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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献给“六四”的成人礼-解决“六四”问题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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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6月03日 转载)
    
    作者:刘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更新时间:5/30/2007
     (博讯 boxun.com)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十八周年忌日了。十八年了,当年的青年学生已经步入成熟的中年;当年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已长大成人。但是,一方面,历史的伤口依然没有愈合,无辜亡灵和难属们仍然没有得到公正,政权那残破的合法性也无从修补;另一方面,枪声播下的仇恨种子,依然在萌动,挣扎着破土而出,为这个饱经忧患的国家增添动荡纷乱的隐忧。
    

朝野共识
    
    “六四”悲剧发生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很多政府官员)都认为:这个事件是一定会平反的。甚至中共的高级官员,包括当时的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在去世之前也说,“这是我们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中共老一辈高级将领张爱萍等一大批人,早就提议为“六四”平反;中共前副总理田纪云也曾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解决六四问题;“六四”镇压的核心决策者邓小平,似乎也不认为这场镇压有多少道义合法性。当年,他下令镇压主要是基于功利目的,即:要“维持20年稳定”。“六四”后不久,“六四”问题的定性就由“动乱”、“暴乱”改为“政治风波”,也反映了中共政权的道义劣势。
    
    十八年来,“六四”成了一种禁忌,从反面证明了中共政权的心虚气短。比如,“六四”后的几届领导人都对六四讳莫如深,在外交场合和回应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总是强调要向前看,要维护稳定。没有一个人理直气壮地强调镇压是合法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说认定“六四”镇压在道义上的非法性,是一种朝野共识,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提出反驳的理由。
    
    那么既然如此,“六四”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
    

执政党的忧虑
    
    “六四”性质太恶劣,后果太严重了。一个国家出动武装部队,开着坦克对上百万和平请愿的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造成至少2千人死亡,这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这是76年“四五”运动期间连“四人帮”都没有干出来的事情。执政党决策层担心,一旦公开平反“六四”,不但当年参与决策的领导人要被清算,甚至党的执政地位也会被动摇。一旦政权易手,特权集团的利益将化为乌有,国内政局可能陷于纷乱,国家和平发展的前途就毁于一旦了。因此,对“六四”只能实行鸵鸟政策,采取两个字的办法:一曰拖,二曰瞒。拖到何时算何时,能瞒多久瞒多久。
    
    我们不能不承认,执政党的考虑是有其现实性的,但却是一种短见。作为大国领导人,这样的政治“智慧”是令人遗憾的。试问,这么严重的历史事件能够长久拖下去、瞒下去么?拖得越久,瞒得越深,仇恨不能消解,最后的总爆发不是越剧烈么?
    

解决“六四”问题的一个支点
    
    笔者认为,任何思维都有盲点,执政当局的隐忧有其现实合理性,但是并不正确。以邓小平之睿智,当年也只敢说“保证二十年稳定”,因为他知道这个时间是暴力压制民心能够维持的最长时间。难道当朝衮衮诸公比邓小平更聪明?更有远见?现在,离邓小平所说的二十年还剩下两年时间,正是启动“六四”问题和平解决的最后时机。“六四”后去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先生也说,“‘六四’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要好,没出麻烦的时候解决比出了麻烦以后解决要好”。
    
    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平反六四的权威障碍邓小平已经去世,另一六四元凶李鹏,掌权时就臭名昭著,目前也已经离休五年。另一方面,经济高增长还能维持,社会稳定还能保持,民间权利意识普遍觉醒,开启政治改革为海内外所期待,所以,中共现政权已经有了解决历史欠账的好时机。如果不在目前局势尚有利的情况下主动着手解决“六四”问题,丧失了这个最后的机会,我们这个民族恐怕将万劫不复。
    
    其实,如果执政党主动解决“六四”问题,非但不会导致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反而会带来官民双赢的局面,既对得起死者和历史,也对得起子孙和未来。只要找到一个支点,和平解决“六四”问题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支点就是:司法。也就是说,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解决“六四”问题。
    
    首先,做出“六四”镇压的决策并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89学生运动由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去世引发,学生的口号是反官倒,要民主,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支持改革开放。并不存在什么反对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预谋和策划。后来对“六四”学生领袖和部分知识分子的审判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可以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和平请愿完全符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这样一个要求实行民主法制、反对腐败专制的和平请愿有什么法律依据进行镇压呢?
    
