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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才子沈沉 ——纪念反右50周年/邓焕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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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5月17日 转载)
     早在1956年,我就知道沈沉。那时,沈沉刚从部队复员回来,被分派在温州市文化馆,搞民间曲艺(戏曲、鼓词、说书、唱道情等)方面的工作。他大概是单身汉一个,才住宿在文化馆的阁楼上。不知是平常晚上熬夜时间太多呢,还是习惯于睡懒觉,当我多次去文化馆时(上午),常见馆里有人站在楼梯下,抬头喊着:“沈沉……沈沉……,都11点钟了,还不起床呀?”或者
    喊:“沈沉呀,快起床嘛,有人找你呐!……”。因而,使我注意到这个叫沈沉的“懒汉”——中等身材,阔额、疏发,凤尾眼、高鼻梁,发音有点“短舌头”(舔口腔)。一看,便让人觉得,这是一个聪明绝顶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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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搞美术工作,到文化馆都是找奚立进等人,故同沈沉没有交往。那时,我们这些“小知”都很自负,即便是面对面碰见,亦互相不打招呼的。但是,沈沉这人之所以让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由于他的乒乓球艺超群。虽然说,我也是乒乓球运动的爱好者,可我,还不是他的对手。
    
    潮落潮诵,风云突变……。谁也没想到,我们竟然都被1957年的政治风暴,席卷而去!并且,一晃就是20余年;当再见之时,沈沉已是耳鬓添霜之人!其实,沈沉此时只有40多岁,不知是他多愁善感所致呢,还是生理遗传基因之故,他的头发已经是黑白掺半——远看去,一团暗灰色,像老头一个。重见之际,我都不敢认他了!……
    
    沈沉所在的劳改中队——缸窑场院队,距离我所在的梨园,大约有10多华里,由于乡间道路弯弯曲曲,步行须一个多小时,才能抵达。他被编在中队的杂务组,搞值班室里的统计、调度之类的事务,故无须参与体力劳动。这说明,此时的沈沉,能得到中队干部的“信任”与“重用”。但尽管如此,他却迟迟摘不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身处外地的温州人,似乎特别注重乡情,即使是刑满留场人员,亦不例外。所以,一般在休息天,他们常有来往走动。同时,也讲究吃吃喝喝——我们去,他们请客;他们来,我们请客。席间,免不了要喝点酒,于是谈兴更浓。但由于,当时极左政治气氛太严重与留场“就业”的环境太恶劣,故而大家在闲聊话语上,因长期养成留有余地的“习惯”,都不会直言无忌,一吐为快的,尤其在3人以上的场合,说话更为谨慎。而沈沉,因星期天要留守在中队值班室,平常很少外出,所以我们往来不是很多。再说他与我,均经历了太相似的严酷磨难——“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遭受钉脚镣、带手铐、关禁闭……。所以,我们即便谈及政治问题,亦都像打擦边球那样,一点而过。随之,相对微笑着心照不宣地点头……。这种通常无言的沟通,却很能增加相互了解与信赖,也增进了一定程度的友谊。
    
    就凭着这种有限的友谊与信任,沈沉一次伴同一位依着考究的中年女子,前来看望我。经沈沉介绍才知道,这位名叫曼丽的女士,是沈沉母亲的干女儿。他们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曾两情相悦,若不是沈沉后来被判刑劳改,他俩早应成为夫妻。…… 40来岁仍旧漂亮的曼丽,却不幸中年丧夫。但她的这种不幸,反而促使他们俩重萌旧情。现在,两人已是情人关系;这一次,就是为了争取落实沈沉的户籍,她才特地专程前来交涉——请求(暗中送了不少礼品)缸窑队部,同意在他们婚后,让沈沉落实回家。然而队部最终发话说:先让沈沉争取摘帽,然后让其回家。这即是说,收了礼品却不答应。无可奈何,曼丽只能背地里以咒骂出气!……
    
    为了劝慰他们,我亦诉说道:我年迈多病(咯血)的母亲,为了恳求允许让她儿子落实回家侍养她,先后多次于晚间,给派出所户籍警员送了不少的鸡蛋与高档牡丹牌香烟。因此,当地的落实证明是开具出来了,可是农场这里,却一直压着不予批准……。我母亲哪里知道她的儿子,是被浙江省公安厅内定为“终生留场改造”的对象……。 曼丽听了,愁眉不展地瞅着沈沉,深深叹息道:“看来像你们这种人,……开后门是没用的!本来,我还打算回去再想办法……,可是,哪能把钱都打水漂了!”对此,沈沉只是苦笑不语……。
    
