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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瞬息万变的人和/武振荣
(博讯2007年5月13日 转载)
    万变不离其宗的观点
    
     “6.6”运动博客讲稿 (博讯 boxun.com)

    
    武振荣
    
    
    
       ┌──────────────────────┐
       │  “革命是神的意志”──雨果《九三年》  │
       └──────────────────────┘
    
    客观地讲,在1966年,就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动员”和参与
    运动的“亿万人民群众”的动机而言,都不是把“文化大革命”当成
    一个普通的政治运动来搞,它被认为是“一场革命”。站在今天民主
    的观点去看,如果我们发现在1966年前的中国社会缺乏严格意义上的
    “民主革命”,而只存在着非常典型的“政党战争”的话,那么,
    “革命”在这个时刻给突然复活了就不是意外的问题。
    
    过去,中国人因受到的共产党政治教育,认为“革命”是人的意志,
    而在人中,它就只能是那些有鼻子、有眼睛的特殊人物的(这些人如
    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但是,当我们在后来的时间里运用民主
    的观点发现在上述“革命家”的后面都立着一个“革命家”不得不服
    从和听从的非人的“主宰物”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革命是神的
    意志”的话语之真理性。若不是这样的话,20世纪的“共产党革命
    家”在半个地球范围,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所犯下的那种几乎是一模
    一样错误的事实就不好解释了。
    
    因此,我研究“66运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我剥去了“66运
    动”那种一张“毛泽东”之皮,批判了“66运动”是毛泽东运动的荒
    谬观点,从而把它完璧归赵地还之于那时的“七亿中国人民”。其
    实,我这样做早在国内的时候,就受到了我的圈子里的人的批评。他
    们说这是“毛泽东抹杀论”。当时,我虽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在经
    过几番没有结论的争辩后,也只好说:“抹杀就抹杀吧,总比它被捧
    要好!”
    
    同1949年以前的“战争”对比,“66运动”不是战争而是合法的政治
    运动。正因为如此,所有在战争出现的、以地域划分人的政治归属
    (如人们常说的“封建割据”,尽管我一般不使用“封建主义”这词
    去说明中世纪的中国问题)的局面就没有了。出现了人的非地域的分
    化和组合,并且在分化和组合中出现了典型的民主现象:一个单位的
    人分成为两派。这种分化,在农村超越了家庭、家族,在工厂超越师
    徒关系,在学校超越了师生关系,在机关它超越了上下级关系……是
    中国社会最革命的现象。除当时被划定的“五类分子”外,所有人都
    是政治分化过程中的人,而分化却几乎全部地排除了“分裂主义”,
    也就是说,在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出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组织对
    抗,政治分化是延着人性的方向发展,完全地排除了“民族分裂主
    义”和“宗教分裂主义”的危险。一场如此伟大的政治运动发展到这
    个地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正因为这是一场革命,所以在“66运动”中人瞬息万变是非常自然
    的。与此相应的是,许多组织也是朝生暮死的。唯有一点,那就是人
    一直持着自己的观点却是没有变化。扔了一个旧观点,捡起一个新观
    点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好象经历过几次。试问目前社会上那些研究
    “66运动”的专门家:“这样的事情你们研究过吗?如果研究过了,
    又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的看法是,如果你得不出一个自由
    人朝三暮四的观点,那就别研究“66运动”,最好是“回家种红薯去
    吧”。
    
    在这一讲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在“66运动”中参加过的三个
    “组织”的情况,以便于大家理解“66运动”中的普通中学生的政治
    变化的过程;若是在过程中,你发现那时的人象蚕蜕皮一样地在不停
    地变化着,就不一定要坚持自己错误的想象,认为“66运动”中的人
    都是“铁板一块”没有什么变化,而在今天造成对运动的最大误解也
    在于这一点。你若是用了个没有变化的“死套套”去“套”“66运
    动”,错误的仅仅是你,与“66”运动何干?
    
