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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飞将军孙元良:竟是贪财好色逃跑出名/玄铁无锋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9日 转载)
    作者: 玄铁无锋
    
     在举国上下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目前唯一“健在”的黄埔一期生,台湾著名影星秦汉的老爸,著名的“飞将军”孙元良,“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广大人民群众:“说国军消极抗战天理何在!” (博讯 boxun.com)

    
     先来看看飞将军对自己的吹捧(见胡志伟采访孙元良的记录)。
    
     “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六百四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好一个“置个人生死于度外”!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飞将军的“功绩”吧:
    
     1. 东征陈炯明,飞将军贪功己有
    
     民国14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惠州守将杨坤如见坚守无望,不战而降【1】。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各种版本的战史都记载,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时任第4团3连连长的陈明仁在团长刘尧宸牺牲的情况下,高举军旗率领该连最先登上城头【2】。孙元良时任第2团第1营1连连长,离城头还远着呢。孙元良乘着现在见证人都去世了,贪功为己有,羞也不羞!
    
     至于他吹嘘的因“功”升任炮兵营长,那是1928年蒋介石资助孙元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镀金深造回国后的事情(这是下面要介绍的段子)。其实用点脑子都能想出来,炮兵这种技术兵种,会随随便便让冲锋陷阵的步兵去干?还一干就是营长?东征时的炮兵连长是陈诚呢。
    
     2. 北伐孙传芳,飞将军因祸得福【3】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4、5】,可谓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原来蒋介石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元良忠心耿耿,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顺便说说“黄马褂”,要知道黄埔一期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黄埔三杰”中的两个都是共产党员呢)。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寒了黄埔同学的心呢。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3. “一•二八”抗战,飞将军“成仁”未果
    
     1932年初,日军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九•一八”事变的视线,在上海炮制了“日僧被殴事件”,随即于1月28日深夜对闸北中国守军发动进攻,驻上海的19路军奋起反击。随着战争的扩大,中日双方纷纷增兵。孙元良所在的87师(1931年底由警卫第1师改编)作为拱卫京畿的精锐部队,和88师一起被编成第5军(还加强了中央教导总队一部,以及宋子文的税警总团一部),在2月初投入战斗。
    
     孙元良259旅作为师预备队,在中国军队于2月22日下午发动的反突击中,从庙行镇方向突破日军侧翼,协同友军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企图。此役是“一•二八”抗战中我军最辉煌的战绩,87、88两个精锐德式师也打出了赫赫威名。
    
     2月25日,日军集中兵力猛攻87师阵地,87师工事全毁,伤亡惨重,不支而退。19路军以61师和78师增援,将立足未稳的日军击退。
    
     2月29日,日军第二批援军11师团抵达,日军随即以优势兵力和火力发起全面攻击。19路军和第5军兵力捉襟见肘,蒋鼎文不得不于当夜21时下令全线撤退。
    
     3月3日子夜,259旅517团由庙行行抵娄塘附近宿营。忽然千余日军,自浏河猛扑而来。517团各前哨阵地陷入重围,死战不退。上午8时许,日军主力约4000人赶到,形势岌岌可危。10时,孙元良赶到517团团部指挥,督令所部必须顽强抵抗。第5军军长张治中闻讯后一面急令驻蓬阆镇的独立旅第1团迅速增援,一面令位于太仓的261旅前出掩护259旅左翼,并令嘉定的88师固守嘉定城,屏障259旅的右翼。至下午15时,日军攻势更盛,517团阵地多处被突破。孙元良亲书一封,命人急送张治中:“517团现受日军包围,团长失踪。职拟在葛隆镇殉职。钱门塘将有危险,请军长火速转移。”张治中接信后,电话严令孙元良坚持至日落援军到达。16时,援军独立旅第1团到达葛隆,迅即控制最后抵抗线,并向前线增援。此时517团左翼阵地也被突破,团长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发起冲击,日军竟然挡不住这一支疲兵的决死冲击,向后退去,娄塘镇之危遂解。517团残部一直杀到外冈与88师会合,后经昆山转赴新阵地【9】。孙元良以战功获“宝鼎勋章”。
    
