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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胡锦涛脚踏“中道”左右排斥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9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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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自江泽民执政以来,以“稳定压倒一切”为出发点,忽视“社会正义”,全面继承、看守了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路线,政治改革毫无建树,致使经济改革本身业已走向瓶颈状态,造成了中国社会严重不公,官民对抗,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丛生,民怨载道,各种社会问题越陷越深,积重难返,由此也导致了中共统治的执政危机,改革正面临翻车危险性。当下,中国两极分化正在形成权贵集团与平民阶层两种社会力量、两大阵营分野,一场新的权利运动和财富争夺,正在“太平盛世”表象之下风起浪涌,必将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演化成一场新平民运动参入的力量博弈。邓小平曾说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就在中共“十七大”临近之时,“社保派”(保守传统社会主义)、“社改派”(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济改革)和“资改派”(倡导全方位的西方化改革)三者,围绕今后“中国走什么路的问题” 即“向左转(质疑改革),向右走(彻底改革),还是走中间(渐进改良)的意识形态之争狼烟迭起。除以谢韬、高放等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观点轰炸中共意识形态,导致左派群起围攻外,最新一个例证则是,一批中共退休高干7月12日发表针对胡锦涛6.25党校讲话的公开信,指责当下的改革已经走上了邪路,声称:“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走下去,叶利钦式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就会到来”。该公开信由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牵头,原广西顾委主任周光春、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原化学工业部部长秦仲达、原中国驻苏联大使杨守正等人联合签署,并在网络上公开发表。 (博讯 boxun.com)

    记得秦晖先生曾在哈佛,面对一个美国学者的疑问:今天的中国,究竟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时说:按照你们的标准,中国如今是左派右派都不得势。因为你们的左派要追问统治者的责任;你们的右派要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这两种人在中国都被打压。左派说,是右翼精英和他们主张的市场改革,造成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右派说,是改革不彻底,贪权腐败导致了贫富悬殊。左派要求增加福利,限制自由,扩大政府的权力。右派要求发展自由,限制权力,推动政治改革。
     其实,对于中国今后“走什么路”的问题,中共决策层显然已有了充分研究,并且作了明确的回应。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早在3月6日就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4日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而最明确、全面的回应,就是胡锦涛在今年6.25党校讲话。该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胡借中共“十七大”召开在即之际,用这样一篇讲话,一方面明确地回应“社保派”要求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立场的主张;一方面又否定“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张,当然更不会接纳“自由主义民主”的西化主张,正可谓脚踏“中道”,左右排斥,旨在为“十七大”定音。早在80年代时,面对姓“资”还是姓“社”的改革争议,邓小平下御旨“不争论”。 今天,共产主义理想或信念迅速失去了吸引力,握有权力资源的阶层或集团迅速地利用经济转型的机会,攫取更多的资源,掠夺社会财富,对于摇摇欲坠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谓釜底抽薪。眼下,无法掩盖的现实矛盾已相当尖锐,难以回避。中国又到了来一场百家齐放的“思想解放”历史关口。
     中共所谓改革的出发点,实质上是试图借经济增长来维护制度合法性。然而,现在经济增长却和社会腐败同步发展,已经彻底打破了中共自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神话。这种神话的破灭,不仅为自由主义者对现行制度的批判提供了事实,也为国内左派借机否定市场化道路提供了口实。由于胡温执政以来提倡亲民理念,形成温和风格,与中共历代领袖专权谋势,强硬极端不同,开始逐步拓宽舆论环境,增加社会容忍度,潜移默化地向中间立场转向。然而,胡锦涛在容忍争论的同时,也亮出了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坚定不移”底牌,即:解放思想必须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必须坚定不移;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必须坚定不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这“四个坚定不移”,在作者看来,是意在取代一直为中共奉为圣经,但却已十分保守僵化的“四项坚持”。
     胡锦涛6.25讲话充分验证了,他们在“社保派”、“社改派”和“资改派”的思想、理论与路线交锋中,明显地采取了左右排斥的中间立场,站到了“社改派”阵营 。因而也可以说,胡的这个讲话是中共红船在意识形态争斗的九级浪上寻求的平衡,是党内路线分野相互妥协与调和的产物。自胡温执政以来,一方面不断遭遇自由派对其继续严控舆论媒体,侵犯人权,没有政治改革新举措等的抨击:另一方面,党内外新老左派又不断抨击他们“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而胡温当局已意识到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西方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监督与协调机制,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平衡发展。但前提是不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面具。他们坚持中国既不走“苏东波”式的激进民主化的道路,也不走的西方式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民主道路。这就规定了胡锦涛脚踏“中道”的政策走向,一定会借鉴西方的政治发展经验,但决不会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即使这样的“中道”式有限的政治改革,在推进过程中也一定会因触及官员们的既得利益而遭到抵制,因此变革道路的曲折与反复也是不可避免的。
     如今,形势越来越明朗,胡温当局趋向“中道”,左右打压。在对待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明显地站在“共和主义”一边。因而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他们会把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在他们的统治意识里,泛滥的自由主义倾向与左派思潮,同样都会干扰他们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中间道路。
     我曾在《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中谈到:“胡温新政”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即对“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否定;第二条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是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论”的摒弃;第三条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构建“社会和谐”。据此,作者将其抽象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胡锦涛正是基于这一哲学,不仅在执政初始便膜拜毛泽东的简廉与理想主义,也崇尚邓小平的模糊战略与实用主义,更不放弃江泽民的投机与双继承。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还要借助推动纪念胡耀邦,为自己穿上开明的改革派新衣。他就是要整“合”中共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求“和”中谋得更有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利益最大值。这正是胡锦涛脚踏“中道”的价值基础。
    本文所称胡锦涛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的“中间道路”,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用“中国特色”演变“社会主义”;用“社会主义”约束“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究竟科不科学,能不能走通?不是胡锦涛6.25党校讲话可以一锤定音的。中国社会一定还会继续争论下去。这就涉及什么是传统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仅仅从反映主要矛盾的制度层面上的通俗化理解:社会主义是既不允许资本家剥削,也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制度;资本主义是允许资本家剥削,也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制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只允许资本家剥削,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现实。如此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比哪一种主义都不合理。因而,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腐败丛生就成为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不下的影子,由此也就决定了胡锦涛的“中间道路”实在是走不通的。如果胡锦涛今后执政的思维框架,只能退守到社会主义“引号”里寻求作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不允许工人有独立工会的资本主义经济。正是由于它在理论上陷于了自我矛盾的逻辑错误,因此不仅难于统一中共党内思想,而且注定难逃腹背受敌的政治宿命。
     本文的结论是:真正的“中间道路”应当是能平衡、调和劳资之间的力量与矛盾。一个国家只有制度性地保障劳资双方的对等平衡,才能维系社会公平。在一种相对好的制度下,工人有权组织自己的工会,可以与资本家平等地坐在谈判桌上,劳资冲突完全可以借助于谈判机制来维护各自的利益,政府则应当保持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而不是靠行政干预或出台工资标准政策解决。现代社会发展的真正“大中间之路”,就是以普世文明为基准的民主与法治道路。中国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左中右思潮的大包容和各种政治力量共同妥协的新文明民主法治制度中!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包容与消化各种社会冲突。中国本当就应“中庸”立国。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民主乃天下正道;法治乃天下定理。这才是中国今后应当追求的“中道(中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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