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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富锦农地的鹿鼎记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14日 来稿)
    
    金庸故事之韦小宝官封鹿鼎山公爵、抚远大将军,地理背景就在佳木斯的富锦、同江、抚远。满洲事变九一八,这里的难民们涌入关内,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六十年前,中共在此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伪称“东北民主联军”,凭以与国府争雄。中共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们奔走于林海雪原,寻求农民们的支持,包括著名政客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李富春等。松花江航道上,小火轮源源不断运来苏俄军火。国民政府失北满则失满洲,失满洲则失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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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灭了满洲国,把满洲大地交给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农民们赖以刨食的耕地,也是国家的,党的书记可以随时制定政策,象拆猪圈一样拆掉他们的家,象挤牛奶一样挤出承包费。这能怪谁呢?实在不行了,再次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现在国家已经恩准或者强制这些农民转为非农业户口,或者说已经剥夺了这些农民务农的权利。无论从政治学或者社会学来说,他们都成了怪人:户籍显示他们是非农业户口的工人,但在城市里没有他们的住宅,无人能够雇用他们,他们的劳动技能就是务农,他们满脑袋的黑土渣,惟有挣扎着保持自己的农民习性,惟有再向国家租回自己的耕地。农民就像鹿一样,肥美而懦弱,任人宰割不敢反抗。他们赖以避寒的土坯房,在书记眼中是落后的应该拆迁的,让地给先进的开发区。
    
    不过我想,农民一旦离开土地就是难民,这在历史上不是好兆头。从秦末的陈胜吴广,到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都是因为农民离开土地之后,无所顾忌无所托庇,小股暴动汇合为流民起义,国家再也无法控制国民,惟有覆灭了事。最为骇人的要数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流民攻破洛阳,捕获皇叔福王朱常洛,把这个重达360斤的大胖子扔入鼎内,与梅花鹿同煮,名为福禄宴[吴伟业《鹿樵纪闻》]。
    
    也许我们可以乐观估计不会发生流民暴动,至少武装警察们拥有直升飞机、防暴坦克、催泪弹、机关枪,不像古代农民的锄头钉耙可以对抗官府的大刀长矛。不过,人心呢,不患贫惟患不均。当年农民们可以勒紧裤腰带支持共军打天下,现在还得勒紧裤腰带,看着书记们比福王朱常洵还要享福,会作何打算?那些投资千万上亿的奥运场馆,岂不是建立在农民的茅屋之上? _(博讯记者:草虾)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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