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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民主”、“群众运动”、反右运动/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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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5月17日 转载)
    
    一、毛泽东式的“群众运动”
     恩格斯这样评价马克思:“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业。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与马克思相比,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更显得青出于蓝,而其中又尤以后者为甚。毛泽东有着更强的斗争意识,毛所能运用、掌握与调动的斗争资源也更加丰富,而且,在斗争的手法方面,毛泽东也有着超过前人的独到的创新。毛泽东最擅长的斗争手法大概有两项,一是阴谋,二是“运动”。通常,阴谋只能策划于密室,参与者愈少愈好,而运动则需要诉诸群众,参与者多多益善。但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将这阴阳相隔的两样东西紧密结合在一起,敢于将最不可告人的阴谋转化为明目张胆的“阳谋”并付诸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虽然我们不敢说这是毛泽东的发明创造,但是将这种手法高频度、大规模地运用到一个大国的政治实践中,毛泽东显然是独一无二的。综观毛的后半生,我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毛泽东不仅是久经考验的阴谋家和当之无愧的运动健将,更是藉运动以实现阴谋、凭阴谋以策动运动的无与伦比的斗争高手!若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套用到毛泽东头上,可以说:“阴谋与运动是他得心应手的事业,而他进行阴谋与运动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 (博讯 boxun.com)

    毛泽东一生酷爱运动,对运动情有独钟。愈到晚年,他愈显出一种不可抑止的“狂躁型多动症”——运动上瘾、以运动为乐、以运动为家常便饭、将运动作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通用手段、将运动视为党和国家的日常生存方式。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并非所有的运动毛都喜欢、都支持。那些真正由群众自发、自为的运动,那些由其他人所策动和指挥的运动,那些不符合他“战略部署”的运动,均在他粗暴排斥与严厉压制之列。简言之,毛泽东只喜欢那些可由他一手操弄、可供他实现阴谋的运动。在毛泽东生前,发动运动属于他的一项个人特权,也是他最为钟爱的一项特权,他人(包括“党中央”和“群众”)均不得染指。而独享运动的政治收益并肆意摊派运动的政治与社会成本,是这项特权的显著特征之一。
    从1949年建国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近30年里中国发生了一波接一波从不间断的“群众运动”。除了毛临终前的“四五运动”之外,其他所有的运动既不属于群众,也绝不是依中共的正常组织程序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发动的。它们的最大特点是:携“群众”之威以要挟党国、携党国之武以震慑群众、以“群众专政”之力实施“一夫专政”、以“大民主”之名行“大独裁”之实。
    二、“群众”在运动中的负面角色
    毛泽东登高一呼,“群众”应者云集;毛泽东发号施令,“群众”奋勇向前;毛泽东语焉不详,“群众”自相撕杀;毛泽东天子一怒,“群众”流血漂杵;毛泽东鸣金收兵,“群众”偃旗息鼓。
    对一般的统治者而言,他们通常会选择通过正式组织和官僚机构去实现自己的政治图谋,而绝不会优先选择“群众”;对绝大多数的独裁者而言,他们通常也宁愿选择以暴力机关、秘密警察、情治系统、亲信集团去贯彻自己的独裁意志,也不大可能将陌生的“群众”视为可以信赖的政治帮凶。毛泽东不然,他似乎更加“相信群众”,更愿意走“群众路线”,而“群众”,也似乎是一支仅仅属于毛泽东的私人卫队,且永远处于紧急待命状态,时刻等待着毛的斗争指令。