    那天午饭之后,我陪着沈沉一起,把曼丽女士送到蒋堂车站……。此后不久,我被调到安吉县南湖林场,这里,人称“浙江北大荒”。于是,我同沈沉他们失去了联系。后来沈沉的户口落实情况,我就一直不得知晓了。但当时的情况,已足够说明,在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前,我们这些被内定为戴帽终生留场的“反革命分子”,想要落实回家,几乎比豋天更艰难!
    
    1979年的春节过后,我终于等来了摘帽落实回家的一天。我骑着刚买来不久的杂牌自行车,经宜兴、无锡、苏州、湖州,游山玩水地绕着太湖兜了个大半圈,抵达杭州之后才搭乘运货便车回温州。回家后,我很快打听到了沈沉的信息——他摘了右派帽子之后又获改正,接着又获彻底平反。于是,重新回到温州市文化局的群众艺术馆(即原先的文化馆),并重操他的老本行,即负责民间曲艺方面的管理工作。此时的曼丽女士,亦早已成为沈沉夫人;而沈沉回温之后,就落户在她家里。如此,沈沉可谓是“官复原职”与“衣锦还乡”啦。
    
    我们归来自见面之后,他夫妻俩多次来我家做客;而我去他们家看望的次数更多。 因为,当时我只要拿到民刊,几乎都要转给沈沉看,而他对于各地民刊,亦颇感兴趣。 有时,他看过之后还急着想看更多的,就抽空送回来,再要去未曾看过的以先读为快。 我们碰面时,自然免不了要谈论西单民主墙与各地民刊等活动情况。我们此时的交谈, 再无原先那种顾忌,可谓是畅所欲言,但争论亦不少……。
    
    由于我的学历太低,又加上长期坐牢而荒废日久,故在与他交谈中,常常是“错别字”连连!这时,沈沉他就会笑着替我纠正。比如,“擅自”,可我会脱口唸成“坛自”;“蜕化”会唸为“脱化”,如此等等。所以,对我语文水准的恢复与提高,当数沈沉的帮助最多。…… 记得1981年4月初,我从广州、重庆等地带回来的一些民刊,如阵尔晋的《叉路口社会主义》、《争鸣》、《童音》等,都及时转给沈沉先看。当然,亦向他畅谈了2个月来在各地的见闻,谈了对王希哲等各地友人的印象,也谈及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之后危急情势,并托付他,出现万一情况下,定要保存好手头的刊物……。
    
    不想,仅一个多星期之后的4月14日,我于上班时间被诱捕,一去4个半月。…… 于当年8月31日,我在杭州米市巷省公安厅看守所那里,被宣布免于处理,并立即被接返温州。过后不久,我急着去了沈沉家里,想看望他并彼此叙一叙数月来的情况。可是让我想不到的是,他们夫妻俩居然闹得分手了!曼丽向我哭诉说:“沈沉……这人现在全变了,不再是落难时候的他了!他嫌我子女多,犯不着替我……”。之后她又告知说,他们现在,还只是分居,但不知他现在住在何处?所以,她想请我去沈沉母亲那里打听一下……。我答应了,可是我却找不到沈沉——他工作单位里的人说,老沈经常下乡蹲点,行踪不定……。而沈母那边,还不知他俩分居的事……。于是,我转着想:事已至此,反正现在没急事,待以后,总有机会见到他的。
    
    大约是,过了半年之后的一天,我终于在基围山上(公园)偶然见到了沈沉。我高兴地向他打招呼,可他却拉下脸不大理睬的样子,这令我感到诧异不已!起先,还以为他是因同曼丽分居而怄气,接着才知道,原来他在责怪我“出卖了他”。面对沈沉的责备,让我感到一头雾水,不知所已了!于是忙着问他:“那些刊物还在吗?……”不想,他更生气地说:“我早已……交给市委宣传部了!……”这话,令我愕然:“这!……”
    
