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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陪陈赓同志看大字报》的说明和补充/姚国祥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9日 来稿)
—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

    姚国祥

     《陪陈庸同志看大字报》这篇文章,是我在2005年2月写的。当时写这篇文章,主要是试图说明我对反右派运动的一些看法,试图强调我们应当吸取的沉痛教训。 (博讯 boxun.com)

    今年是开展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回过头来,看看这篇文章,觉得“言犹未尽”,需要作些说明和补充。

    事情还要从毛泽东主席的两次重要讲话说起。我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好像两次都是现场直播,后来又听了一次播放录音,毛泽东主席在两次讲话中,提出一些极其重要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还要长期存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

    “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以上均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 (以上见《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主席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所从来没有提出和解决过的重大问题。这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真正创新。

    必须指出,毛泽东主席的这两次讲话,后来正式发表,随着形势的变化,在内容上已经作了某些重大修正。在我的记忆里,毛泽东主席的现场讲话,更富有“放”的精神。“希望造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 ;采取“放”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见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

    还必须指出:关于发展人民民主,发展党内民主,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批评……毛泽东主席后来还讲过许多很好的意见。例如,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就说:“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可惜,许多事情的发展,并没有按照毛泽东主席所提出的正确方针、正确指导思想来实行。“事情正在起变化”。短短两三个月,“收”就代替了“放”,“大鸣大放”就遭到了“坚决反击”,……五十五万“右派分子”,成了数百万、数千万家庭的揪心之痛,成了我们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一场灾难。至于后来所说的什么“引蛇出洞”之类的奇谈怪论,更只是不能自圆其说的自圆其说罢了。

    不仅是这五十五万“右派分子”,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内划右派”。所谓“内划右派”,在正式出版物中从未提及,许多人也并不知情。但是,这种“内划右派”,实际上更加坑人。“内划右派”,是指那些已经具备“右派分子”条件,但出于“影响”,出于“指标”,不公开宣布,在内部掌握。由于本人并不了解已经划为“右派分子”,所以有时言行不注意检点,就很容易被抓住尾巴,在使用、待遇等方面都受到严重影响。“内划右派”的处境,比之于公开的“右派分子”,更为不妙。

    在反右倾斗争中,由于我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撤职降薪,下放农村劳动。1960年5月~1961年7月,在农村呆了十四个月。回市以后,在抚顺工学院工作了一年多。抚顺工学院下马之后,我到抚顺市六中担任校长。六中有一位美术教师(现在是全国知名的版画家、美术家),就是一个“内划右派”。我在工作中发现,这位老师工作勤奋、教学认真、学习刻苦,是一名好教师。每次教工开会,会前其他教工说话、闲唠,而他却手拿图画本,速写、素描,见缝插针。他的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但他却是一个“内划右派”,受到他所不了解的种种歧视。后来我力排“众议”,为他摘了“内划右派”,为他涨了工资。……不料,“文化大革命”后期,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天津美术出版社派人到抚顺来商调这位美术教师时,六中革委会主任仍然向他们介绍他是“内划右派”,这两个出版社先后扫兴而归。这位美术教师只知道出版社来商调未成,十分不解,就来问我究竟。当时我刚从无产阶级专政的“牛棚”出来,自身难保,但还是实实在在地告诉他;因为他曾经是“内划右派”。他听了以后,犹如一声惊雷,张目结舌,灰心失望,表示今后不能再从事美术工作了。我鼓励他说:总有雨过天晴、云开日出的时候,要相信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后来,这位美术教师坚定了信心,“文化大革命 ”之后,他是第一批被批准为教授的老师。他的美术作品,多次被发表在知名的美术刊物上,多次获奖,多次在日本、英国等国展出,并且被这些国家收藏,现在他已经退休移居大连,继续为培养美术人才辛勤耕耘。

    据我所知,不少“右派分子”,不少“内划右派”,不少“中右分子”,就没有这位美术教师这样幸运了。他们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或者“不自觉”地扣上了“内划右派”的帽子,“株连九族”,“永世不得翻身”,终身背负着沉重的“包袱”。

    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坚持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放”的方针,坚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来解决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者足戒,言者无罪”,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列宁说过,公开承认错误,认真检讨产生错误的原因,……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对于受到错误对待的“右派分子”、“内划右派”,对于其他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受到株连的家属、亲友,我们都应当公开赔礼道歉,亲切慰问,并且采取一些必要的补救措施。

    错误已经造成,时光不能倒流,重要的是要吸取教训。现在有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更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有时甚至明知错了,还蛮干到底。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事业,提出批评意见,在他们眼里,成了不受欢迎之人,甚至成了有罪之人。这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忘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群众的官老爷。在这里,我要再以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赠送给他们:“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批评。……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附《陪陈庸同志看大字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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