     4. 转战南中国,飞将军贪财好色
    
     “一•二八”抗战后,损失惨重的几个德式师回到后方整编。当年秋天孙元良调任88师副师长,驻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吴懿辉。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与昔日并肩抗日的19路军兵戎相见。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88师师长。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入川,驻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亦甚好打猎,但极其厌赌【11】,故88师在四川的军纪尚可【12】。
     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孙元良的88师重新移防无锡、江阴。1937年8月12日,88师经过紧急铁运抵达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8师作为德式师主力之一,首当其冲冲在了最前面。国难当头,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可惜由于整个战役战术的失误,迟迟未能攻下日军阵地。反而是日军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随着日军的增援,国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在这僵持状态下,孙元良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财政部为88师拨了26万元国防工事费。不过闸北有的是仓库、钢铁,以及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空屋。孙部就地取材修筑工事,未花分文。所拨经费基本落入孙元良的腰包。结果由于??兵往往未见敌寇一面,就在这劣质工事中葬身于日寇炮火之下【11】。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3】: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姿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5. 淞沪大转进,飞将军灵光突现
    
     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下令“转进”。由于指挥混乱,通信手段低下,“转进”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本来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作为坚守闸北,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就战场实际状况具陈己见,不主张作无谓牺牲,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择要固守一两个据点,掩护大军撤退【15】。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于是孙元良把守卫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所部524团1营,这才有了该团团副谢晋元请缨率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16】。
    
     孙元良因功升为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后又得授国民政府云麾勋章。
    
     不过,孙部从上海撤退时,花了整整一夜沿着租界转了半圈,由闸北至沪西新泾。恰好英军守卫的日本丰田纱厂人去楼空,抛下几千大包日本棉纱,自然成了孙部的战利品。孙元良派出几十辆卡车,还有小火轮,将其全部抢运到苏锡常抛售,全师从上到下又是大大发了一笔。孙元良此时可谓既升官又发财啊【11】。
    
     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11】。
    
     6. 南京保卫战,“飞将军”本色再现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孙元良到南京后,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庙听戏嫖妓,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13】
    
     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8】。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葛天回忆:“(吴求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他告诉我见机行事,……就失了联络……’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13】”另外一说,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躲入南京青楼之中【17】。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18】: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拉贝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权威学者经盛鸿教授称,侵华日军屠城时,拉贝不仅救下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许多抗日勇士和抗日将领也得到拉贝先生的保护。今日的拉贝故居,当年曾是许多中国受伤军人的养伤之处。
    
     经盛鸿介绍说,当年日军得知国民党陆军某野战救护军官金诵盘藏身南京某难民营时,特下达了通缉令。拉贝获悉后,抢在日军之前将金安排到美国大使馆暂住,然后再转移到金陵大学教授宿舍,最终使金逃过日军的屠刀;而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15】
    
     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不知道苟延残喘至今的飞将军,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惨死的袍泽。
    
     7. 淡出军界,飞将军抱得美人归
    
     1938年3月,孙元良辗转到达武汉。“……从报纸上发表孙元良到汉口的消息后,就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愤怒。……有上海南京一带逃难到武汉的人民控诉孙在上海抢劫棉纱书籍,在苏州无锡等地抢劫商店的物资,以及强奸上海学生代表等等;第二,有88师264旅旅长廖龄奇为首的以全体官兵名义电请蒋介石枪毙孙元良,指出他在平时克扣军饷……;第三,有宋子文、陈诚等,他们过去同孙有矛盾,也利用这个机会控告孙在京沪一带抢劫棉纱汽油机器的等等罪行。”【13】
    
     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下令将这位“得意门生”囚禁在军法执行总监部,其72军军长职务也被撤销。孙曾在狱中日记中写道:“此事解决后,若再沉迷于军政界中,若蛆之钻粪不知其臭,则真不可救药矣。”颇有痛定思痛、大彻大悟的味道【10】。
    
