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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光:刘宾雁证明了曹天予是告密者吗?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7月08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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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春光
    
     两个多月前,一位朋友传来张鹤慈文章《刘宾雁证明了曹天予是由公安部门送进北大的》,说“1979年3月15日,刘宾雁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内参”可以证明“曹天予就是当年被公安部门安插进北大的”,为“曹很早就成了公安系统控制下的专业告密者”提供了“一清二楚”的(肯定的)“答案”。
     我对此事略知一二,可以作一点说明。
    
    一
    
     这份“内参”印出不久,我就看到了。至今清楚记得其标题:“一个被埋葬十五年、至今不见天日的难得之材”(何以记忆清晰?有个小故事:在王若水办公室,他让我读几份印着“机密”字样的 “内部”材料,其中就有这份。[ 并非有意违纪对我泄密:此前,他和胡绩伟要我去做人民日报 “特约记者” 。] 我半开玩笑地说:“埋葬”不就死了吗?有什么办法,能叫一个十五年前下葬的人死而复生重见天日呀?改说“埋没”也许好一点?若水笑了,说:你可以当个好编辑。不久,他介绍我同宾雁认识。我们可称一见如故,从此成为很好的朋友。二十几年间,虽然有过分歧,甚至激烈争吵,面红耳赤,但很快又心平气静,和好如初……1981年夏,一起开三天会,我和他同住一室,闲谈中不知怎样说起那份“内参”,我说:作为文学语言,“埋葬”表达出作者的激愤。不过,在新闻性的东西里,包括调查报告之类,过多文学性渲染、夸张,可能影响报道的可信度。他说:有道理。关于这个问题,后文也许还需要做一点解释)。
     两年前,曹-周讼事立案。我回想起那“内参”里说到曹检举X小组有功,就打电话问“功”何所指。刘说:记不清了,好象既指曹向于立群报告郭等人想偷越国境,也指“组织上”找曹问话时曹交待了这件事。“不过,有一件事至今记得很清楚:我去公安部看了(有关X小组的)许多档案材料,看得很仔细,主要是想找曹天予的名字,但是始终没有找到。”我问:“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曹首先举报X小组,这样重要的的‘大功’、‘头功’,公安部档案不可能遗漏不记。档案里找不到曹的名字,曹的‘头功’至少证据不足,只得存疑。”刘答:“对。”我问:“如果需要,你能否就此事向法庭提供一个书证?”他说:“那没问题。”(凡加引号者,皆为记忆比较清晰、同原话比较接近的话。下同。宾雁已经去世,但我们通电话时朱洪大姐多半在场,必要时可以向她求证。)但是,被告方律师好象不曾在法庭上引用这“内参”。也许他们认为这不足为据?
    
