滨市职工大学教师陈世忠状告作家李占恒和“黑龙江晨报”社侵犯名誉权一案这天将在这里公开审理。
    
     一段不想回忆的历史
    
     翻看《民主与法制》1988年第7期,有一篇《含冤十九年 今朝见光明》的文章,它讲述了一位名叫陈世忠的人仗义为冤案追诉60个月,终于使冤案真相大白的故事。文章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1969年4月14日,在茫茫无际的黑龙江嫩江荒原上,嫩江农场七分场的一群犯人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到监舍东南二公里处打草。李植荣(系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1958年被判反革命罪入狱,后被平反)也在其中。当时劳动现场以四面红旗为标志,形成一个边长约400--500米的假想警戒线。李植荣在打草时,误出警戒线约5米,被值勤战士马洪才喝住,李为自己辩解,于是被钉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班长王忠全过来了,在“训”了他几分钟后,命令他向警戒线外“朝前走,再朝前走”,接着就命令战士开枪,李植荣应声倒下。紧跟着王忠全又让战士朝天再开一枪,造成了“先对天开枪警告,后击毙犯人”的假象。正当队长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出警戒线,经解放军鸣枪警告不听,被当场击毙”时,李植荣捂着伤口又跪了起来,由于自始至终未采取任何抢救措施,李植荣流血过多死亡。事后,马洪才立了三等功,连里对他们进行了表扬,称“打得有理,有利,打出了军威”!
    这一切被当时也在现场服刑的陈世忠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他因1964年写了批评和劝谏
    毛泽东、党中央的《谏党》一文被打成了反革命。1981年4月,陈世忠被平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申诉李植荣被枪杀的悲惨事件。可是谈何容易啊,整整五年,他不知上访了多少家有关单位,有政府机构,有公、检、法机关,有新闻单位,给32家单位发出60多封控告信。
     终于,此案得到了当时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李根深和省委书记孙维本、副书记周文华的重视。由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后,认为陈世忠反映的情况属实,此案应交司法机关处理。
     时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白景富专门给陈世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你来信反映解放军战士开枪打死人犯的情况,省委领导都很重视,已责成省检察院、省司法厅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查证核实,将案情事实搞清。你反映看押部队的战士王忠全、马洪才故意枪杀犯人李植荣的情况基本属实,根据法律规定,即将此案移送发案地嫩江县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追究其刑事责任。你的政治责任感值得我们学习,并感谢你对政法工作的支持。”
     手捧来信,陈世忠宽慰了。整整19年了,李植荣捂着伤口跪起来的一幕总是在他的脑海中魂牵梦绕。他默默地说:“李植荣,你的冤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1989年1月24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王忠全、马洪才故意杀人一案,陈世忠作为证人出庭作证。最后法院认定王忠全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认定马洪才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马洪才服判,不上诉;王忠全不服,提起上诉。
     接下去又发生了什么,陈世忠就不知道了。作为举报人和出庭证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一篇文章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九年多。
     1997年11月11日,《黑龙江晨报》以整版篇幅发表了作家李占恒的文章,题为《大作,大家,大手笔,大冤案-----刘宾雁笔造悲剧》。
     对于 1969年4月14日在嫩江劳改农场发生的那场悲剧,李占恒根据自己的调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
    “1969年4月14日,领班员王忠全带领哨兵赵明贵、马洪才,押解100余名犯人到嫩江劳改农场三岗分场南沟打草。犯人队伍里有李植荣、陈世忠。劳动现场距分场约五里路。大草甸子一望无边,茅草一米多高,地上有许多塔头墩子。犯人被押到现场后,先由犯人大组长插警戒线,一个角上插一面,四个角插了四面小红旗。东西500米,南北400米(距离,说法不一。)画地为牢,犯人在“牢”里打草。赵明贵站东南角哨位,马洪才站西北角哨位,王忠全带班,兼作游动哨兵。上午安然无恙。下午风力增大,王忠全徒步游动感到十分困难。大约下午2时30分,王忠全游动到东南角赵明贵处。这位1966年入伍的老兵对王忠全说:“我这里没事,你到马洪才那儿看看吧,他是新兵。”王忠全稍停片刻,向西南角游动……
     这一天是马洪才第一次出外勤,马洪才端着半自动步枪,不停地巡视在自己分工的警戒区域。草甸子的西面有一个漫岗,那是他重点防范的区域,那岗上长着柞树林子,榛柴棵子……忽然,马洪才发现有一名犯人向西边警戒线靠拢,他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转眼间那犯人越出了警戒线!径直朝西运动──马洪才立刻迎上前去,边跑边向犯人喊话:“站住!回来!”犯人如入无人之境,马洪才又喊: “再不回来,我开枪了!”犯人仍然向前运动……
     同一时间,王忠全顶着西南风沿着警戒线南线向西游动,在拐弯处,也就是西南角,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距马洪才较近的一点上越出了警戒线!这是入伍仅有一年零两个月的王忠全第一次面对犯人逃跑!神经也高度警张起来,他已看到马洪才离开哨 位,追赶犯人,便急忙上前增援----犯人、王忠全、马洪才都运动了一程,犯人还不 见停步,王忠全边跑边催促马洪才:“开枪”──马洪才开枪,枪声响过之后, 逃犯躺倒在地上……(李犯越出警戒线多远,说法不一)。
     这里并非无懈可击。马洪才对逃犯“口头警告”有了,但是鸣枪警告不够明显。尽管执行看押任务不到一个月,但是凡是看押劳改罪犯的哨兵都知道使用武器的时机,在通常情况下,口头警告无效应当有一个“鸣枪警告”的过程。带班员王忠全“开枪”的指令是在紧急中提示马洪才赶快“鸣枪 警告”,马洪才也想着鸣枪警告,但是在运动中把那警告为目的的枪平端了(原文如此)。这个从未打过运动靶的新兵,在跑动中,瞄也没瞄,一枪就把犯人撂倒了,王忠全为此责备了他,马洪才慌乱不知所措,冲天空又放了一枪。王忠全恐出意外上前夺下来他手中的半动步枪,为他退出了弹仓里剩余的子弹……
     当日勘验了现场,当日处理了尸体。“
    
     这篇文章提出“认定解放军战士故意杀人一案”是一起冤案,是以舆论作前导、法律尾随其后作出的判决。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又写道:“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
     文章中还披露了一个事实,即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已被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消了,理由是已过追诉时效。王忠全和马洪才两人均保留了党籍,王忠全还担任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的法官。
     读完文章,陈世忠惊呆了。难道28年前自己亲眼目睹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幻觉?难道自己艰苦追诉五年到头来却成了一个制造冤假错案的人?难道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在整整调查了一年多后得出的结论也是错误的?还有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撤消了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何不将此裁定结果通知举报人和被害人家属……?
     疑问实在太多了。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陈世忠又开始了新的上访历程。整整一年来,他上访了54次,信访了65次,给各家报纸写信270封。为了对李占恒的文章进行澄清,1998年5月9日陈世忠在《黑龙江晨报》又发表了《对<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的质疑》的文章。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他得到的口头回答是:那案子确实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撤消的,但是依照规定,判决书只能发给原告和被告(原告是国家检察机关,被告是王忠全和马洪才)。陈世忠这个检举人和证人不能有这份裁定书。
     思来想去,唯有诉讼这一条路了。陈世忠毅然走进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状告李占恒和《黑龙江晨报》社侵犯他的名誉权。
    
     一场艰难而又激烈的诉讼
    
     12月8日的庭审进行得激烈异常。
     在偌大的原告席上孤零零地坐着陈世忠一个人,他说他没有钱请律师。
     在被告席上就座的是李占恒和他的代理人蒋建兴律师。“黑龙江晨报”社委派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的律师全权代理诉讼。
     在起诉书中,陈世忠认为李占恒的文章采取了歪曲事实的手法,得出与法院判决书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揭发检举人陈世忠进行了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
    李占恒拿不出任何法律依据就把个人意见捅到了报纸这个舆论工具上,其影响遍及全国乃至国外,使被害人陈世忠遭到诽谤,遭受了精神折磨和名誉损失。
     因此,陈世忠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向国内外任何舆论工具传播类似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文章,停止对原告的攻击。请求被告以同样大小的版面在“黑龙江晨报”上声明承认错误,向原告人公开道歉。记者注意到,陈世忠没有提出任何经济索赔要求。
     被告人李占恒及其代理人当庭答辩并提出了反诉要求。李占恒认为在陈世忠所写的《对<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的质疑》的文章中使用了“这种‘看风使舵’的风派风格不是太露骨了吗?”这样的言辞,是侵犯了他的名誉权,请求法院判令陈世忠停止侵害,并在相同报纸以相同版面声明赔礼道歉,并提出了3000元的赔偿要求。
     《黑龙江晨报》的诉讼代理人提出,李占恒的文章是由《沈阳晚报》社传真来的,应由《沈阳晚报》社承担审稿责任。《黑龙江晨报》只是转载,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在谈到《刘宾雁笔造悲剧》一文的写作依据时,李占恒认为该文是他经过深入调查了解以后写成的作品。他采访了辽宁省法库县法院的党组成员,采访了王忠全、马洪才本人以及有关证人,参考了法库县法院党组为王忠全一案写给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汇报材料,以及发表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审判实践》1990年第2期《争鸣》栏目中王亲民所著《一起‘故意杀人案’的真伪始末》一文。
     在审判长问到他是否调阅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有关该案的原始卷宗、是否调查了该案的原举报人陈世忠等问题时,李占恒承认他没有采访以上单位和个人,但是他向审判长提供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刑三字第51号刑事裁定书。正是这份终审裁定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撤消了王忠全、马洪才案件。既然案件都撤销了,那么当事人又何罪之有呢?
     在最后陈述阶段,陈世忠激动地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没有讲过一句假话,为了一个非亲非故的人,我整整追诉了5年多,才使得真相大白于天下,而今我又被指责为‘是一个制造冤假错案的人’,这场官司我一定要打下去。我也希望这场官司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对28年前的那场悲剧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审判长宣布休庭,对这起名誉侵权案件,法庭将另行宣判。
    
     一个不同寻常的旁听者
    
     在庭审的旁听席上,有一位“特殊”的旁听者。宽宽大大的肩膀,正正方方的脸膛,几分悲痛,几分忧伤的神态。对了,他就是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参加开庭的任金凯,小名叫小早。他的从未谋面的父亲就是前面提到的被枪杀的李植荣。
     小早的怀里揣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6年为他父亲平反的终审判决书,认定他父亲是起义投诚人员,撤销原判。小早更想搞清楚的是他父亲到底是无辜被杀害,还是“企图越狱逃跑”被击毙?
     李植荣是被抓壮丁当上国民党的,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接受改编,系起义投诚人员。“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判了十年刑,上诉,再加刑至十五年。李植荣老老实实接受改造。1963年政府特别批准他白天劳动,晚上和前来探监的妻子胡凤兰团聚。胡凤兰回到北京顺义老家。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起名小早,意在盼望爸爸早点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李植荣劳改表现更好了。
     1969年,李植荣刚满39岁,再有两年多就可以同亲人团聚了,却死在了嫩江草原上,劳改农场没有说明死因,只是通知家属“李植荣已死亡”,在全家人再三追问下,才得到了答复:“因越狱逃跑,被我解放军击毙”。从此,一家人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老父亲被气死了,从没见过父亲面的小早受尽凌辱。
     小早是在“法制周报”上认识陈世忠的。直到这时,他才知道原来父亲并没有越狱逃跑,原来还有一个素昧平生的叔叔为他们家的事已经整整奔波五年多了。他带着全家人凑齐的200元钱,来到了哈尔滨。他找到了陈世忠。这个1。80米的汉子抱着瘦小的陈叔叔,眼泪止不住地流淌下来。
     “我父亲从27岁服刑直到39岁,再有两年就要出监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理由要越狱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父亲是无辜的,那这么多年来,我的家庭、我的母亲和我自己所饱受的苦难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我应该向谁提出索赔呢?”小早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
    
     一份三方都不满意的法律文书
    
     对王忠全、马洪才案件,曾经有过三份判决、裁定书。
     1989年1月24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认定:被害人李植荣在警戒区西侧附近因只顾打草而误出警戒区五至七米,被马洪才喊住,在李植荣进行辩解时,王忠全迳自下令让马洪才开枪将李当场击毙,之后又令马对空鸣了一枪,制造曾经对李鸣枪警告的假象。王忠全、马洪才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案发时的历史背景和本案的具体情况,给予减轻处罚。判处王忠全有期徒刑三年,马洪才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马洪才服判,不上诉;王忠全不服,以属于过失杀人,发案时已做过处理,不应重新处理和已过追诉期,不应追诉为理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1989年6月23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刑一上字第78号刑事判决,撤销原判。在对王忠全、马洪才的犯罪事实予以认定的条件下,认为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王忠全仍不服,以构不成犯罪为由再次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
     1990年4月5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以(1990)刑三字第51号裁定书认定:申诉人王忠全与原审被告人马洪才于1969年4月14日执行看守犯人职务期间,王忠全指使马洪才开枪打死越过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裁定撤消王忠全、马洪才案件。毫无疑问,第三份终审裁定是生效判决。但是对这同一份裁定却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该终审裁决已裁定撤消
    王忠全、马洪才案件,那么当事人当然是无罪的;二是此裁定书只是以“超过追诉时效”为由撤消了该案件,并没有使用“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的惯用语言,那么就意味着原审犯罪事实仍然存在。只是由于
    超过了时效而撤案,并不等于没有犯罪。
     大凡判决书,总是一方满意,一方沮丧,可这份终审裁定竟是举报人、被害人家属、被告人都有意见。
     陈世忠自不在话下,他根本就没想到王忠全、马洪才两个人没有服刑,不但案件撤销了,当事人也都官复原职了。陈世忠说:“我不是法律专家,不知省高院的裁定依据何处。但对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不是20年吗?一审判决距犯罪发生时只有19年,况且我已经追诉了五年多了啊。”
     被害人家属既没有得到终审裁定书,也没有人通知他们这个消息。对于李植荣的死因裁定书上写得含含糊糊,难解心中谜团。
    
     采访快要结束了,我的心情沉重异常,这是一段本不该发生的故事。
     据陈世忠介绍,他同李植荣非亲非故,同两名战士无怨无仇,至今走在街上他也认不出那两个人。可是,这么多年来他到底图什么呢?
    
