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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德里达的Differance角色--《美国阅读》选摘之一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21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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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当年的萨特是从“虚无”中崛起的一样,德里达从他的“Differance” 角色开始他的思想家生涯。这是德里达相对于区别(“Difference”)虚拟出来的一个概念。 (博讯 boxun.com)

    
    
    
    区别是相对于不区别,区别既肯定时间的区分性,过去、现时、未来;区别也肯定主体或者说个体在空间上的可辨性。需要指出的是,当主体(此在)将自身与其他主体(他在)区分开来的时候,也就是关注主体间性的时候,那么主体自身在时间上的延续性则是统一的,或者统一在主体的过去时性上,比如主体与对方在过去的交往或者交往的历史;或者统一在主体的现时性上,即彼此交往的状态是现时的、当下的;或者统一在主体的未来时性上,即彼此在将来有交往的可能。相反,假如区分是在时间意义上的区分,那么主体间性就可能是关闭的,主体进入的是自身在时间向度上的存在可能性,空间对于主体来说,只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展示存在的意义的心境。这即是说,区别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二个维度上同时进行,就像量子力学中的测不准定律一样。
    
    
    
    就这两种不同的区别而言,海德格尔关注的是时间向度上的存在,他的论著十分明确地标明是《存在与时间》;而胡塞尔关注的则是存在主体(海德格尔叫做“作为此在的我们”)在生存空间里的主体间性,按照他《几何学起源》一著的论说。作一个物理学上的比方,海德格尔所关注的是时间状态里的存在,就好比是存在波,胡塞尔所关注的在共时空间里的存在,就好比是存在粒子。虽然时间和空间是可以转换的,但波的状态和粒子的形态却是不能混淆的。时间是不能以粒子的方式出现的,即便是音乐中的停顿,也是波状的,而不是粒子状的。同样,共时的、当下空间里的此在,也有不容波化的实在性。个体的此在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符号,才是共在的一个份子,才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绝对孤立的个体是相当鲜见的个案,对此在个体的零点假设也通常只能是假设,但那样的假设恰恰是十分必要的。那样的假设不仅是对此在个体走向存在可能性的保证,也是对此在个体在生存权利上的确认。
    
    
    
    假如可以把海德格尔和胡塞尔分别在时间和空间向度上的论说,作为二种相关、相交却又不相同的语境的话,那么德里达则以混用这二种语境的手法,虚构出他的“Differance”角色。面对胡塞尔的时候,他的“Differance”角色所扮演的是海德格尔的时间波,以波的状态否定此在或者说主体的个体性,即存在的粒子性。而他转身面对海德格尔的时候,他的“Differance”角色又反过来扮演类似于萨特的虚无那样的角色,以空间上的不在场(absence)姿态,否定现时的自明性(self-evidence),否定现时的显现性(presence)。至于他的“Differance”究竟是什么?德里达惶顾左右而言他,从来不作明确的界定和解释。因为事实上,从被科学实验所证实了测不准定律和波粒二像性来说,德里达的“Differance” 角色是根本不可能作为一种有意味的角色(形式)而存在的,纯粹是出自德里达的杜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理论都是相当清楚,相当明确的,可以自圆其说的,而德里达的理论却是模棱两可的,含糊其辞的,不可能自圆其说的。但他并不担心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因为他正好籍此指鹿为马、指马为鹿。假如你说他是这个意思,他说他是那个意思;假如你说他是那个意思,他又说是这个意思。恢恢乎,游刃有余。最后迫使人们只好将他的杜撰以及由此造成的混乱,从晦涩读成艰深、再从艰深读成深刻。
    
    
    
    德里达所杜撰的“Differance”,让人想起在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之前,科学家们纷纷猜测不己的“以太”说。以太也是人们杜撰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虽然最终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从而烟消云散,但它毕竟在现代物理学超越经典物理学的历程上起过积极作用。但德里达的“Differance”,却除了对德里达本人有意义,对于存在论的探讨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味。因为德里达的这个杜撰不是哲学家的方式,而是文学家的虚构。这样的杜撰只有在小说、戏剧、电影里有意义,尤其是在法国荒诞派戏剧里,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角色。但一旦进入现象学、语言学等等的人文科学,德里达的杜撰不是一种搞笑式的怀疑论,就是一种处心积虑的话语策略。
    
