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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继东:给党中央的信:请求参加中共十七大会议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7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党中央、中纪委、胡总书记、吴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通过的党章中规定(节选):
     对于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应当认真考虑。(第十六条) (博讯 boxun.com)

    对党的决议和政策如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声明保留,并且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都无权剥夺党员的上述权利。(第四条)
    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第四十一条)
    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第四十二条 )
    十六大决定中提出:“加强党内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环境,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
    
    我在十五大召开前夕的1997年9月7日,以毛继东的化名向十五大呈寄近五万字的“紧急举报”信,严厉质疑邓小平的党性信义,批评邓小平理论路线,批评改革开放政策。随后又多次给中央寄材料,并进行党内派别活动——一个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简称共革)。1999年8月11日我被石家庄市国家安全局传讯,后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主刑期1999年8月11日—2002年8月10日)。我始终不服,认为自己我罪,在看守所内即向党中央申诉,出狱后五年来又多次向党中央和中纪委申诉,但至今没有回复,反而在中纪委的命令下,石家庄市纪检委于2005年10月19日作出《关于落实王士吉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以我被判处刑事犯罪为理由开除我的党籍。该决定中写到:“按照上级关于石家庄市纪委对王士吉开除党籍处分的要求,经2005年10 月9日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落实对王士吉开除党籍处分。”我当即表示不服从这个决定,立即向市纪检委递交了申诉书,并用挂号信呈寄党中央,要求纠正市纪检委的错误决定。我向邮局查询,挂号信在寄出的第三天即为中纪检委收发室查收,我的申诉也已在互联网上公布,但直到现在没有回复。根据党章的规定党中央和中纪委对我的申诉应该给予负责的答复,至今没有负责的答复,已属于失职,根据党章第十二条规定,有关组织和人员“必须受到追究”。我在申诉中明确要求中央就我不服市纪检委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给予明确答复,申诉已经呈寄一年零九个月。我是明示,中央没有回复,根据默示的法律释义,可以确认中央已经默示承认我不服开除党籍的决定,默示承认开除我党籍的决定是错误的,因此我现在以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名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和请求:
    一 请求批准我以党内少数派代表的身份作为十七大特邀代表参加党代会,并允许在大会上做副政治报告——《高举马列毛主义旗帜彻底击溃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请代表们讨论审议,并付诸大会表决;
    二 建议邀请对邓小平理论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持批评意见的同志作为十七大特邀代表参加党代会,建议邀请毛远新、马宾、魏巍、李尔重、周秀宝、张正耀、张汝泉、郑加平、程恩富、张勤德、韩西雅、俞权域、李成瑞、巩献田、左大培、苏铁山、张国华(秋石客)等同志为特邀代表参加党代会,并允许他们向党代会提交副政治报告进行表决。
    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党代会上允许不同意见代表提交报告进行讨论表决;在列宁时代也允许少数派反对派代表向党代会提交副报告进行表决;我党的七大上王明作为错误路线代表参加党代会,许多同志不同意选王明为中央委员,毛主席做工作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九大前和九大会议上毛主席又做工作选举被认为是“右派”的老同志为代表和中央委员。现在党中央号召加强党内民主,应该学习这些范例,在党代会上允许不同意见予以发表、讨论和表决,这样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
    我的副报告将在2007年8月15日前呈递十七大秘书处,并在互联网上发以表征求党内外意见。
    请求党中央考虑我的建议和请求,请党中央在十七大正式召开前明确答复我,如果在十七大正式开会前我没有得到不同意我作为特邀代表的决定,我将认为党中央默示同意我的党代会特邀代表的资格,我将到时赴京参加党代会。
    
    致礼
    
    中国共产党党员
    王士吉(笔名M. L. M. 毛继东)
    二O O七年七月十七日
    
    住址:石家庄市XX小区XX栋X门XXX室
    电话:0311—83104029或13472169036 邮编:050031
    E-mail: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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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蒲鲁东主义
    ——评谢韬辛子陵的民主社会主义
    
    前言 必须提出蒲鲁东主义的问题
    一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二 关于资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
    三 关于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四 关于孙中山、尼赫鲁、纳赛尔等人与蒲鲁东主义
    五 关于铁托、赫鲁晓夫与蒲鲁东主义
    六 关于新民主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区别
    七 关于生产力问题上的修正主义
    八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
    九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十 瑞典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十一 谢辛是标准的蒲鲁东主义者
    后记 熊瞎子倒帮忙搬石头砸死了主人
    
    
    前 言 必须提出蒲鲁东主义的问题
    
    一丛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前一阶段,为改革开放的私有化自由化方向辩护的新自由主义被轰击得丢盔卸甲,但戏法总是要变下去的,能人总是不断辈出的。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又冒出一股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举旗呐喊者有两员哼哈大将,一员大将曰辛子陵(有的刊物上是辛子凌),一员大将曰谢韬,而尤以谢韬因地位特殊更为显赫,声言“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更甚言之说民主社会主义正是恩格斯晚年倡导的。此论一出,理论界一片哗然,立即遭到左派队伍的抨击,而冲锋陷阵的是一大批年事已高的老年左派,他们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透彻地驳斥谢辛鼓噪的许多谬论,力透纸背,令人击节赞喝。但在批判中有两个缺点,一是没有在指出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蒲鲁东主义,也就说仅仅指出了民主社会主义“不是什么”,而没有同时指出它“是什么”,没有挖出它的思想体系祖脉,因此这种批判是不完全的不彻底的;二是批到后来却为邓小平理论路线唱起赞歌,为改革开放评功摆好,高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令人惊讶不已。对第二个问题,我将另有一封信进行探讨,本文集中笔锋揭露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跟在老同志后面补充火力彻底缴掉谢辛的“法宝”。
    
