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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成双:欧洲人如何用毛皮贸易灭绝北美印第安人?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4日 来稿)
     内容提要 毛皮边疆是北美西部开发中最具有传奇性的一种边疆,它不仅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而且创造了白人与印第安人交往的新形式,同时还给北美印第安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环境史角度探讨了毛皮边疆导致的印第安人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生态伦理的堕落,驳斥了所谓印第安人从毛皮贸易中受益的谎言。
    
       毛皮贸易(Fur Trade)是北美历史上一种重要的边疆开发形式①。自白人殖民者踏上北美东岸的土地起,毛皮交换就开始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前,南从墨西哥湾,北至哈得逊湾沿岸,自大西洋海岸到太平洋海岸的广阔范围内,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经济形式。毛皮贸易曾经是新法兰西存在的基础,也是列强争霸和促使他们深入北美内陆的关键因素。这是一种同其他边疆截然不同的开发模式,它不像其他边疆那样排斥印第安人,夺取其土地和生命,而是需要后者的合作。没有土著人的合作,这种经济形式一天也不可能在北美生存下去。而对于毛皮贸易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还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即试图围绕毛皮贸易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做一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带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博讯 boxun.com)

    
     一种白人与土著人合作的边疆
    
     狭义上的北美毛皮贸易仅指猎取和交换品质优良的带毛兽皮,尤其是海狸皮(beaver)的行为。当时海狸分布在北美的绝大部分地区,数目估计在1,000万到4,000万只之间②;而广义上的毛皮贸易还包括交换其他动物皮革的行为,如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皮、西北地区的驯鹿皮和麇鹿皮、大草原上的野牛皮等。不过,海狸皮贸易是整个毛皮贸易的核心,在交换的过程中,其他动物的毛皮和交换的商品都要换算成海狸皮来计算。如1733年哈得逊湾公司在詹姆斯湾的麋鹿河毛皮站,1张上好的海狸皮可以兑换下列物品:1/2磅米色的珠子,3/4磅彩色的珠子,1只黄铜壶,1磅铅弹,1.5磅火药或2磅糖④。
    
      最初吸引欧洲人到北美去的是纽芬兰附近丰富的鳕鱼资源,附近的印第安人对于渔民随身携带的铁器及小镜子、小珠子等用品非常渴望,于是就拿出自己所拥有的海狸皮进行交换,这样,最初的交易就开始了,而渔民们也就成为了最早的毛皮贸易商。1534年,法国探险家卡蒂埃在圣劳伦斯湾探险的时候就曾经同印第安人进行过交易③。自此以后,毛皮贸易从其他行业中脱颖而出,成为北美历史上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行业,以至于“150年来,欧洲人对西部内陆地区的兴趣几乎一直仅限于毛皮贸易”⑥。
    
      与北美的其他边疆形式相比,毛皮贸易同样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和脆弱性,它的独特性还在于,它是惟一一种依靠印第安人合作的边疆开发模式。毛皮贸易不同于农业边疆,后者所垂涎的只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早期因需要土著人帮助,白人曾经对他们有过友好以外,其他大部分的边疆开发时期,印第安人是被作为文明进化的阻力而被排斥的。美国的“拓荒者坚持认为:印第安人和那些森林一样,必须当作文化进步的敌人而加以消灭”⑤。而在加拿大的毛皮边疆中,“那句‘一个好的印第安人就是一名死去的印第安人’的口头禅从来没有被应用到毛皮贸易之中”⑧。毛皮贸易是“作为商人的白人和作为狩猎者的黄种人之间所进行的一项合作”⑦。“除了极个别的特例外,印第安人这边对欧洲物品的渴望和欧洲人那边对印第安毛皮的渴望是商人与西北地区的土著人之间的‘友谊’的唯一基础”⑨。除了在19世纪落基山区的捕猎中,美国毛皮商人阿斯特曾经引入了利用白人捕猎的集会制度外,毛皮贸易在它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离不开土著人的合作。
    
      法国人、英国人在相互争夺毛皮资源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印第安人盟友。早在尚普兰时期,法国人就同休伦人结盟。1609年,他帮助休伦人袭击了易落魁人的一个部落,从此与强大的易落魁人结仇;而后者则与英国人联盟。休伦人是法国人在毛皮贸易中的第一批猎手和中间贸易商。随着毛皮贸易不断深入内地,法国人的猎手和中问商也不断西移。17世纪40年代后,随着休伦人的灭绝,渥太华人、奥吉布瓦人、达科塔人、曼丹人直至最西部的部族,大部分都先后卷入毛皮贸易之中,不是变成猎手,就是成为中间人。
    