    
    
    德里达并不回避自己的策略家形象,并且在有关语言的论说中,公开提出要以策略的方式,解构已有的语言、哲学、理性、观念、思想、公理等等。德里达虽然喜欢游移在他人的学说中,寻找他自己的出击机会,并且把话说得模棱两可,莫衷一是,但他毕竟不是没有目的,没有所图的。他没有能力像海德格尔和胡塞尔那样、甚至像他的法国同胞列维-斯特劳斯那样,踏踏实实地建立自己的学说,但他却有抢占精神制高点、夺取话语权力的野心。正是他的野心,使他无法仅仅停留在一个怀疑论者的定位上,而是要向学界和思想界发起他的冲锋,就是当年法国大革命时的革命者进攻巴士底狱一样。当然,法国大革命确实是革命,而德里达的解构更像是思想文化上的暴动,并且还带有暴动者在所难免的洋洋自得:什么什么已经死亡了。那样的口气,很像当年俄国暴动者所作的宣布:尼古拉二世已经被枪毙了。
    
    
    
    说实在的,假如德里达能够仅止于怀疑,可能比他力图借助他人的学说杜撰自己的学说要精彩得多。因为德里达的学说、假如能够称之为学说的话、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保留怀疑的权利,体现思想的自由和实现自由的思想。但德里达的野心使他不满足于仅此而已,从而把他的“Differance”角色塞进了人文学科的各种领域,进一步杜撰出了他以“Differance”为基石的解构主义理论。
    
    
    
    相信有人会有兴趣以正本清源的方式逐步逐步地、仔细而全面地清理德里达的“Differance” 理论,这里想要指出的不过是,德里达自己承认过的、他的整个学说的寄生性。他承认说,他的工作,假如没有考虑到海德格尔的问题、假如没有对海德格尔称之为 “在与在者”等的差异,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德里达所利用的岂止只是一个海德格尔?假如除去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其他现象学著家和结构主义的众多论说,德里达的学说还剩下什么?怀疑?解构?怀疑什么?解构什么?怀疑过后他会不会摇身一变、变成他怀疑过的对象?解构过后他会不会出尔反尔地成为被他所解构的主义?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如同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要真正弄明白他在说些什么,并不在于认真读懂他的书,而在于读懂他所反对、他所要解构的那些思想家们的著作。把德里达所要解构的那些论著一本一本地读清楚了,不读德里达也可以知道德里达是怎么一回事了。说起来很简单,别人说东,你就道西;别人道西,你就说东。假如别人把东和西全都说了,你就说这不是东西。听上去非常无赖,但这就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学说。假如你不想读德里达想解构的论著,你只想读德里达一个人的书,那么也很简单,从德里达最新近的文章读起。注意他当下在说些什么,再联系他以前是怎么说的。这就好比要解构一条蛇,不能从头上抓起,而应该抓住其尾巴,然后再抖一抖。
    
    
    
    虽然德里达在思想上是从他的“Differance”角色起家的,但阅读德里达的最好方法,却不是从他早年的《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引论》读起,而倒过来,从他在2003年所发表的那篇《首先在核心欧洲捍卫一种共同的外交政策》读起,那样才能读出他“Differance”角色的真相。
    
    
    
    经过二十世纪之后,人们对于社会性的暴动已经知根知底了,但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的暴动,却还相当陌生。当年萨特崛起的时候,其如日中天的气势,与早先那个乌托邦理论从西方的精神云天里空降到东方的悲惨世界里的情形,是何其的相似?虽然理论不一,但同样的对青年人特别有魅力,而且不分东西,大家一起盲从。历史虽然已经翻过了那一页,可是又以另一种方式再度重演。而且无巧不成书,如今的德里达理论,最容易俘获的,依然是年青人,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莘莘学子。其中有些学子对德里达狂热到了令人想起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形。虽然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虔诚,不过是赶个时髦而已,就像刚刚省事的青少年喜欢抽烟一样,但那种抽烟的架子却也端得有模有样。曾经碰到过一个德里达的信奉者,在美国的大学里得了文学博士学位的读书人,平时为人温良恭俭让,而且博览群书。但就是不能深入谈论人文话题。因为他居然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随便哪个中学生都可以写出来。
    