     《共产党宣言》发表后一个半世纪以来,影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体系,主要有四大类。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二是资本主义思想;三是蒲鲁东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四是布郎基主义。第四种思想主要导致左倾机会主义。第三种思想体系——蒲鲁东主义是对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捏合嫁接的杂交物,它的核心理论是“公私合题”——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共同存在互相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即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的初期,蒲鲁东主义是主要批判对象之一,而且这两种思想体系一直是对立的。蒲鲁东主义后来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对国际共运产生极不良影响。蒲鲁东主义本身是个矛盾物,它有左右两种倾向,对国际共运都有影响,其左的倾向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最早的是巴枯宁主义;其右的倾向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根源,国际共运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几乎都与它有关联,最早的是拉萨尔主义。人们比较注意前两种对立体系的斗争,而往往忽视第三种思想体系的影响作用——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是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在列宁逝世后八十多年的国际共运中,很少再提及蒲鲁东主义,尤其是在中国革命中几乎没有提及蒲鲁东主义问题。在偌大的省级图书馆里,根本找不到关于评论蒲鲁东及蒲鲁东主义的著作。人们都猛烈的批判修正主义,说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争论。由于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被马恩彻底批驳,在巴黎公社运动的实践中遭到彻底失败,变得臭不可闻,所以后来的机会主义者谁也不敢以蒲鲁东主义自认,却打出“修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骗人。其实,修正主义的实质是借“修正”马克思主义而偷换搬运蒲鲁东主义,“修正”只是他的表现形式和借口,而移植蒲鲁东主义才是它的本质,从伯恩施坦,考斯基开始就是这样干的。近一个世纪的批修斗争中,只是指出修正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始终没有指出它是什么思想体系。也就是说,只是指出它“不是什么”,而没有指出它“是什么”,因此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总是不能彻底。所以修正主义这个称谓是不确切的,就应该直接称它是蒲鲁东主义继承者。资本主义思想是公开宣扬私有制万岁,而马克思主义公开主张消灭私有制。而在自有人类以来的千百种思想体系中,在百十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流派中,鼓吹“公私合题”的,只有蒲鲁东主义,它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唯一有明确纲领的学说(见恩格斯《论住宅问题》序言)。所以,恩格斯在1887年为《论住宅问题》作第二版序言时警示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直到现在在德国还有很多代表。一方面是以讲坛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慈善家为代表,在他们那里把工人变为自己住宅所有者的愿望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因而我这部著作用来反对他们仍然是适时的。另一方面,在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如果这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鲁东大概是少不了的。”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他的敌人也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列宁警告的事情果真在当代都出现了。列宁逝世后的批修运动,只批判其形式、手法,没有批判其实质——蒲鲁东主义,因此总是打而不倒,批而不臭,过一段时间又复发了。在苏东复辟以前,你说修正主义分子搞“修正”,他说他是“发展马列主义”,反而说你是“教条”,“僵化”;你说他的路线必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悲剧,而他说实践还没有检验呢,现在正在“摸”呢,谁见过真正的复辟是啥样子?所以,在批判修正主义是“修正”马克思主义这个话语议题范围内,它有许多可以逃遁狡辩之辞,制不服它。但是如果按马,恩,列对蒲鲁东主义的批判,揭露它由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发展到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又必然发展到完全的资本主义。(恩格斯指出:蒲鲁东主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且它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论住宅问题》)而且亚非拉许多推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都经过这三个阶段的演变,成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失败实践的结果可作证据。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掐住修正主义路线的头七寸——蒲鲁东主义,那么老祖宗斥责蒲鲁东主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警语,就会赫然亮在人们的眼前,并有亚非拉许多国家的教训,就可以断定它的方向是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就会令人信服了,就可以避开修正主义关于“发展与教条”的纠缠,直击其要害,唤起民众对它的警惕性,对它的批判也会更有力。
     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好比宗教的门户之争。他到底是佛家还是道家,不能光看是否长着头发。而要看他到底是尊崇佛祖还是张天师,因为俗家和尚也留着头发,难分是佛是道。即使长着头发却尊崇佛祖,就可以明确判定他是“和尚”。修正主义就是长着头发的“和尚”,它在两边晃。可恨的是,所有修正主义分子没有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蒲鲁东主义者,明明是跳蚤却冒充是龙种,硬将自己的狗尾巴续到貂身上,而且尾巴越来越长,尾大不掉。如果我们一下子就戳穿他们是蒲鲁东的孝子贤孙的面目,将他们踢出马克思主义大门之外,不让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队伍里混,他们就不易骗人了。
     列宁曾批评机会主义者总是“避开一切鲜明的原则性的界限”。(《以后怎么办?》)又在批评社会和平主义时说,必须使口号“具有无产阶级意义”。(《列宁选集》第二卷696页1972年版)所谓原则性界限,就是在两个对立的体系之间进行取舍,非此即彼,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而当某个口号(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本身的阶级性模糊不清时,就要像列宁说的那样“提出‘对谁有利?’的问题”。(《对谁有利?》)
     探究体系性质和进行阶级分析,是我们划清界限的根本原则和方法,这样才能避免情绪化和主观主义。弄清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这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界限,对当代中国革命和国际共运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极重要意义。它关系到旗帜问题,方向道路问题,路线的坐标轴基点问题,大至党、国,小至家庭、个人,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建议大家阅读恩格斯的名著《论住宅问题》(见 《马恩选集地二卷》),就会赫然开朗一目了然了。
    
    一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在十九世纪初叶,特别是1825年发生资本主义第一次经济危机后暴露出严重弊端,产生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造成工人阶级极端贫困化。于是,各个阶级的社会学家从解决社会问题角度出发提出各种主张和方案,这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学说。
     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初期,在欧洲社会运动中已存在多种社会主义流派。马、恩将这些社会主义派别在性质上划分为反动的、保守的、空想的三种。其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
     关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中评论:“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一半以上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 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西斯蒙第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
    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突破而且必然突破的旧的所有制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
     西斯蒙第是瑞士的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他提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办法是恢复和保存小生产条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恢复和保存小私有制,因此它是拉着历史车轮倒退,是反动的和空想的。它明明是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却号称代表工人阶级,因此它极具欺骗性。这是由于小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有与工人阶级一样的受压迫受剥削的遭遇,因而有一些主张接近无产阶级。但小资产阶级又是小私有者,他们的目光是短浅的,向后看的,它仇视以先进生产力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幸灾乐祸,却主张退回到纯小生产经济社会,而不能提出消灭私有制和剥削的纲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在工人及其政党中存在广泛的影响,恩格斯指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存在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论住宅问题》第二版序言)
    
     二 关于资产阶级阶级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评说:
     “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想要清除社会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
     可见,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陷入一种奇特的矛盾幻想之中,它保存资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却想消除和避免资本主义必然具有的弊病。可以说,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后的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李斯特主义、萨谬尔森主义)都是在这个矛盾的幻想中挣扎。这些理论家提出种种办法(包括国家宏观调控),想彻底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补漏办法,在使经济危机有些缓和后,又陷入更严重更深刻的危机。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一种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它几乎不用任何中间阶段就可以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因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反对私有制,甚至不反对剥削。因此,像小资产阶级自发地转化为资产阶级一样,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自发地转化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向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伸出了手!”(《论住宅问题》)伯恩施坦宣扬不用革命暴力摧毁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以及考茨基宣扬的越帝国主义论,其实质都是保存资本主义制度情况下进行改良,认为资本主义可以自我克服危机,都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 关于蒲鲁东和蒲鲁东主义
     蒲鲁东(1809——1865年)生于法国的一个小生者家庭。 蒲鲁东当过旅店雇工,印刷工人,后来利用别人的资本开了一个不大的印刷厂。他写了许多经济理论著作,受到马克思最严厉批评的是他的《贫困的哲学》。在蒲鲁东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有缺点,他设计了“公有和私有的合题”的第三条道路,声言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他说:“我们把社会的第三种形式即公有和私有的合题叫做自由。”具体地说就是“消灭私有权和保存领有权”,实际上所谓“领有权”还是私有权,只不过是形式不同罢了。他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个阶级应当提高认识携手合作”。为此,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的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彻底批判了蒲鲁东思想,揭露了他为资产阶级服务效劳的面目。
     马克思评论说:“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法典”。蒲鲁东认为“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永恒的”。巴黎公社是“是蒲鲁东主义的坟墓”。(引自《哲学的贫困》和《法兰西内战》等)
     列宁说:“马克思以严峻的客观态度指明,例如,蒲鲁东的观点是小资产者的见解和情绪的自然的、明白的、必然的反映。”(《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
     《列宁选集》第二卷注1,对蒲鲁东主义有简明解释:
     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产主义私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的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是相反,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地、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20卷第17页)
     恩格斯指出:(以下引自《论住宅问题》)
     “蒲鲁东全部体系的基础”是“单独交换”。
     “蒲鲁东的改良计划的目的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
     在阶级斗争向问题上,蒲鲁东主义者主张“不实行阶级政策”。
     在劳动组织上,“蒲鲁东这个小农和手工业师傅的社会主义者,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他认为“联合的坏处多于好处”,“与之相反,竞争、分工、私有制则是有益的经济力量。”
     在农业政策上,“按照蒲鲁东的理论,所有这些大田庄都应该分成细小的农户,这种办法在现有的农业科学状况下并且在已经有法国和德国西部施行小块土地所有制经验之后,乃是一种完全反动的措施。相反,现存的大土地所有制将给我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基础来由组织的工作者来经营大规模的农业,只有在这种巨大的规模下才能应用一切现代辅助工具、机械等等,从而使小农明显地看到基于组合原则的大规模经济的优越性。”
     在解决工人住宅问题上,蒲鲁东“建议把承租人变成分期付款的买主”,“经过一定时期后便成为这所住宅的所有者。”
     在经济理论上,“蒲鲁东先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永恒思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是永恒的。然后又回过来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应的现实法权。”
     “蒲鲁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如他对住宅问题解决办法一样,在经济学上是荒谬的,并且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
     “他在理论上已被驳倒,在实践上已被排斥到一边。”“蒲鲁东主义只是表达资产阶级激进派所怀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欲望。”“如果蒲鲁东主义的反革命一般真能实现,世界是要灭亡的。”“假如蒲鲁东主义的理论现在还会在德国泛滥,那就加倍可悲了。”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包括帝国国会党团在内,就有某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必须完全明白地认识到这样一种倾向日后具有了较为稳定的形式和较为明确的轮廓——这是必然的,甚至是合手愿望的,——那么它为了规定自己的纲领就不得不回到自己的前辈人物那里去,那时蒲东鲁大概是少不了的。”
    