     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白人与土著人的这种相互关系,所以才在北美历史上缔造了一个特殊的混血种族——梅蒂人(Métis)。从事毛皮贸易的商人和雇员大多是孤身深入内地的年轻人,远离欧洲的家庭和社会,许多人逐渐同土著妇女结婚。早在尚普兰时期,种族通婚就已经开始,他曾经对印第安酋长说:“我们的年轻人同您们的女儿们结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⑩对白人来说,“如果一名毛皮商人想要确保土著人的领袖每年都把毛皮送到他的贸易站来,那么没有比同他的女儿结婚更好的方法了”⑾。而对印第安人来说,想要持续得到白人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这在对付敌对的部落时特别重要),维持自己部落在其他边缘部落和白人毛皮商人之间的中间商地位,同白人联姻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⑿。
    
      正是在这种双方都相互需要的基础上,法国毛皮商人与印第安妇女之问的婚姻逐渐流行起来,于是妇女成为毛皮站里面重要的人手和组成部分,“没有乡村妻子(指印第安妇女)与之分享居处的商人是很少的”⒀。英国的哈得逊湾公司起初为了约束自己的雇员,禁止他们像法裔商人那样接纳印第安妇女,但法国人由于同印第安人联姻而在毛皮贸易中稳占上风。为了对付法国人的竞争和获得优质的毛皮,哈得逊湾公司最后也不得不接受了种族通婚的事实。海湾公司的一名官员甚至向伦敦的董事会进言:“培育一小批有用的入手,使他们最终能够代替欧洲出生的雇员是非常有益的。”⒁正是由于毛皮贸易中印第安人同白人之间的这种特殊的关系,梅蒂人作为加拿大一个特殊的民族集团逐渐形成,并最终定居在红河地区,充当毛皮贸易的中间人和后勤保障,并在随后的贸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加拿大1870年对雷德河居住区的首次人口普查,在当时的11,963名人口中,白人只有1,565名,印第安人558名,法裔梅蒂人5,757名,英裔梅蒂人4,083名⒂。梅蒂人作为一支特殊的种族就这样在加拿大生存延续下来。根据1996年的人口统计,加拿大的梅蒂人总数达到210,190人⑦。
    
      毛皮贸易改变了土著人的生存环境及其生态伦理
    
     为了能得到持续的毛皮供应,毛皮贸易这种经济形式需要保存北美毛皮产地的原始状态,与农业边疆那种大规模的征服自然、改天换地的情形相比,可以说是在北美诸多经济形式中对自然环境影响较小的一种。尽管如此,毛皮贸易以其特殊的方式同样在北美历史上制造了惨烈的生态灾难。
    
      首先,毛皮贸易导致了许多珍贵毛皮动物的加速灭绝,从而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毛皮贸易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竞争状态,最明智的方法是在其他竞争者到来前尽量猎捕。例如,19世纪20年代后,哈得逊湾公司总裁辛普森针对有争议的落基山西南部地区而要求他的员工:“该地区海狸资源非常丰富,基于政治原因,我们应该设法尽可能快地去猎光它。”⒄这就是海湾公司所采取的著名的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毛皮贸易是法属新法兰西的经济支柱。1743年,法国与加拿大进行毛皮贸易的重要港口拉罗谢尔进口了12.7万张海狸皮、3万张貂皮、1.2万张海獭皮、11万张浣熊皮和1.6万张熊皮⒅。1742年,仅仅约克贸易站就交易了13万张海狸皮和0.9万张貂皮。甚至到了毛皮贸易已经衰竭的1854年,在伦敦市场上仍然交易了50.9万张海狸皮⒆③。
    
     疯狂的灭绝式大屠杀导致了这种珍贵的毛皮动物数目锐减,并在多处灭绝。在1600年,圣劳伦斯河一带的海狸就被捕完了;在1610年,哈得逊河上海狸还很常见,到1640年,它就在这一带和马萨诸塞海岸一带都绝迹了;到17世纪末,新英格兰的海狸几乎完全绝迹了;到1831年,海狸在北部大草原上也灭绝了,捕猎的方向转向太平洋地区。19纪30年代,整个落基山区一年也只能捕获到2,000张海狸皮了。到19世纪40年代,北美的海狸皮捕猎永远地结束了。
    
