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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从中共十七大前的主义之争看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与路径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25日 转载)
    
    作者:王德邦
     (博讯 boxun.com)

    一、 浮出水面的主义之争
    
    随着中共十七大的临近,围绕中国社会未来发展何去何从的问题,学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主义”之争。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场争论还有持续与扩大的趋势,这显示着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新拐点可能到来。从中共建政的半个多世纪历史来看,关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性争论也就是1978年前后以胡耀邦为首发起的“真理检验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而早前1957年的“大鸣大放”事实证明是个“阳谋”,因而不具有真正探讨问题的意义。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再次发生的“主义”之争可能是1957年的再版?还是真理标准探讨的延续呢?要定性这个问题,今天可能为时尚早,但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来看,步1957年之后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否会有真理标准讨论那样的重大意义,也未必乐观。虽然今日中国社会思变、求变与可变的形势远胜于1978年前后的时代,但毕竟如胡耀邦之类的开明之士却不是总能碰到的,所以今日中国社会“主义”之争将给中国带来何种影响还有待时间来回答。
    
    从今日中国社会出现主义之争,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困境,说明中国社会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说1978年前后的讨论是针对中共建政之后社会主义斗争实践的一种反思,那么今天的讨论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89年“六四”屠杀后,中国社会畸形发展导致的两极分化、环境恶化、官场腐化、精神痿化的沉重现实的一种警醒。中国社会若继续这种畸形发展,将既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挑战,也面临着文明世界的质疑。如何化解自身的矛盾,使社会保持平稳、和谐、持续的发展?如何让自己不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异类,而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这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大抉择。
    
    面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体制内一批学人在中共十七大来临之际,自发地表达出他们的忧思与展望,进而引出了一场围绕“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肇始于去年底,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先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表了《民主是个好东西》;接着,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在今年的《炎黄春秋》第二期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前者以民主价值的普适原则,来阐述了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必然;后者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西方一些共产党组织与时俱进,建设起民主社会主义的事实,来昭示中国共产党应该借鉴其它共产党发展的路径,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将中共领导与民主转型结合起来。这两篇文章都极其明确地展示了民主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以及对解决中国目前困境的重大作用。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而言,可以说这两篇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它们不过是常识的重复与对时弊的矫正而已。然而对于一个背离常识、颠倒黑白的社会,这种常识的重提在某种意义上就具有革命性的价值。
    
    与俞可平、谢韬先生对应的是一批中国社会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宗自许的人士,他们急不可耐地起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可能面临的挑战。不过从目前能看到的他们所召开的一系列批判性的讨论会来看,他们除了一种本能的捍卫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宗而恐惧任何可能的质疑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有力的论点,更没有针对中国时下面临的问题拿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他们是典型的为捍卫而捍卫,这种捍卫常常不是为了正确与否,而是捍卫就代表着正确,所以他们为此更多祭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棒,来掩盖他们理论的贫乏与显示他们现实的力量。这很让人想起当年真理标准讨论时的“两个凡是”,当年真理标准探讨的意识形态意义却碰到了政治正确的“凡是”的铁壁。事实上今天所谓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宗,也是建立在两个凡是基础上的——凡是他们注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是正确的,凡是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才是正确的。这样的批判表面上是对主义的捍卫,实质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捍卫,甚至只是对自己饭碗的捍卫而已。这种对俞、谢重提民主常识的跳骂,本质上是对可能到来的社会变革的恐惧与本能抵制。从反对者毫无理论支持的批判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理论的探讨,更多的是一种为饭碗与私囊而言说的作派。由此可见,这场所谓的主义之争,本质上是一种理论探讨与既得利益的较量。这跟1978年时期的真理标准探讨面临两个“凡是”的设防如出一辙,不过区别在于,那时候中国还真正存在着一批愚昧盲从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现在这些起而“捍卫”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又有几人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除了上面所言的体制内的 “主义”之争外,中国从“八九民主运动”之后还成长着一支体制外的理论力量,这支力量由于不受饭碗属性的限制,他们更能站在中立、公正、道义的立场,因而也常常更能接近真理,更能精辟而直白地阐述出中国社会发展应该的路径。这支力量以鲍彤、朱厚泽、张祖桦、刘军宁等等一批优秀学者为代表,他们从各自不同路径都求证出宪政民主是中国的不二之路。赵紫阳先生在后期软禁中的反思,也事实上达到了这种认识。
    