    二
    
     张鹤慈文章说“刘宾雁写给中国青年报的内参中,白纸黑字的写着,曹天予是公安部门推荐进入的北大。”
     这是怎么回事?
     我所知如下:
     (一)刘宾雁确曾于那“白纸”之上以“黑字”写下了 “公安部门”、“推荐”等语;
     (二)“公安部门”,乃指派出所:那时,1962年,曹天予还没有理由——更确切地说是没有资格——进入更高层级“公安部门”的视野;“推荐”,是指派出所为北大考生曹天予所提供的政审评语(所有考生都得有政审结论,它比考试成绩更重要。曹已当了三年“社会青年”,政审评语只能由派出所写——原来就读的中学早就不管他的事了)。这些,在刘文里均有交代,尽管表述不甚精确(这“不精确”是有原因的。何以如此?且容后叙);
     (三)张引录刘“白纸黑字”时,小有疏失:刘文说的是因“公安部门的推荐”,曹得以“考入”北大;张引述时误为“进入”北大。一字之差,固非紧要,却有可能导致某种误解或未必恰当(未合原文原意)之引申(张据此推断出曹“ 被公安部门安插进北大” ,“公安部门……把曹天予弄进北大……北大……不能不接受”云云,能否说明我的担心多少有几分道理?又,张文说“他 [ 按指刘 ] 的话:‘曹天予上北京大学是公安部门推荐的。’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无论那“内参”里,或其它什么地方,刘都不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将自己的解释加上引号,当成直接引语,使之一变而成刘的原话,这样使用引号,似不甚妥,因为它“是完全”没 “有根据的。”);
     (四)文革前,要进北大,需经考试。迄未听说曾有哪个学生是不经考试而由某“部门”(即使很有权威、层级很高的“部门”,更不必说基层派出所)“安插”进校的;
     (五)曹自小学起功课就好(有案可查),高考屡试(连考三年)不中,唯一原因是“政审”通不过。这成了他进大学的一道迈不过去的“坎”。1962年得以侥幸入学,全靠“三年困难”之后政策被迫大幅度调整(文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1962年初,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讲话中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劳动人民”之“冕”。他激动地说:“我是心所谓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政策如不改变)……危险得很啊!”;二是同年春,周扬主持起草《人民日报》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20周年社论,竟将“为工农兵服务”改成“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公然提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都应当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后被指责为“阶级斗争熄灭论”、“修正主义全民文艺论”痛加批判)。曹就是在这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转变中得到“公安部门”的肯定性评语,这才得以考入北大的。其实,后来X小组遭查处(1963),曹成为“反动学生”(1964),都与当时政治环境直接相关(62年9月下旬,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63-64年“反修防修”运动步入高潮……)。离开这些去观察、考究细节,所见者很可能是某种扭曲了的镜象。
     (六)张文说,公安部门“推荐的理由,从刘宾雁写的内参看出,是曹天予多次协助公安抓‘坏人’和曹天予受公安委托,替公安部门做了‘社会调查’。” 曹抓了怎样的“坏人”? 做了怎样的“社会调查”?我不了解,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没有兴趣也不觉得有必要去做调查。我只是想:是否“公安”所抓“坏人”必是“好人”,凡“公安部门”主持之“社会调查”必以残害好人为目的?果如此,文革“砸烂公检法”岂不甚好?我想这不会是张鹤慈的意思。如果特指曹受坏公安指使做下坏事,那就需要一点证明;
     (七)紧接上文,张说:“事情到了今天,应该是一清二楚了。曹天予就是当年被公安部门安插进北大的。”至于“ 64年他又出事”,那是因为“他太得意忘形了。他不懂,对叛徒,只会是利用,而不会是重用。”公安怎样安插曹?曹叛变谁人(叛变X小组?叛变朋友?叛变公安……)?怎样叛变的?“事情到了今天,”尽管张已辛苦写下许多文章,不惮其劳不厌其烦做出细致入微雄辩有力的论证,我还是不大“清楚”。自知很不“应该”,却又无可奈何;
     (八)我想,“论证”也者,须有“论”有“证”。若有“论”无“证”,其“论”虽宏,却可能落空。但不知这倏烁而至、离题万里的小感想合理也未。
    
    三
    
     前文说到宾雁“内参”中某些话“表述不甚精确”, “是有原因的”。现略加解释。
     (一)这“内参”中有(关心曹的人们皆)“心急如焚” 等语。为什么那样“急”?当时,曹想报考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生,却被“政审”卡住,报名都不准。考期已近;曹又将逾报考“年龄线”。事急,刘期望有权者尽快干预。
     (二)曹被“公安部门” 专政十五年,刘“急”于为曹翻案,遂尽力强调“公安部门”对曹的正面评价,以证明其翻案呼吁合理有据。刘说当年(1962)曹报考北大时有“公安部门”——而不说“派出所”——的正面评价;又将政审评语称为“推荐”——虽也同时用了“评语”二字,自是想在稍稍“含糊其词”(又不失实)之中设法加强辩护依据的份量。其苦心孤诣,毋庸探赜索隐,已然“一清二楚”矣。
     (三)刘文亦有不准确处。例如说曹初中时已读完上海各图书馆里全部中外文学名著,显然过甚其词。这样说,会使人疑心文中它处是否也可能失真。1981年我曾同刘谈及此事。他表示同意。(曹也曾对我说起:老刘很热情……但是说我读完所有名著,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宾雁并不认为自己的文章句句是真理。
     (四)那“内参”中有个预测倒是颇为准确的。刘说,曹这样一个“难得之材”,若到了美国或苏联,一定会“受到重视”,会被“争相聘请”。这话说中了。斐声国际的科学哲学家柯恩教授(Robert S. Cohen,曾任全美科学哲学学会主席)十几年前在一封信中写道:在这一学科领域,达到曹所达到水平的学者,全世界不超过六人(原文是“half a dozen”——“半打”)。诸如此类,对曹学术成就做出很高评价的“白纸黑字”信函,还有多件,先后分别出自一些得过这奖那奖、据说赫赫有名的学者之手。(所谓“据说”,非据曹说。他至今不曾对我提及一言半语——他不是一个蠢人,自能明白:对这类事过分看重,实无意义。)这些年来,除英、美两国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外,曹还应邀往访德、法、意、俄、瑞士、加拿大、日本……多国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或讲学,或做研究。或数日,或数月。称之为“争相聘请”,也许不算夸大其词?我无意吹捧什么人。平生不曾吹捧任何人。我曾同一些朋友谈起:当今世上,有才能、有学问之人不胜枚举,但象曹天予那样在艰难困苦中自学成材者仍堪称难能可贵。经年牢狱;自幼家贫(一家七口[ 四兄妹,母亲,外祖父母 ] 生活全靠母亲每月43元 [ 后来最高增加到60元 ] 的工资);父亲54 年蒙冤遭捕,59年“释放”后留场继续“改造”,60年死于农场,尸骨无存(年前,曹兄妹从父亲劳改旧地拾了几块石头,与母亲骨灰合葬)……就在那样的境遇中,兄妹顽强自学,四人四个博士,如今各有建树;尽管几十年间备受摧残,但绝不加入反共杂耍班(请比较那些昨日模范党员,今日反共英雄)……如此等等,说一句“难能可贵”,是“吹捧”吗?宾雁那样激动地说“应该有一本《曹天予传》。他的经历值得记下来……”,就因为谈到这些事(那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曹当然有缺点,我同他相识二十余年,过从甚密,自信不比别人了解得少。但是,我想,评论一个人的是非长短,多少总要讲一点公道——且不说宽容、厚道。若以捕风捉影、臆测妄断、无限上纲之术把一些并不存在的东西硬栽到什么人头上,为此煞费苦心(甚至号召“如果有在安徽和曹天予一起呆过的人,希望能够有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能够站出来”[!]——真有发动群众细查深挖狠揭猛批之概),这样做,难免既伤别人又害自己。除此而外还有什么意义?
    