     (此文刊载在《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2期上)
    
    
    
    15. 陈世忠十谏朱镕基
    
    新西兰《新报》编者按:
     关于陈世忠十年后再告状的情况本报上周已刊登,想来已为读者所了解案件之来龙去脉,今再登载陈世忠在海外,给朱镕基的一封公开信,让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位铁汉对党对人民的《第二种忠诚》的高贵品质。在这种忠诚中让我们深深感到在他的心中跳动着一颗对祖国对人民的至死不渝的心。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朱镕基同志:
     哈尔滨市职工大学陈世忠教授于1998年2月22日、3月18日、5月21日、7月8日、10月28日、12月24日,1999年1月12日、3月2日和3月30日九次写信给你,反映同一件事:“两个杀人犯两次混进党内,一名真凶手再度当上法官”(其中10月28日的信例外,反映哈尔滨市政府作出的关于包烧费问题的决定违背人民利益),至今既未见回音,也不见处理。两名经法院判刑,再审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故意杀人犯不仅逍遥法外,而且至今披着共产党员、国家干部、人民法官的闪光外衣,向检举人进行猖狂反扑和政治陷害。
     我从海外给你写这第十封信,继续向你反映情况,帮助你,支持你工作,批评你、监督你更好地改进工作。
    
     1、“走资派还在走”----杀人犯还在到处活动还在当官。核对事实、罢官审查毫不费力,可你们就是互相推诿、互相扯皮,实际上是放任纵容。
    
     2、没有包括最高人民法院中的某些人的支持,没有四家到六家法院中的一大批法官渎职枉法,根本不可能使两名故意杀人犯判得这么轻,而且判得这么轻依然不服刑,就光荣获释,在既未宣布无罪,又未获得平反的情况下就重新入党,做干部,当法官!试问共和国成立至今五十年来有过几例这样荒唐而嚣张的司法腐败罪行呢?它不典型谁典型?
    
     3、我陈世忠与被害人李植荣非亲非故,与凶手王忠全、马洪才无冤无仇,仅仅是出于公民的责任感,出于爱党爱国爱民的良知,挺身而出,揭发检举坏人坏事,我承担多大的风险?我图的是什么?可是到头来,没有一个在职的官员,没有一个单位给予我实际的支持,逼得我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无家可归,安全时刻受到威胁----你们谁都不顾。你们就是这样支持和鼓励见义勇为和仗义执言的公民的吗?
    
     4、“维护人权”是我党我国的一贯宗旨,去年我国政府庄严地在国际人权公约上签了字,可是你们对李植荣被杀案如此麻木,对凶手和他们的庇护者如此心慈手软,实在令人莫名惊诧?你们岂不是向全世界宣布:在中国,劳改犯的生命安全是不受保护的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许多国家为什么坚决反对北约出兵科索沃、空袭南斯拉夫呢?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个先例不能开!同样的道理,问题不在于三十年前无辜被杀害的李植荣这条命多么重要,关键是这个先例不能开!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你们的无所作为沉重地打击了党的劳改政策,使劳改犯人人人自危,毫无安全感!
    
     5、“分工不同”,你也许会说,你是国务院总理,涉及案件的事不该找你。好啊,你说该找谁反映?在每封信中我都寄上一份长长的明细,我都找过谁?从1997年11月到现在,我不止一次地找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孙维本、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尉建行、罗干、萧扬、韩杼滨、田纪云、邹家华、何勇、高昌礼、朱育理……,不仅如此,早在1998年1月我亲自到北京找过中纪委,找过全国人大,找过最高人民法院……,都立了案,怎么样?时间过去了15个月,女人怀孕连生小孩的时间都够了,可是谁回信了?有谁处理了?
    
     6、信访制度存在严重弊病,表面上看,我寄给各级领导人的信你们都收到了,我亲自上访你们的各级信访办也接待了,收下了我的材料,甚至也立了案,至少是备案,可是,没有回音,没有处理,为什么呢?就在于信访系统和政府其它许多部门一样,只对上级负责,没有规定对每一封人民来信必须限期答复,也没有规定对每一封转出去的信必须限期要回音,要处理结果,而且同样要把处理结果限期通知来访人。这是防止官僚主义、制止欺上瞒下的有效措施,不知为什么信访工作中没有这一条规定,而没有这一条规定,公仆不像公仆,主人不像主人。绝大多数上访者都有一种低三下四、忍气吞声、甚至摇尾乞怜的受侮辱感觉。必须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种现状对解决矛盾,巩固自己的政权极为不利。
     另外,信访工作人员(他们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在这里无须赘述)很可能有一条规定:凡涉及案件者,一律转出去。可是要命的是连主管政法的罗干,连主管纪委的尉建行、连主管最高人民法院的萧扬、连主管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韩杼滨、连主管司法的高昌礼、连主管监察的何勇都不管,而给你的信你又看不到,老百姓还有什么出路呢?非要去找江泽民和李鹏才能(或许也不能?)解决问题吗?
     我郑重地重复一遍,小到王蒙、白景富、曾宪林,大到江华、胡耀邦----这些共产党的官员都不是这样对待人民来信来访的!总不至于“一代不如一代”吧?
    
     7、这个案子有着极大的典型意义。“人命关天,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主犯王忠全,故意杀害在押犯,杀人邀功,推卸罪责,伪造现场,拒不认罪,陷害检举人,猖狂到了极点。对这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对这种死有余辜的败类,居然还下不了决心为民除害,我们国家的法律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呢?究竟怎样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是仍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再看,这么多参与包庇纵容杀人的公检法干部,这么多渎职枉法的信访干部,再加上一大批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大小官员----其涉及面决不亚于旧社会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或《杨三姐告状》,你朱熔基大刀阔斧精简机构,肯定有不小的阻力,为什么不优先请这些人下岗呢?继续留这些人“尸位素餐”对建立一支精干的干部队伍有害无利!
    
    8、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一般说来,新闻媒体是愿意抓新闻,抢热点的。可是上级部门给他们套上了有形的和无形的金箍。你看,李占恒这位作家为了替两名杀人犯翻案,煞费苦心地拟了个唬人的标题:《刘宾雁笔造悲剧》,果然有效,从东北到西南,从华东到中南,全国范围内有多少报纸纷纷刊载,许多编记人员连内容都没看懂,立即投入“批刘反陈大合唱”。为什么?“把黑格尔当做死狗来对付”反正是不必付出代价的,弄好了或许还会得到上级的赞许哩!反之,受害的陈世忠写的反驳文章,向全国270个新闻单位投稿,七次上访和信访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和《法律纵横》栏目,无一回音,无一刊载,只有《羊城晚报》例外。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碍于涉及到刘宾雁!尽管内容有吸引力,最好还是远离是非为好。这是造成顽强无比的陈世忠长时间以来孤军奋战的又一重要原因,也就是说李占恒搬出“刘宾雁”这张王牌,果然堵住了许多有正义感的编记人员的嘴!而我们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这个原则在舆论界同样再一次惨遭践踏!剩下的只是“看风使舵”,唯上级脸色行事。保乌纱成了决定一篇文章发与不发的出发点!
     熔基同志,你虽然不主管新闻、舆论和宣传,我斗胆地请教一下:你对这种现状是“满”还是“不满”呢?辽宁、黑龙江、四川、安徽省委宣传部为维护新闻法规都做了些什么?
    
     9、“稳定团结”。十五大倡导的“稳定团结”深入人心,只有“稳定团结”,才能搞好经济建设,富国强民。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李占恒这样的“共产党员、正师级干部、一级作家”以及像王忠全、杨殿元、王亲民这样的“共产党员、司法干部、廉洁法官”以及他们的幕后支持者们以自己的颠倒黑白的文章,以自己的猖狂反扑和政治陷害检举人,以自己的渎职枉法,包庇纵容杀人凶手----以一系列卑鄙无耻的阴谋行动在破坏着稳定团结!是他们在替文革中由他们亲手制造的冤假错案大刮翻案风,企图证明他们杀人杀得对,制造假案做得对!稳定团结不能离开党性原则。试问,容忍杀人犯逍遥法外,容忍这些败类留在党内、军内和法官队伍里,反腐败斗争还能进行得下去吗?经济建设还能有法律保障吗?因此,必须把破坏稳定团结的上述罪魁祸首绳之以法!决不允许任何人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文革的精神对着干,决不允许任何人同十五大稳定团结精神对着干,天天喊“加大力度,决不手软,决不避重就轻”----人民正在“观其行”!
    
     10、领导人接受人民群众监督问题。当家作主的广大人民理应享有知情权,监督权和罢免权。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是人民民主国家的ABC,可是实际上缺乏具体操作的机制。没有可行的奖惩条例,变成了“好人好事无人夸,坏人坏事无人抓”。
     我们常常自豪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应该比封建帝王高明千百倍!可是在告别二十世纪的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级公仆中有多少人敢拍胸脯说,我比李世民或者包拯更得人心的?不妨扪心自问,想当年魏征要不是遇上李世民,连十个脑袋也早就搬了家。
    
     千言万语说不尽,我之所以从海外还写这封信给你,就说明我对你失望之余,并没有绝望,希望能感动上帝感动你,希望你闻过则喜,不耻下问,努力做人民的好总理。
     陈世忠
     1999年4月9日于俄罗斯
    
    (此信已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朱镕基总理,新西兰《新报》曾全文转载)
    
    
    
    
    
    
    
    
    
    
    