    以此而论,在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大独裁者中间,毛泽东倒是的确有些与众不同的。考诸历史,这虽非“史无前例”,却也登峰造极。明太祖朱元璋曾以其“大诰三编”(相当于“红宝书”)发动过“群众运动”——令全民学“大诰”(有奖赏的)、乡民长者可径凭“大诰”的指示直接造地方官员的反(但不能夺权)、可用群众暴力将腐败无能的官吏绑赴南京受刑(但不能自行“群众专政”),这位朱皇帝大概可以视为毛的远祖;而毛泽东大半生浸淫于斯大林主义的思想、组织与政治氛围中,同样也发动低层党员干部搞过小规模“群众运动”的斯大林则无疑是毛的近宗。但朱元璋、斯大林这两位宗师对“群众运动”之熟练操作与尽情玩弄的程度,与毛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实难望毛之项背。
    运动中的“群众”诚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如果“群众”寥寥、不成气候,任何“群众运动”都不得不中途流产,任毛泽东本事再大,也只能孤掌难鸣、徒唤奈何;另一方面,一旦“群众运动”真正唤醒了群众,有自主意识的群众摆脱了体制的控制而生成自由的公民组织,到了那个时候,就请神容易送神难了,“群众”难免会成为一块砸向自己脚的大石头。然而,毛泽东虽然也冒过“群众”的风险,却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两方面的真正挑战。毛式运动中的“群众”总是人多势众,足以掀起他的政治大合唱,足以充当他的暴政别动队,足以让他把密室中的阴谋搞得正大光明、风风火火,足以让他的政敌们闻风丧胆、屁滚尿流;同时,“群众”的自主意识与自发行为又总是处于极低的水平,若有部分“群众”稍显异心、稍有异志、稍越界限,不是被其他派别的“群众”无情孤立,就是被毛的专政机器残酷镇压,这又足以让毛收放自如、高枕无忧,足以让毛永远操纵着“群众”的命运、永远掌握着“群众运动”的主导权。
    直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 群众才与毛分道扬镳。而在此之前,“群众”一向只是毛泽东的运动道具、过河卒子、政治帮凶、斗争炮灰,既为运动奔走于前,亦为运动买单在后。至于如何分享运动的果实(如果有果实的话),则与“群众”没有多少关系。一个能够将党、政府、警察、军队等等“公器”当作私物使用的独裁者已经是很可怕的了,而一个不仅操纵着党、政府、警察、军队,还能将“群众”也作为私人物品来使用的独裁者,那就是超级可怕了。正是在“群众”的协助下,毛泽东才得以成为一个无法无天的超级独裁者。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群众”甘于被毛驱使、乐于为虎作伥?为什么“群众”从来也不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独立力量、只能属于毛泽东而不能属于自己?——在“群众”看来,巨大的力量仅仅来源于领袖,殊不知,“群众”才是领袖致敌于死命的政治杀手锏,正是“群众”的巨大力量才让他由猴变虎、得以逞凶。
    三、“群众运动”与“大民主”
    答案是:毛泽东的“群众运动”之所以能够吸引“群众”,“群众”之所以自愿充当毛的政治帮凶,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便是因为所谓的“大民主”。
    让我们先来看看毛的民主观。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里,“专政”、“独裁”、“造反”、“暴力”、“崇拜”、“无法无天”往往都是褒义词,“自由”、“财产”、“人权”、“法治”则通常都是贬义词(因为它们大都与“资产阶级反动统治”联系在一起)。而至于“民主”,在毛泽东那里,它似乎不好不坏,是个中性词。在毛看来,民主是手段、是方法,本身没有是非对错,但是,实行民主的人却有阶级之分、用民主去做的事也有好坏之别。在毛泽东的心中,无产阶级的民主与无产阶级的专政其实完全是一回事,即,只有当无产阶级拿起民主的大棒,去对其他的阶级实行专政的时候,这样的民主才称得上是最真、最好、最优越的民主。而这样的民主,当然不需要多党制、代议制、普选制,它只能是存在于领袖与“群众”之间的“大民主”。所谓的“大民主”,就是一种离开了“群众运动”便不能立足、无处生存的“民主”,是一种只能通过“群众运动”的特定舞台和专用话语来表达的“民主”,是一种与“阶级斗争”合二为一的“民主”。
    40年代的毛泽东也曾经堂而皇之大谈英美民主,50年代以后,他把西方民主贬得一钱不值。而在毛的晚年,他忽然又开始喜欢“民主”了。据他自己说,这是为了“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是为了“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的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是为了创建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高一百万倍”的社会主义“真民主”。毛所选择的“真民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