    
    
    此君此言,并非故作高深,而是解构主义的经典话语。假如把莎士比亚剧作中的所有意义通通解构掉的话,那么剩下的不过是一堆毫无意义的文法和文辞之类的言语,确实是一般中学生都可以抵达的。这就好比拿破仑穿的那件制服,戴的那顶帽子,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穿,都可以带的。假如可以把拿破仑作为一种意义解构掉的话,那么随便什么人穿上那样的制服、戴上那样的帽子,都具有了拿破仑的模样。以此类推,结果当然是随便哪个中学生都可以写出莎士比亚那样的剧本。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其实并不是没有针对性的解构主义,而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一种语言暴动,而且专门用来解构“思想的历史”、“意义的历史”、“精神的历史”。除了具有物质性的存在者(事物),所有精神性的存在,几乎都在德里达的解构范围之内。德里达的解构不仅是无神论的,也不啻是非精神的,而且还是反对唯心、承认唯物的。因为物质是德里达所解构不了的,而且也是他不想解构的。比如,德里达不会解构吃、穿、住、行,不会把厨房当厕所,把厕所当厨房。德里达也不会不在乎他每个月的收入,他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此他不会解构诸如此类跟物质相关的实际利益和生存条件。
    
    
    
    德里达最解构不了的,也许当数9·11那样的攻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无法面对那样的劫持者,告诉他们说,这样的攻击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说的只是,他不承认精神是有意义的,他只承认指着脑袋的枪、或者马上就要爆炸的炸弹是有意义的。他还能够说的是,他愿意承认这样的劫持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会造成人在物质意义上的消失。精神是可以不承认的,但物质却是不能不承认的。如此等等。
    
    如此假设,并非有意要让德里达难堪,而是德里达对精神的痛恨,令人无法不想起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那类说法。正如声称上帝死了,会导致暴君的乘虚而入;对历史的精神意义的否认,同样会导向对暴力的承认、或者不得不承认。不管德里达如何标榜他的解构,骨子里却跟过去唯物论对唯心论的批判没有什么两样。作为个案的德里达,与另一个相类的个案,是有共振性的。
    
    
    
    德里达对点的否认,对存在之点在空间里的实在性的否定,不仅表明他茫然于此在在空间里的粒子性,而且茫然于粒子之间的磁场效应。个体的此在与此在之间,不仅具有主体间性,而且还具有主体之间的生存之场和存在之场。场是点的扩展和放大,点是场的缩影和浓缩。这样的共振关系,可以是有关联的,也可能是没有关联的。后者即是荣格和泡利合作研究过的同步共振,英文叫做“synchronicity”。正如作为点的粒子在平面上的扩展是一个圆,在多维的时空里的扩展就是一个场。场是一个高维的时空所在。爱因斯坦晚年致力于的统一场论,最后没能成功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维度的局限上。场的多维性,是无法在某一个维度上被统一的。顺便说一句,在一个高维的场内,时间的多维性通常是经由空间的多维性展现出来的。
    
    
    
    相对于存在的丰富性和多维性,以逻辑为基本方式的思维却是不断重复的。因为逻辑的基点在于对平面几何的抽象。逻辑不仅是线性的,而且是低维的。逻辑思维可以画出一个圆圈,却无法显示一个空间,更无法标画出高维的时空。在语言的层面上,用逻辑解构逻辑的结果,只能是在一个相同的平面上重复以往的话语。德里达的思维再异向,最后也只能诉诸同向的书写。德里达用拼音文字解构拼音文字的声音和意义连同其逻辑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努力,就像企图抓住自己的头发飞上天空一样的徒然。但这恰好又成为德里达使用解构策略的一个机会。
    
    
    