    16. 陈世忠1999。7。1。给一审主审法官张建华的信
    
    张建华同志、各位法官,合议庭全体同志们,你们好!
     陈世忠控告李占恒及五家报社侵犯名誉权案正在进行之中。4月22日开庭一天,休庭进行研究,你们辛苦了!你们深知,这个案子在民事案件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我决不会停留在要求被告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点起码的要求上。这个案件背后隐藏着重大的刑事犯罪案件以及各级法院的集体腐败。“天欲绝其人,必先夺其理智”,利令智昏的李占恒没有丝毫的认错表示,他还提出了反诉,而他提供给法庭的所有证据全部对我(们)有利,再次证明我(们)对立面的愚蠢、狡赖和不打自招。这些家伙勾结起来帮助罪犯开脱罪责,把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说成“有功”,梦想反坐刘宾雁、陈世忠诬陷罪、伪证罪,真是无耻之尤,但他们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为迎接开庭,我把他们供证的矛盾归结为十个方面:
     1、 李植荣的镰刀位置即其打草的最后位置离警戒线仅3-5米,为什么他被击毙的位置却在几十米以外呢?这个“其说不一”是多少呢?马洪才说是70米,陈真尧说是40米,杨殿元等说20多米,鉴定说是50米,王忠全说“很远”,那么这3-5米和20-70米的距离李植荣是飞过去的还是跑过去的呢?都不是!是两名战士先后两次命令他向前走,再向前走的结果。
     但是这还不够,李植荣不可能走这么远。
     2、 事后红旗被移了进去,这是另一个症结所在。大车组犯人回来这么说,犯人大组长刘德元这么说,马超元也这么说,大家都听到了。否则就不好解释怎么会变成40-70米,而且后来向别的分场犯人也是这么传达的。这一点在王、马案的三次审讯过程中都被故意避开不谈。
     3、 戴有让、崔殿昌是最近的目击者,他们离李植荣很近,我离李植荣也不过20多米,中间还有不少人。按照那些人的谎言,我们岂不都在警戒线之外了?这不成了犯人集体大逃亡了?
     4、 李植荣被击中的是腹部,李队长过去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话,我看见他忍痛跪了起来,又倒了下去。杨殿元在一份“汇报材料”中说“事后排长刘继贤赶到现场,问李:‘你还跑不跑?’李抬抬头说:‘报告班长,我不行了!’段君的证言则说:‘大车组派马车将其拉回,在途中就死了!’这不正好证明李并未当即死去,而且埋李时尸体还是热的吗?这么长时间里有谁想抢救他了?这不是杀人灭口又是什么?
     5、 大量证人证明,马洪才和王忠全先后都跟李植荣说过话,而且对话很长,这两个人先后分别命令李植荣往前走。可是被告律师陈枢却故弄玄虚地说:“根据证据理论,证据要有排他性”,似乎是四个证人认定是王忠全所为,另外四个证人认定是马洪才所为,二者之中必须排除一个。但是,他自鸣得意得太早了:为什么要排除“两个人都曾和李植荣对过话,两个人都曾喝令李植荣朝前走”这个铁的事实呢?
     6、 王忠全口口声声说他离现场很远,可是联合调查组查明,他就站在马洪才跟前询问李植荣的。法库县和铁岭市人民法院旁听组报告说:“慌乱中的马洪才便把子弹已经上膛的半自动步枪大栓拉了一下,然后又推上一颗子弹开了第二枪。马从草丛中拾起落地的子弹时,手已经颤抖得不好使了,王帮助他扣上枪栓。”试问如果王忠全真的远在100米之外,他又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难怪马洪才也不承认这种说法,在法庭上同他争执起来!
     7、 两名凶手始终不提先击倒李植荣,后朝天开枪这一事实,以至于事发后仅仅20分钟,李队长召集犯人训话时就说:“李植荣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就这样,他一句话中撒了两个谎,从而帮了两个凶手大忙。而后来通知家属时则更变成了“因企图逃跑被击毙”。
     想一想,李植荣是个被错抓错判的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无辜服刑十三年,劳改表现好,残刑不多,眼看就要和亲人团聚了,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惨绝人寰”这四个字用在他身上,用在他的妻儿老小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8、 综上所述,王忠全、马洪才二人的犯罪行为究竟有哪一点符合“情节较轻”的要求的?他俩至今连罪都不认,怎么还算“情节较轻”呢?最高人民法院如果认为证据还不够充分的话,完全可以继续寻找证人嘛!据我所知,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目击者听到如此司法不公,气得肺都要炸了,纷纷准备出庭作证。更何况,任何疑难案件使用最新科学成果----测谎器不是马上就能使真相大白了吗?
     9、 王忠全、杨殿元、陈枢都是精通法律的人,有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杨殿元说:“黑河中院把人放了,但不给裁定书。催了多次,才把裁定书寄来,竟以“已过追诉时效撤销案件”为终审裁定。这实质是回避矛盾。已过追诉时效,难道黑河中院就不懂吗?已过追诉时效,把人抓了,押了好几个月,又判了刑,就这样了事,这不是明显欺骗老百姓吗?既然一审定了罪,判了刑,二审就应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裁决,这才符合法律的规定。”
     王忠全在他要求平反的申诉书(已遭驳回)里说:“撤消案件只能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起诉前,人民法院审判前还可适用。我案交付人民法院进行一、二审诉讼程序后,作出了有罪判决。在我多次的申诉诉讼中,你院又作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撤消案件”的裁决,这符合法律规定吗?其实质是回避矛盾,维护诬陷者刘宾雁、陈世忠的面子。按刑诉法第11条规定及有关规定,只能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再按法律规定,对诬陷者、伪证者实施反坐,才符合法律条文立法的精神实质,才是人民法院依法办事,秉公执法,维护法律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陈枢则更是洋洋得意地介绍”经验“说:“首先,认为本案一审不会彻底解决,肯定有二审,可能有再审,因此只能‘大胖子脱衣服,一层层地来’。如果王、马二人当年击毙李植荣的行为,即使被一审法院认定是故意杀人罪,但只要其犯罪情节不够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则政法机关对王、马的追诉就是违法的,当然捕和判就更是错误的了。既然一审认定故意杀人的情节较轻,那么二审完全可以从时效上否定起诉和判刑,进而使王忠全、马洪才获得无罪释放。经过认真努力,这个诉讼目标终于获得了实现。”
     从被告方提出的这些“证据”可见:被告方也对“撤消案件”、不了了之这种“明显欺骗老百姓”的做法极不满意。
     由此可见,他们是蓄谋已久的,明知一审要判刑,早就准备在二审和再审时在时效上做文章,争取把两个杀人犯解救出来!而且确实达到了目的。
     他们问得实在好:“已过追诉时效,难道黑河中院就不懂吗?”既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呢?一方面,慑于舆论压力,不判不足以平民愤;另一方面,又在方方面面,主要是各级法院的压力下,故意重罪轻判,故意埋下伏笔,为以后开脱罪犯留了后路。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陈庭长短短一句“你放心,我们会认真处理的”道破了天机。最高人民法院就是幕后主使人!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连“故意杀人犯”居然也可以“取保候审”的缘故吧!人们不禁要问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今日之中国,法官和律师的天职究竟是什么?
     10、被告方一再指责黑河法院无权审理此案,强调不符合管辖权范围,这也有道理。因此,这几个判决都采取“不了了之”、“和稀泥”的态度,不明说有罪还是无罪;而且不符合诉讼程序。可见,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无效的。这个案子应该推倒重来,由最高人民法院重新进行一审!
     可是,从1997年11月到1999年6月,我120次进行上访信访,甚至在中纪委和最高人民法院都立了案,又有什么用?没有一家单位是认真对待的,我感到腻烦、厌倦、悲愤:好端端的一个家,没了,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多少古怪电话打到我家,这种现象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一个单位,没有一个在职的官员公开支持我,我内心充满了不平。这还是个讲理的国家、讲理的社会吗?我热爱祖国,而这个“祖国”却如此地不保护我,不珍惜我!
     我是个不惜命的人。在我26岁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枪毙我,现在活到62岁了,我还怕什么呢?也许这就是我在生命终结之前能做的有利于我中华的唯一的一件大事。通过它,揭露中国司法的黑暗,揭露中国信访的麻木,揭露中国高层领导的无能无为……,这是一件太典型的可遇而不可求的案例!
     我不揣冒昧地提醒你们中间的每一位:坚决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说情风,拿出司法干部的良知来,无愧于肩章上的天平,让中国司法史留下你秉公执法的光辉姓名!让七一的光芒永远照耀你我前进的道路!
     陈世忠 1999年7月1日于哈尔滨
    17. 陈世忠一审胜诉
    晓黎
    
     本刊(《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2期发表了《十年后,陈世忠再告状》一文。记述了陈世忠十年前为李植荣无辜被杀一案苦苦追诉,十年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权走上法庭的经历。该文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些读者来电、来信,询问陈世忠的近况;还有的读者寄来了钱请本刊编辑部转交并对陈世忠的义举表示支持;有的律师表示要为陈世忠免费代理诉讼……
     1998年12月,哈尔滨市道里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陈世忠状告作家李占恒和《黑龙江晨报》社侵犯名誉权一案。后来,陈世忠发现登载李占恒《大作,大家,大手笔,大冤案》一文的报纸有数家,陈世忠又向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作家李占恒及《沈阳晚报》社、《黑龙江晨报》社、《华西都市报》社、《新安晚报》社、《黑龙江日报》社侵犯名誉权并索赔102万元人民币。李占恒提起反诉。
     1999年9月2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陈世忠胜诉。判决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李占恒的文章对事实的叙述,与法院认定完全相反,以武警战士执行公务,忠于职守的论点报导了该事件,其报导失实,违背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该文结尾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此话李占恒说是援引王忠全、马洪财的话,但此种说法是以李占恒署名文章首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且应大力提倡和发扬。况且仅凭陈世忠的检举,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李占恒在报纸上以贬意词语评论陈世忠的检举犯罪的行为,是对陈世忠名誉及人格的侵害。故李占恒应在相同的场合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赔偿由此给陈世忠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其它五名被告均系报社,在刊登李文时缺乏必要的审核,其行为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给原告造成了影响,均构成对原告名誉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原告陈世忠请求赔偿数额过高部分,本院不予支持。关于李占恒的反诉,因陈世忠写的《质疑》一文基本属实,没有使用侮辱性语言,故不构成对李占恒名誉权的侵害,故对其反诉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李占恒在报纸上刊登声明,向原告陈世忠赔礼道歉。声明的内容需经作出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审核后,方可刊登。
    二、被告《沈阳日报》社、《黑龙江晨报》社、《华西都市报》社、《新安晚报》社、《黑龙江日报》社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在原登载李文的报纸的相应版面刊登李占恒赔礼道歉的声明。
    三、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李占恒赔偿原告陈世忠人民币50,000元。
    四、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被告《沈阳日报》社、《黑龙江晨报》社、《华西都市报》社、《新安晚报》社、《黑龙江日报》社各赔偿原告陈世忠人民币40,000元。
    五、驳回反诉原告李占恒的诉讼请求。
     据悉,双方当事人均已提出上诉,对本案的最新发展,本刊将继续追踪报道。
    
    (刊登在《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20期上)
    
    
    
    
    18. 陈世忠2001.6.1.给《信息早报》的信
    
    工人出版社何家栋、韩三洲同志:
     陈世忠向你们热烈致意,并请将此信转交《信息早报》编辑部,谢谢!
    
    《信息早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深知你们十分关切我的案子,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我郑重建议你们就此案组织一批稿件,其中包括全文公布涉及王、马二人的四份法律文书,我的案子的一审判决书,还有这份“公函”。你们如果能加上评论文章自然最好,不加任何评论也无妨,只要能曝光就好,我坚信广大读者、广大党员和广大人民是有判断能力的。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虽然我早已年逾花甲,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你们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我从1981年获得平反之日起,为一位同我自己毫无关系的屈死“犯人”(当时李植荣尚未平反,我也无从知道他是否也属于冤假错案)抱打不平,直到1989年亲自到法庭出庭作证,整整花费八年功夫,终于使李植荣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又过了八年,沈阳军区正师级作家李占恒从1997年起在东北、华东、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六家报刊上发表整版文章,替两名故意杀人犯张目,指责我制造了冤假错案,冤枉了两位忠于职守的解放军哨兵。我在多次敦请报社纠正错误报道均遭拒绝的情况下,被迫走进法院,依靠法律武器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和尊严。1999年9月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作为原告的我基本胜诉。可是,二审法院即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却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和手续的情况下故意拖延再审开庭时间达13个月之久,好不容易开了庭,又不作任何判决,而是把球踢回给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时又下达一个公函,传达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要求不以侵犯名誉权定案。就这样,一件普普通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折不扣的名誉侵权事件,到了有权有势的各级法院的败类手中,就好像变戏法一样,变成了我在无理取闹,应该败诉!变成了李作家写颠倒黑白的诬陷文章有理,变成了王、马二犯故意滥杀无辜有功,王忠全有资格继续当他的共产党员、地税庭长、优秀法官,李植荣活该被打死,陈世忠千不该万不该没事找事,揭发检举亲眼目睹的杀人惨案!我不明白在我们可爱的祖国说真话、做好事、做好人为什么这么难,这么危险?我不明白为什么直到二十一世纪我们祖国依然容忍这样一批坏人弄权!光是最高人民法院我就亲自去上访过五次,加上给任建新、萧扬、纪检组、举报中心的挂号信,一共信访和上访21次。结果毫无回音。其实,说毫无回音也不确切,回音是有的,现在你们手里的这份公函就是他们的“回音”!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案子之所以从1997年拖到2001年,到现在连个一审判决也没有,完全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下明目张胆地一再强奸法律的结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制约因素起作用的话,可以预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里即使真有那么一批有职业道德有正义感的法官,恐怕也无力抵制两大顶头上司的压力,硬要作出违背公函指示精神的判决来!我不是法律工作者,但是一直以为我们的人民法院办案真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一直以为真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直以为“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恨自己活到六十多岁为什么还是如此天真,如此自作多情?本来,我以为只是和歪曲事实的作家斗,只是和杀人犯当法官这样一种丑恶现象斗,只是和一批徇私舞弊的法院和法官斗----这一切我都无所畏惧,因为我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我坚信党会支持我,保护我,甚至会表扬我的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的。可是现在你们看到,这场闹剧的黑后台原来就是最高人民法院,这岂不叫人欲泣无泪!一场空前严重的对中国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正在迅速蔓延开来。
     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这个案子的升级标志着我陈世忠同我们伟大祖国的败类们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无私才能无畏,我扪心自问,良心受谴责的事一件没干!为了祖国我奉献出了该奉献和能奉献的一切,为了坚持真理和人间正义到头来我落得个倾家荡产、无家可归、无固定地址、惶惶然不可终日的凄惨境地,现在又面临有理有据的官司硬是打不赢的困境。我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我爱祖国,但愿祖国也爱我!”在这艰难而关键的时刻我想到了你们。我相信,只有贵报才是真正敢于碰硬的护法神。我也期望,通过贵报的披露,使这件建国以来罕见的特大司法丑闻上达天听,引起包括江、李、朱、尉。罗、韩等在内的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从而揭开中国司法腐败的总盖子来。这可比揭露几只像王、马之流的小耗子、小苍蝇有意义得多!既然贵报已经用大篇幅报道过这个案子,广大读者都在等待下文,因此这次报道的内容意义更加深远。
     人生难得几回搏!让我们携手并肩,再次合作,为国争光,谱写出无愧无悔的人生凯歌!
     纸短情长,我向编辑部全体同志热烈致意,并祝身体健康,事业成功。
     陈世忠
    2001。6。1。
    
    19. 陈世忠给中纪委吴官正写检举信
    揭发控告七家法院渎职包庇罪行
    建议对犯罪嫌疑人肖扬实行双规
    
    内容提要:
    
    1.揭发检举被法院明确定性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长期窃居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地税庭庭长的职位。
    
    2.揭发检举以杨殿元院长为首的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在铁岭市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包庇故意杀人犯、让已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担任法官。
    
    3.揭发检举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两名故意杀人犯宽大无边地从轻处理,无视其罪行的极其恶劣和后果极其严重,留下法律空间,以便以后以“已过追诉期限”为借口,开脱罪犯。
    
    4.揭发检举以肖扬和陈庭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长期包庇故意杀人犯、教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所谓“超过追诉期限”为由,撤销故意杀人案件,从而让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担任法官。
    
    5.揭发检举以肖扬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教唆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两级法院颠倒黑白、故意错判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的民事案件。
    
    6.揭发检举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和手续的情况下故意将一起民事案件违法拖延达七年之久。
    
    7.控告上述各级法院一再搞黑箱操作,联手置检举人的安全于不顾,不采取任何措施保护检举人和证人。
    
    我郑重建议将对上述重大司法腐败案件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向全国和全党公布。
    陈世忠2006.4.3. 给中纪委吴官正写检举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吴官正同志:你好!
    