    可以说,俞可平与谢韬先生的民主之论是体制内学人基于体制和平转型的期望而将现有中共官方的所谓正统理论与现代文明价值嫁接的一种尝试,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与文明理念发展趋势的一种调合,他们力求在完全民间立场与完全官僚利益立场间走出一条兼顾的道路。然而即使是这样,他们面对的仍然是体制中既得利益势力的群起攻击。当然这场争论还没有落幕。一方面,《人民日报》以答读者问的形式间接否认了“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指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文章同时还为再次出现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一个毫不含糊的底线-“绝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北京日报》同样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反驳指出:“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社会民主党化问题,我们不能一概而论”,而西方国家共产党的变革与转型,则被形容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的自然回应”。可见中国这场以理论为外在表现形式的争论,还将进一步深化下去。
    
    二、 中国社会的问题是路径不是目标
    
    诚如前面所言,中国社会浮出了“主义”之争,但事实上这是现实既得利益集团对社会变革探讨的本能抵抗,因而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假借起理论外衣来对真正理论探讨实施的阻止。这从外在来看,是一场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目标的争论,而事实上中国社会应该说早已经解决了目标问题,需要探讨的是路径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或者更远地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与人类文明接轨,改变专制统治、实现宪政民主,就是一批先贤志士的追求,并且也曾成为一个时代的潮流。对民主的价值,中共在争夺政权的民主革命时期是充分承认的,在那时要不要民主的问题是中共对国民党斗争的武器,民主在当时不容置疑地成为中共代表天下百姓追求的目标,并因此奠定着其夺权的合法性。看看笑蜀先生所编的《历史的先声》,我们就充分认识中共夺权时期对民主目标的明确。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时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再看看1944年5月17日中共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的《民主即科学》,该文说:“民主制度比不民主制度更好,这和机器工业比手工业生产更好一样,在外国如此,在中国也如此。而且也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能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今天我们只要打开中共夺权时期的《新华日报》,满眼尽是民主的倡导,那些“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一切光荣归于民主”、“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民主的才是合法的”,等等文章,一再昭告着世人,民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
    
    记得在延安郭沫若围绕李自成攻破明京城而快速灭亡的史实而写了《甲辛三百年祭》,为此黄炎培曾跟毛泽东谈到怎么跳出历史治乱兴亡循环怪圈时,毛泽东曾非常自豪地说找到了跳出历史怪圈的法子,那就是民主!并信誓旦旦地阐述中国革命追求民主实现的目标。可见民主在中国共产党早期争夺政权时从来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对这一目标的明确,成为理所当然的共识。然而在中共夺取政权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民主反而成了个需要争论与探讨的问题,并且还可以跟“反党”、“反社会主义”挂勾。今天俞可平、谢韬他们因为谈论民主,还将面临群起攻击的危险。这种现实是否说明今天中国社会缺少了对民主的理解?中国今天社会迷失了对民主的追求呢?答案肯定不是!尽管半个多世纪来,在中共极权的愚民统治下,中国的确缺少对世界民主进程的全面了解,但是在人类传播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再怎么封闭,也应该比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有了很大的进步,国民的民主文化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这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就是在今天的中国,半个多世纪前追求的民主目标反而需要进一步争论了!这显然让人怀疑争论的真实性。
    