    原来,在我被捕之后,文化局与公安局人员联手,多次上门找沈沉“谈话”,致使他敏感地知道,是因为同我交往的事情,因而断定是我出卖了他,否则怎么会找他呢?而其实,我却根本没有涉及沈沉一个字,因而还以为,一直把他保卫得好好的。于是我争辩道:“……在审讯中,根本没有提到你……这是怎么搞的?”当然,沈沉是绝顶聪明之人,况且他的经历、经验,都不比我少。故一听,再一看,就知道是错怪我了。可我在心里,却责怪他经不住吓唬,造成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丢失民刊)……。
    
    后来我知道也不应该责怪沈沉。因为,在那种隔离状况下,他难免会认为,是我被逮之后“交代”了,不然,怎会……。这是彼此其实交往不深,又在未见到我之前的一时顺理成章的推断。其实,温州民运圈内早有“线人”,而我和此人就曾一起去过沈沉家……。 现在这个线人,不仅早已穿上“官服”,而且步步高升……。
    
    说沈沉是温州才子,是名副其实的。他对于南昆、(据他说,昆曲有南北之分,江、浙两地是南方昆剧的发源地)永嘉瓯剧等颇有研究,以及关于乱弹、婺剧等地方剧种,均有较为深厚的学识,且懂古典诗词、牌曲。所以在温州,老前辈唐堤(王策岳父)、王锦新(王策父亲)等作古之后,大概未见出沈沉之右者?并且,沈沉在退休之前,经常下乡发掘民间传统曲艺,亦曾作出过可贵的努力。
    
    沈沉未有高等学历,他是靠自身的才智与勤奋,自学成才的。他自从被改正、平反之后,常受聘上业余讲座授课;并为《温州日报》等报刊撰写杂文、时评与文艺评论,文字颇显个性。虽然在我看来,他被后极权时期现实政治状况所局限,不敢尽述己见,但几乎每篇论作的开篇,总会强劲如同程千岁之“三劈斧”,锐光闪闪,其言词透辟入里,颇有一仗可夺之势。但可惜的是,这种气势不能贯穿全文,往往是“老虎头,老鼠尾”,故令我读毕,不免丧气不己!这,亦不能太苛责他,不然的话,他的大作,岂能见之于党报乎?!
    
    让我颇感滑稽的是,这沈沉老夫子为了表明心志,显示自己不甘心就此沉沦,后来他取了一个颇为醒目的笔名——沈不沉。这个于他像座右铭式的独特笔名,在外人觉得,颇为志气昂扬,够个性化的了。然而,它却着实令我笑弯了腰,连声曰:“理解,理解!”有一次,我还很含蓄地讥讽过他:“你可漂浮在浪尖上……,怎会沉到底呢?…… ”。他拱手道:“老弟,请多关照!别……”。 想来毫不奇怪,后极权时期的中国,遍地都是生长知识分子犬儒化的肥沃土壤。因此, 这时候在这里,盛产品种繁多的犬儒人物,是时代的必然所致。所以这个责任,主要应 由这个太不理想的时代来承担!请试想,比如若三面挂着机枪……,那么,求活命的人们,除了只能擁挤在一条通道上,还能怎样?……。
    
    但是,沈沉是无辜的大难不死者,他不仅应有后福,他亦还要变着法门抗争。从前,他被打成右派,又被打成反革命,投入劳改营20余年。这期间,他在杭州的武林机械厂, 带镣铐,关禁闭,受够了磨难,可谓“九死一生”……。后来由于时势的变化,他终于熬出了头,终于是否极泰来。就这样一个苦难人,人们难道还有理由苛求他吗?难道还 应该予以理解吗?!做为朋友,我讥讽他,是出于善意的调侃逗乐,而不是为了苛求于他……
    
    至于言及个人的家庭私生活,沈沉在留场期间,他和曼丽结为夫妻,这既是两人旧情复萌之甘果,亦是患难与共一场的前定姻缘。后来日久,因性格终不相投,经过几度“分了又合,合了又分”,最后协议离婚,理性地各奔前程——曼丽经商有方,终成富婆;沈沉专职文艺,事功有成。所以,这对于他们俩来说,都非憾事。甚为幸运的是,一位在温工作的上海大龄姑娘,芳名——咏梅。她于文艺工作交往中,被沈沉的知识与才气所倾倒,于是两人忘年相爱,有情人终成眷属。由于他俩深谙电脑知识,故而自老沈退休之后,开办了电脑培训班,且越办越红火;从而使家庭在经济上亦“更上一层楼”。
    
    如今早已满头银发的沈沉——老沈、沈不沉,自从他再迁新居之后,屈指已数年未曾相见,故在此祝愿他康健、幸福!与此同时,却不知他老沈,对于今年的反右运动50周年纪念,以及全国性右派索赔签名活动——讨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正确说法,有何感想?抱何态度?念甚!
    