    我,陈世忠,哈尔滨市职工大学退休教师、哈尔滨市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哈尔滨市政府合理化建议一等奖获得者、航天工业部科技进步奖获得者,特地从海外写信给你,揭发检举以肖扬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长期包庇故意杀人犯、让证据确凿、已经被判刑的故意杀人案主犯王忠全不仅逍遥法外,而且担任辽宁省法库县法院地税庭庭长、教唆下级法院颠倒黑白、故意错判一起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的民事案件。详情如下:
    
    先从这起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说起:原告是我陈世忠,被告是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和五家刊登李占恒诽谤文章的报社。 这件侵犯名誉权的诉讼案件从1998年5月立案到2005年7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作出二审判决书,历时七年有余。至此,司法程序已经走完。 剩下来可以做的只有利用为期两年的申诉期,就是说在两年内还可以申诉,但是,何时受理申诉,何时结案,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为什么一起民事案件竟然如此复杂,以至需要花费各级法院这么长的时间才能了结此案呢?这是一起案中案。这起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其实质问题却是一起刑事犯罪案件,是解放军战士故意杀害在押犯人的恶性案件。尤其荒唐的是当事实真相已经被黑龙江省公检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查清楚,罪犯在铁证如山面前被绳之以法之后, 却又被各级法院联手,采取黑箱操作,得以交保释放,逍遥法外。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法院的法庭庭长和“廉洁法官”。而被故意杀害的无辜犯人在含冤被杀36年之后却重新被说成是逃犯。有人要问,在现实生活中真会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吗?是的,远在天边,近在你们的身边,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大陆!
    
     下面请吴官正同志和中纪委全体同志耐着性子,跟随我的思路重新回忆一遍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1.1997年11月10日,《沈阳晚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沈阳军区作家李占恒的文章,题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指责作家刘宾雁仅仅根据来访者陈世忠的一面之辞,在1985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开头部分,将解放军哨兵在值勤期间杀害无辜犯人李植荣的案件公之于众。李占恒认为,两名战士因而被捕判刑,蒙受冤狱,而检举人陈世忠则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在得到平反以后,怎么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来了?” 李占恒在文中说,根据他自己的调查, 1969年4月15日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发生的杀人案件的所谓”真实情况”是这样的:
    
     “这一天是马洪才第一次出外勤,马洪才端着半自动步枪,不停地巡视在自己分工的警戒区域。草甸子的西面有一个漫岗,那是他重点防范的区域,那岗上长着柞树林子,榛柴棵子……忽然,马洪才发现有一名犯人向西边警戒线靠拢,他神经顿时紧张起来,转眼间那犯人越出了警戒线!径直朝西运动──马洪才立刻迎上前去,边跑边向犯人喊话:“站住!回来!”犯人如入无人之境,马洪才又喊: “再不回来,我开枪了!”犯人仍然向前运动……
     同一时间,王忠全顶着西南风沿着警戒线南线向西游动,在拐弯处,也就是西南角,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距马洪才较近的一点上越出了警戒线!这是入伍仅有一年零两个月的王忠全第一次面对犯人逃跑!神经也高度警张起来,他已看到马洪才离开哨位,追赶犯人,便急忙上前增援----犯人、王忠全、马洪才都运动了一程,犯人还不见停步,王忠全边跑边催促马洪才:“开枪”──马洪才开枪,枪声响过之后, 逃犯躺倒在地上……(李犯越出警戒线多远,说法不一)。
     这里并非无懈可击。马洪才对逃犯“口头警告”有了,但是鸣枪警告不够明显。尽管执行看押任务不到一个月,但是凡是看押劳改罪犯的哨兵都知道使用武器的时机,在通常情况下,口头警告无效应当有一个“鸣枪警告”的过程。带班员王忠全“开枪”的指令是在紧急中提示马洪才赶快“鸣枪警告”,马洪才也想着鸣枪警告,但是在运动中把那警告为目的的枪平端了(原文如此)。这个从未打过运动靶的新兵,在跑动中,瞄也没瞄,一枪就把犯人撂倒了,王忠全为此责备了他,马洪才慌乱不知所措,冲天空又放了一枪。王忠全恐出意外上前夺下来他手中的半动步枪(原文如此),为他退出了弹仓里剩余的子弹……
     当日勘验了现场,当日处理了尸体。”
    
    从第二天起,在短短半年内,该文章就为全国十几家报刊转载,其中包括《黑龙江晨报》、《新安晚报》、《华西都市报》、《老年报》、《桂林晚报》等,但是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无一注明出处,都没有“转载”二字,有的报纸把标题改成了《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
    
     此案涉及的是1969年4月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一起杀人案。我是在场的130名犯人中许多目击者之一。我在1981年获得平反之后,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信揭发此案。可是毫无回音,此后我不得不向32个单位进行上访和信访。可是,那些单位互相踢皮球,不予受理。最后,一再碰壁的我于1986年4月给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的信可能起了作用。 黑龙江省委书记指示黑龙江省检察院和司法厅劳改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专门调查此案。终于查明了真相,确认我的检举内容基本属实。两名犯罪嫌疑人王忠全和马洪才被逮捕归案。
    
    真正的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969年4月15日,嫩江草原天寒地冻,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130名犯人在两名劳改队长和三名解放军的押解下,来到劳动现场执行打草任务。每个犯人每天的打草定额是三百斤。完不成任务的要受罚,可是李植荣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出事那天,李植荣一上午就打了415斤草,名列全队第二,仅次于打了435斤草的李树文。中午吃饭后,李植荣一面磨镰刀,一面笑着对李树文说,要争取超过他。
    
    打草任务比较特殊,犯人必须弯腰低头紧张干活,一不注意就可能越出警戒线。而什么是警戒线呢?是犯人大组长奉命在劳动现场周围插四面红旗,象征性地画地为牢。两面红旗之间的距离是300米到500米。根据初中物理学的常识,在这么长的距离上允许的视觉误差应该是5米到10米。
    
    下午开始干活一小时左右,战士(后来得知他叫马洪才)从他在东北角的哨位上走过来,指着一堆草问是谁打的。正在弯腰打草的李植荣不敢回答。马洪才又问一遍,李植荣不得不回答说:“报告队长,是我打的。” 马洪才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根据劳改队规定,越出警戒线是严重的错误,回去是要受批斗,受处罚的。李植荣就比划着两端的红旗,意思是说他并没有出警戒线。马洪才看这个犯人胆敢犟嘴,就有点生气,命令他朝前走。李植荣只得说软话:“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但是解放军的话他又不敢不服从,于是放下镰刀,乖乖地朝前走了几步。这样一来,如果他本来没出警戒线,现在也站在警戒线外了,如果他真的出了警戒线,现在离警戒线就更远了。
    
    过了一会,解放军的代理班长(后来知道他叫王忠全)巡逻到了李植荣罚站的地方,他问了马洪才几句话,就开始询问和训斥李植荣。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王忠全说:“你出了警戒线知道吗?”
    
      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说:“你们队长没有说不准出警戒线吗?”
    
      李植荣说:“队长说了。”
    
      王忠全说:“都随便出警戒线,要红旗有什么用?”
    
      李植荣说:“报告队长,我下次注意。”
    
      王忠全问:“你叫什么名字?”
    
      李植荣说:“我叫李植荣。”
    
    王忠全问:“你犯什么罪?”
    
      李植荣答:“历史反革命。”
    
      王忠全问:“你过去是干什么的?”
    
      李植荣说:“我是国民党军队的排长。”
    
      王忠全问:“杀过人没有?”
    
      李植荣说:“杀过。”
    
      由於野外风向不定,在场的各人听到的对话内容不完全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们之间有较长的对话。
    
    这番对话惹怒了王忠全。他命令李植荣转身朝前走,李植荣向前走了几步;王忠全还嫌不够,又喊:再朝前走!李植荣又服从了。这样的命令重複了好几次,这样一来,李植荣就距离警戒线越来越远了。王忠全对旁边的马洪才说:开枪打!马洪才奉命拉上枪栓,准备射击。李植荣是军人出身,听到枪栓声,觉得不对,急忙转过身来。可是子弹已经打中了他的腹部,他应声倒下。王忠全急切地对马洪才说:“再开一枪,再开一枪。”可是,马洪才在慌乱中把子弹掉落在草地里,他蹲在地上找到子弹,再上了膛。朝天开了第二枪。
    
      两声枪响惊动了正在昨天打完的草垛里休息的劳改队长。李队长赶到现场,看到的是被击中腹部而躺在地上的李植荣,便问解放军怎么回事。王忠全和他嘀咕了几句,李队长就命令犯人大组长刘德元在离草垛不远的地方集合犯人队伍。这期间,李队长走到李植荣跟前,踢了他一脚,跟他说了几句话,然后按照王忠全的说法,向全体犯人宣布:“犯人李植荣,非法越过警戒线,经鸣枪警告不听,被我解放军当场击毙。现在收工回去!”这时候,李植荣又挣扎着跪起一条腿来,但马上又倒了下去。
    
    王忠全、马洪才和郑队长带领队伍回监舍,留下李队长和战士赵明贵看守现场。受伤的李植荣没有得到过任何抢救。一直到王忠全、马洪才步行好几里路押送犯人队伍回监舍,然后向上级汇报,再由上级派人赶到现场,经过这么长时间,李植荣还没死,还和赶到现场的排长刘继贤有过对话。自始至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抢救李植荣。据说,是在派一名犯人用牛车把李植荣拉到半路上的时候他才断气。该犯人将他草草埋葬。事后,按照“犯人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结论,幷通知李植荣的家属。就这样,李植荣的生存权被极其卑鄙而残忍地剥夺了。而被扣上“企图越狱逃跑而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的帽子的胡凤兰和从来没有见到过自己父亲的小早则几十年如一日地背着这顶黑锅,抬不起头来!
    