    历史的烟尘散去,真相渐渐显露。对学生请愿作出动乱定性的四•二六社论,实际上是李锡铭、陈希同蛊惑、欺骗邓小平做出的错误决策,而戒严、镇压则与李鹏、姚依林等人继续欺骗邓小平有绝对关系。而且,他们对邓到死都隐瞒坦克上街碾压学生、开枪滥杀无辜学生的消息。因此,这几个北京市和中央的领导人无疑应该对“六四”悲剧承担罪责,而不应该让整个党和政府给他们背包袱。根据当时或现有的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没有任何技术性障碍。可惜的是,前任领导人只敢对陈希同的贪腐问题进行审判,而对他“六四”期间谎报军情祸国殃民的更严重犯罪却不敢处理,岂不令人悲叹!
    
    其次,除了审判当年的责任人之外,现政府还要向全国人民赔礼道歉,还要对“六四”受难者进行国家赔偿,对“六四”期间的被捕判刑的学生领袖、知识分子和市民进行司法甄别。不是说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是有法必依,有错必纠么?我国的司法制度不是也有重审程序么?在否定四•二六社论,肯定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具体的个案进行重审甄别,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完全可以做到。
    

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六四”之后,很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流亡海外,构建民运组织,成为公开的反对派。这些人中,不乏将中共当成不共戴天的仇敌,逢共必反、逢华必反,必欲推翻而代之,清算而后快的激进分子;也有理性、温和、坚持当年政治理念,希望通过和平、法制手段推进民主进程、实现民主政治的现实派。前者有天下之志,却不以苍生为念。后者,虽没有那么宏伟的气势,却甘愿默默耕耘,积累社会演进的资源。后者中,在海外以王丹、胡平等学院派知识分子为代表;在国内,主要是以“天安门母亲”群体为代表。这是“六四”之后十八年,风云际会、大浪淘沙,历史老人留给未来中国最健康的力量,最明艳的希望。
    
    十八年来,“天安门母亲”群体一直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六四”问题。她们默默寻找“六四”受难者,每年两会期间都向全国人大提出动议,她们更提出“政治问题法律解决”的方案,要求成立“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公开真相,审判凶手,给死者以公道,给人民、历史和世界一个交代。“天安门母亲”的这些和平、理性、公义、仁爱的要求,虽然至今没有得到执政者的正面回应,但已经成为民间社会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一块坚实的基石,一面理性的旗帜。
    
    中共对国家的现实领导,中共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具有执政地位,绝非一种民意的自愿选择,而是一种中国式历史意志的结果。对于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文明国家,首先取决于执政党能否主动转行为现代政党。在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矛盾多发,热点、敏感问题层生,保持社会稳定需要牺牲一些公民权利,因此,执政者对社会进行严格控制、对敏感历史事件不愿触及,虽然可以维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但毕竟仅仅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一项长期的政策来贯彻。因为,现行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欠账和深层矛盾,绝非维持现行体制所能解决,而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以解决“六四”问题为契机来重建政权的合法性,为建立公民社会和实行民主政治提供良好的平台。而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政治的实现需要朝野互动,共同努力。历史的伤口需要平复,民间的积怨需要释放。中共诸君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远见和胸襟。不能为了某些特权阶层的利益,甚至为了几个具体的责任者而误国误民。
    
    北京作家余世存先生认为,中华民族是个长不大的类人孩,5000年来只盛产暴君、暴民,他们的眼里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仇恨。
    
    在“六四”十八周年的时候,但愿中国政府对民间异议人士能够消解“敌情”观念,不再视为“敌人”。当政权眼里没有“敌人”的时候,社会仇恨也会随之消失,这个民族或许就告别“类人孩”,真正“成人”了。
    
    耶稣说,大爱无敌。让我们摒弃仇恨,用爱来拥抱中国吧,这应该是我们献给“六四”的成人礼。
    
    二00七年五月二十四日于青岛虎山居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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