     1938年5月11日,军法执行总监部对上级呈出了一个签呈,经调查清楚后,表明孙元良“安全无罪”。5月14日孙元良出狱。出狱后,孙元良被派到珞珈山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任党政训练班副主任。1938年7月17日,孙元良调任第10军团副军团长,驻江西清江。8月25日,他从江西到长沙,接到成都电报,惊悉其妻吴懿辉于8月18日在家中病逝【12】。
    
     受到这些连续打击,孙元良思想上愈发消极起来,想逃避现实;另一方面又积极的想重新从事学问,另图报国之道。9月14日,在汉口通过友好警察局方仲文局长,办了一份国民身份的护照,姓名是“孙远畦”,职业是实业界(民生航业公司职员),其叔父四川军阀孙震又送他一笔十万大洋旅费。孙元良便于1939年2月3日从香港乘航威尼斯的意国轮船康提维第号出国,赴英、法、德、意等欧洲各国游历考察【12】。
    
     “孙元良到伦敦后冷静下来,长日读书与思考,学问不无进境。由于他性格诚实坚毅,与我外交部驻英大使馆各级官员相处融洽,而使馆人员知道他在上海抗日战争中,享有一定声名,学识渊博,抱负不凡,都愿意与他交往。了解到他尚未续弦,便与之作媒,介绍龙武官女儿龙华藻女士。龙华藻女士性行淑均,志趣高雅,精通文学,并擅长美术绘画。二人一见倾心,情投意合,便结了婚。”【12】
    
     1939年冬天,孙元良偕同新夫人归国后,谒见蒋介石却被痛骂,只因其出国走的是他川军叔父的路子。后辗转相求找到张治中,才弄到一个位子,被派到成都中央军校任高等教育班第7期中将主任。【11】
    
     1943年,孙元良调任第19集团军副总司令,9月任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隶属第一战区。1944年7月经汤恩伯举荐兼任第29军军长【6】。
    
     8. 重振旗鼓,飞将军痛打落水狗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会战。此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还抵抗了一阵,基本就是一溃千里。日军兵锋甚至直指离陪都重庆只有100多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所部29军91师在严令下正火速驰援(顺便说一句,那个采访记录中孙部长途调动的里程自己加起来都对不上,不知道是飞将军自己老糊涂呢,还是胡大作家算术没学好)。11月30日夜,91师搜索部队与日军前锋遭遇。12月1日,91师在美机配合下,依托黑石关、白蜡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日军13师团步兵104联队(后有山炮兵19联队一部加强)【19、20】。
    
     日军104联队于是以第1大队迂回,于次日进入独山。独山守军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望风而逃。12月2日,日军步兵104联队“未料到第1大队11时30分即已冲进独山。海福联队长和野野山参谋一时真假难辨,直到?快,还不如说国军溃退太快。12月3日中午,日军104联队主力转向进入独山,工兵13联队也随后进入。
    
     当天日军第11军接到报告后,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而104联队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反之国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占有制空权。于是命令第3、第18师团按计划“反转”。日军独山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申请拒绝反转,主张挺进贵阳,后在野野山参谋说服下作罢。随后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并破坏了独山附近的所有设施、工厂和军需物资,于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19】。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日军是主动撤退【21】。
    
     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11】。以此“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奋勇”向前,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还得而复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21】。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常镇地区警备司令,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扩充力量,孙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任上嗜好跳舞,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唯禁烟甚力。【10、11】
    
     9. 徐蚌大会战,飞将军全身而退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与川军原无大的瓜葛,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16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仗着蒋、孙两大背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甚至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尽数装入私囊【10】。
    
     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10】
    
     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开始不久,孙元良16兵团第99军被配属在蚌埠布防,兵团主力奉调移师宿县,防守徐州后方。随即被迫再次北上救援黄伯韬兵团。结果宿县也被中野三纵攻占,津浦线被彻底切断。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全歼。
    
     此时黄维12兵团还在东进,妄图夺取宿县。黄维兵团拥有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可是中野已经给他设下了大口袋,用几乎同等兵力,将其包围在双堆集。
    
     国军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孙元良指令16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令曾配属过快速纵队的125师掩护兵团部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24】。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
    