     就在海狸相继消失的同时,其他毛皮动物也遭遇了类似的灭顶灾难。北美东南部的白尾鹿在白人到达时约为4,000万只。1707年,有12万张鹿皮被运离查尔斯顿;18世纪四五十年代,查尔斯顿每年平均运出17.8万张鹿皮。有的研究者认为,在贸易的盛期,每年大概要屠杀100万只鹿⒇。到19世纪末,曾经庞大的白尾鹿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草原上的野牛也经历了几乎相同的命运。由于需要供应西北公司和哈得逊湾公司的牛肉饼需要,梅蒂人到1850年就已经把马尼托巴省的野牛都杀光了。在1873年以后,随着野牛皮制革的成功,野牛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在1872至1874年,每年被杀死的野牛高达300万头。结果,在短短的数年内,野牛的数量从原来的上千万头锐减到不足200头,到1903年,整个北美还剩下34头。
    
     在白人到达前,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曾经是北美印第安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毛皮动物的灭绝等于切断了北美土著人重要的食物来源,从而导致他们的贫困和对白人社会的依赖。野牛的灭绝成为草原印第安人被迫放下武器、迁入保留地的重要原因。
    
      其次,毛皮贸易在给毛皮动物造成灭顶之灾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千百年来,印第安人通过自己的方式,已经在北美的土地上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虽然目前学术界对于印第安人是否可以被称为维护生态平衡的居民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但印第安人的确拥有非常优秀的一些生态伦理传统,不能用我们现在的准则去苛求他们符合我们的规范。他们虽然有时会杀光整群野牛,但他们有自己的伦理依据。而且,有的部族还相信如果不把见到的动物都杀死,就是对动物的大不敬,甚至认为这些动物会越杀越多。他们在猎杀动物时还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比如根据著名的毛皮商人亚历山大·亨利的记述,当一只海狸死后,奥吉布瓦人会把“它的头拿在手里,数次拍打并亲吻,由于拿走了它的生命而上千次地乞求原谅,称她是自己的亲戚和老祖母”[21]⑤。虽然我们现代人并不认同印第安人的许多做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白人到来以前,印第安人通过迁移和根据季节转换而更换食谱,从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而且由于他们总体人数较少,被他们所改变的居住地周围的自然环境在他们搬迁以后会迅速地恢复起来,而且他们猎捕的动物的数量远远低于动物自然更新的速度,不会对整个物种的延续造成太大的影响。
    
     而毛皮贸易兴起后,印第安人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白人猎捕毛皮资源的杀戮工具,这“显然背离了他们原有的价值观”[22]。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每年猎捕的毛皮一般以满足自己和家庭需要为依据,如地处白尾鹿密集地区的克里克人在卷入毛皮贸易前,平均每个家庭每年需要25—30张鹿皮。阿尔贡金人对于所猎取的海狸一般不会浪费,食肉用皮,甚至连海狸的大牙也用来切割东西。草原印第安人也形成了同野牛紧密相连的关系,一切生活所需都来源于野牛。然而一旦涉足毛皮贸易,印第安人屠杀动物的性质就变了,“随着毛皮贸易的繁荣,卷入其中的土著部落从为生计而捕猎转向为海湾公司而捕猎,杀死的动物远远多于他们本身所需”[23]。到19世纪上半期,随着越来越多的草原部落卷入毛皮贸易,他们“在把野牛当作赖以生存的基础的同时,开始把它们当成一种交易的商品”[24]。在卷入毛皮贸易后,一名克里克人平均每年要猎杀200—400只鹿,换取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而且大部分印第安人都对欧洲的物品趋之若鹜,从而逐渐忘记自己传统的生存技巧。最初卷入毛皮贸易的蒙塔格奈人曾经对法国神父保罗·勒热纳说道:“海狸把我们的一切都打点好了,它会带来锅、斧头、刀剑和珠子,总之,它造就了所有的一切。”[25]欧洲工具的到来的确改变了一些部落的生活,使他们拥有了铁器,获得了暂时的富足等。然而,卷入毛皮贸易却使不少土著人逐渐放弃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依赖欧洲商品,从而增加了自身经济的脆弱性。许多有见识的印第安人也认识到依赖欧洲货物给他们造成的危害。在18世纪,当问及欧洲商品的用途时,得到的回答是:“勾引我们的女人,腐化我们的民族,引导我们的女儿们走上邪路,使她们变得骄傲而又懒惰。”就在印第安人疯狂屠杀海狸而富足的时候,一位温尼伯湖边的老人预言道:“我们如今不费力地去屠杀海狸,现在很富足,但很快就会变穷。”[26]
    