    还有一个插曲:第二天犯人照常出工打草,犯人大组长刘德元需要用红旗,可是发现红旗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而是被移动到离草垛近几十米的地方了。这就不奇怪了:后来各分场劳改干部向犯人传达时都说是嫩江农场七分场有个犯人企图越狱,跑出警戒线七十米以外,解放军鸣枪警告,他不听,继续逃跑,解放军不得已才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1986年,胡凤兰和小早收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再审判决书,说是李植荣原来被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属于冤假错案,给予平反。这就是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标准,李植荣是个守法公民,他完全是无辜被捕判刑的,而在服刑十三年、只剩两年残刑时竟被罪恶的子弹剥夺了生存权利。他实在是一个冤上加冤的无辜受害者。
    
    我在1981年4月17日, 即获得平反后的第三天,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第一封检举信,揭露解放军哨兵残忍杀害无辜犯人李植荣的真相。这就是说,如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立案侦察的话,这个案子早就该结案了。正是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极端不负责任,东推西托,才造成了我连续五年告状无门,直到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止。1986年6月13日才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始立案侦查。又经过长期的艰难取证明,终于把案情查得水落石出,而到头来受理这起案件的还是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
    
    2. 1989年1月27日,黑龙江省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我应邀出庭作证。在大量证人和证言面前,被告马洪才一如既往地供认不讳。主犯王忠全和从犯马洪才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李植荣被确认并非企图逃跑,纯属被诬陷和故意杀害。黑河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1989)刑一字第5號刑事判決書的核心部分如下: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在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步兵九团二营服役期间,曾在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执行看守犯人任务。1969年4月14日下午,一百余名犯人在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以及农场管教干部的看押下,在野外打草。劳动现场四角各插一面红旗为警戒标志,形成一个南北长约三百余米,东西宽约二百米的警线区。马洪财站在西北角,另一名战士站在东南角,形成对角哨位,王忠全当时为代理班长,负责巡逻。被害人李植荣在警区西侧附近因只顾低头打草而误出警戒区五至七米被马洪财喊住,在李植荣进行辩释时,王径自下令让马洪财开枪将李当场击毙,之后又令马对空鸣了一枪,制造曾经对李鸣枪警告的假象。
     上列犯罪事实有大量证人证实,被告人马洪财曾多次供认,足以认定。
     本庭认为,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的规定,错误地使用武器,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被告人王忠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马洪财起次要作用,系从犯,犯罪时又系未成年,应予从轻处理,但鉴于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故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确保公民人身权利不受非法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第3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第4项、第9条、第132条、第23条、第24条、第14条第3款、第59条第2款、第67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认定被告人王忠全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认定被告人马洪财犯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最起码的常识告诉人们:作为检举人的我只是几十名目击者之一。仅仅凭我的一封检举信,是决不会把任何人定罪的。尤其是在中国,虽然说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实际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下,什么事也脱离不开阶级分析的思维。在这个案件里,检举人是过去的劳改犯人,被检举人却是两名根红苗正的解放军战士。正因此,我才不得不走遍32个单位,历时63个月,终于感动了“上帝”,得以立案侦察。你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由你来调查这个案子,你难道不会慎而又慎吗?不论是公安部门、检察院,还是法院,如果不是铁证如山,谁敢定这个案?所以说,“本庭认为,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果严重”这个结论绝非轻易能下的。请注意,法庭结论不是过失杀人,也不是错误地使用武器,而是故意杀人!这中间的本质区别是人所共知的。另外,退一万步说,即使王忠全、马洪财真的受到了“冤枉”,那么,制造冤假错案的也决不是区区检举人陈世忠和作家刘宾雁,而只能是调查此案和审判此案的黑龙江省的公检法部门!请你表个态吧: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基本观点?
    
    事实证明,判决书认定的王、马二人的犯罪事实与李占恒文章中的说法截然不同。但是,与我的揭发检举内容也有不少出入。这再次说明,法庭是根据它自己的调查,而不是仅仅依据我的检举信的内容来确定王、马二人的犯罪事实的。可是,为什么黑龙江省委政法委书记白景富(现任公安部副部长)要亲笔写信给我,感谢我对政法工作的支持,表示要学习这种政治责任感呢?就因为我检举的内容的确是基本属实的。而李占恒文章中的说法则是根本失实的。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被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却仅仅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在刑罚严峻的中国实在是轻得出奇的!但是,我并没有抗议,因为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证明被杀害的李植荣是完全无辜的。他本来就是一个被错抓错判的公民,在那极左思想指导下的荒唐岁月,他连不服判决的权利都没有!他的依法上诉换来的竟是加刑五年,总共判刑十五年。此后,他认命了,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十三年,眼看就可以和家属团圆了,竟被罪恶的子弹杀害,而且被戴上一顶“企图越狱逃跑,经鸣枪警告不听而被解放军当场击毙”的可怕帽子,使他的亲属在文革时期的处境更加雪上加霜,不堪设想!这就是驱使我不屈不挠地揭发检举此案的动力。因此,出庭作证、开庭完毕,我作为检举人和证人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后面发生什么事,我不可能知道。和所有天真善良的人们一样,我满以为两名凶手会老老实实服刑改造,反省自己的罪恶和思想根源,争取重新做人,相信他们今后还会有出路的。
    
     可是不然,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不是这样的!马洪才服从判决,不上诉。主犯王忠全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由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本来,依法上诉是犯人的权利,无可非议。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就在王忠全提出上诉、等候重新审理和新的判决的时候,作为未决犯的他却得到了交保释放!(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23日的二审判决书)而这一切都是在背着被害人亲属、背着检举人和所有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
    
     王忠全被交保释放了,他可以四处活动了。他的领导、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杨殿元亲自到最高人民法院上访,要求见院长任建新,后改由刑三庭陈庭长接待。陈庭长听取了杨殿元的陈述后,答应说:“放心吧,我们会认真处理的。”这就是说,至少从那时起,这个案件一直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刑三庭陈庭长认真地阅读了卷宗后,发现这是一桩铁案,实在无法翻案,只能在追诉时效上做文章了。
    
     3. 所以,就有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89年6月23日对于此案的二审判决书。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1989)刑一上字第78號刑事判決書重申:
    
     “上诉人王忠全、被告人马洪财于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步兵九团二营七连四排服役期间,在嫩江农场七分场三中队执行看守犯人任务。1969年4月14日下午,王忠全、马洪财同管教干部等五人,在野外执行看押百余名犯人割草任务时,王忠全当时任代理班长,负责巡逻,马洪财为西北角固定岗哨。被害人李植荣靠警区西侧附近割草,误出警戒区五至七米,被马洪财喊住,李植荣进行辩释时,王忠全径自下令让马洪财开枪,马洪财开枪将李植荣当场击毙,之后王又令马对空鸣了一枪,制造先鸣枪警告,后击毙的假象。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但是,法院认为:“王忠全、马洪财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可见,“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是有条件的,理由是他们的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本来么,如果不是犯罪,又从何谈起“过不过追诉期限”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辽宁省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兼党组书记杨殿元、他的上级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都是再清楚不过的。可是,他们是怎么干的呢?他们联手干出了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千古荒唐事:让杀人犯重新当法官。他们自以为得计,在一般人无权看到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主办的内部刊物《审判实践》1990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检举人陈世忠,同时不打自招地供出了这一幕见不得人的丑剧。请看:
    
     “二审判决下来了,撤销原判,不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已过追诉期限)。王忠全回来了,补发了工资,穿上了法官服,头上的国徽、肩上的天平又闪动着真理和法制的光辉。”
    
    请注意,内部刊物《审判实践》1990年第2期 是1990年4月才问世的。那时连后来那个撤消案件的判决书还没有出现。文章承认:王忠全恢复党籍、恢复法官工作、补发工资的时间是在二审判决下来之后,也就是说,在仅仅以“已过追诉期限“为理由才不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以后。试问,经法院确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但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依旧可以当党员、当法官,中国法律上有这么一条规定吗?
    
    然而,这两个仅仅因为犯罪已过追诉期限才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故意杀人犯被释放回家后,居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仿佛他们真的是什么蒙受了不白之冤的“功臣”似的。而且,从此以后,主犯王忠全得以青云直上,连升数级,短短几年,变成了地税庭庭长和廉洁法官,实在是前途无量啊!
    
     请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李占恒在1999年的法庭调查时提出来的显然认为对他们有利的证据!否则,我这个小小老百姓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不可告人的隐情呢?
    
     但是,王忠全毕竟在法院工作了多年,他深知这里面有猫腻,他的法官宝座坐得不牢靠。同时,他也尝到了上诉的甜头。他知道,中国的法律改了:反正上诉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有任何危险或损失。他太需要撤消此案和宣告他无罪了。这一次申诉的结果是关于此案的第三份判决书。
    
    4.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1990年4月作出 (1990)刑三字第51號刑事裁定書。裁定書说:
     “现查明:申诉人王忠全与原审被告人马洪财于1969年4月14日执行看守犯人职务期间,王忠全指使马洪财开枪打死越过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撤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9)刑一字第5号刑事判决和本院(1989)刑一上字第78号刑事判决。
     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
     这里,白纸黑字写着的还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这是据以“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的唯一理由!
    
    这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这个案件的二审和三审都没有开庭!这就证明,这两名罪犯的犯罪事实没有出入,这两名罪犯的故意杀人罪确实是“证据确凿、充分”的,法律常识告诉人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不经开庭就下达新的判决书。反之,如果真的是“犯罪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够确凿、充分”的话,就必须重新开庭,传唤原来的证人和新找到的证人,进一步充实证据,或者推翻掉原来的调查结果和证人证言。这也是起码的法律常识。既然这一切都没有做,就说明在这方面是无可置疑的。
    
    既然不存在“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够确凿、充分”的问题,那么,仅仅因为他们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就可以不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而且还要“撤消王忠全、马洪财案件”,这在法律上讲得通吗?这样做岂不等于说,只要“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就等于压根儿没有犯罪吗?谁说咱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呢?中国的法院系统不是很有创造性的吗?
    
     但是,混入法官队伍多年的王忠全并不以“撤消案件“为满足,他觉得没有宣布他无罪毕竟还是个隐患。所以,他鼓动马洪才一道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宣告无罪,要求法院承认,以前对他们的有罪判决连定性也是错的。
    5. 就在李占恒发表文章半年后的1998年4月,他们接到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此案的第四份法律文书,(1998)黑刑監字第37號駁回申訴通知書,法院再次駁回了王忠全、馬洪財要求宣告无罪的申訴。
    关于这一切,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自然都是一清二楚的。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什么是追诉时效。故意杀人罪的追诉时效究竟是多少?
     当时中国最大和最权威的法制类杂志《民主与法制》发表的《含冤十九年,今朝见光明》一文说
     “法律对杀人犯的追诉时效为20年,逾期则不承担法律责任。但就是差一天,法律也绝不会饶恕犯罪”;
    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结论是“根据法律,此案可以判处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因此追诉时效为20年”。
    正因为没有超过20年的追诉时效,所以才会公开审理这起发生在19年零9个月以前的杀人案,否则的话,完全可以连庭也不开,干脆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就把这起故意杀人案给压下去的。
    
     那么,为什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和三审都声称“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呢?请看,二审和三审两次判决书都确认“此案发生在1969年4月14日,至1986年6月13日立案侦查时,时过十七年零两个月”。为什么十七年零两个月就算是“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呢?杀人案件的追诉时效期限不是20年吗? 原来,这是和一审法院仅仅对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密切相关的。
    
     替王忠全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在他的所谓“经验介绍”(刊登在《中国当代律师辩护词代理词精选》一书中)里写了许多歪曲事实的内容,暂且不予评论,单说关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时效的规定这一段。他写道:
     ”198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中,做如下司法解释。
     问:依照我国刑法第76条规定、确定对犯罪分子的追诉时效期限时,如何计算法定最高刑?即对刑法第76条规定的法定最高刑如何解释?我们这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按条计算,因为案件未审判,难于弄准罪行轻重或情节如何,不好确定应用的条款或量刑的幅度;另一种意见是按条款或量刑的幅度计算。因为罪行轻重不同,适用条款或量刑的幅度不同,追诉期限长短也就不同,应按照罪行的实际情况确定追诉期限长短,才合理合法,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答:同意你们所倾向的意见。刑法第76条按照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将追诉期限分别规定为长短不同的四档,因此,根据所犯罪行的轻重,应当分别适用刑法规定的不同条款或相应的量刑幅度,按其法定最高刑来计算追诉期限。如果所犯罪的刑罚,分别规定有几条或几款时,即按其罪刑应当适用的量刑幅度的法定最高刑计算;如果只有单一的量刑幅度时,即按此条的法定最高刑计算,虽然案件尚未开庭审判,但是,经过认真审查案卷材料和必要的核实,在基本事实查清的情况下,已可估量刑期,计算追诉期限。“
     根据上述司法解释,由于李越出警戒线饮弹身亡距王、马被国家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已达19年零4个月(即1969年4月至1988年8月)。因此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
     (1)如果审判机关认定王、马犯有故意杀人罪以外的其它犯罪,如过失杀人罪等,则追诉时效明显已过,不应再行追诉。
     (2)如果审判机关认定王、马犯有故意杀人罪,但如按当时罪行量刑不够无期徒刑或死刑,则其追诉时效最长15年,而现在追诉时效已超4年零4个月,不应再追诉。
     (3)现一审法院根据其认定的王与马所谓故意杀人的事实与情节,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三年,马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很明显这属于刑法132条故意杀人罪中第二个量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现根据刑法第76条的司法解释,其追诉期最长为15年,而现在明显超过追诉期限4年零4个月,显然不应再追诉。
     据此,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错误判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1条之规定,立即撤销本案或宣告王某、马某无罪。
     (审理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理,宣布撤销原一审判决,认定王某、马某二人的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王、马二人当即被释放。对此本案王某的辩护律师认为仍不符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又以律师身份同王、马二人分别提起申诉。1990年4月5日,二审法院对本案提起再审,采纳了律师意见,下达裁定,撤销一、二审判决,撤销王某、马某案件。王、马二人现已补发工资,并分别返回原岗位工作。”
    
     由此可见,关键在于一审法院对二犯判处轻得出奇的仅仅三年徒刑,这才引出了“属于刑法132条故意杀人罪中第二个量刑幅度,即“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现根据刑法第76条的司法解释,其追诉期最长为15年。”所以说,“现在明显超过追诉期限4年零4个月,显然不应再追诉。”
    
    这里出现两个漏洞。
    第一,正像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殿元质问的那样,“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难道不懂得追诉期这个基本法律常识吗?“既然是故意杀人罪,为什么只判三年徒刑?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认为“根据法律,此案可以判处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因此追诉时效为20年”。
    
     让我们再看一遍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书是怎么说的:
    