     可是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10】
    
     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16兵团了。对比之下,“长腿将军”刘峙只能自愧不如,恐怕只有清末长跑名将叶公志超才能比拟。
    
     10. “保卫”大西南,飞将军无力回天
    
     1949年16兵团重建,孙元良仍任司令。不久移师四川万县整补。我二野向重庆进军,16兵团匆忙逃至绵阳、广汉地区。
    
     我地下党希望争取孙震、孙元良叔侄起义。孙震因家属都在台湾,于12月18日飞离成都逃至台湾。16兵团下属军官于22日通电起义,孙元良不得不逃往成都,随即飞赴台湾。
    
     逃台后,落下“逃跑将军”恶名的孙元良也被蒋弃之不用,精神郁闷地过着隐居生活。七十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为谋生计曾自办开设了一个名曰“天福园”的面食店。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瑞祥针织公司当董事长。闲来无事,还著书立传,写有个人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还是北大读过预科呢,居然长度单位和时间单位混用)和《世界军事史》等书,聊以自慰【5、10】。
    
     有人赠孙言:“成功虽无把握,逃跑却有决心!”
    
    
     参考文献:
     1. 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第1版
     2.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精选(第五册)》82-120页,《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
     3. 张庆军、孟国祥编著,《民国司法黑幕》,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4. 威厚杰、刘顺发、王楠著,《国民革命军沿革实录》,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5. 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6. 刘国铭主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
     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版
     8. 郭汝槐、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9. 光亭,铁血虎贲德式师,《突击》第8、9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0. 网络资料:飞将军孙元良二三事
     11. 卢畏三,孙元良其人,《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3辑》,112-123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年第1版
     12. 恪敬,抗日战争中的孙元良将军,《金牛文史资料选辑
     第5辑》173-182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都市金牛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1988年第1版
     13. 葛天,我所知道的孙元良,《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第19卷》,460-470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版
     1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八一三淞沪抗战》编审组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
     15. 孙元良著,《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台北世界出版社,1974年2月第2版
     16. 刘平、胡玉龙,八百壮士抗日蒙难记,《党史博采》,1997年第7期22-24页
     17. 石开家,孙元良逃生记,《文史精华》,1997年第3期41-45页
     18. 军魁、黄益、瑞锴,当年中国军民救护所 南京拉贝故居破败不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 2005年07月19日第2版
     19.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三•广西作战(下)》,中华书局,1985年2月第1版
     20. 二十九军孙元良部黔南战役战斗要报,918爱国网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粤桂黔滇抗战》编写组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粤桂黔滇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22. 司马戡,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兵团,《征程纪事》,2004年第1期
     23. 刘统编著,《解放战争历史纪实•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2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淮海战役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
    
    
    孙元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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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元良 (1904年—2007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曾先后参与了北伐、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重大历史事件。
    
    孙元良籍贯四川成都。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子孙祥钟,是台湾电影明星,艺名秦汉。
    
    
    [编辑] 年表
    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早年在私塾就学。
    
    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
    
    1924年,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东征、北伐。
    
    192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
    
    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4年,参与国共内战初期之将乐战斗等战斗。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以四行仓库为据点驻守抗战,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国军524团团附谢晋元。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振奋全国军民士气。此战后获云麾勋章,升任第72军军长。
    
    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指挥72军防守光华门一带,辖下88师伤亡惨重,包括两员旅长,三员团长,十一员营长,连排长十分之八。此战后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四十二天。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1944年率29军自河南到贵州将日军赶出距重庆一百余公里的独山,收复南丹等地,使日军退出贵州;解陪都之危,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先后任首都南京附近常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内战爆发后,任第16兵团总司令。
    
    1948年11月,率兵团参加徐蚌会战。在遭到华东野战军包围后,于12月6日自行突围,所部多数被歼灭。
    
    1949年任16兵团司令驻守四川,因下属军官通电投共,飞往台湾,不久后就办理退役。
    
    2007年5月25日,因器官衰竭,在台湾逝世,享寿一百零三岁,同时也是最后一位过世的黄埔一期学生。
    
    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回忆录)、《世界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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