     我们不无忧虑地提出一个问题,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前所担忧的那种“必然的、甚至是合乎愿望的”(即合乎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性愿望)而出现“稳定的和明确轮廓的”蒲鲁东主义的那种“加倍可悲的”的情况,在当代中国是否出现了呢?
    综上所述,蒲鲁东主义的主要观点是:
    1.主张“公有制和私有制合题”的第三条道路,宣称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
    2.主张私有制万古长存;
    3.主张阶级调和妥协,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4.主张自由竞争市场经济机制永存;
    5.主张工人占有个人住房;
    6.主张土地分成细小的农户(即分田单干);
    7.主张分散,反对联合;
    8.主张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改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
    9.主张抽象的社会民主公平。
    简言之,就是认为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端。
    
    四 关于孙中山、尼赫鲁、纳赛尔等人与蒲鲁东主义
     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评论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纲领,“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致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他的土地纲领,事实上……..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孙中山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从学理上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反动分子’的理论。”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政策比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自由竞争”任由资本主义发展,要有一定的进度步性,他的主张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土地政策上。
     孙中山的土地纲领“平均地权”是实行土地国有化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孙中山以为这样就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其实,土地国有化仅仅消灭封建所有制,它恰恰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发展基础。而又将土地分成小块分配给农民使用,这种领有权仍是私有权。孙中山的纲领正是蒲鲁东的“消灭私有权和保存领有权的第三条道路”。所以,列宁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就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也是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的最低纲领,因为只有首先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为实现最高纲领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所以,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印度的圣雄甘地的思想体系也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他的继承者尼赫鲁提出建立一种印度式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它既不同于东方的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社会财富分配更加公正和自力更生的福利社会”,或者说是印度模式的“第三条道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改为建立“民主的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并载入印度国大党党纲。这可以说是“有印度特色的社会主义”。尼赫鲁所设计的社会主义可以称之为“福利社会主义”。1947年,印度颁布了《1948年工业政策决议》,按该决议,要建立一个公私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经济。该决议以当时印度公私营经济共存为前提,强调公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将重工业和基础工业划为国家经营,轻纺和消费品生产领域由私人经营。印度“一五”计划期间(1951—1956年)计划用于发展公私营经济总经费为417.8亿卢比,其中公营占46.4%,私营占53.6%。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缺乏,设备落后,技术陈旧的矛盾,国大党政府开始大量接受和引进外资。1957—1961年9月,印度工业生产总指数增长进一倍。但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种姓矛盾和教派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拉吉夫·甘地任总理后,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大举引进外资,鼓励外商和印侨投资,对内放宽限制,调动私人投资积极性,塔塔·比尔拉等大财团势力进一步膨胀。(以上资料引自金重远主编的《20世纪世界历史回溯》)
     但与1949—1979年同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相比,印度在各方面都落后于中国,这是历史事实,邓小平也承认此点。(见《邓选二卷》357页)而中国这三十年中受到帝、修、反的封锁,承担大量国际主义援助,进行备战,没有多少外援,又开展文化大革命。这证明科学社会主义道路比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实行蒲鲁东主义的条件,它只是反动的空想。但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兴起民族民主革命后,却出现了蒲鲁东主义得以实行的机会。
     二战以后的五、六十年代,亚非拉许多实现了民族独立的国家也像印度一样实行了蒲鲁东主义的政策,实行公私经济并存、鼓励私有经济发展、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政策。如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缅甸的奈温、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也都标榜自己是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也都像印度一样,经历了三个历史演变阶段,由最初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发展到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再发展到以大资产阶级私有制控制国家经济的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由最初的公有制经济占主导、主体发展到私有制经济占主导、主体的状况。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而毫无例外呢?这些国家都是小生产占主要成分、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国家,存在着很强烈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国家官吏的待遇中也含有很多特权待遇,实际上官僚资产阶级化。同时,私营业主又以各种方式腐蚀国家官吏。于是,国家官吏制定的政策越来越向私有制经济倾斜。在公有经济为依托下,小私有制经济,由于没有资本主义国家破产危险,其自发性迅速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公私经济在自由市场竞争中的条件是不平等的,公有经济承担着大量社会义务,在竞争中做出大量的牺牲,私有制经济占公有经济的便宜。这样,私有经济的发展速度便大大高于公有经济,由小私有经济中快速成长出中产阶级——新资产阶级,同时原有的资本家也快速膨胀。这样,私有经济便逐渐占居了国民经济的主导、主体地位,最终演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状态。到这时,小生产者又陷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小资产阶级一样的随时有破产的境况了。这种演变过程多在三、四十年中即能完成。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所有这些国家在推广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的初期一、二十年时期中,公私经济都有较快发展,出现全社会皆大喜欢的情景,但往后就出现公有经济发展缓慢,而且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工农劳动者生活水平下降,官吏腐败,社会不稳定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最初拟意的那种福利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共同富裕美景。所有这些国家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概莫能外,无一幸免。这第一、第二阶段是蒲鲁东主义的题中之义,而第三阶段是蒲鲁东没有料到的。但马克思早在蒲鲁东主义刚一出现时就明确指出了,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就指出蒲鲁东为资产阶级效劳的本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大资本主义的铺垫石,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现在正推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是否也有这种前景呢?
    
     五 关于铁托、赫鲁晓夫与蒲鲁东主义
     南斯拉夫在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后,依靠美国的援助,放慢并最后停止了社会主义改造,鼓励发展私有经济,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国家分崩离析内战不已。铁托实行的也是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策,共产党人带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由资产阶级代理人变成自己就是资产阶级。
     赫鲁晓夫推行“三和两全”、“三和一少”路线,从意识形态上开始离经叛道,放弃阶级斗争,从政治上开始所谓的改革,搞乱了思想,激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使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虽然仍坚持公有制占优势,坚持计划经济,但党内形成资产阶级腐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经济崩溃。中共批修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指出:“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变种。”赫鲁斯晓夫实行的是政治上的蒲鲁东主义,搞阶级调和,“公私合题”,干部队伍严重腐败,形成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东欧其他国家追随赫鲁晓主义步其后尘进行所谓改革,也都走上崩溃瓦解之路。南斯拉夫、苏联、东欧各国在所谓改革初期,经济也有一定发展,苏联甚至在很短时间内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但都很快崩溃了。这里也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苏、东各国从政治这一头开始改革,南斯拉夫从经济这一头开始改革,由变修到崩溃的时间也都是三、四十年的时间。这也验证了毛泽东关于搞修正主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论断是何等精确。毛泽东不是神,但他的预言却神灵般地应验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种不同方向演变的意义。亚非拉一些国家在民主革命胜利后通过经济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四十年的时间直接向资本主义发展。而苏联、东欧、南斯拉夫则是由社会主义状态下通过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路线,也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演变成资本主义。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对资本主义自发性的刺激作用都是巨大的,由此也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斥责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反动的是多么正确;也惨痛地证明“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强大的反作用”的规律;也证明了仅仅注重发展生产力,不重视生产关系制度,不重视上层意识形态作用的修正主义是多么荒谬。苏联、东欧的剧变,无可争辩地验证毛泽东关于修正主义必然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预言,证明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关于“小生产自发性”论断的正确性,证明了列宁关于“小生产、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论粮食税》)论断的正确性。
     我们为蒲鲁东感到一个不平的遗憾,所有执行蒲鲁东主义政策的国家和政党,没有一个坦诚的宣布自己的主义是蒲鲁东主义,甚至没有一个理论家从蒲鲁东主义这个角度阐释亚非拉各国的演变原因和苏、东崩溃的原因。这是半个世纪的疏漏,没有挖到右倾机会义路线的思想体系根源,这也是文革失败的理论上的根本原因。(关于文革的评价,我们将在另外文章中叙述。)
    