     “被告人王忠全、马洪财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47条的规定,
    错误地使用武器,将误出警戒区已被喊住的李植荣开枪打死的行为足以构成故意杀人罪,后
    果严重。被告人王忠全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马洪财起次要作
    用,系从犯,犯罪时又系未成年,应予从轻处理,但鉴于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
    体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故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
    
    必须指出,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王忠全的犯罪情节是极其恶劣的。他和被害人李植荣有过很长的对话,对犯人进行训斥,接着命令他朝警戒线外面走,再朝前走,一直到他认为足够伪造现场的距离时,立即下令战士马洪财开枪射击,李植荣应声倒下,被打中的是腹部,而不是心脏或头部,他不但不让抢救,反而命令马洪财朝天再开一枪,目的显然是企图制造“犯人不仅在跑,而且经过鸣枪警告继续逃跑”的假象。就在事发短短几分钟后,王忠全就是这样告诉赶到现场的李队长的,而李队长也就按照王忠全的谎言向全体打草的犯人宣布了对李植荣开枪的理由,并据此作出“击毙逃犯”的结论,使李植荣含冤死去还不够,而且让他的亲属几十年来背着被击毙的反革命逃犯家属的无形枷锁,过着屈辱的生活。
    
     就凭着这样一个所谓的“击毙逃犯”的功劳,马洪财获得连队嘉奖,而主犯王忠全当然更是“领导有方”,总之,李植荣这个无辜者的鲜血染红了杀人犯的顶子,李植荣的鲜血和生命为这两个杀人不眨眼的歹徒铺平了今后入党、提干、步步高升的道路。
     这起已经被定性为故意杀人案件的重要特点在于两名凶手都是执勤哨兵,因此他们的杀人罪行属于知法犯法和执法犯法,而且是蓄意伪造现场,其性质比一般的谋财害命或者行凶报复要恶劣得多。其中主犯王忠全还拒不认罪,百般狡赖。试问,对待如此利用职权、卑鄙而残忍地故意杀害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无辜者的罪行,有什么理由从轻处理呢?退一万步说,即使考虑到“案发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二被告给予减轻处罚”的话,也只能是在死刑、死缓或无期徒刑中选择死缓或无期徒刑,就算是非常宽大了,已经是宽大无边了!可是不然。那个不可能不懂得这些道理,也不可能不懂得追诉期这个基本常识的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刑三年的一审判决,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蓄意为故意杀人犯开脱,故意留下法律空间,让二审法院利用所谓的“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使铁证如山的杀人凶手免于刑事处分!
    
     说到这里,应该向你们揭示一下王忠全撒谎成性的卑鄙品质。他在杀人邀功时是非常冷静的。他问了李植荣很长时间的话,然后一再命令他朝前走。为什么?正如连马洪财也承认的那样,当他问这堆草是谁打的时候,李植荣正在弯腰打草!因此,如果马上命令开枪的话,一是离警戒线太近,二是周围都是刚被李植荣割下的草,这样的现场显然无以服众,更不好向上级(哪怕是无言的)请功,所以必须利用犯人的无权反抗和不敢不执行命令的心理,让他远离警戒线,让他被“击毙”的地点周围都长着一米多高的草,这才像个犯人逃跑的现场!请看,直到1998年,他们的申诉书还是胡说犯人逃出警戒线外七十米之远,才被击毙的!可是,所有证人和证词都说李植荣正在弯腰打草,无意之中误出警戒线5至7米,两份调查报告也只认定是3米和5至7米而已。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当然不是,是王忠全周密策划的结果。正因此,王忠全才下令朝天再开一枪,正因此,才故意不予抢救受伤的李植荣,正因此,才需要移动警戒红旗,显得逼真!直到上了法庭,王忠全为了保命,竟矢口否认曾下令开枪,妄图让马洪财给他当替罪羊! 参加旁听法庭调查黑龙江法制报记者郭晶现场报道说:
    “王忠全将自己的罪责一推六二五,竟说他距杀人现场还有几十米,在这一点上,同马洪财都发生了争执”。(《黑龙江法制报》1989年2月17日“十九年后的审判”)
    
    大家知道,根据中国法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罪犯是否承认和悔恨所犯罪行对于量刑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这么一个在铁证如山面前依然负隅顽抗到底、拒不认罪服罪的杀人案主犯,难道有半点对他从宽处理的理由吗?可是,他得到的居然是从轻判处三年的徒刑。难怪在1989年1月24日当法庭宣布判决后将王、马二犯押出法庭时,王忠全嚣张地向旁听席上的人们(估计就是来自法库县法院和铁岭市法院的那帮法官)伸出两个手指,作胜利状哩!
    
    而此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如他的辩护律师所预料的那样:“估计这个案子不能着急,只能采取大胖子脱衣服,一层一层地剥。只要一审不判死刑或无期徒刑,就可以以“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理由,进行上诉,要求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并进一步要求撤销案件或者宣布无罪。”
    人们看到,事态发展完全是按照他们的计划进行的。
    
    第二,即使按照对方所说的“由于没有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追诉期限就不是20年,而是15年”,各级法院是按照1986年6月13日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开始建立和着手调查之日算起的。所以说,距离杀人犯罪的1969年4月15日,是17年零两个月。但是,还必须重提往事:我在获得平反的第三天,即1981年4月17日就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检举信。也就是说,如果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立案的话,即使说追诉时效期限真是15年,而不是20年的话,那么,从1969年4月杀人到1981年4月立案,是12年零两天,也没有超过15年的追诉时效期限呀!正是由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极端不负责任,东推西托,才造成了我连续五年告状无门,直到写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为止。这被公检法部门耽误的五年居然也被他们加了进去,生拉硬拽地拼凑成17年零两个月,就是为了把一个简单的加减法算术题搅浑,人工制造出一个“超过追诉期限15年”来。所以,所谓的“已过追诉时效期限”,完全是各级司法部门互相推诿、不予立案、甚至欺骗检举人而造成的,而这中间恰恰是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该负主要责任,因为事实上到头来还是归它审理此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秉承最高人民法院的旨意,蓄意开脱故意杀人犯,这不是强词夺理是什么?这不是故意偏袒凶手又是什么呢?
     难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法律”公正性”?
    
     既然案件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撤消了,王忠全的法官座位算是坐稳了,杨殿元之流也不必为他们不等法院撤消案件, 就早早地提前让王忠全恢复党籍和法官职务而提心吊胆了。接下来,他们该向检举人和证人进行“反攻倒算”了。怎么操作呢?你看:案件既然已经撤消了, 已经没有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可以证明王忠全是有罪的人了,换句话说,他已经被法律承认为无罪的人!既然是无罪的人,那么,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把他拘捕和关押近半年时间,而且还判处他“有罪”,岂不是冤枉了他?
    
     写到这里,人们不能不赞叹以最高人民法院为首的各级法院,它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愧为高级魔术师!现在,魔术大师又给大家表演魔术了!这次他不提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了。他把“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来一个偷天换日:既然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那就证明其理由只能是“事实不清”和“证据不够确凿和充分”。那么,怎样才算是“事实清楚”了呢?就是重新拾起当初王忠全命令马洪才开枪杀害李植荣时那段已经编造好的但却早就被法庭调查驳得体无完肤的谎言:那就是李植荣企图逃跑,马洪才叫他回来,他不回来,继续往外逃跑,王忠全赶去增援,眼看犯人离开警戒线已经有70米了,再不制止,犯人很可能逃到铁路线上去,那就麻烦了。所以紧张中命令开枪,意思是鸣枪警告,可是马洪才也是第一次遇到犯人逃跑,心理很紧张,把枪平端了,在七十米之外连瞄也没瞄,一枪就打中了跑动中的犯人,而且是当场击毙。王忠全埋怨他,他更紧张了,在慌乱之中,朝天打了第二枪。王忠全怕出事,急忙夺过他的枪,卸掉了子弹。后来,上级领导听到汇报,赶到现场,看见犯人确实倒在距离警戒线20米或40米(甚至说是70米)的地方。这样,犯人逃跑而被击毙的结论终于被坐实了。 所以两名战士确实是“忠于职守”的好哨兵,判他们故意杀人罪实在是太“冤枉”了。
    
    于是就有了李占恒文章的出笼和在全国范围内泛滥。通过李占恒的笔,散播王忠全早就经过深思熟虑的对无辜公民李植荣进行栽赃陷害的神话故事。
    
     这个案子让我联想起小时候在上海爱听的一个滑稽(相当于北方的相声)段子,叫做《黄鱼换带鱼》。说的是一个卖鱼摊床,老板正忙,由学徒代站柜台。来了个顾客,问黄鱼多少钱一条?回答说,一元一条。顾客说他要了。他手里拿着黄鱼,还没付款,又问带鱼怎么卖的?回答说,也是一元一条。顾客说他要带鱼吧。于是,他把手里拿着的黄鱼放下,拿起了带鱼,就要走。学徒说,先生,你还没付款哩!顾客问,你跟我要什么钱?学徒说,你买带鱼的钱啊!顾客反问道,这条带鱼是我用黄鱼换的呀!你要什么钱?学徒说,那么你买黄鱼的钱呢?顾客说,我不是没拿你的黄鱼吗?我没买黄鱼,你凭什么要钱呀?学徒说,你买带鱼的钱啊!顾客又重复道,这条带鱼是我用黄鱼换的呀!你要什么钱?学徒说,那么你买黄鱼的钱呢?顾客说,我不是没拿你的黄鱼吗?我没买黄鱼,你凭什么要钱呀?这样的一问一答重复了三四遍,惊动了老板,出来问怎么一回事?学徒和顾客又重复了上面的那段话。老板觉得顾客有道理,就连声道歉,让顾客把鱼拿走。顾客扬长而去,老板回过头来教训学徒对待顾客态度不该生硬。最后,学徒哭着说,那个人没付任何钱就把我们的鱼白拿走了。老板这才恍然大悟,可是已经晚了。
    
     言归正传。文章发表了,立即引起轰动效应。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半年时间里,在全国范围内有13家报刊全文转载。在今日之中国,只要是批判刘宾雁的文章,总会获得相当一部分编辑的“青睐”。因为这是既能提高销售量又没有风险的游戏,兴许还可以获得中宣部的好感!尽管我亲自登门走访了三家报刊编辑部,尽管我写信给其它各家报刊的编辑部,出示证据讲道理,请他们更正,他们毫无悔改之意。这才逼得我告诉到法院,指控他们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在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我根据李占恒文章中叙述的种种疑点,多次前往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他们把二审判决书和终审判决书给我。每次都遭到拒绝。最后,接待我的郑法官以“国家有规定”为理由,拒绝了我的合理要求。直到民事法庭开庭时,李占恒出示了那么多所谓的证据,才使我大饱眼福,大开眼界!
    
    就这样,从1989年1月黑河法院公开审理和宣判以来,到1997年11月为止,整整8年零10月,没有任何人或单位将这以后关于此案发生的180度的大转弯通知李植荣的遗属、大量证人和我这个检举人。要不是李占恒的文章揭露出其中的种种猫腻,整个社会迄今仍被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加黑暗的黑箱操作吗?这不是做贼心虚又是什么?只有白痴才会相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干的像这样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当真没有人能管得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了吗?当然不是。最起码,它上面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嘛!后来的事态发展,让人们如梦初醒,原来,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的每一个判决都是在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一起影响面这么大的故意杀人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也不敢擅自做主。从法库县人民法院院长杨殿元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上访之日起,这个案子一直就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陈庭长的直接领导下运作。当然,不是陈庭长一个人,他得请示报告。向谁请示报告?当然是他的上级!可见,这个主意并不是个别人的罪恶,而是当时的以任建新院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案子证明,各级法院打着”司法独立”的幌子,往往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除了上级法院以外,别的单位都管不着它。可是,要是连最高人民法院也和他们一鼻孔出气呢?老百姓还有申冤之处吗?许多人天真地想,省、市、地、县、区各级法院都可能犯错误,可是最高人民法院总不至于判错吧?恰恰相反!这个案子充分证明,最高人民法院不仅可以犯错误,而且往往就是故意错判的主使者和根源。
    
    看,这就是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性”!
    