    “大民主”这个词是由李慎之先生在1956年底发明的(李慎之就是毛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不点名批评的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之一),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后,毛立刻就抓住不放了。在波匈事件后将近一年的时间之内,毛先后有11次讲话都提到了“大民主”,几乎是逢会必讲。那时候,毛泽东还不是太喜欢“大民主”,但也不是特别讨厌“大民主”。这里需要解释一下的是,李慎之“大民主”的原意是“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样的“大民主”毛泽东当然不喜欢。但是毛有一个恶习,为了引出他自己的意见,他习惯于故意歪曲或者夸大他人的意见,他把李慎之所表述的“大民主”曲解成要“上街”、要“闹事”(此外他还有一些关于“大民主”的不太文雅的说法,比如“有屁让他放”、“有屎拉出来”)。毛泽东认为,“大民主”、“闹事”也并不可怕,他说:“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又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
    在李慎之的启发下,“毛泽东思想”大有长进,他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大民主”跟着就新鲜出炉了。毛自己的“大民主”理论也形成于反右运动的初期。在毛泽东看来,“大民主”也只是一种斗争的工具,所以,它非但不可怕,只要用得恰到好处,它甚至还能变得很可爱。毛泽东总结道,打内战斗蒋介石、土地改革斗地主、“三反”斗贪官、“五反”斗资产阶级,“那都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也都是大民主。……这样的大民主,我们为什么不爱好呢?”到了文革时代,“大民主”遇上大浩劫,终于变得超级可爱,派上了大用场、显示了大威力,从此名扬四海。
    毛泽东“大民主”的主体就是反右前提出的“大鸣大放”,加上“大字报、大辩论”,合起来是“四大”,若再加上文革中成熟运用过的“大批判”、“大抄家”、“大串联”、“大武斗”等等,毛式“大民主”的基本内容也就比较完整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解答为什么“群众”甘于被毛驱使、乐于为虎作伥了。毛泽东看准了“群众”的弱点,“群众”需要组织、需要表达、需要参与、需要发泄,而在中共铁桶一般的专制统治之下,一切正常的民主参与渠道已经被完全堵塞,“民主”无论大、小,都成了奇货可居的稀缺资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形之下,“群众”愿意被“大民主”所收买也就不足为奇了。“群众”一旦得到了官僚机构不能给予他们的“大民主”,他们必然会对提供给他们“大民主”的那个人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因为如果没有这“大民主”,不仅“群众”没有任何可供发挥的政治能量,甚至就连生存的余地都没有——“群众”原不过是极权制度下的一群分散的政治原子,连乌合之众也没有机会凑成,正是“大民主”才使得“群众”得以凝聚为“群众”。也就是说,除了按照“大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以“大民主”的方式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群众”,此外再无其他的“群众”。那么,这样的“群众”又岂能不向“群众”的缔造者俯首称臣呢?当刘邓剥夺了造反者集结为造反派的“大民主”权利而毛泽东慷慨给予他们这种权利,造反派能够不倾力回报于毛泽东吗?
    我们可以将“大民主”看作是毛泽东和“群众”之间达成的一笔交易。在一个民主极度稀缺的专制社会里,只有毛泽东有权向他的人民兜售他的“大民主”,也只有毛泽东有足够的个人信誉保障这种“大民主”。尽管这“大民主”只能在特定的“群众运动”中、以特定的斗争方式才能兑现,然而,凭借其独家垄断地位,他轻而易举地造成了一个“大民主”的卖方市场,他不愁在有民主饥渴症的“群众”那里卖不出一个好价钱。这笔交易的开价是:我给你们“大民主”,你们帮我“大独裁”。对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一笔稳赚不陪的无本生意:他以“大民主”为交换,换回来的不仅仅是可以克敌制胜的“群众运动”,就连“群众”本身,他们的喜怒哀乐和身家性命也都成了毛在这笔交易中的额外利润。
    四、“大民主”与反右运动
    毛泽东的“大民主”是极权主义民主兼民粹主义民主,它是独夫专政与多数暴政的统一体。这种“大民主”排斥自由、拒绝宪政、罔顾人权、蔑视法律、破坏秩序,是任何一个正常运转的文明社会都不能容忍的。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赞颂这种“大民主”,他们认为毛式“大民主”也曾经给过人民以参与政治、追求平等、反对官僚、抗衡体制的真实民主机会。他们说,毛泽东利用了群众,而群众也利用了毛泽东,因此“大民主”仍然具有某种“人民性”(如“人民文革”论)。换言之,“群众”与毛泽东之间的“大民主”交易,仍然是一笔有价值的交易,具有潜在的“双赢”的可能性。那么,“大民主”果真有丝毫的民主价值吗?