    事实上从中共现任领导人来看,他们也并不缺乏对民主价值的认识,不存在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民主目标的怀疑。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2004年在法国国民议会演讲时说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先生在2005年12月1日接受《费加罗报》访谈时说:“请你记住两点,第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开放、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障,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从中共历史与今天的领导来看,对民主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目标,不应该有什么争议。然而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今天成为争议,其中看来不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现实利益问题。应该说中国今天对民主目标的争议,本质上说是沿袭前例与推进改革的争论,是维护既得利益和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跟追问社会不公而努力恢复社会正义的改革之间的争议,也是要民主还是要专制的争议。虽然这种争议以质疑民主的形式披戴着不同的头饰,假扮出理论的争执,通过混淆目标来阻止路径的探讨,但最终必是以维护现有制度、保障既得利益为旨归。所以今天中国何去何从的目标问题是个伪命题!是为饭碗与私囊而恐惧社会变革、阻止社会走向文明的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狗急跳墙制造出来的争论。中国应该、也必将走向宪政民主,这是早已为中外历史所证明的,是不容置疑的目标!
    
    从中国早已明确的目标却一再引起争论的事实,我们看到中国走向民主所面临的阻扰,从而知道中国实现民主路径的艰巨。也就是说中国民主问题不是个目标问题,而是个路径问题。
    
    三、路径的核心是力量
    
    从民主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目标这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争论,我们可以看出实现目标路径的艰难。实现目标的路径,在今天我认为根本上就是个力量凝聚的问题。在理论的争论成为一种掩盖实质利益诉求的装饰时,如果仍然将理论的澄清作为中国启动民主改革的航标,那显然正中既得利益者混淆视听、阻碍改革的下怀。中国今天无论民间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对社会不公而引起的对权力监督的愿望可说非常强烈,对腐化的痛恨直接引导他们对民主的向往。在中国经济畸形掠夺式的发展下,带来普通公民权利被权贵广泛的侵害,形成农民无地种、工人无岗上、居民无房住、病者无钱医、学龄无钱上、环境受污染、资源被榨干的社会极端不公现象。在这种不是流血、胜似流血的残酷现实面前,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深感这个社会因权力垄断而带来的灾难。寻求一种可以制约权力、监督权力、让社会回归公正的民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面对这种共识,只有那些对百姓敲骨吸髓的权贵集团及其代言人,才会漠视民意,为了一已之私、一伙之利而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仍然对中国民主目标说三道四。面对这些吸血成性之徒,光靠说理是不够的。中国民主力量必须充分凝结,只有足够强大的民主力量,才能最终走出实现民主的路径。
    
    应该说中国今天不仅仅有广泛的民间追求民主的基础,也应该具有推行民主改革的社会现实条件,毕竟大的灾难还没有最终引爆,社会还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中共这时还能主动推动改革,人心还可以得到凝聚,天下百姓还有一定的忍耐与等待时间。相反如果再一味拖延,或为那些伪装的对民主目标的质疑争议所困扰,患得患失,那么灾难随时都可能发生,到那时形势将不可收拾,社会将玉石俱焚,中华民族又一次错失和平走向文明的良机,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中国今天民主改革的时机不仅是已经成熟,简直是熟透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今天还有学者因为谈论民主而遭到围攻,可见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多么的卑鄙与反动!当然,面对极权政体下的官僚集团,他们受制于人性的罪恶,也深陷于制度性犯罪的泥淖中,指望他们主动改革、推进民主显然是痴心妄想。当然我们不排除极权体制中一批良知人士如俞可平、谢韬等等对民主的呼求,也不排除胡温对民主的向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一个极权统治团伙的捆绑下,任何个体不管他理论多高,或是权势多重,都很难挣脱出来,独撑改革大旗。所以面对这种对民主体制性的抗拒,中国任何向往文明、期盼社会长治久安、祈愿民族幸福昌盛的人,愿意做一个有尊严与自由的现代公民的人,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为推进中国民主而出力献策,为结束极权统治而奋勇拼搏。可以说中国今天民主的脚步有多大,取决于中国民主抗争的力量有多大。
    
    在民主的旗帜下不分体制内外,不分官场民间,不分学商工农,一切追求民主者都是同盟,一切致力民主推进者都是社会的进步力量。通过最广泛的团结,将一切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权贵集团推倒。一个民主、自由、文明、富强的新中国将会真正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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