     2007.3.9-10.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家中
    
    
     峨边沙坪劳教农场 铁流 (北京)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
    
     一、峨边沙坪
    峨边沙坪劳改农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这里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它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闹过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
    
    1957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在毛泽东亲信李井泉的领导下,共揪出右派64724人(見《当代回川省简史》,实际全省不少余12万右派仅“草木篇”一事就高达万人),其中柀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至少有六七万人之多。怎么解决这些“阶级敌人”的吃饭穿衣问题?重修监狱吧,耗时,耗工,且时间不允许;放在城里工厂吧,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不花钱,又省事省力,那就是扩充原有的劳改农场。据后来得知的消息,在1957年8月末四川省公安厅召开的一次议事日程会议,省劳改局一位主事的头头说:“ 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坪一样的农场,没说四、五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会议后不几天,省劳改局立即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赵功两位干员,去到四川偏远地区的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县进行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这个不足五百多名犯人生养的峨边沙坪劳改农场。这里地广人稀,到处是荒山野坡,前有天堑大渡河,后有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风雪迷漫,道路崎岖,与世隔绝,不通魏晋,四周住户多是彝胞,风俗各异,情感难容。自1957年10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教授.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从四川各地(主要是成渝两市)在枪杆子的押解下,送来这里“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想不到半年后那两位勘察定点广的李、赵先生,也成为右派来到自己精心选定的“宝地”、与众多流放囚徒一起,共同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我是钦点“右派”,自然享此“殊荣”。
    
     二、苞谷汤汤
    记得1956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写的1942年孟加拉大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时有这么一段震憾心灵的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孝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它把孟加拉人变成了没有良知的野兽……”当时,我以为作家夸大其辞,故弄玄虚,现在面临饥饿才深深明白它的真实所在。全国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的1959年至1961年,而我们所面临的饥饿却早在此一年的1958年。多少年来我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共产党不给我们饱饭吃,要活活拆腾我们?最后的答案是:毛泽东天生的性格就是仇恨有头脑有思想的知识分子,仇恨有才华而又敢于说真话的右派,容不得任何人对他的政策有歧义和说三道四,如有,非得想尽一切办法来杀灭。怎样来杀灭?推上刑场抛尸旷野太扎眼,最好的办法是杀人不见血归罪于自然界的新陈代谢,就是饥锇!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看不见血的消灭,故不愧为一代“伟人”,不然何以称为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年才出现的“天才”。
    
    沙坪农场的饥饿来得太突然。一天,事务长“赵边花”(据说他的左眼是玩枪走火迸瞎的)突然向我们宣布说:“粮食吃超了标准,从明天起要按国家定量执行。”其实这之前的“超标”也不过是维持生命的半饱,现在按“定量”吃又是吃多少呢?大家没有闹明白,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才发现摆在坝子里的四个盛包谷糊糊的大黄桶全变成了包谷汤汤。它清澈见底,映树照天,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真是名符其实的“快餐”啊!
    
    有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陈某,原是重庆空压厂的一个技术工人,因对工资不满,常去纠缠厂长书记,“反右”中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现过上这种非人生活更为不满,由不得叫喊出:“这哪是改造人,是活活折腾人,喝這样的水水汤汤怎么去干活?”当场埃了事务长一耳光,晚上全中队立即召开批判斗争大会,说他诬蔑攻击国家粮食政策,继续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是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好在那时批判斗争会还讲点文明礼貌,不轻易动手打人捆人,陈也就没吃什么大亏,只要认个错便草草收兵。
    
