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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替狗死了/冷月寒星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5月3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新华网北京5月29日电: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9日上午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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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华丽的血时代,这个繁荣娼盛的国度,任何一条生命被剥夺都决不会另人感到奇怪,何况,这次即将人头落地的家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官,中华民族的全体成员理应大快人心齐声高颂党和政府的圣德英明,盛赞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又一次结出了喜人的硕果。可偏偏在下却感到一丝的不爽如同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正如中国观察的郭巍青先生在他的文章《郑筱萸案背后的黑色幽默》有这么一段话:郑筱萸在药监领域推行的“制度建设”,据说是借鉴了美国的制度经验。然而,美国的“正剧”,搬过来就演成了小丑般的“闹剧”,形同恶搞。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制度首先将政府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有此一条,哪怕总统犯错误。因此,媒体的监督、行业协会的监督、消费者的监督,与政府自己的监督一样重要。没有前面那些监督,单靠政府监督别人又监督自己,在逻辑上说不通,机构和权力总是找不到合理配置,实际运行成本趋向于无限大。为了不再出现监管寻租的丑闻,真正重要的制度建设是,找到这样一种方式,使政府与媒体、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公开而依法地“分享”监管权力并互相制衡。
    
    看完这段话后,我感慨万千,照常识,比郑筱萸收授贿赂更多的官员们也未必都被处以极刑,那么,真正导致郑筱萸被判处死刑的原因就未必在经济问题上。我个人认为,之所以郑筱萸会被判处死刑,关键就在于他在药监领域推行的“制度建设”。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凡是读过《明史》的人都知道明朝嘉靖年间的奸臣严嵩。严嵩先生有一个宝贝儿子叫做严世藩,这对父子依仗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当皇帝认为他们没有利用价值时,严嵩被免职,而严世藩更以莫须有的私通倭寇的罪名被亟正典刑。以至于当时的人们都认为严世藩冤枉,例如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
    
    说白了,无论是悉非正法也好,铁证如山也罢,郑筱萸被判处死刑都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因为,就经济问题而言,比他更过分的人也没有都领受极刑,司法和社会的公平根本无法体现,我更倾向的认为是郑筱萸的制度建设触动了核心利益阶层敏感的神经。和最近的几场反腐大案来看,似乎用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将当事的官员拉下马都难杜天下悠悠之口。
    
    世人皆知,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依照专制制度的规则,革命队伍的立场、成分都往往被高层认定为考核下级官僚的第一指标,官场里的任何人只要敢于挑战这个规则不按规矩出牌其下场都可想而知。从这个方面讲,郑筱萸被判处死刑就不奇怪了。或许,当局高层可能因为背后的内幕交易而放他一马,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郑筱萸已经用他的全部成为了专制祭坛上的祭品。其实,这样的事情远不止郑筱萸一个,最近的陈良宇,丘晓华在本质上和他是一样的,自从他们开始靠近专制魔杖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已经不是从前的自我了,他们以后只不过象狗一样的替狗活着,最后替狗死去,不值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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