    
    四
    
     张鹤慈先后多篇文章中反复说曹天予曾在安徽“犯了错误(也许是罪行)”,“ 被单位开除或辞退。”(有罪不罚,乃因公安包庇。如何包庇则语焉不详。)此事风传数年。张不讳言消息来自陈志尚。2004年,陈志尚终于写出了一份数千字不供发表的长篇材料,密交北京某报记者,“白纸黑字的”说曹天予1960年在安徽曾犯下刑事罪。这不是小事,即使不究刑责,亦足使曹“身败名裂”(张鹤慈语)。我遂对此做了一番调查,其结果令人非常吃惊。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所谓“犯罪”,“开除”,“辞退”,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凭空捏造。我说这话是郑重的。我对所说每个字负责。我可以就此同陈志尚公开对质,可以同他对簿公堂。什么叫“诬蔑”?什么叫“陷害”?什么叫“公然造谣”?什么叫“不择手段”?什么叫“卑劣”(《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卑鄙恶劣”)?什么叫“下作”(《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卑鄙;下流”)?听听陈志尚这类惊世奇言,看看陈志尚这类惊世奇行,就明白了。我说“这类”,因为此非孤例,显然已成他的习惯(得闲再说)。我想严肃指出:对此,陈志尚是无法逃脱应负之责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我这些话如有不实,当然就是对陈的“诬陷”“诽谤”。陈尽可向法院提起控告,我将毫不迟疑慨然应诉。
    
    五
    
     张鹤慈说:曹天予“没有对(陈)这个说法(按指安徽“犯罪”;又指其他人的其它“说法”,如张鹤慈之“专业告密者”,等等)回答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事实。”
     这逻辑固然直截痛快,我却觉得十分费解。
     曹为何“没有……回答一个字”?
     2000年夏,一位朋友在信里告诉我,罗点点回忆录中不指名地说曹告发了郭世英;此后,另一朋友告诉我,张鹤慈接受宋永毅采访时说曹是“专业告密者”。我为此事约曹长谈一上午(在波士顿)。我建议他写点什么,做一些必要澄清。他说:这要费很多时间精力,“哪有时间啊。由它去吧。(有关)档案早晚会解密。那时就什么都清楚了。其实,‘清楚’了又怎么样?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
     据我观察,所谓“没时间”,不大像是遁辞。相识二十多年,我很少见到他有什么周末、假日,几乎没见过他看电影电视。1997年他那本书(《二十世纪场论的概念发展》),杨振宁颇看重,认为应该有一个中文译本,说:中国很需要这样一本书。李慎之得知此事后十分热心,特意打电话嘱我转告曹:这本书难译。不搞这行根本看不懂——我就看不懂。你告诉他,自己动手弄个中译稿,我来想办法找人出版。我返美后即告曹,他为难地说:没时间啊!李慎之去世已四年有余,他所关心的这“中译稿”依旧没有消息。这类故事,我亲知者,能讲一串。“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没时间”)是事实”——我想。也许,我想错了?
    