    1966年8月,我参加的第一个组织全称叫“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红卫兵
    大队部”。那时我以学生代表的身分参加了“兴平县教师学习会”,
    任务是帮助参加“教师学习会”的教师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我
    们这些所谓的“学生代表”是以5%的比例从学生中选拔出来的“积极
    分子”,基本上都是班干部和团员。学习会是按照“四清运动”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那种传统按部就班地进行的,只是换了个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新名称而已。其实,这是我们兴平县教委在陕
    西省教委布置下开展的一个专门“整”老师的运动,在“整”时,要
    求“人人过关”、“洗手洗澡”、“暴露灵魂深处的丑恶东西”、
    “脱了裤子割尾巴”,以达到“重新做人”的目的。学习会进行到8
    月下旬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革命的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的社论,说:“在这次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中,大、中学校的革命青少年,以解放军为榜样,建立了红
    卫兵和其他革命组织。我们热烈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第二天
    (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
    论,肯定地说:“红卫兵充当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群众运动的冲锋陷阵
    的急先锋”,进一步号召“红卫兵”运动。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听到“红卫兵”这三字就是从这个时间开始
    的,因此,根本不了解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是在1966年5月29日秘密成
    立的历史,所以我们和我们县上的那些同学们获得的红卫兵信息事实
    上是一个已经被歪曲了的东西(说它是“以解放军为榜样”)。现在
    的问题是,尽管信息被“歪曲”了,但是它传递了一种明确的毛泽东
    意图却是真实的,就是说,在这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共产
    党组织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已经“不管用”了,要被放到一边(也是那
    时所说的“靠边站”),“文化大革命”运动需要的“冲锋陷阵的急
    先锋”是“红卫兵”。这样的情况就使我联系起了《九三年》一书中
    的“‘巨剑号’大炮脱开”的那种情节了。它所引起的“物质完全自
    由”的“革命”后果,是人不能够控制的。因此,我把8月22、23日
    毛所发出的“信息”看成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共产党、共青团的
    “位子”上的“脱开”是一个重要的意见,是研究1966年事变的人回
    避不了的问题。我认为它是“共产党运动”到“人民群众运动”过渡
    的一个最关键环节。
    
    好了,对于那时“兴平县教师学习会”上的那种一帮共产党“工作
    组”的人来说,既然共产党、共青团之类组织不再是“文化大革命”
    的“工具”了,而红卫兵是,那么就当立即搞红卫兵,于是,在听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的数小时后,“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红
    卫兵大队部”就挂牌了。大队部下属六个中队,我是其中的一个中队
    的队长。你一听,这显然是一个冒牌的“红卫兵”组织,这样的组织
    的产生,不是出于我们的意愿,是由“工作组”操纵的,所以它不是
    自治组织。对于没有亲身建立过“66运动”的人来说,他们根本就可
    能不知道我和我们的这一批红卫兵是怎么地摆脱这个“冒牌的红卫
    兵”的?
    
    运动中有一句话很流行,人民群众在运动中应当“自己教育自己,自
    己解放自己”。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回忆与理解》中,我把上面我
    说的“红卫兵大队部”定义为“党办红卫兵”,以和真正的“自治红
    卫兵”区别开来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卫兵”是学习会上的共产党
    “工作组”一手“包办”的。大队部的头头是一个被“工作组”选定
    的小学教师,一个在我的记忆中非常恶劣的人。表面上“红卫兵”是
    归他领导的,实际上他是“工作组”的傀儡,“工作组”咋说他咋
    办,于是,就出现了“红卫兵大队部”上街道“抄家”的丑恶事件。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地分析这件事,“红卫兵”上街的行为是毛泽
    东、林彪号召的。此前有一篇文章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6年
    6月1日),呼吁而后的“上街”害人行为。因此可以说是“毛主席党
    中央”的“部署”,不存在“错误”。可是呢?在我个人的亲身经历
    中,这样的事情(抄家,迫害无辜的人)被另外一批自己组织起来的
    红卫兵判断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号召我们反对之。
    
    我告诉大家,“毛主席党中央的部署”一旦脱离了共产党组织结构和
    组织系统,由“乌合之众”的红卫兵来执行,那就完全地不一样了。
    有的时候它竟然会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就以上面的事情来说吧。我
    们“大队部”的“上街革命”,在搞了一个星期之后,就遇到了我们
    兴平县上自治红卫兵的坚决反对。我记得那是9月初一个特别的晚
    上,我们所住的西郊中学大操场上,来了十几位南郊中学的自治红卫
    兵同学。他们找到了我们,说是来“串联”的。当时,“串联”是一
    个新名词,我们也摸不着意义。可是没有料想到,他们给我们“上街
    革命行为”竟然大波冷水,当着面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们“犯了方向路
    线的错误”,指责我们的“红卫兵大队部”把“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
    运动要引导到‘只打老鼠’,而‘不打老虎’的‘斜路’上去”,目
    的是要“保兴平县的当权派蒙混过关,转移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
    动的大方向”。就此,他们断言:我们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
    正确路线理解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向我们大声疾呼:“同志
    们,战友们,你们错了,赶快回头吧,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
    理!”
    