    
    李占恒的文章出笼后,陈世忠把他和几家报社告诉到了法庭。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1999年9月2日的(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写道:
    
     “本院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李占恒的《悲剧》一文在事实的叙述过程中,与法院认定完全相反,是以武警战士执行公务,忠于职守的论点报导了该事件,其事实报导完全失实,违背了有关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该文结尾说:“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此话李占恒说是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但此种说法是以李占恒署名文章首次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陈世忠积极地向司法机关举报犯罪行为,是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也是陈世忠向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表现,这不仅不能受到批评和指责,而是应大力提倡和发扬的。况且仅凭陈世忠的检举,不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必要条件。李占恒在报纸上以贬义的词语,评论陈世忠的检举犯罪的行为,是对陈世忠名誉及人格的侵害。故李占恒应在相同的场合赔礼道歉,挽回影响,并赔偿由此给陈世忠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其它五名被告均系报社,在刊登《悲剧》一文时缺乏必要的审核,其行为实际上在一定范围内给原告造成了影响,均构成对原告名誉的侵害,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判决书要求李占恒公开赔礼道歉,同时判处李占恒和五家报社总共赔偿精神和物质损失25万元。就这样,我基本上打赢了这场官司。
    
    打赢了官司的陈世忠。下一步怎么办?我携带这份判决书再次进京,上访了所有的有关单位,目的是追究各级法院渎职者的责任。为什么不顾罪犯犯罪情节的恶劣性和后果的严重性,故意重罪轻判呢?为什么仅仅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限”而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和撤消案件就可以让凶手恢复公职和当法官呢?我这样做是什么精神在支持我?当然是公民的责任感和对人民事业完全彻底负责的精神!毫无疑问,这是一桩为民除害、建功立业的壮举。
    
    但是,我向肖扬院长的几十封检举信连一封回音都没有,我的几十封检举信等于是给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知道我不会仅仅满足于打赢这场民事官司。这就不能不引起他们的警觉。试问,这么大的政治责任谁能担负得起呢?他们太输不起啦!果然,最高人民法院迅速作出了指示,很简单,继续拿不是当理说。决不能让陈世忠赢,免得他再乘胜追击!但是,明明白白是侵犯名誉权,怎么能把谎话说圆呢?有了。请阅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00年10月18日128号文件中传达的最高人民法院指示:
     “最高法院的答复意见如下; 经研究认为,‘悲文’(指《刘宾雁笔造悲剧》)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虽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但鉴于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故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
    
    这段话怎么理解呢?
    第一, 肯定了《刘宾雁笔造悲剧》中涉及陈世忠的一段话确实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的确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
    第二, 建议“以认定不构成侵害名誉权为宜”,其唯一理由则是“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
    第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原因是“此案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
     至此,名誉确实受到损害的陈世忠已经注定非败不可了。
    
    显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提出的是一个强词夺理、站不住脚也见不得人的理由。“文章发表后未造成对陈世忠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你怎么知道的?你能举行一次民意测验或民意调查吗?不要紧啊,在民事案件中谁主张就由谁举证嘛!你陈世忠怎么证明这篇文章给你带来了“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你陈世忠怎么证明这个 “社会评价降低的不良后果”究竟有多大?
    
    试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个标准,世界上还有几起案件够得上“构成侵犯名誉权”的呢?
    
    但是,谁来推翻原来的判决呢?谁来承担这千古骂名呢?让一个法院自己推翻自己的判决,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既是罕见的,也是很不光彩的呀。所以,这一拖就是近四年!为什么需要四年呢?一是物色甘心昧着良心指鹿为马的法官毕竟很难;二是还要绞尽脑汁编造出所谓的理由来,使得大面上能过得去。
    
    就这样,一拖就拖到了2004年5月(这当然是严重违反中国民法规定的,但是老子就是违反了,你能奈我何?)。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换了主审法官李全文。她不经开庭,就下达了新判决书,其中充满了谎言,就连没有开庭这样浅显的事实都不敢承认,硬说是开过庭了!而且新判决书是早在2004年3月就编好了的!为什么要拖两个月才发给原告呢?可想而知,他们心虚和虚伪到了何等地步。可是,两大上级法院的指示又有哪一个法官敢顶着不执行呢?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同一家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同一民事案件作出的新的一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书吧。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3.18.的(2000)哈民一重字民事判决书写道:
     “ 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涉及的发生在1969年嫩江劳改农场武警战士开枪打死走过警界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虽经司法机关立案并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其结论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期,故依法撤销王忠全、马洪财案件,即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
     李占恒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刘宾雁当年仅凭陈世忠提供的案件事实,即撰写了《第二种忠诚》一文,并由该文导致二个武警战士获罪入狱的后果。此行为应属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末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悲剧》一文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
    该文结尾部分称:陈世忠是一个饱受冤狱之苦的人,人民给他平反之后,他怎么给别人制造起冤假错案?这段话是作者引用王忠全、马洪财的话,并非作者的评语,此话的因果关系是不成立的,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
     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本案的五家新闻单位,只是如实转载刊登了李占恒和陈世忠的文章,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均不构成对其名誉权的侵害。“
    
    比较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书的结果,人们发现其关键在于对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的措辞是怎样理解的。
    1999年9月2日,以审判长张建华为首的法庭作出的(1999)哈民一初字第16号民事判决书说:“本院认为:1969年发生在黑龙江省嫩江劳改农场的武警战士王忠全、马洪财开枪打死犯人李植荣一案,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但并未宣布王忠全、马洪财无罪。即故意杀人的事实成立。
    
    而2004年3月18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审判长李全文为首的法庭未经开庭就作出的(2000)哈民一重字民事判决书说:“原审法院判决认为,本案涉及的发生在1969年嫩江劳改农场武警战士开枪打死走过警界线的犯人李植荣一案,虽经司法机关立案并经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其结论是本案已过追诉时效期,故依法撤销王忠全、马洪财案件,即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
    
    请看,李全文故意把“已经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裁定撤消了该案”中的关键词语“认定为故意杀人,由于法定原因(已过追诉期限),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给删除了,从而硬说对“犯罪”事实没有予以认定。这就奇怪了,既然连犯罪事实都没有认定,又怎么会提到“已过追诉时效期”呢?如果不是犯罪的话,这追诉时效期又从何谈起呢?
    
    尊敬的读者同志,如果法院经过调查,确认你犯有强奸罪、盗窃罪、杀人罪,但是又说,仅仅因为已过追诉时效期,所以不予追究你的刑事责任了,甚至因此撤消了案件,你能同意吗?你能满意吗?对于一个没有犯罪的人,难道可以引用“已过追诉时效期”来侮辱他吗?
    
    大家还不妨用最笨的思路来想一想,如果说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在1990年4月撤消了此案,就意味着承认那两个杀人犯是被冤枉的,就意味着他们两个凶手所编造出来的谎言是真实的话,那么,各级法院还会对如此猖狂地诬陷、诽谤解放军的检举人和证人们手下留情吗?还会等到今天依旧不追究我的伪证责任吗?这么好的“反面教材”岂有不利用之理?另外,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判决书里面有见不得人的地方,他们还需要偷偷摸摸地下达这样一个判决书吗(而不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解放军蒙冤受屈的感人故事!)?他们还需要死活不让当事人和检举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判决书吗?
    
    再看,既然“李占恒根据自己调查和采访的材料,按自己对事件的理解和观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刘宾雁当年仅凭陈世忠提供的案件事实,即撰写了《第二种忠诚》一文,并由该文导致二个武警战士获罪入狱的后果。此行为应属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言论自由,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未使用侮辱性语言。因此,《悲剧》一文不构成对陈世忠名誉权的侵害。”(注意:“文中不存在事实失实的情况,并未使用侮辱性语言”)那么,检举人和大批证人硬说两个忠于职守的解放军哨兵是故意杀害无辜犯人,这是什么行为呢?这不是诬陷、诽谤解放军又是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判决书居然还说什么“陈世忠能积极向有关机关举报犯罪嫌疑行为是正确的,也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逻辑性呢?一心执行两个上级法院指示的李全文连起码的逻辑推理也顾不上了,达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
    
     而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即终审法庭)2005年7月22日的(2004)黑民一终字第224号二审判决书则走得更远,现将其摘要如下: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名誉权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据此,判断是否构成名誉权侵权,应通过对社会评价是否受到明显降低、是否存在侮辱诽谤他人名誉的行为、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侵犯他人名誉权的故意和过失及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来综合认定,且缺一不可。
    
     关于李占恒是否侵害陈世忠名誉权问题。李占恒根据自己的调查采访撰写的《悲剧》一文,主旨在批判刘宾雁根据陈世忠提供线索撰写的《第二种忠诚》造成的后果,并未对陈世忠的名誉进行侮辱和诽谤,其仅在文章结尾引用了当事者对陈世忠的评价语言。李占恒的文章是其根据自己对客观存在历史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所发表的言论,其对王忠全、马洪财是否有罪的观点正确与否,不能否定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条的规定,即“文章反映的问题基本真实,没有侮辱他人人格内容的,不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综上,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主观亦不存在侮辱、诽谤陈世忠的过错,且陈世忠亦无证据证明其社会评价因李占恒撰写的文章而被贬低,即未能证明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事实。因此,陈世忠关于李占恒构成侵害其名誉权的主张,不符合名誉权侵权的构成要件,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你们看到,两级法院为了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绞尽脑汁,挖空心思编出了以上几条似是而非的理由,千方百计证明李占恒和各报社没有侵犯名誉权。因为是歪理,表面上看起来振振有词,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纯属强词夺理,令人联想起封建社会的包揽词讼的恶讼师。他们最大的本事就是拿不是当理说,颠倒是非,把黑的说成是白的;把白的说成是黑的。这是典型的以法律的名义集体强奸法律。
    
     为了揭露他们以法院的名义和以法官的身份卑鄙地糟蹋法律的阴谋,有必要一层一层地剥开他们炮制出来的判决书的画皮。
    
     首先,省、市两级法院编造出来的这些不让陈世忠胜诉的理由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精神有极大的出入。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首先承认,李占恒在各报上发表的文章“含有贬义,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现在,这新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书都根本不承认该文章“含有贬义,不承认作者和有关报社有损害陈世忠名誉行为。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就一口咬定“李占恒撰写文章的内容基本真实。”这就叫做“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通过歪曲事实来打败你陈世忠!试问,他们是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呢?民事审判庭是怎么调查一起已经公检法反复调查和定案的刑事犯罪案件的?一点道理也讲不出来!所以,连在根本没有开庭这个事实上也要撒谎,硬说是开过庭了。妄图一手掩住天下人的耳目,但是这样做岂不是太力不从心了?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法院的法官要处心积虑地包庇两名普普通通的故意杀人凶手呢?他们犯得上仅仅为了两个小兵就淋漓尽致暴露自己的阴谋诡计吗?他们为此担如此风险值得吗?
     我能作出解释,至少有三条。
     第一, 各级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领导和教唆下,已经习以为常地搞黑箱操作,屡试不爽,自以为是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坏事干得神不知,鬼不觉,这一次当事人陈世忠也绝对不可能发现,他们不可能有东窗事发的那一天。所以,他们做梦也没能料到居然会大意失荆州。只得匆匆忙忙修补漏洞,不惜强词夺理,以权势压人,以所谓国家机密来掩盖他们所做的不可告人的勾当,甚至不惜堕落到公开撒谎的地步。思前想后,人们不禁感慨:国家机密,人世间有多少罪恶假借你的名义而得逞!可是,纸里包不住火,他们的可怜的脓水也只不过就这么一点点罢了。
    
     第二,军队的介入和压力。原来,善良的人们光是以为,这起杀人罪行仅仅是两名战士的个人行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漫长岁月和案件的跌宕起伏,人们开始意识到,当年的罪行极有可能是士兵的上级指使或暗示的结果。人们注意到,李占恒在法庭调查时为自己、也是为两名凶手辩护时所说的话:
    “大家知道,当时正值珍宝岛开战不久。上级有精神,一旦苏修大规模入侵,将劳改队的三大犯(指被判死缓、无期徒刑和15-20年有期徒刑的“重刑犯”)就地处决。” (有法庭调查的录像带作证)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忠全完全可能错估形势,以为苏联军队即将长驱直入,那么像李植荣这样的国民党军官出身的反革命罪犯是注定会被就地处决的。所以,将他处死仅仅是早一两个月还是晚一两个月的问题。杀个把早晚要被消灭的反革命份子,在良心上不会有太重的包袱,但是这么一来却可以证明自己的阶级立场坚定和政治警惕性高,为今后的平步青云铺平道路。何乐而不为?
    