    批判了批判,斗争了斗争。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每天到开饭(应该叫“开水”)时间,盛满苞谷汤的四个大木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黄桶,同学们拿着臉盆(惟怕包谷汤外泄,都将饭碗换成脸盆)依次排成长龙,走到掌勺的大组长面前像乞丐似的举起脸盆,接上一瓢便仓惶离去。但你若要接第二瓢,必须清空碗里的残汤剩水,否则白瞪眼。生命有惊人的适应能力,大家很快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应叫喝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怕烫,三是边走边吹冷气边喝。由此一来,饭场变成战场,四处一遍“呼哧呼哧”吹气声,喝饭声,应了“伟人”千古绝唱:“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当大组長手上鉄勺再舀不上苞谷汤汤时,人们蜂涌而上围着黄桶争抢,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头醮,有的用舌根舔,你挤我我推你,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围脖齐飞,嘴唇共包谷一色,胸襟上汤汤一遍,两只眼不停搜索残粒。谁还有尊严?谁有斯文?餐毕省了洗碗工序,那灵巧的舌头比擦布好用,莫说不会溜掉一颗粮食,就连尘灰般的星点粮沫也逃不过舌尖的搜查席卷。此时,我们才真正懂得了斯大林说过的一句话:“粮食是宝中之宝。”吃这样一点点吊命的粮食,每天却要去完成75平方米的开荒任务,75平方米是多大一遍啊!挖不上几锄头就是一把尿,几把尿一冲肚皮就空空了。这两瓢包谷汤汤怎能支撑热能的付出,填饱肚皮成了每天首要问题。
    
     三、大作家刘盛亚
    我们天天盼,夜夜想,何时何日能吃上一顿饱饭?距到了195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还有五六天了,以为到了节日能吃上两碗稠稠的包谷羹羹,以解难熬的肚饿。但没有盼到包谷羹羹,却盼来大批和我们一样饥饿的名人,他们是重庆著名作家刘盛亚、西南美协副主席汪子美、中共重庆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西南师范大学讲师、归国学子董时光。其中刘盛亚、董时光竟编入我们一大组。他们是从三根桥中队调来的,据说那里比我们白夹林中队冷,气候更恶劣。
    
     其中刘盛亚先生早在1953年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主办的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惠赠刊物。他写的小说《再生记》正猛遭棍子们的狂打,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气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如下介绍:19岁时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万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郭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便是吴祖光从手抄稿寻来发表的,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刘盛亚先生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整风鸣放”座谈会。他身着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风度翩翩,行事矝持,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有点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餓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 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将家里寄来的丁点猪油分了一些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一点信心,喃喃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那颗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1979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亲人?为此,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所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四、比美国面包还好吃
    董时光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1948年大学毕业后去美国西海岸深造。新中国在北京宣布成立,他受到极大鼓舞热泪盈眶,对共产党顶礼谟拜,经常在学校宣传马列主义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化,成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对象,视为共产主义狂热分子,1955年被驱除出境。在他和一大批学子取道香港回到北京那天,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机场迎接,并一一与他们握手言欢。周恩来见着他的第一句话:“董先生,祖国人民欢迎您!我们共产党欢迎您!欢迎您们回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后来他被分配到西师教育系任教。由于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和理念的不一致,在工作上常和院长党委书记等领导人发生矛盾。1957年“整风鸣放”中,院党委多次邀请他向党提意见,就如何改进教育事业希望他建言。他怀着热爱共产党的激情,把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毫无保留地提了出来。接着,《重庆日报》又邀请他将发言写成文章,他毫无顾地写了一大版,中心意思是“教育应由专家学者管理,党委不要干预太多”。为此被定为“极右”分子,学院斗,报上批,但他坚不承认自已有错有罪,甚至说:“我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不会万里迢迢离开美国回到中国来,美国联邦调查局就不会说我是亲共的危险分子。你们请我提意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有罪了,共产党不是出尔反尔吗?要说我有罪,首先是你们有罪!你们西师党委是教唆犯!”他正义直言,铿锵有力的辩解并未逃脱“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处理,1958年1月和我一来到了沙坪农场。在严酷的饥饿面前,他和许多老右一样也成了一条觅食的“野兽”。
    
    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可耻!可痛!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得很恶,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由于饥餓时间太长,肠子变得越来越细。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三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还有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两位兄长董时恒、董时进均是右派,仅比他庆幸一点的是没有死在劳改队而已。我没有饿死在这里,是因为调到“415”劳教筑路支队修铁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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