    六
    
     张鹤慈一再指曹“告密”。但张对“告密”的解释使我很是困惑。
     2004年,张在一篇文章中说:(1963年5月)郭世英“住在我家,不见外人”,“郭家……四处找人.。我母亲通知了于立群 ( 也算告密 ).。于来到我们家领回了郭……”这么说,张母与曹同为“告密者”,只是曹比较“专业”而已。是不是这样呢?
     不久前读到一本书: An Excursion to the Kingdom of Gods ,作者Zhongxian Wu,即现仍健在、高龄九十六岁的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仲贤老先生。这本以英文写作、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及X小组事,大意说:作者(吴)的好友张宗炳先生(张鹤慈父亲,北大教授)曾写信给张鹤慈就读的学校(按指北京师范学院)、张先生本人任教的学校(按指北京大学)的领导和郭沫若,报告了他的儿子(张鹤慈)和郭世英等人可能在策划越境外逃等令人不安的事;郭沫若将(张宗炳先生的)信送交了公安部门(参见该书第34-35页。这书可从网上买到:http://rosedogbookstore.com/extokiofgo.html)。另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他是张鹤慈年轻时好友)说:张鹤慈本人曾告诉他,其父(张宗炳先生)早就向北大、向郭老、向公安部门写信报告他(张鹤慈)和郭世英等人在他(张)家里的一些活动(所谓“早”,是指远早于曹天予报告于立群 [ 5月7日];远早于北大谢龙等人在友谊宾馆约见郭沫若 [ 5月4日]……)。
     依张鹤慈对“告密”的解释,他的双亲都成了“告密者”——虽然不够“专业”。是这样吗?
     我不明白,这种讨论究竟有什么意义?
     读到几篇对于拙作《不应被遗忘的历史》的网评。其中有这样的话:
     “不存在告密,在那时,像这样的不符时代的杂音迟早是要被清除的。”
     “ 无论谁是告密者,他们都是时代的受害者。值得敬佩的是曹天宇(予)郭世英等勇于思索的行为,在那个不允许思索的时代。”
     这些话说得很好。我不必再啰唆了。
    
    七
    
     三年前初读曹天予《往事解读》,郭世英、张鹤慈……的名字使我不由肃然起敬,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多么希望,当年英勇无畏的探索者,将如火中凤凰,展翅引颈,唱出更加绚丽动人的乐章!
    
    八
    
     写这样一篇东西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两个多月前读到张鹤慈大作,耳畔响起重病中的宾雁激愤的话:“现在网上(对曹)那些攻击谩骂,实在太不公平。你应该讲话!你应该写文章!……”
     他怎能料到,他二十多年前写下的文字,竟会象变戏法一样变成了使他愤慨、反感、厌恶的东西。
     宾雁的话在耳边重复。
     我觉得有鞭子在背上抽打。
     我应该写点什么。
     至少,为了宾雁。
     于是,打开电脑,写下开头的几行。
     随即停了下来。
     写得不顺手,不愉快。
     这值得写吗?这有意义吗?
     以此为题的文字还有人愿意读吗?
     这持续多年的口舌官司还要打到何年月日?
     ……
     恰巧来了一宗“正事”。它显然“非常重要”——我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借口,心安理得把那几行没意思的字放到一旁。
     这两天,真是不幸之极——“正事”办完了,可以当做新借口的新借口却迟迟不至。万般无奈,逼着自己继续写下这些没有一点意思的字。
     我是个非常懒散的人,平生只肯做自己觉得有趣之事。常被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所吸引,津津有味,如痴如醉……事过境迁,自己也觉得可笑之至,却并不后悔,因为我已从那无意义中得了快乐……许多明知“非常重要”“无比正经”的大事、要事,我常不想做。待到非做不可,就拖,拖,拖……直至万不得已,直至死到临头……这篇文字也许会有一两位读者?他 / 她(们)也许会向我提出一些极其重要意义非凡的问题?万一如此,必须回答——不答,将是不能原谅之错……想到这里,我知道,一定得赶紧声明:如果该答不答,决不是我有意怠慢,更不表明既然“没有……回答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这是事实。” 最大的可能是我又无可救药地陷入了莫名其妙之中,已是昏天黑地,不辨南北东西……
     最后,请容我再说一句:
     从今往后我怕不会有兴趣和勇气就这题目再写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来骚扰读者胡乱消耗他们的宝贵时间了鲁迅说过无端耽误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害命乃属重罪按律当斩较之告密哪怕专业告密也罢都要远为严重了不知多少多少百千万倍我纵有这贼心也真没这贼胆呀……
     ( 2007. 7. 5 . 晚,8:30)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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