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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变化——如何评价知识分子的低头/张鹤慈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14日 转载)
    看到有人指出在国民党面前直立的知识分子,到了共产党统治时,都低下了头。
    这个现象基本是事实,但对这个现象的分析,如果不从共产党,不从中国当时的状况着手;而只从知识分子身上找毛病,非要强调只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就偏激了。
     (博讯 boxun.com)

    我想到了1943年的华沙犹太人的起义。纳粹占领华沙后,五十万犹太人被隔离。到43年起义时,华沙隔离区的犹太人只剩下六万。起义的犹太人,只有二百人有武器。但和德国的正规军,包括坦克,血战了近一个月。华沙的犹太人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二十多个。
    难道那些前面被送进集中营的三十多万犹太人,就正巧全部都是软骨头?他们排着队,在音乐声中,进入毒气室;而后来那六万犹太人,就正巧都是英雄?他们差不多是赤手空拳,浴血奋战。
    
    还可以问一问,为什么象傅作义这样对日本可以直着腰,对委员长也不示软的军人;不也是对共产党低下了头?国民党的军官,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哪一个没有低头?
    再进一步说,就是共产党自己的地方势力;不论是山东的黎玉,广东的方方,还是最典型的海南岛的山大王,对国民党没有低头,对毛泽东的正牌共产党,也是低下了头。
    
    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会懂得,这个有力而无形的“势”。
    
    历史上有过,某某君主提倡胡服,提倡细腰。但你可以不穿胡服,不节食。最多是招君王不喜欢。但当“势”已经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时,你难道可以苛求那些剃头的人?
    
    国民党时期,在自由多和少的条件下,背叛自己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为了升官发财,为了从统治者那里分一杯羹。这个诱惑,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顶得住,而在毛泽东时代,在自由有和无的条件下,背叛自己的良知,是为了不进监狱和保住脑袋。这个威胁,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顶不住。
    
     准备写一点,给年轻人看;没有在过去所谓的“最”的年代生活的人,不清楚当年毛泽东时代的集权统治的厉害。他们不清楚在权利和道义都在官府下,社会被控制的严密和恐怖。
    
    在谈过去的知识分子,谈右派时,现在有一股对当年知识分子的完全否定的趋势。
    
    在权利和道义都在官府的时代。当年的一般老百姓如何?所谓的非知识分子的一般人民如何?
    
    举两个例子:过去没有上访,也就没有截访,但也有截,是截要饭。饿死也只能够死在村里;而且当年截的相当成功。 与死亡距离稍微远一点的人,去截马上就要饿死的人,晚一点会被饿死的人去截早一点要被饿死的人。
    
    另一个例子是:60年代初,因为没有饭吃,中共把1000万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在城镇,一个人还有30斤左右的粮食,可以保命。 而当时的农村,家家戴孝,户户白鞋的村庄已经很普遍。就这样,明明是走向死亡,1000万人都去了。当年城镇人口,我记得是只有六,七千万人。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当年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区别,这个区别可能比现在的美国国籍和中国国籍的区别还大。北京郊区的农村女孩,会嫁到寸草不生的唐山盐场的劳改队,去嫁给一个劳改释放犯,而中国的农村,又是最看重成分的地方,大量的成分高的地富的儿子一辈子打光棍,这些女孩子们就是为了这个城镇户口,为了能够吃国粮。
    
    如果明白当年人民的情况,就明白当年中共统治的残酷,就不应该单单苛求知识分子。当年的反革命,右派在群众眼里,就象是萨斯病的病人,只是远远的躲开而不去踏上一只脚的人,是你谢天谢地遇到的好人。
    
    当然,中国知识分子从历史带来的弱点,从旧知识分子向现代化转型中,西学东进时的失误等,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但不应该简单的完全否定当年的知识分子。
    
    当年知识分子的整体屈服,的确是那一代人的耻辱;但能够说当年的知识分子都出卖了自己的良知?我觉得只是他们辜负了自己的良知,但不认为是出卖。除了那些为虎作伥,揭发检举的人外,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只是在面对灾难时,尽量的争取少一点灾难而已。
    
    说一句刻薄的话,当年知识分子就是想出卖自己的良知,都找不到买主。共产党根本不在乎这些知识分子的表态。当年的知识分子,当年的右派的低头认罪,并不是想用自己的良知换一个好价钱。认罪不认罪,反正是一律下地狱,低头认罪,只不过是想别下到最底层。
    
    今天的人可以高调的批判当年的知识分子,但是,你们看看他们的遭遇,
    看看那些已经低头认罪的右派的遭遇,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你们今天责备他们,就是他们没有一直下到第十八层?就是没有象林昭一样的死去?
    
    回到今天,为什么我会对现在的低头认罪苛刻的多?
    
    我的回答很清楚,今天的“势”和过去不一样。林昭被枪毙,当时知道的人,可能不到三位数。而今天,一个人早上被拘留,下午就可能会在国外报道。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过去,我不喜欢一些人的过分自恋:有没有伤疤,就叫什么被暴打;被隔离了几十天,就叫人间蒸发。我的父亲,八年没有一点消息,我们也不会用人间蒸发这样的词,因为我们知道,人是被公安部带走的,应该在公安部的某个监狱里;现在没有接到死亡通知书,父亲应该还在人世。可以用人间蒸发的,只有象储安平这样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人。
    
    同样,一些人,可能是有意或无意的过分的渲染自己,什么流放是除了死刑以外的最高刑罚,什么被捆在椅子上就是最大的酷刑等等。我也很难接受一些人,动不动就拿死出来说事,不论是自我宣扬还是为别人辩护。这些英雄和英雄的辩护士明明知道,他们离死还有十万八千里。
    
    令人不解的:那些对四,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软弱最苛求的人,同时也就是对今天低头认罪辩护最起劲的人。
    同样是这些人人,对生活在真正存在死亡威胁的年代,在只是因为言论就会被判死刑的年代,冷嘲热讽;嘲笑这些人没有宁死不屈;而对在根本并没有死亡威胁的情况下的屈服,却拿不可以要求别人宁死不屈来为一些人的软弱开脱。这才叫咄咄怪事!
    
    镇反、反右、文革、六四,都和现在不一样。过去没有民间道义的支持,没有国际舆论的声援,无声无息的就可以把一个人灭了,没有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吭一声;没有人权组织,联合国的机构过问。不要说抗议,签名,就是媒体的报道都一字不提。律师根本不存在,如果有什么审判,也是游街示众的杀鸡吓猴,法院前几排坐的都是重点教育对象;死者的家属只能是去交子弹费,而今天,判刑的家属差不多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和海外媒体说话,甚至有的可以到国外说话。过去中共的镇压,几乎是零成本,杀一个林昭,子弹费都由家属出;而今天,中共的镇压就必须付出成本,所以中共也必须要考虑到成本。
    
    储安平说过,国民党的统治下,是自由的多少的问题,共产党的统治下,是自由的有无的问题,我觉得,这句话今天可以改一下,毛泽东时代是自由的有和无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是从自由的有和无转向自由的多和少的问题。当我听到一个因为六四,关了18年,最近从监狱中释放的犯人,在监狱服刑期间,得到了两个学士学位,我觉得,今天我对中国在开始转向自由多和少的判断,并不过分。
    
    今天,如果承认中国是的自由从有和无的时代,转向为自由是多和少的时代;那么,我们对人,对事,也包括对自己的标准当然可以更严格一些。
    
    张鹤慈11、07、07 墨尔本 _(博讯记者:张鹤慈)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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