    “心有灵犀一点通”。当真如此,那时我们百十号同学的“错误”被
    十来个同学在一、二个小时内竟然给“纠正”过来了。这不是“自己
    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又是什么呢?就在那一晚,改了“错误”
    的我们没有失败的感觉,反而象是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我们同
    前来“串联”的同学们一块喊口号,一块儿跳跃,一块儿欢呼……。
    第二天,“大队部”就管不住我们了,百十号人“闯进县委大院”去
    “造”“兴平县委”的“反”了。从此我就变成了“造反派”了。也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所在的“兴平县教师学习会红卫兵大队部”就
    自己垮掉了……。
    
    讲到这里,我得停一停,澄清下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我说到的我们
    “上街革命行为”是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文章的指导下发生
    的,而文章本身又是毛泽东亲自批阅的,这一点有据可查。引原文如
    下:
    
      我们向英雄的红卫兵欢呼,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红卫兵上阵以
      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
      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
      俗、旧习惯,都象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
      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
    
    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
    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
    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
    勋。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很!但是,我要指出的是,南郊中学的
    自治红卫兵在那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夜晚,把我们“按照”上述文章精
    神而搞的“行为”在说成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方向”时,我
    们之间却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没有一个人
    想着要引证上述文章中的话为自己“辩护”,而是立即认错。原因在
    哪里呢?我看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真正服从的
    不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而是“神”的“最高指示”,它是从我
    们人性深处发出的神秘“指示”。正因为这样,一个矛盾的现象就可
    以被解释:“按照”毛的“最高指示”开展的行为,又可以诠释为
    “违反”毛的“最高指示”。
    
    在“66运动”中,我组织的第二个自治组织,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
    乡小南村。时间大约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那时,学生们因为走上
    了社会,而使学校空虚了。于是,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同学们都只好
    回家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学生已经变成了社会上公认的
    “造反派”了,因此,也是一批“本性难改”的人。回到村子后,发
    现村子里的形势还是老样子,以武彦玉为书记的大队党支部还在“领
    导一切”时,我们就不能够容忍,于是,就在村子里,专门找在那些
    平时跟党支部、团支部和不来的“落后社员”,在他们之间串联,密
    谋着要成立“造反组织”……。当时在我们的意识中有一点非常清
    楚:“要革命,就要有革命组织”。这样一来,“结社自由”的话被
    我们用“革命的方法”说出了,并且事实上为我们的行为“立”了
    “法”。因此,如果说我个人在兴平县“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是站
    在了“保皇派”一边的话,那么这第二次一下子就站在了“造反”的
    一方。在我们串联下成立起来的“小南大队贫下中农造反兵团”(简
    称“小南兵团”),成员基本上都是农村中和党支部、共青团组织根
    本不沾边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是党员,也没有一个产生队干部,虽
    然有个把团员,还是团员中的“有问题”的人或者“消极分子”,相
    比较,对方组织(“小南联总”)的头子是本村团支部书记,其成员
    中还有多个生产队队长,许多人是农村中的“积极分子”。
    
    当时,两派组织中,我们这一派是先成立的,它一开始就要夺“小南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的权,认为它是“小南大队”党支部“一手
    包办”的“政治傀儡”政治,根本领导不了“小南大队的文化大革
    命”,不但如此,反而是它的“绊脚石”,必须踢开而后快;而成立
    比较晚的对方组织“小南联总”却持相反的态度,认为“筹备委员
    会”是依据《十六条》精神选举出来的合法组织,可以合法的行使
    “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两派的大辩论就是为此展开的。
    
    朋友们:如果你是一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那么,我在此说出
    的问题你就没有理由忽视,因为我们说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最重要
    的问题之一,即如何评价当时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问题。在当时,社
    会上流行一种概念:“造反派”是好的,革命的;保皇派是坏的,反
    革命的。因此,由此而形成的风气是对立的双方都把自己的对方说成
    是“保皇派”,而把自己描述成为“造反派”,一直到派性组织被取
    缔时为止。
    