    不能否认,“大民主”确实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将分散的个人聚集成“群众”的机会,也确实给“群众”提供了一个“揭发阴暗面”的机会,如果不是这样,“群众”是不会无缘无故受人驱使、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然而,这种机会是虚幻的,因为它注定不会产生任何良好的结果,也几乎完全没有什么正面意义。
    我们以反右运动为例。虽然在反右运动中“大民主”的运用不如文革那么长久、那么广泛,但是,当年的右派在整体上比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派有着更高的“民主素质”和更鲜明的独立意识,因此,如果右派们尚不足以运用“大民主”方式获得积极的民主成果,所谓“人民文革”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1957年5月1日之前,毛泽东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时间,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披肝沥胆、掏心挖肺,硬是要把“大鸣大放”的“大民主”给推销出去。人们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怀疑毛泽东的民主诚意。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也仍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毛泽东的“坦诚相待”仅仅是为了“引蛇出洞”、“诱敌深入”。名义上,毛泽东是邀请“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除“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而其真实的用意则包裹在一系列的阴谋之中。按当年的情形设想,毛泽东大概是希望利用“大民主”来出一口恶气,以报苏共二十大以后党内反个人崇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反冒进”、中共八大“反毛泽东思想”的私仇。而当年那一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性”恐怕不如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派,他们不太懂得向“人民的领袖”投怀送抱,与他互相策应、里应外合,倒是更懂得反过来利用了毛泽东。如果当年的知识分子能够一心一意供毛驱使、受毛利用,也许整风运动早就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了提前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至少,也能按照毛泽东的如意算盘,重演一遍延安整风时党内低层“审干”“抢救”、高层权力重组的大好局面。可是,极右分子们却没有走上毛泽东的预定轨道,这笔“大民主”生意只维持了五十天就单方面告吹。毛泽东翻脸不认帐,“大民主”的“人民性”也就立刻转换为“党性”,知识分子群体也就不复拥有作为“群众”的资格了。
    反右运动已经昭示了“大民主”的命运。它说明,“大民主”与“大专政”中间只有一层窗户纸。如果独裁者不能从“大民主”中获益,任何人也休想从“大民主”中获益!对毛泽东来说,反右是一次失败的“大民主”,他可以用“大专政”来挽回他的失败;文革是一次成功的“大民主”,他仍然用“大专政”来巩固他的成功。后果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对“人民”或“群众”来说,等待着他们的,则永远只有彻底失败的“大民主”。
    归根到底,“大民主”不属于人民,它不仅不是民主,而且与任何意义上的真正的民主均势不两立。“大民主”之所以不具备民主的价值,第一,是因为“大民主”不是以公民的权利为基础,而是以领袖的临时授权为基础,这授权随时可以撤销;第二,是因为“大民主”不是以法定的规则为依据,而是以领袖的号召及其个人“诚意”为依据,这号召及“诚意”随时可以变更;第三,是因为“大民主”不是以稳定的制度做保证,而是以领袖的个人承诺做保证,这承诺随时可以收回。反右如此,文革亦复如此,红卫兵、造反派、左派,他们虽曾在“大民主”的旗帜下风光一时,但是,他们与57年的右派一样,也都是“大民主”的绝对牺牲品。只不过右派是被动的牺牲品,而红卫兵、造反派、左派是甘于被极权利用的主动的牺牲品。
    转载于:《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com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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