     六 关于新民主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区别
     按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预想,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且要首先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爆发革命。由于地球面积和资源终究有限,资本主义没有达到高度发达程度便进入帝国主义争夺之中,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出现了在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俄国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这样,十月革命后,那些过去被压迫的国家的民主革命就出现了两个发展前途,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但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是自发的,而向社会主义发展不能是自发的,必须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所以,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状态,它不可能长久维持。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必然要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或确切说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列宁说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不存在一道万里长城,应该趁热打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中国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控制中国大部分地区,美英苏均主张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联合政府,即新民主主义政权体制的国家。抗战胜利前,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宣传他的治国方略,其方案比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还落后。当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主义垄断中国主要经济命脉。所以蒋介石的方案连孙中山的“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纲领都不实行。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做《论联合政府》报告,指出蒋介石的方案就是“保持旧中国的老样子”。假如重庆谈判后“双十协定”真的实现了。中国就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状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将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国统区将保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那就真的是“一国两制”了,而且是两个政权并存了。这个期间,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主张共产党像法共、意共那样交出武装,放弃领导权。那样,中国就会走上印度式的发展道路。后来,印共、印尼共、缅共、马来西亚共产党都交出了武器,结果走上蒲鲁东主义道路。中共没有交出武器,但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被共产党打败,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了印度式的道路,使革命没有停滞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但是,刘少奇在七届二中全会后,在天津讲话中宣扬剥削有功。建国后恢复经济时期又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批评。刘少奇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就是要使公有制和私有制长久并存下去,实质上是使私有制长久保存下去,同时不提限制、改造资本主义,而是提出“四大自由”,即雇工、贸易、借贷、租地自由。所以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并不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正是印度等国实行的蒲鲁东主义的“公私合题”道路。也就是说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蒲鲁东主义路线,因为这种新民主主义政策不是任由资本主义自由发展,而是利用、限制,并且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将它改造成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同时为逐步改造个体手工业、个体农业创造条件。所以,民主革命的结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并不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立的时期。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像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有一个长时期历史阶段的确立时期。因为社会主义因素在天天增长,资本主义因素天天在受限制、削弱,最后被消灭。所以,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不稳定的状态,它每天都在发生量变,部分质变,要确立它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批评说:“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毛选五卷》第81页)
     刘少奇等人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四大自由”、“确保私有”的口号,比孙中山和尼赫鲁的民主主义还落后。孙中山明确主张“节制资本”,刘少奇却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尼赫鲁还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型社会”,刘少奇却只提“新民主主义社会”。所以,刘少奇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只是低级阶段的蒲鲁东主义。假如历史真的按照刘少奇的路线行走,今天的中国就是今天的印度。
     因为当代又出现鼓吹“重返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是用蒲鲁东主义冒充新民主主义的现象,所以提出新民主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区别,是为了从体系上明确地进行比较鉴别。
    
    七 关于生产力问题上的修正主义
     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证明,在人类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中已存在一定大工业的条件下,对于某种较低发展水平的生产力,比如对于小生产水平的生产力,并不是仅仅只有某一种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可以有两种甚至多种生产关系能与之相适应,并且都能使生产力有所发展。但是,各种性质形态的生产关系对这种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一样的,其社会结果(尤其是对劳动阶级的苦乐)也是不一样的。有的生产关系的促进作用强烈持久,有的则是缓慢暂短,甚至到一定程度反过来成为阻碍。比如,封建制的蒙古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帮助下,越过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又比如,二战后的中国与印度,社会状况相似,都是小生产力占主要成分的状况,而印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印度。又比如,农奴制的西藏,可以缓慢地演进到封建社会,也可以在英国殖民主义控制下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央政府帮助下经过民主改革进入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的发展高于其他生产关系下的速度。
     这种多种生产关系与同一水平生产力相适应,但促进作用不同的新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事实,彻底粉碎了一切新老社会民党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维护的唯生产力论。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毫无疑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但这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还特别强调先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所以《共产党宣言》中说,“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发展的程度怎样。”这才是作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着重点、关注点,这后半部分比前部分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一切新老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切新老修正主义者,都只是片面固执地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前半部分,并将其向右的方面歪曲成僵死的理论——某一种产生产关系只能与某一种水平的生产力相适应,与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也只能是低级生产关系,在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前绝对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由此,他们反对生产力较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只能等待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后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也要重新退回去,重新实行新民主主义去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称之为“补课”,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有人堂皇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可超越的。例如,考茨基认为“小生产力要求生产资料的完全私有”。(转引自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但是生产力发展到具体何等水平才能进行革命呢?他们不知道,也说不清楚,也从来没有标准。于是,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只有永远确立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或停滞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甚至永远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这在实质上就是蒲鲁东主义的私有制万古长存。
     他们在理论上有一严重误区,在他们的理论视野中,生产力仅仅是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仅仅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而对生产力中最活跃起决定作用的劳动生产者则视而不见,他们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根本不懂劳动者才是第一生产力。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解放生产力”是空洞的,而“发展生产力”仅仅指发展科技。他们不知道生产力水平的标准首先是生产劳动者的解放程度,即生产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的提高,由此产生发出巨大的积极性,使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被他们抹杀了整整一个世纪。都说“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劳动生产者的解放——首先是政治解放,本身不就是使生产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从而使生产力大大提搞了吗?在科学水平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奴隶变成自由农民,甚至仅仅变成半自由的农奴,都会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反之,如果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了,反而使劳动生产者受到压制,地位下降,那么这种生产力的提高是片面的畸型的,不是社会生产力的整体的本质的提高,它使劳动者成为科学技术的奴隶附庸,降低人的主宰地位,贬低了人类。比如,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高科技成果成为工人阶级受压制、失业的条件,成为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侵略奴役世界劳动人民的工具,对全人类来说,在这种科技方面生产力的提高并不是进步的方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必须变更社会的经济基础,变更社会制度,科技才能走上进步方向。所以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所以有“社会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说法。
     小资产阶级具有天然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但它又是劳动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小生产也有天然的资本主义自发性,但在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集体劳动组织、按劳分配原则下,小生产能以较快速度发展提高,与大工业生产力水平逐渐靠拢。但是,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是顽强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情况下,工人队级及其政党处于它的包围之中。受这种自发倾向的影响,蒲鲁东主义在工人的队级及其政党内部也有很大影响,尤其是在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蒲鲁东主义甚至常常处于实际的优势地位。所以,蒲鲁东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形影不离的斗争对象,而且它还常常从右的方面冒充马克思主义,是最危险的敌人。可惜对修正主义的本质是蒲鲁东主义的警觉和斗争被忽略了近一个世纪。在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运队伍在理论和路线斗争中几乎见不到“蒲鲁东主义”这个概念,在中国人的理论视野中“蒲鲁东主义”完全是个陌生的东西,对我们身边这个危险敌人熟视无睹。因此严格区分马克思主义与蒲鲁东主义之间的界限,对当代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小生产力不是古代那种小生产力状况,而是有了一定大工业生产力做社会经济领导力量的状况,所以才能将小资产阶级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将小生产改造成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新民主主义之所以为“新”的重要原因。
    至于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又出现和平演变复辟,其根本原因不是因为原来经济落后,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比例过大,导致蒲鲁东主义最终占据上风,而又实行了背离巴黎公社原则的必然导致官僚腐败的执政党制度和等级特权待遇制度,因而滋生出强大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从内部颠覆了无产阶级政权。
    