     另外,就在李植荣被杀的前夕,姓郑的劳改队长在队前训话时曾几次语重心长地告诫犯人:“千万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回忆起来,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劳改干部已经得到消息:部队要开杀戒了!只不过究竟部队是否有过正式文件,还是仅仅是口头传达,更可能的是“一抬手,一个眼神,下面的人自然心领神会”,我是不得而知的。但是这些都是一部分善于察言观色的中国人不用学就会的本事。
    
     既然这个案件牵涉到部队,于是就出现了一系列的反常现象。
    
     先是早在1986年,沈阳军区的王广弟等两名干部来我校对我进行外调。我据实讲了我的所见所闻,他们满意地走了,从此杳无音信。可是,1998年李占恒在法庭调查时却出示了这份调查报告。调查者花费大量篇幅,叙述他们如何在几十天里不辞辛苦地找来找去,结果连一个知情人也没找到,连一个当时在场的人也没找到,结果只得邀请一批曾在该劳改队工作过的干部集体回忆当时的情景。可是结论是什么呢?大家回忆说:“李植荣是一个一贯表现较好的犯人,没有逃跑动机,何况十五年刑期已经将满,不大可能逃跑。”大家还认为:“他尽管误出警戒线,但距离不远,不打死他也可以。”可是,调查者竟据此下结论说:“陈世忠的检举有诸多虚假之处”。正因为这个调查报告见不得人,所以此前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而当李占恒需要有利于他的证据时,他就请1998年担任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副主任的段军在这份调查报告后面也签了字,作为正式证据,出示法庭。
    
     这一次,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把案件退回给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审法官李全文居然亲自去北京取来一份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保卫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军事检察院于2001年5月联合盖章的所谓“关于哨兵王忠全、马洪才击毙越出警戒线犯人事件的调查结论”,说是:
     “经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武警部队军事法院、武警部队军事检察院联合调查认为1969年4月14日,在黑龙江省嫩江农场三岗分场劳作区担负看押任务的黑龙江省军区独立二师九团(现武警辽宁省总队一支队)七连战士王忠全、马洪才将越出警戒线的犯人李植荣击毙,属于履行职务行为。”
    
     极其荒唐的是,这么重要的调查结论只有一页纸,既无调查人姓名和签名,也无调查经过,更没有说明如何经过调查否定掉以前那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结论的。而且,作为证据,法官竟不但不进行举证质证认证,甚至不许原告代理人依法得到复制件。可见,提供证据的三单位以及主审法官心虚到了何等地步!众所周知,未经举证质证认证的任何证明均无法律效力。
    
     人们注意到,上面提到过的提供那份1986年的调查报告。两名调查人东找西找、找了几十天,却连一个目击者也没找到,仅仅靠几位劳改农场干部的集体回忆而得出的所谓结论。当时,布置那次调查的是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保卫部副主任段军。而这次提供这份证明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政治部保卫部,它的副部长不是别人,还是那个已经升了官的段军。这难道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第三、李占恒给他的文章起名为《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是处心积虑、煞费苦心的。结果果然奏效,多少媒体竞相刊登,有的报刊编辑连内容也没有看懂,把关键文字漏掉好几行,令读者无法卒读。但由于其标题吸引人,销售量当然猛增。但李占恒的更主要的目的在于堵住别人的嘴,看在今日之中国,谁胆敢替刘宾雁辩护!可是现在,一审判决要求被告李占恒在各家报刊上以同样篇幅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一来,他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刘宾雁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制造了一起冤案》一文严重失实。广大读者会恍然大悟,原来五年前读到的那篇文章纯属假新闻。在今日之中国,许多报刊同时承认“刘宾雁并未笔造悲剧”或“刘宾雁并未制造了一起冤案”,这该是多么“敏感的政治问题”啊!不行,即使颠倒黑白,也要阻止陈世忠胜诉!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指示不能让陈世忠打赢官司的症结所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这才是真正的最敏感的政治问题。
    
    然而,不论各级法院如何弄权狡辩,如何公然撒谎,如何玩弄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一个卑鄙的目的:替两名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开脱罪名,但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会承认,王忠全使用了极其卑鄙、残忍和狡猾的手段把一个老老实实接受劳改的、已经蒙受13年劳改之苦的无辜公民置于死地,而且殃及其妻儿老小,这一点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抹杀不掉的。
    各级法院这样猖狂地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就是告诉全国人民,我们所谓的司法公正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究竟是个什么德性!
    归纳一下,我向中纪委提供的违法乱纪和犯罪线索有以下几点:
    
    1.我检举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误:
    A. 为什么把一起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故意杀人案件的主犯王忠全只判有期徒刑三年?此人一再撒谎,一再被拆穿,仍然毫无悔改之意,始终拒不认罪。中国刑法上哪一章哪一款规定对这样的罪大恶极份子也应该给予宽大处理的?再说,该法院难道真的不懂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了吗?
    B. 为什么允许已被判刑、正在上诉的杀人凶手交保释放?中国刑法上哪一章哪一款规定正在上诉的杀人犯也可以交保释放的?
    C. 为什么在案情大白之后,不按照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建议,把李植荣的被杀真相立即通知被害人的亲属,并请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被害人的亲属进行安慰和抚恤?
    
    2.我检举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和刑三庭的渎职失误:
    A. 在二审和终审期间,为什么无视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明显偏轻的失误,不予纠正;反而一口咬定“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从而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得以免于刑事处分,进而撤消案件,为两名罪犯日后恢复党籍和公职大开方便之门?
    B. 为什么始终不将进行如此重大改判的重要法律文件通知被害人亲属、证人和检举人?
    C. 为什么如此重大改判的重要法律文件拒不让登门上访的检举人过目?
    D. 为什么把最高人民法院的黑指示当作国家机密向当事人隐瞒?
    
    3。我检举最高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误:
    A. 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在调阅案卷时无视黑河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刑明显偏轻的失误,不予纠正;反而一口咬定“判刑三年就意味着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从而指示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的故意杀人案主犯得以免于刑事处分,进而撤消案件,为两名罪犯日后恢复党籍和公职大开方便之门?
    B.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无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仅仅根据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由,对证据确凿的杀人犯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判决书,早在撤销案件以前,就听任法库县人民法院的杨殿元院长非法恢复故意杀人案件的主犯王忠全的党籍、公职和继续让他担任法官。最高人民法院不可能不知道这种荒唐事!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渎职失职还是蓄意包庇故意杀人犯和他的三级上级领导机关?
    C. 最高人民法院的信访办朱同志和纪检组仲同志早在1998年1月就接待过我的上访,收下我的检举材料,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再失误。此后我又不得不连续向最高人民法院信访19次,上访2次。最高人民法院没有任何回音。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所有检举等于给最高人民法院通风报信,好让他们采取对策。必须追究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极端不负责任的恶劣做法。
    D. 最高人民法院无视一审法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所作的民事判决书定性正确的一面,反而向二审法院-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秘密指示,仅仅“因为案件涉及敏感政治问题”,教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不从事实出发,硬把一起极其明显的侵犯名誉权案件“不以侵犯名誉权结案为宜。”
    
    4. 我检举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总队的三个单位、辽宁省武警部队政治部等拼命地替证据确凿的故意杀人犯开脱。当时部队对于王忠全等的弄虚作假、故意杀害无辜在押犯人的罪行究竟起过什么作用?有待调查。
    
    5. 我检举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部分常委。
    
    这个案子的一波三折真的完全是最高人民法院指使各级法院颠倒黑白所造成的吗?人们常常说,应该让司法独立,让法院独立办案,可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幕后的指挥者只能是上级领导即上级党委。因此,唯一有权制止或纠正最高人民法院的胡作非为的只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我曾以挂号信形式多次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揭发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因此,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一而再、再而三地得不到纠正的时候,唯一的解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也仅仅是在执行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指示罢了。由此可见,中国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总根子不仅仅在最高人民法院。而且就在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那里!
    
    在附录里我附上几封有代表性的信。我曾经多次给朱熔基、尉健行、江泽民、罗干、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写信,不久前,我又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写信,揭发检举最高人民法院的倒行逆施,照例毫无回音。我给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几百封挂号信就足以使他们的行政不作为罪责和渎职罪无可推托! 他们的充分表演,让全中国人民,也包括全体共产党员看清楚,这些所谓的法官、所谓的各级领导人都是什么猫变的。这些蠢人,完全颠倒了他们和广大人民之间的主仆关系,以为通过颠倒是非的手法就可以吓退中国人揭发检举坏人坏事的勇气,它等于警告全体党员和全中国人民:“看,谁还敢步陈世忠的后尘!”这种痴心妄想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我坚定不移地相信,一时胜负在于力,千秋成败在于理!
    
    吴官正书记同志,中纪委各位负责同志,
    任何法院办错案件都是难免的,有的时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这个案子却不一样。毛病出在各级法院联手故意包庇杀人犯,属于明知故犯!这是最卑鄙、最恶劣的,最可怕的,最让老百姓不放心、最深恶痛绝的。共产党的威信就是这样被败坏的!共产党的江山也就是这样遭到动摇的。什么叫“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吗?
    这个案件集中反映出最高人民法院是司法腐败的万恶之源。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闭幕,今年我没有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借两会之机,给各级领导和人大代表们写信,揭露最高人民法院的违法乱纪的犯罪活动。经验证明,不论我如何揭发检举,摆事实讲道理,证明最高人民法院的无恶不作,肖扬院长每次在两会期间的工作报告照例得到顺利通过。可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党员根本不知道他干的这一系列见不得人的丑事、脏事、甚至是明目张胆的犯罪行为。因此,我郑重建议,中纪委把我检举的内容当作重点案件来查处,建议暂时停止肖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对他实行双规。只有这样,才能揪出中国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司法腐败的卷土重来;只有这样,才能纯洁法官队伍,不让贪官、昏官甚至杀人犯长期混在干部队伍、党员队伍、法官队伍里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败坏法院声誉、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
    
    如上所述,这场斗争非同小可。以肖扬院长为首的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犯罪集团绝对不是孤立的。中共中央内部不止一个领导成员对于此案是知情的。中纪委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就是查清隐藏在肖扬背后的那双黑手(更可能是那么多双黑手),只有这样,才能揪出中国司法腐败的总根子;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杜绝司法腐败的卷土重来!
    
    吴官正同志,中纪委的全体同志们,
    从1981年到2006年,整整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为了一件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杀人案件而奔走呼号、奋斗不息,打了25年的官司,究竟是为了什么?这难道不是我们党培养教育出来的无私无畏的精神吗?支持着我坚忍不拔的是相信组织、相信群众、相信真理和正义必胜的信念!可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我越来越懂得一个道理:我面对的是一个从上到下盘根错节的犯罪团伙,他们有着极其强大的权力和后台!我就像唐吉珂德大战风车那样自找烦恼。几十个职能部门的无所作为,几百封检举信的有去无回,正在不断地助长着坏人的嚣张气焰。我检举杀人凶手多少年,那杀人凶手稳稳地坐在他那法官的宝座上,而且不断地升官发财!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现实!难道通过包庇这样一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就能建立起和谐社会来?难道这就是我们高唱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新三民主义?为什么人们抱怨,当今社会往往是“坏人坏事没人抓,好人好事没人夸”呢?看看陈世忠的遭遇就足够了!我们的政府什么时候曾经采取措施保护过、鼓励过我这个检举人?到头来,我落得一个再一次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的境地,连自己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任何保障!偌大的中国,哪里有我的立锥之地?为什么千方百计要把人逼上梁山?这究竟是谁的责任,谁的过错?尽管我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呼唤:“谁共我,舞倚天宝剑,扫此荒唐?”看来在今日之中国大陆,实在是知音难觅啊!由于数百次的碰壁,我对你吴官正同志和中纪委也不敢抱多大的希望。但愿你们能够以自己的行动证明,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尚未绝种!
    
    最后,希望你们不要因人废言,秉公办事,真正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我再加上一个横批:”取信于民。”
    
    敬礼
    
     陈世忠
     2006年4月3日
    
    
    附件一览表:
    1. 黑龙江省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 (1987。9。17。)
    2. 马超元的检举材料 (1985。7。2。)
    3. 白景富的亲笔感谢信 (1987。11。13。)
    4. 陈世忠离婚协议书 (1998。12。20。)
    5. 陈世忠给肖扬的第10封信 (1999。10。10。)
    6. 陈世忠致中国共产党第16次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2002。10。29。)
    7. 陈世忠给胡锦涛的第5封信 (2004。10。1。)
    8. 陈世忠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常委的信(2004。10。1。)
    20. 后记:
    
    亲爱的读者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2007年7月22日,理论上是陈世忠控告作家李占恒和五家报社侵犯名誉权的民事诉讼案件申诉期限的最后一天。我选择这个日子发表这批资料(其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在网上公开发表)。和每次重要材料一样,我总是在第一时间优先发给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相信这次也会和以往一样:从来不见回音。不得已而求其次,但愿他们会以内参形式发表,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和委员们都能看到。我公布这批材料,为的是献给历史,而不是期待中国大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真的会秉公办事,居然会和最高人民法院过不去,更不是指望罗干等政治局常委们会“太阳从西边出来。”
    
    我想不必多加解释:所有文件都保持原样,保持历史的真实性。当然其中也包含我当时的处境和年月这个因素在内。如何评价,如何评论,已经不是我的事了。只是请各位一如既往地广为传播,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知道这漫长的不加掩饰的血淋淋的历史。
    
    目前正在中国大陆如火如荼地开展着的形形色色的人民维权斗争,总是遭到当局的残酷打击和镇压,于是人们诉诸法律,向各级法院上告,可是有理的一方往往以败诉而告终。于是成千上万的上访群体涌向北京,总是寄希望于清官和好皇帝,却遭到更加残酷的打压,一次又一次地失望。根子究竟何在?通过我的26年来为一起38年前的冤假错案上访和上告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经历,人们会再一次懂得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党专政数十年如一日的欺骗人民和残民以逞的恶习一点也没有改,也不可能改!如果有一天真的改了,它就不再是共产党了!
    
    “哀,莫大于心死!”这,对于这个党才是可悲的。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充分表演终于达到了一个唯一的目的:毕露无遗地暴露出自己反人民的真实面孔,把本当铁杆保皇的陈世忠终于赶出了国境,使我得以“死心”塌地地,义无反顾地,不遗余力地,理直气壮地揭露它,批判它,反对它,并且把这作为晚年的我的毕生事业。“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我感谢历史和时代给予我的荣宠。也感谢中共中央对我的成全。
    
    谢谢!
    
    陈世忠
    2007.07.22.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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