      在毛皮贸易向内陆深入的过程中,毛皮商人和探险家给东部乃至欧洲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客观上为后来的农业边疆的扩张准备了条件。
    
      枪支、酒水和瘟疫——白人的“馈赠”
    
      毛皮贸易之所以在北美历史上持续3个多世纪而经久不衰,关键就在于它的丰厚利润,无数张被海狸的鲜血染红的毛皮转化成白人手中闪闪发光的金银。有资料表明,一张海狸皮运到欧洲最高利润可以达到200倍以上⑥。在海湾公司成立的头20年里,每年向股东支付的股息达到298%。然而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却是灾难、耻辱和灭顶之灾。
    
     在白人的所有商品中,有两样最为土著人所青睐,一是枪支,二是酒。最初土著人从尚普兰那里领教到了枪支的威力。1609年6月,尚普兰同3名法国人卷入了休伦人与易洛魁人的战斗。在这次冲突中,白人的火器给土著人留下了很深的影响[28]。领教了火器威力的易洛魁人从荷兰人那里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枪支,从而“激起了易洛魁人进行征服和扩张的欲望”。到l630年,他们就拥有了足够的枪支,把法国人的阿尔贡金人盟友赶出自己的领地。据称,莫霍克人到1643年就拥有了400只毛瑟枪[29]。随后,法国人也向他们的盟友提供枪支。拥有了枪支,就意味着自己的部族在同敌对的部族的对抗中,可以处于有利地位[30]。枪支成为所有交换品中最为贵重的商品,最早的时候,一摞与枪等高的毛皮才能换到一支枪,即便是在毛皮贸易的兴盛期,在1718年,一支枪也得花费克里克人25张上好的毛皮。而且枪支的到来,不仅加快了猎杀的速度,使珍贵的毛皮动物加速消亡,而且还大大加剧了土著冲突中的杀伤力。卷入毛皮贸易中的各部落为了争夺交易中间商的地位、欧洲商品和毛皮,相互侵入对方的领地,从而爆发冲突。18世纪早期,奇克托人杀光了自己领地内的鹿群,转而进入奇克索人的地区猎杀,从而引起双方的战争。而冲突爆发后,土著人更加依赖欧洲的商品,尤其是枪支弹药的供应,形成恶性循环。据估计,从1620到1750年的130年间,新英格兰有3.6万印第安人死亡,其中有1万人直接死于战争,占死亡总数的25%[31]。
    
      而酒则被土著人当作救命神水。起初,印第安人对酒水还心存恐惧,当后来尝到甜头以后,对此渴望之极,从而给个人和整个部落都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1770年,一名印第安事务官写道:“可以肯定的是,没有比酒水更让印第安人喜欢,而白人也更乐意给予的商品了。”虽然毛皮公司为了保证毛皮贸易的长远利益,禁止向土著人大量出售白酒,但通常是在同印第安人交易前,先把他们灌得烂醉,然后再进行交易,而且公开和秘密的走私也一直泛滥不绝。比如,1799年,每季度大约有9,600加仑朗姆酒运往加拿大的西北地区;1803年,增加到21,000加仑。在卖给真正的消费者时,平均再兑上4倍的水,以致于酒占去了当时独木舟所运送的货物的1/3,成为“这一地区的流通货币”[32]。酒可以说是对印第安人危害最大的一种奢侈品,著名的毛皮商小亚历山大·亨利说道:“我们完全可以断言,酒是西北地区的万恶之源。”[33]19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画家卡特林就曾经听说过600名苏族的武士用1,400条野牛舌头仅仅换了几加仑威士忌的事[34]。甚至连富兰克林在目睹了印第安人酗酒的混乱场面后,也不禁感叹:“如果上帝真是有心让这些野蛮人灭绝,以便给耕作的人们腾出土地的话,看起来朗姆酒很可能就是指定的工具。它已经消灭了所有那些从前居住在海岸的部落。”饮酒还使不少印第安人寻衅滋事,扰乱了原来部落之间的团结和平的局面。饮酒的另一个害处是导致土著人生育率下降,人口素质退化。1753年10月3日,易落魁人酋长向宾夕法尼亚殖民地长官和派来的调查员痛斥白酒带来的危害:“你们的商人们现在除了朗姆酒和面粉外,火药、铅弹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都不带来。朗姆酒把我们都毁了,我们请求您通过规范商人而阻止如此大量的酒类运到我们这里。……酒贩子们携带30到40公斤的酒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大喝,然后骗走我们本来同正当商人签约购买货物的所有毛皮……印第安人一旦饮酒上瘾,就会把身上的每一件衣服都当掉。总之,如果这种事情继续下去,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被毁掉。”[34]
    