    八 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
    早在19世纪初期,社会民主主义已经出现。19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战胜了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同时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初期无产阶级政党开始进行议会斗争,社会民主主义渗透到工人运动中,其主要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其主要核心观点是在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主义,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就其思想体系来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明确表示他们不赞同“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并对《哥达纲领》有严厉的批评。恩格斯逝世后,社会民主主义又以 “修正主义”的面目出现,其主要观点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歪曲成“唯生产力”论,也是主张在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社会改良主义,鼓吹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其直接思想来源之一是费边主义,而费边主义正是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互相妥协调和阶级矛盾。所以“修正主义”的真正名称应该就是蒲鲁东主义,只不过它不像蒲鲁东那样公开坦率地声称资本主义私有制永存罢了。“修正主义”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鼻祖是伯恩施坦,他的典型口号是“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认为增加一个卢布的工资比什么都重要,抛弃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果说伯恩施坦所处的时代还仅仅是冒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创立“纲领”的时代,那么在第一次大战以后,尤其是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经济危机后,社会民主主义便进入它的实践实施阶段。二次大战后,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凸显社会民主主义的“民主”,将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将苏、中等国的社会主义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强调“和平进入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人又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再次颠倒成“社会民主主义”,意在表明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
    
    九 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根据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典理论和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1. 持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反对多元化;
    2.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领导;
    3.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允许少量不带剥削性质的个体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
    4.消灭(或改造)私有制(消灭(或改造)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国营制,改造个体农业与个体手工业,走集体化道路);
    5.消灭剥削,取缔雇工,劳动力不再是商品;
    6.消灭阶级;
    7.实行计划经济机制(在经济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的一段时期实行计划商品经济机制);
    8.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9.逐步建立健全全社会的福利事业;
    10.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领域内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
    11.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实行巴黎公社民主管理原则;
    12.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全世界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
    最主要的一点是消灭私有制。中共批修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中指出:“问题在于,国家政权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消灭的政策,还是采取放纵、扶植和鼓励的政策。这是判断这个国家是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还是朝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证据。”
    这是一个试金石,不论号称是什么什么“社会主义”(包括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特色社会主义”),只要它反对(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那就可以断定它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或空想的、或假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虽然它可能风行一时,但都不能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弊端,都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都最终要被科学社会主义所代替。
    由此可见,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在根本原则上是有着严格区别的。
    
    十 瑞典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在这里我们专门探讨一下被谢辛赞颂为民主社会主义典型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从“社会”角度研究怎样消除资本主义弊端造成的社会问题。历史上和当代世界有上百种上千种社会主义流派,民主社会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流派,而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的一种。我们前面已经指出,十九世纪末期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的非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都与蒲鲁东主义有或深或浅的联系。为了简捷明确地判断瑞典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坐标基点,我们必须将它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鉴别,这样才能击破谢韬辛子陵的狡诈骗术。
    处于实践中的“主义”,它必然有许多具体的表现特点,不可能完全照搬原教旨主义,只能根据它在实践中所体现的纲领性的基本观点来判定它的“主义”的思想体系属性。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政策,甚至前后有一些矛盾的地方,但就它的纲领性的基本观点来判定,可以简单而又确切地说,瑞典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确实是社会主义,确实是从全社会角度调整整个国家的福利和公共权利,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与早期典型意义上的自由资本主义确实有一些相异之处,但与科学社会主义又有根本的相异之处,确实是蒲鲁东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典型代表作。它不像孙中山、尼赫鲁那样从蒲鲁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开始,不是从扶植小生产开始,而是直接从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起步的,因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瑞典的资本主义已经相当发展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成立的瑞典社会民主党虽然照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但却是抛弃了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部分,而是按歪曲马克思主义又占了上风的伯恩施坦主义进行理解和实践,即按照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理解和实践,在劳资之间实行阶级调和阶级妥协,标榜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走“第三条道路”。这是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的一个典型范例,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历史展览馆内挂着的画像顺序是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很能说明这个党的指导思想的演变趋向,拉萨尔正是主张搞阶级合作,向普鲁士国王和铁血宰相俾斯麦献媚求宠的软骨者。瑞典在历史上是“海盗国家”,它对外抢掠,在内部却很团结,是欧洲罪犯的流放地,而且这个国家的基督教妥协精神很浓厚,它至今仍然是君主立宪制。这个原来很贫穷的西北欧小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地区,帝国主义无暇顾及它,却又紧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处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夹缝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瑞典的阶级矛盾也很激烈,又恰遇帝国主义时代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因此处于两种社会制度夹缝中的瑞典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比较深刻地看清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弊端,但他们又不愿意走十月革命道路(他们称之为“暴力社会主义”),瑞典作为在二战中的中立国,战后承接欧洲为恢复经济的大量定单,于是妥协合作的民族精神传统使蒲鲁东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救治社会的方案在瑞典遇到了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全的绝好机会,得到了应运施展的机会。可以说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比美、英、法的垄断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凯恩斯主义)更蒲鲁东主义化的温和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这个国家的资本家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把剥削的手掌主要伸向国外,在国内不是竭泽而渔而是养鸡取卵,搞可持续性剥削,他们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奇异的品种。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是:
    1.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
    2.实行混合经济制度,即国有经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私有制经济共同存在,即多种所有制性质的经济永远共同存在,私有制永远存在;
    3.公开承认是第三条道路,既与欧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同,又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不同;“应该是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各种权能中进行分割,求得双方可以接受的一种妥协办法,从而达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经济领域私有化+分配领域社会化。”(卡尔松《职能社会主义》)
    4.允许雇工剥削;
    5.不提消灭阶级,主张阶级调和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6.实行国家调控下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
    7.初级国民分配实行按资分配;
    8.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后二次国民分配实行充分的社会福利政策;
    9.主张现存的瑞典社会制度永存下去,不主张社会发展有终极目标;
    10.没有国际主义观念,没有共产主义信念,只要小家庭观念。
    
    将这种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制度放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两种思想体系的坐标系中进行比较鉴别,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肯定地承认,它是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瑞典的人们和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们,以及谢辛认为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即马恩倡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瑞典实行了充分的社会福利政策。但是这一点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因为所有社会主义流派(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在内)都主张实行社会福利政策,也正因为如此,才都统称为社会主义。所以仅从社会福利这一点并不能说明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从主要经济制度看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而如果从总政策“对谁最有利”这个角度看,毋宁说它是资本主义。又由于瑞典实行比较民主的社会政策,不是严厉的资产阶级专政,所以确切地说它应该是“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即民主资本主义。亚非拉许多国家在实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时,多多少少都与原教旨蒲鲁东主义有所差异,比如孙中山就主张“节制资本”,尼赫鲁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都是“修正”了蒲鲁东主义,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则在基本点上忠实地实践了蒲鲁东主义。
    