    德里达利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有关书写先于语言的阐说,再利用卢梭有关文字是语言的补充的说法,将书写与说的关系推到一个极端,叫做“avant la lettre”,亦即比文字更纯粹的“前卫文字”,或者说胡涂乱抹。一般说来,假如这样的“前卫文字”可以成立的话,那只能是无意识的显现,但德里达说,不,这是有意识的区域。“avant la lettre”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区域,先于文字,先于字母存在,并且又是被不断重叠的“avant la lettre”所隐去了的,因此是看不见的、最为原始的书写。不要以为这真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按照德里达的逻辑推理,假如他承认他在使用的是逻辑思维的话,那么这个最为原始的书写,这个连德里达本人都未必说得清楚的“avant la lettre”,实际上却是德里达自己的书写,德里达本人在语言上的“avant la lettre”姿态。德里达以他的这个“avant la lettre”为支点,撬动了整个语言哲学和整个思想界。
    
    
    
    假如要给德里达作历史定位的话,那么这是个西方思想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策略家和阴谋家。此人的专长不在于创造出什么,还在于善于将他人的劳动转化为自己的买卖。德里达利用拼音文字的线性逻辑、平面思维和时间记录等等局限性,利用任何一种逻辑思考都可以找出与此相反的表述、就像光的投影势必会留下阴影一样,表演他的逻辑魔术。德里达对着光线强调阴影,对着阴影强调光照;对着显学强调隐学,对着现象学强调心理学,对着心理学强调现象学;对着胡塞尔说海德格尔,对着海德格尔说弗洛伊德,如此等等,借力打力,籍此击彼。德里达坚信,不管他的杜撰有多么荒谬,只要他坚持到底,就会成为真理。
    
    
    
    对于如此这般的论说策略,在同样的思维平面上,使用同样的语言逻辑,确实会陷入其中的圈套,仿佛走进了一个语言、文字、逻辑、思维的迷宫。幸亏这世界上的文字和思维并不仅仅是拼音文字和相对应的逻辑思维,还有与象形文字相应的直观思维。拼音文字由于来自听,来自声音,因此是时间性的,只能在平面上展开而无以直立的;而象形文字却由于来自看,来自图像,因此是空间性的,可以在形象上展开从而可以直立的,可以直观的。以直观的思维方式观照德里达的逻辑魔术,就像在高处、或者在空中俯瞰地面上的迷宫,整个游戏,一目了然,而且简单得就像是左手和右手的相握和相交。这就好比光是听,听不出水是如何流的;但只要睁开眼睛一看,水流的走向就非常清楚了。
    
    
    
    拼音文字和逻辑思维,在科学方式和技术文明上,具有象形文字和直观思维无以抵达的功能。这样的文字和这样的思维,造成了思辨哲学的高度发达,带来了西方文明的辉煌和比之于东方文明的领先。不过,一旦思辨的哲学开始走向其极端的尽头,直观就有了实在的意义。海德格尔对《道德经》的兴趣,确实不是偶然的。维特根斯坦在语言哲学上的直观倾向,也不是偶然的。从二位哲学家向前跨一步,就是东方式的直观思维和形象逻辑。他们二位的学说,可能是从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之间的一种联接,一种桥梁。相比之下,胡塞尔以及其他结构主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思维方式更接近毕达哥拉斯开创的逻辑传统。但不管这两类哲学家如何不一样,他们的著述都是建设性的,都具有各自的建树和独创性。在他们的理论面前,不管认同与否,都会让人产生敬意。尤其是他们的认真、严肃,他们在精神创造上的诚实和专注,不论成就高下,全都令人尊敬。
    
    
    
    相比于这些思想家的踏实、有的甚至甘愿默默无闻,功于心计的德里达如愿以偿地风行一时。然而,德里达最终会成为过眼烟云,更不会得到同行的尊敬。他的解构策略,让人想起的是中国人《三国演义》小说里的阴谋诡计。相比于过去那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自信和自尊,德里达的“Differance” 角色出演的不过是一幕喜剧罢了。将德里达的所有论著加起来,都抵不上他的法国同行列维-斯特劳斯的一本《野性思维》有价值。斯特劳斯此著不仅有开创性,而且有历史性。德里达的所谓解构策略,不过是思想文化上的一种投机。平心而论,这样的投机,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法国思想界,德里达倒并非是始作俑者。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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