     此外,白人所带来的传染病不仅在沿海泛滥,而且还随着毛皮贸易不断深入内地,给整个北美的土著人造成灭顶之灾。这些传染病包括天花、肺炎、流感、霍乱、斑疹伤寒和痢疾等。其中以天花对土著人的危害最为深重。根据皮艾尔·比尔德的记载,早在1616年,传染病已经在缅因和新斯克舍地区流行。1616年,天花第一次在新英格兰南部地区流行了3年之久,深入内地二三十英里。此后,天花就经常在北美各地爆发,17世纪30年代在马萨诸塞的阿尔贡金人中爆发,结果印第安人“整村整村地灭绝,在一些村庄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厄运”[35]。1633年,在北美东北地区爆发的一次天花后果最为惨烈,受感染者死亡率高达95%。频繁的疾病打击使得印第安人的数量急剧减少,在17世纪的前3/4的时问里,新英格兰土著人口的数量从7万多人下降到不足1.2万,东北部曾经强大的阿本乃吉印第安人(Abenaki Indian)的人口从1万人下降到了不足500人。
    
     白人所带来的这些传染病随着毛皮贸易的不断向西延伸而深入北美大陆内部,给那里的印第安人带来灾难。例如,著名的草原部落——黑脚人由于卷入毛皮贸易而导致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1780年,白人带到西北地区的天花使得90%的奇帕维安人(Chipwyan)丧生;1818—1820年,百日咳和麻疹袭击了草原,致使阿西比尼亚人的一半(3000人)死去,克里人死掉了1/3[36]。多次被援引的下述事件是毛皮贸易传播瘟疫的最佳例证:1837年4月,一艘美国毛皮公司的汽船“圣皮特号”离开圣路易向密苏里河上游航行,船上有人感染了天花。6月5日,该船到达苏人的毛皮代理站,并卸货给等待在那里的扬克顿人和桑迪苏人。14天后,船上的两名阿里卡拉人妇女在克拉克堡下船。5天后,“圣皮特号”到达尤宁堡。该船所到之处,传染病都流行起来。在一个曼丹人的村落,600人中只有14人幸免于难,致使曼丹人在草原上几乎绝迹。另有3/4的黑脚人,1/2的阿西比尼亚人和阿里卡拉人,1/4的波尼人,总共有17,000名印第安人被这次瘟疫夺去了生命[37]。
    
     疾病不仅使土著人的人口锐减,还彻底摧毁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秩序和生存基础。原来,巫医在部落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现在,不仅普通的印第安人大量死去,甚至连巫医自己也难逃染病死亡的命运,整个社会的宗教和精神基础就这样被动摇。与此同时,东部的白人则大肆散布印第安人野蛮、是异教徒的谬论,加紧推行文化同化政策,从而加速了东部印第安人社会的崩溃。虽然有些土著领袖认识到了毛皮贸易带给他们的危害,也有极个别的像加拿大西北部的奇帕维安人坚持依靠猎取驯鹿为生,拒绝插足毛皮贸易。但北美大陆上的大多数部落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毛皮贸易之中,深受其害。有的学者估计,天花等传染病造成北美80%的土著人死亡,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也在65%左右⑤。
    