    谢辛将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说成是当今世界的人间天堂,是社会主义的典范,真的是白璧无瑕吗?
    我们承认,瑞典的社会公平、社会福利、社会民主确实有值得称许的一面,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它也同样存在着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所通常存在的弊端,并不是完美至臻至善的。
    1. 瑞典的社会财富分配并不公平。按照这种混合经济体制建立起来的瑞典经济模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据瑞典财政部的统计,90%以上的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各行业中私营成分的比重:钢铁工业86%。化学工业93%、森林工业89%、食品工业84%。汽车工业100%,零售商业89%、银行业91%、土地及农业生产100%,私营企业雇用的劳动力占84%。政府直接所有的工业不足5%。
    在瑞典所有制结构中,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占据绝对主体和主导地位,而且私人资本还是高度集中的。资料显示,有100个大家族控制了瑞典经济的95%。其中15个大家族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工业,垄断寡头瓦伦堡家族控制着40多家大银行和大公司,雇佣职工 40多万人;全国1%的股东掌握全国三分之一的股票;占全国人口5%的富翁拥有全国50%以上的财富;全国首富宜居家具集团老板英格瓦•坎普拉德在福布斯2006年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4位,拥有资产330亿美元,比苏丹(国土面积相当于瑞典的5.5倍)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11倍!
    2. 瑞典人民的高福利建筑在对世界的剥削上。瑞典不仅在国内形成高度集中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而且在国际上也形成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垄断势力,如著名的爱立信公司、利乐公司等都是瑞典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瑞典120家公司在国外子公司有约2000家之多,早在1984年在国外直接投资总额就有约150亿克朗,其中利乐公司目前在中国已垄断了我国95%的软包装品市场。瑞典用于社会福利来源的高额所得税收就是建筑在对世界发展中国家剥削的高额利润上,这就是瑞典能维持相当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秘密。
     3. 瑞典的贫富差距的基尼数确实比较小,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也仍然存在。据瑞典官方发布的材料,1984年贫困阶层占全国人口的14.4%,1985年占14%,1986年又上升到16%。估计瑞典目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群体也决不会少于约15%的比例。这就表明瑞典这种经济制度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现象。
    4.不仅如此,瑞典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结果还产生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现象,被称为“瑞典病”。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形成过度消费,从而削弱社会资本形成的能力。据统计,政府公共开支中,用于资本形成的公共投资一般不到10%,其余90%都是用于转移支付和公共消费,而主要是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公共投资中还有一部分是用于住宅建筑,也属于社会福利支出的性质。从全社会来看,用于个人和公共消费的,除上述公共开支中用于社会福利和公共消费外,需加上个人工薪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在实行高工资政策下,这部分个人消费的数额肯定比公共支出最终用于消费的部分还要多。因此全社会用于社会资本形成部分占的比重必然相对较小。据分析计算,瑞典在1981年全社会用于消费的基金占GNP的81.8%,剩下留作资本形成供下年再生产的部分还不到20%,明显低于西方国家一般占22%或者更高的水平。
     第二,过度的高税收必然抑制企业投资积极性。“羊毛出在羊身上”,瑞典庞大的福利支出是靠过度的高税收来支撑的。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愈多,税率愈高。从1981年资料来看,瑞典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为87%,瑞典企业所得税率也很高。高所得税率必然影响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在当前经济愈益全球化的形势下,一些公司已经将总部迁出瑞典,或至少迁出一部分,以逃避国内的高额税率。原任瑞典90年代财政大臣威尔逊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虽然并不想放弃建立一个美好的福利体系的理想,可我们却破坏了建立这种福利体系的基础”。国家健康与福利局的高级官员莫恩•罗塞则担心:“如果现在人们失去了对福利体系的信心,再也不愿交税,再也不愿为福利做贡献,那才是福利体制的真正危机,不可避免的后果将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并将导致犯罪率上升。”
     第三,财政赤字惊人,通货膨胀严重。二战后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不仅建立了一套社会福利体系而且不断提高其福利水平。公共开支以超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速度增长,以致公共开支所占GNP的比重不断增大。据统计,这一比重在1950年仅25%,到70年代便上升到45%,80年代初更上升到70%,因此,尽管政府征收过度的高额税赋,仍入不敷出,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据统计,瑞典财政赤字由1950年3.1亿克朗增至1970年32.3亿克朗,1981年更增至662.7亿克朗,31年间增加了212.8倍,其所占GNP比重同期由3%上升到12%,大大超过同期西方各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水平。例如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所占GNP的比例为1.9%,联邦德国为3.7%,英国为5.2%,加拿大为4.2%,而瑞典却高达两位数水平,巨额的财政赤字必然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据统计,瑞典通货膨胀率在 1971年、1972年就分别高达 11.4%和 10%,到 1974年、1975年更上升到13.7%和12.l%,陷入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之中。从1932年开始执政长达44年之久的社会民主党受此危机的冲击,便因竞选失败而于1976年下台。
     第四,怠工严重,经济停滞。瑞典的高福利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缓解资本主义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带来负面影响。我们知道,产品的分配决定于生产条件的分配,瑞典社会民主党不从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入手,实行相对公平合理的按劳分配制度,单纯依靠政府的福利政策,而人们的福利愿望又往往是无止境的,只能增不能减,这就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在瑞典的福利政策下,休假、怠工的成本很低,甚至不上班比上班的收入还多,于是怠工现象相当普遍,不能达到真正的公平,也不可能调动人们劳动的积极性。据瑞典经济学家托尔贝的统计,瑞典职工平均一小时工资36—37克朗,一名工人如因病或照顾病孩而缺勤一小时,其纳税后收入只减少6克朗,因此,职工动辄就请假、缺勤;有的甚至以病假为名从事“地下经济活动”,取得比上班还多的收入,以致缺勤现象相当严重。据调查,瑞典职工平均每天的缺勤率,在60年代不到10%,到80年代升到约25%。缺勤率的大幅上升,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的大幅下降。不仅如此,高福利体系最终还会造成生产增长率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形成经济停滞的严重后果。
     事实说明,瑞典在二战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生产增长还是比较快的,但在上世纪 60年代特别是 70年代以后,随着高福利、高税收政策的进一步推行,生产增长率便逐渐呈下滑之势。据统计,1960——196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5.7%,达到瑞典经济的鼎盛时期,而到1965——1970年间便下降到3.8%,1970——1974年又下降到3%,1974——1979年更下降到0.3%。1982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后,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缓慢复苏与发展,瑞典经济虽也稍有好转,但从1989年起,经济又开始滑坡,进入90年代更进一步恶化,1990年工业产值下降2.8%,整个国民经济只较上年增长0.3%。到1991年还出现了GNP第一次绝对下降1.l%,国际收支逆差高达334亿克朗之多。经济的急剧恶化,使得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9月大选中又再次失败下台。以保守党为首的联合政府上台后,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局面,采取了降低税率。紧缩福利的措施,也难以扭转经济颓势。瑞典经济在其执政的3年(I991—1994)间,不仅没有好转,反而使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上升到8%;GNP下降6%;财政赤字高达1900亿克朗;国家负债1.1万亿克朗,约占GDP的80%。这些都促使保守党在1994年大选中失败下台,将政权再次交给社会民主党了事。
     以佩尔松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于1995年第三次上台执政后,不得不继续降低福利标准,重点削减和控制社会保障费的支付。如对现金支付的育儿费用削减了约15%;对养老金支付的标准也进行了修改,将以往的基本养老金两部分合并为按收入比例发放一种养老金。加之采取新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的经济发展战略,瑞典经济在社会民主党1995—2006年的 11年执政期间有了新的活力,但经济好转也十分有限。到1999年1月,瑞典失业率仍有7.7%,超过了同期欧盟其他国家。在2001年、2002年,瑞典的GDP只分别增长1.2%和1.5%,这些都给了反对党向瑞典高福利制度挑战并趁机夺权一个极好机会。到2006年9月大选中再次败给反对党联盟。
    (以上资料转引自《中华魂》2007年6期丁冰老师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5.民主的局限性,虽然选举制度比较民主,但实际上被选入政权机构执政的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人物。
    6.阶级斗争并没有止息。1988年,瑞典当时任首相的帕尔梅,也是社会民主党主席,在街上步行是时刺身亡,而且据说没有破案。据瑞典工会同盟的资料,瑞典有多达20%的工作年龄人口依赖著社会救济过活,而且犯罪率自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攀升,过去十年甚至恶化的更为激烈。
    这些事实说明瑞典社会民主党所倡导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瑞典经济模式决不是理想的经济模式,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而是蒲鲁东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谓瑞典经济模式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混合经济。它实行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但并不能根本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矛盾,而只是使其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因此准确地说,所谓瑞典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瑞典经济模式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也不能达到使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发展的目的;相反还会反复出现经济停滞、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弊端。
    《资本论》彻底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弊端及其发展规律,敲响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丧钟。这种预警式的警告震惊了资产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即资产阶级的精英,他们认真研究了《资本论》,但向丧钟的反方向思维,不得不吸收一些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某些思路,设计修补资本主义的改良政策,于是它在自己的外貌上就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新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形式下继续苟延。这也就是预言的警示作用,《资本论》成为资产阶级的《警世名言》。
    概括为一句话,瑞典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力图克服自己内部矛盾过程中的一个试验方案,准确地说,它是自我改进了的一种新资本主义。谢辛说它“修正了”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现在我们来探讨,瑞典民主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否能与世长存呢?只要发展中的国家还比较多,只要在和美、英、法、日、德等最发达国家的世界性竞争中瑞典还能分得一杯羹,它就能继续推行它的社会福利政策,这种经济模式就能持续下去。一旦亚非拉人民革命成功,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吸管被大大扼制,世界性高额利润被大大缩减,最强大的垄断资产阶级就会把血口伸向相对柔弱的资产者同类的盘中餐,那时瑞典的资产者将放弃本民族的妥协合作精神传统而残酷剥削本民族的劳动阶级,那时这个民族就将自我革命化,工人阶级将放弃自己的小资化而无产阶级化,现在这种被谢辛涂满阳光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就会寿终正寝了。
    至于被谢辛歌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到底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我们已经发表过文章中进行了刨析(原名《马克思主义还是蒲鲁东主义?——评有邓小平路线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名《质疑邓小平理论》),我们还将写一篇文章进一步刨析。
    