    我讲的1966年事情是千变万化的,人也是瞬息万变的,因此,我们若
    是用了一个“千年不变”的模式去分析它,就拿不到66价值。就在小
    南大队的两派组织刚刚出笼的时候,的确有着一种“造反派”和“保
    皇派”的区别。就一般的情形而论,“小南兵团”是“造反”的,
    “小南联总”是“保皇”的,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当运动发展到
    一定的时候,在大形势的压力下,“小南联总”很快地转变了态度和
    立场,它也一脚踢开了他们曾经“保”的“筹委会”,并且开始夺党
    支部的权的行动,三下五除二地就使它变成了“造反派组织”。在
    “造反”中,他们因为掌握大队、公社两级组织的“内幕”比较多,
    因此“造反”行为不亚于“兵团”,加上他们当中过去有人就当过
    “产生队干部”,所以,内部组织得相当好。因此,到1967年初,两
    派组织的分歧就已经没有了“造反”和“保皇”之分的因素了,分歧
    完全是出于人的本性,在人的本性不变的情况下,派性就不可能结
    束。这就是说,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从人的“阶级性”的教育中走了出
    来,已经进入到“人性”的里头了。
    
    我参加的第三个组织,是在学校。到1967年春,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搞
    “流浪式革命”的红卫兵学生们在回到学校后,已经都是有了经历的
    “老造反派”了,因此,在学校生活恢复后,同学们中间就非常自然
    地形成了派别分化,出现了数十个组织,名称也是五花八门的。随着
    形势的发展,小组织在合并中形成了两大派的对抗,就是我前面所说
    的“中造司”和“兴造司”。和以前的组织不同的是,在我们学校的
    这一次组织中,已经完全没有“造反派”和“保皇派”的因素了,完
    全是同学们自由表现所引出的后果。过去学校中的“团员”、“积极
    分子”好象在两派中被“公平”地分配着,没有出现象我在家乡中所
    遇到的那种现象,“积极分子”在一个组织中,而“非积极分子”在
    另外一个组织中。既然是这样,我们在派性的对抗中,照例还是要骂
    对方是“保皇派”,而标榜自己是“造反派”。
    
    朋友们:你们若是研究“66运动”,而不是要道听途说地去了解它,
    那么,情况比我上面说的还要复杂,到1967年底当派性分化在县、市
    和省一级基本告成时,我在农村参加的“小南兵团”最后成为陕西省
    的“工联派”,而学校里我所在的“中造司”又变成了与“工联派”
    尖锐对立的“工总司派”──这样的情形就构成了观点和派别犬牙交
    错的复杂局面,得需要人们认真研究才可以弄清楚的。但是,对于今
    天那些自称是“文革研究史专家”的人来说,我没有见到几本有质量
    的研究成果,见到的都是那些非常肤浅的搬弄文字的东西。过去,他
    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今天又改变口气说它是
    “一场社会大动乱”,两相对比,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朋友们,依我个人的情况看,在“66运动”中,我参加了三个组织的
    活动,并且又经历了由“保皇派”到“造反派”的变化,而唯一没有
    变的是,在运动中,我从始到终都是一个“派性缠身”的人;如果
    说,我是“66运动”这的一个特殊人(如陕西省的李世英、北京的蒯
    大富),那么我的经历对于研究运动的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或者
    没有意义。可是,朋友们,我在运动中是数以千万计中的普通红卫兵
    中的一个,因此,我的行为的意义就关乎着运动中的普通人的意义。
    在我参加的运动的全过程中(1966年5月16日~1968年2月12日),我
    只见到毛泽东一面,时间也不过是三、二分钟。其他的时间中,我都
    是和我的同学们和乡亲们自己干。现在许多人都说,我们是按照毛的
    “指示办”。但是,你听了上面我讲的内容,就知道了我们在某一件
    具体的事情上(抄家行为),把奉毛的“指示”而动的行为在一、二
    个星期之后,又如何地理解为“反对”毛的行为。如果你多少发现了
    这里面问题的奥妙,你怎么可能会用轻蔑的眼睛看它,用轻浮的口气
    谈论它。
    
    (2007-05-11)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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