     总之,通过分析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的生态影响,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毛皮边疆开创了两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新模式,是北美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边疆。毛皮商人的脚步几乎踏遍了整个北美大陆,绵延三个多世纪,大多数的北美印第安人都先后被拉入了这个体系之中。同南部农业边疆中那种公然悬赏土著人的头盖骨和为了谋取土著人的土地而发动的战争相比,毛皮边疆创造了白人与土著人“合作交往”的新模式,缔造了一个新的种族——梅蒂人,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北美,尤其是加拿大的历史发展。同时,毛皮贸易也深刻地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毛皮贸易商为印第安人带来了白人的商品与文化观念,这些商品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印第安人社会进化的步伐,使他们从前铁器时代一跃发展到火器时代。随着这种变化的发生,在印第安人内部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要求印第安人恢复到过去自给自足的传统生活方式,而另一派则主张采纳白人文化的一些先进因素,实行现代化。
    
      第二,毛皮边疆同北美历史上其他边疆开发形式,如渔业边疆、畜牧业边疆等一样,是一种所谓的大宗产品经济(staple economy),这种经济的特点是大规模地开发一种或几种自然资源,供应出口。而毛皮贸易所主要赖以存在的是海狸、白尾鹿等少数几种动物资源。由于当时整个北美盛行的是基督教文明所鼓吹的人类征服自然、万物为人类所用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同其他形式的边疆开发一样,毛皮边疆也深深地改变了北美的自然环境,带来了空前的生态灾难,使无数动物灭绝或濒临灭绝。
    
      第三,毛皮贸易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和生态伦理,这使他们堕落为白人的牟利工具,不仅饱受白人所带来的瘟疫的危害,而且变得更加脆弱,因而,印第安人是毛皮贸易中的牺牲品而不是获利者。在当今学术界,有些学者片面看到毛皮贸易带给印第安人的暂时繁荣和进步,而漠视它给印第安人带来的沉重灾难,声称:“毛皮贸易没有摧毁土著人的文化,印第安人是贸易中的参加者,而非牺牲品”[38]。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印第安人自从卷入了毛皮贸易以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沦落为白人谋取毛皮的杀戮工具,原来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原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难以维持。同时,卷入毛皮贸易的印第安人更容易受到白人所携带传染病的危害,连当时的白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1640年,耶稣会会士杰罗姆·拉勒芒写道:“无论我们在哪里驻足,死亡和疾病都与我们形影相随……人们上百次地提到,我们在那儿最受欢迎,在那儿施洗礼最多,事实上那里的人死得最多。”[39]
    
     事实上,对印第安人来说,一个好的欧洲人就是一个死去的欧洲人。这才是事实真相,不论这个欧洲人具有什么职业与性格,他或她带来的病毒和文艺都是同样无情的!
    
      [本文作者付成双,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天津 300071]
    