    十一 谢辛是标准的蒲鲁东主义者
    谢韬辛子陵给自己确定的历史使命是要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路线政策寻找理论奠基石,“为改革开放争得历史正统地位,建立改革派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改革开放已经搞了三十年了,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发现改革开放还没有理论基石,没有“争得历史正统地位”,没有“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话语权”,需要寻找一块石头垫底。这本身就是个讽刺,原来改革开放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并没有“摸着石头”,而是被胡乱跑的黑白两只猫拉着走。那么喧嚣了三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到底插在哪里呢?都说演小品的演员会忽悠,殊不知理论界的“精英”(有人称为“精蝇”)更会忽悠,能为三十年没有基石的旗帜忽悠出一块石头来,原来这块石头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真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他们认为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二00四年三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保护私有制的重要条文载入宪法,这标志着中国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以上均选自谢韬的《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就民主社会主义范畴的本身内涵与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内容及改革开放的实际演变结果相对照比较,谢辛判定邓小平理论路线指导下的改革开放就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认为谢辛的这个判定是完全确切的正确的。一些老左派同志认为谢辛的这个判定是荒谬的而嗤之以鼻并为邓路线大唱赞歌,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恰恰是谢辛而荒谬的却是老左派同志。老同志和谢辛间的共同点是都赞同邓理论路线,都认为邓论是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改革开放功劳伟大,不同点是老同志不同意说改革开放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关于此点我们将在另外给老同志的信中讨论。
    谢辛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惊呼,“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老同志们在驳斥谢辛鼓噪的这些谬论是淋漓尽致的,揭露了谢辛歪曲、篡改马克思恩格斯原话原意时的拙劣伎俩,本文在这方面不再赘笔,仅在“重建个人所有制”问题上做些补充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谢辛恶劣地歪曲篡改马克思主义,为其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铺垫基石。如果粉碎他们的这块基石,其整个理论大厦就土崩瓦解了。
    
    我们先将谢辛在《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中的主要立论观点复制出来:
    马克思设想革命胜利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道路分为两步:第一步,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而不是政府所有制。
    
    在上面这段不过六百字的话中夹杂着三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出现了五次,《资本论》有两个版本,乍然一看多么马克思主义化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多么深厚广博啊,然而非也!谢辛在“重建个人所有制”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混乱,不仅有歪曲篡改,甚至还有当面造谣,这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历史上恐怕都是创纪录的。
    我们必须从五个方面廓清这个问题:
    1. 马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是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2. 马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私有制吗?
    3. 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4. 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生活资料方面要“重建个人所有制”?
    5. 到共产主义还会保留生活资料方面的“个人所有制”吗?
    
    1. 马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前提是不是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
    谢辛也承认“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所谓的“收归国有”是什么意思呢?不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吗?难道还会有另外的解释吗?如果否认这一点,谢辛就不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滥竽充数了,但他们终究是南郭先生,马上就滥吹起来了。
    
    2. 马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是重建私有制吗?
    他们说:“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谢辛在这里说的所谓的“第一步,第二步”,绝不是马恩的思想,而是谢辛自己的编造。“把原属于资本家的大公司、大工厂等生产资料收归国有,由政府控制起来”,这本身就是人民授权国家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占有社会财富,就是“回归社会,回归人民”了,就是一步到位了,就必然实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方式,同时也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即“重新实行个人所有制”,哪里还需要什么“第二步,政府要寻找一定的形式将社会财富回归社会,回归人民”呢?醉翁之意不在酒,原来“回归”的是为了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上做文章。
    那么,建立什么样的“个人所有制”呢?理论大师言到:“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请仔仔细细看清楚,大师说的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状态”。图穷匕首见,狐狸的尾暴露出来了。原来大师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个人私有制”,字字铁证写在那里,还能狡辩吗?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开始,去又以“重建个人私有制”为结果,即从私有制又返回私有制,如果这也叫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不屑一顾地说:“我们不是谢辛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但谢辛居然竟敢马上接着大言不惭地说:“马克思对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社会主义公有制明明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根本不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只能是个人私有制。把“公有制的定义,就是让自然人拥有生产资料,人人有份”硬栽赃到马克思的头上,这不是当面造谣吗?!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定会气愤地抗议说:“不许玷污糟蹋我们的学说!”但是已经将自己马恩化了的大师口含天宪地发布“敕令”——“这就是社会化,这就是公有制”!天下还有比这还“更勇敢更野蛮”的编造者吗?
    为了给他们推销的私有化寻找理论根据,把他们的私货嫁接到马克思主义的身上,他们竟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使用了砍头术、移花接木、换头术、挂羊头卖狗肉等等恶劣手段!
    谢辛在他们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这个意思见《资本论》第1卷第832页:“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全话是这样写的: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注:下划线是毛继东加的)
    请注意,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指出“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里说得多么明白啊!可是谢辛在转述时竟然将这句关键的断语砍掉了!
    
    再请看谢辛移花接木的把戏,在他们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到写《资本论》第3卷的时候,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使马克思不仅找到了把生产资料“当作共同生产者共有的财产,直接的社会财产”的形式,而且找到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所有”,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在股份制内“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 (《资本论》第三卷493、494页)(注:下划线是毛继东加的)
    马克思这里是说,股份制是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向“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即社会主义)”转化的“过渡点”,即“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的“过渡点”,即股份制是向社会主义的“过渡点”。但股份制本身仍然是“货币资本家”的私有财产制度,那么经过这个“过渡点”进入社会主义后,这个私有制的“过渡点”是要消灭的。马克思可能估计到有人会歪曲他所说的“生产者的财产”的本意, 紧接着就强调“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这里所写的“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指的不再是资本主义以前那样的个体生产者,即“过渡点”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会重返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者个体私有制。这里的“这种财产”,指的是“过渡点”之后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的财产”,即社会主义公有制。
    而谢辛却将股份制这个“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直接当成了“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所有”的形式,即将“过渡点”当成了“过渡点”之后的社会主义,把“过渡点”当成了结果,
    把桥梁当成了目的地,把门槛当成了锅台炕沿,也就是说谢辛把股份制就当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而谢辛竟然说:股份制“即‘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也就是说,而要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搞股份制,发股票。而且他们紧接着注明:“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中文版第502页”。如果不看马克思的原文,只看谢辛的掐头去尾的移花接木的转述,就会被这个瞒天过海的把戏忽悠了,就会以为马恩主张股份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股票要万古长存。
    