    注释:
     ①研究毛皮贸易的经典成果包括:哈罗德·英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Harold Innis,The Fur Trade in Canada),多伦多1956年版;戴维·维沙特:《美国西部的毛皮贸易》(David Wishart,The Fur Trade of the American West,1807—40:A Geographical Synthesis),林肯1979年版;约翰·桑德:《1840—1865年间上密苏里地区的毛皮贸易》(John Edward Sunder, The Fur Trade on the Upper Missouri,1840—1865),诺曼1965年版。虽然许多著作在研究毛皮贸易时都必然要涉及到印第安人,但专门研究毛皮贸易对印第安人影响的著作并不多,比较著名的有:阿瑟·雷:《毛皮贸易中的印第安人:他们作为捕猎者和中间人在哈得逊湾西南地区的角色1660—1870》(Arthur J.Ray,Indiansin the Fur Trade:Their Role as Trappers,Hunters,andMiddlemen in the Lands Southwest of Hudson Bay,1660—1870),多伦多1974年版;托比·莫兰兹:《毛皮贸易对19世纪阿尔贡金人社会组织的影响》(Toby Elaine Morantz,The Impact of the Fur Trade on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lgonquian Social Organization),多伦多大学博士论文,1981年。但上述作品主要是研究毛皮贸易对于土著人的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关于印第安人的生态和伦理方面的内容涉及并不很多。对于印第安人的生态伦理持肯定意见的最著名著作为:卡尔文·马丁:《动物守护者》(Calvin Martin,Keepers of the Game),伯克利1978年版;持相反意见的著作包括:谢波德·克雷奇三世:《印第安人、动物、毛皮贸易:对动物守护者的批判》(Shepard Krech Ⅲ,Indiarts,Animals,and the Fur Trade:A Critique of Keepers of the Game),佐治亚州雅典市1981年版;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Shepard Kreeh Ⅲ,TheEcological Indians:Mythand History),纽约1999年版。目前,双方的争论还远没有停止,许多土著的环保主义者仍然固守生态的印第安人的观念,批判北美白人到达美洲后所造成的生态灾难。
      ②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第4页。
     ③玛莉·桑托斯:《海狸人:帝国的前锋》(Marl Sandoz,The Beaver Men:Spearheads of Empire),林肯1964年版,第137页。
     ④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Daniel Francis,Battle for the West:Fur Trade and the Birth of Western Canada),埃德蒙顿1982年版,第9页。
      ⑤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Genald Friesen,The Canadian Prairies:A History),多伦多1984年版,第45页。
      ⑥雷·艾伦·比林顿:《向西部扩张》,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页。
     ⑦哈罗德·因尼斯:《加拿大毛皮贸易》,第144页。
     ⑧A.B麦克卢普:《加拿大的过去:W.L.莫顿论文选集》(A.R Mckilop,Contexts of Canada's Past:Selected Essays of W.L. Morton),多伦多1980年版,第88页。
      ⑨理查德·C.丹尼斯:《鲁伯特地区文化集锦》(Richard C. Danis,Ruberts Land:A Cultural Tapestry),安大略滑铁卢1988年版,第68页。
      ⑩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Bruce Alden Cox,ed.,Native People,Native Lands:Canadian Indians,Inuitand Metis),渥太华1991年版,第137页。
      ⑾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64页。
      ⑿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第67页。
     ⒀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64页。
     ⒁丹·麦克莱恩:《山中的家园: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历史》(Don Mclean,Homefrom the Hill:A History of the Metis in Western Canada),里贾纳1987年版,第37页。
     ⒂丹·麦克莱恩:《山中的家园:加拿大西部的梅蒂人的历史》,第37页。
      ⒃詹姆斯·H.马什等编:《加拿大百科全书2000年版》(James H.Marsh,et al.,ed.,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Year 2000 Edition),多伦多1999年版,第1479页。
      ⒄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145页。
     ⒅克莱夫·庞廷:《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⒆皮特·纽曼:《海湾帝国》(Peter C.Newman,Empire of the Bay),德克萨斯阿灵顿1989年版,第14页。
      ⒇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纽约1999年版,第160页。
      [21]约翰·P.赫伦与安德鲁·G.柯克:《人与自然:生物、文化与环境史》(John P.Herron and Andrew G.Kirk,eds.,Human and Nature:Biologv,Culture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阿尔伯克基1999年版,第18页。
      [22]李剑鸣:《文化的边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页。
     [23]皮特·纽曼:《海湾帝国》,第88页。
     [24]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William Cronon,Naturg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纽约1991年版,第216页。
     [25]玛莉·桑托斯:《海狸人:帝国的前锋》,第129页。
     [26]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第1189页。
      [27]J.M.S.卡尔雷斯:《加拿大:一部挑战的历史》(J.M.S.Careless,Canada:A History of Challenge),多伦多1963年版,第27页。
      [28]http:WWW.thefurtrapper.com/trade guns.htm,2004年12月1日。
      [29]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第7—8页。
      [30]布鲁斯·艾登·考克斯编:《土著的人民,土著的土地: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梅蒂人》,第1页。
      [31]邱惠林:《论印第安民族的衰落》,《四川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32]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79页。
      [33]丹尼尔·弗朗西斯:《争夺西部的战斗:毛皮贸易与西部加拿大的诞生》,第80页。
      [34]威廉·克罗农:《自然的大都会:芝加哥与大西部》,第216页。
      [35]http:www.ohiohistorycentral.org/ohc/history/h_indian/life/furtrade.shtml,2004年12月10日。
      [36]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年到1900年的生态扩张》,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37]吉纳德·弗里森:《加拿大草原地区史》,第44页。
      [38]谢波德·克雷奇:《生态的印第安人:神话与历史》,第81—82页。
      [39]http:www.thefurtrapper.corn/indian_smallpox.htm,2004年12月9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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