    上面使用的是“斩首行动”,移花接木,后面还有“换头术”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这样写到:
    “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请注意,恩格斯说的是:“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即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包括股份制)啊!这里说的“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化,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是冲突的,必然要让位于公有制。
    
    而谢辛在他们的文章中却是这样写的:
    “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恩格斯《反杜林论》,大字本第6分册第334页)。”
    谢辛却将“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这一长颈上的头颅活生生地砍掉,凭空按上一个“股票这种占有方式,是”,请问,这是哪对哪啊?!真真是将马首割掉又按上了牛头。谢辛三句话离不开股份制和股票,看来股份制和股票就是谢辛的民主社会主义的“龙胆”法宝了。列宁说“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谢辛则说“社会主义就是股份制加股票”,这恐怕是民主社会主义创始人都没有想到的吧?
    
    谢辛说:“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适合,私有制、股份制、合作制、公私合营、中外合资等等所有制形式,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这就是他们设计的“所有制多元化”的“混合经济”, 谢韬在《炎黄春秋》第二期上更确切地讲他们搞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混合私有制”。这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一个“只要适合”,就将一切私有制合理化社会主义化了。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在历史的各个阶段,尤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决不是任何生产资料所有制都会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更不是任何所有制都能持久地健康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统治下的德国国民生产总值曾以43%的年增长率发展,那么谢辛是否也要说法西斯主义也是社会主义呢?不错,希特勒的法西斯党的名称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多么响亮的“社会主义”呀!在谢辛看来,只要打着“社会主义”旗帜,就是社会主义,但是是什么性质的社会主义呢?可惜谢辛手中的“社会主义”旗帜都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不是“只要适合”,而是“只有适合”,才能持久地健康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只要适合”论是实用主义的诡辩论,是白猫黑猫论,是为培植私有化拉大旗做虎皮。
    
    谢辛就是这样将被他们斩首阉割移花接木挂上羊头后的马克思主义词句当成他们为之赞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奠基石的。谢辛的这种卑劣做法完全失去了一个郑重的理论家做学问时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严肃态度,但就是这样又斩首又换头胡拼乱凑的手术师,竟然被吹捧成是什么最了解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理论大家”,据说当年胡风为了查找马克思关于论文艺问题的原意还向谢韬直接请教过,因此他被连累判罪坐牢。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不惴冒昧地联想,谢韬对污蔑毛泽东的《千秋功罪毛泽东》(辛子陵著)那么感兴趣,同声相应,乐为其做序,是否有什么阶级因素呢?
    
    3. 马恩所说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指的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
    有些人对这个问题不得要领,争论不休。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分配问题。
    马克思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力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恩格斯说:“(社会主义)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共同占有,而生活资料是生产者个人直接占有,也就是说,“重建个人所有制”指的是生活资料方面,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这里的“重建”是以哪个时代为比较呢?是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小生产个体经济为比较的。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体生产者既占有生产资料又直接占有生活资料,这是个人私有制。资本主义剥夺了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把他们变成无产者,而且垄断了工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这是第一个否定。但社会主义又否定了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可是这个第二个否定,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不是重返个体生产者既占有生产资料又直接占有生活资料,而是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仅仅在生活和享乐的生活资料方面重新个人直接占有,所谓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中的“重建”指的就是这方面。
    
    但是,谢辛却将生活资料的个人占有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混淆起来,他们说:“重建的这种个人所有制,既包括共同占有、个人有份的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又包括由这个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派生出来的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是一种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均富状态。”他们把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也推到“重建个人所有制”中来,成为“以个人私有为基础的状态”,有就是他们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重建个人私有制”,这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是完全悖论的。
    他们又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小小一张股票,体现了社会所有与个人所有的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统一。”请问股票怎么能“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难道你们天天以股票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充饥吗?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把这样的昏话栽赃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头上,他们言之凿凿地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中竟能出现只有蒲鲁东主义才会有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即经过股份制和股票化社会主义公有制变成个人私有制,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这难道不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陷害吗?!
    
    4.为什么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生活资料方面要“重建个人所有制”?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的了,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都还带著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它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这里说的很明确:“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这就是恩格斯说的“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这就是“重建个人所有制”中的“个人所有”的东西,也就是社会主义生活资料的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所得到的个人部分。(请注意,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者的物质享受并不仅仅是“按劳分配”的这一部分,另外还有被扣除的社会基金中的返回各个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社会福利部分,因为是“社会”范围的福利,所以不属于重建的个人所有的内容。)
    马克思指出这种分配方式还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范围,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还不是完全的平等,这是一种弊病,这种弊病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消除。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是这样说的。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得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应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了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了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权利”的不平等,只要产品“按劳动”分配,“资产阶级权利”就会继续通行。”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限度内取消,即只是在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权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是它在另一部分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
    
    这就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历史原因——社会产品还没有极大丰富,不能按需分配,只能“个人占有”生活资料,仍然属于个人所有,别人不得无偿占有。但这里绝没有在生产资料方面“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列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资产阶级法利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是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谢辛鼓吹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就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统一”,“既包括生产资料又包括生活资料”,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哪里有立足之处呢?
    
    5.到共产主义还会保留生活资料方面的“个人所有制”吗?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著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份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哥达纲领批判》)到了共产主义,一切生活资料也都全社会化了,不再“按劳分配”,也就不在按贡献的劳动时间分配了,只按需要分配了,顺理成章,那时也就不存在生活资料方面的“个人所有制”了。也就是说“重建个人所有制”仅仅是社会主义阶段的内容,并不是永远存在的,一旦进入共产主义它就完成历史任务寿终正寝了。
    谢辛等民主社会主义者们宣扬不存在人类社的最终目标,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与世长存的,他们实际上是认为个人私有制是永存的,头脑中根没有共产主义的信念。
    
    综上所述,不用再点拨就可以确认谢辛是标准的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极力把自己打扮成最纯正马克思主义者,结果是东施效颦弄巧成拙暴露出自己的真正家门。(他们甚至狂妄地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真正的“修正主义者”。)
    
    后记 熊瞎子倒帮忙揭了主人底
    谢韬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新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但为了避免“修正主义”之嫌,我们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可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说出了设计者的难言之隐,也说露了此设计的狡巧,但是诚心诚意却帮了倒忙。
    “功夫不负有心人。”谢辛的历史使命完成得很出色,他们在论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并为其大唱赞歌的时候,确实为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路线找到了一块奠基石——蒲鲁东主义。可惜这块石头没有支撑住邓理论旗帜,反而将邓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给排除出去了。在没有谢辛大嚷大叫邓旗帜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以前,好歹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云山雾罩地应付质疑,而谢辛这么一叫嚷,引起人们的兴趣,认真一查,原来邓旗帜的的确确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且顺藤摸根挖出祖脉是蒲鲁东主义,于是一切大白与天下,搬起石头砸了主人,这下子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难以继续演戏。主流媒体上连连发表重头文章拒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说我们既不是修正主义,也不是教条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也不是社会民主主义,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我们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你们听清楚了吗?其实人们都知道所谓的“中国特色”,不就是到处乱跑的“黑猫白猫”吗?
    本想拉红旗做虎皮,不成想翻出来的却是白幡,这恐怕是想诚心为主人帮忙的“精蝇”所始料不及的吧?俄国的熊瞎子那么蠢,中国的“精蝇”怎么也这么蠢呢?
    
    
    M.L.M.毛继东
    2007. 7. 15.
    转自《公民监政论坛》河北维权栏目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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