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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慈:十四岁的我眼中的反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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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5月10日 转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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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右高潮已经过去,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大字报中,出现了一张针对我父亲的大字报:"张宗炳,你说过,我的朋友储安平。"
    
    "我的朋友是储安平"这么一句话,真的没有办法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联系上。但这样的一句话,的确就可以制造出来一个右派。北京工业学院的学生谭天佑被划为右派,就是因为他的哥哥是谭天荣。
    
    生物系跟着批判父亲的大字报有几张:张宗炳为什么会有大右派的朋友?张宗炳为什么会叫大右派储安平为自己的好朋友?
    
    家里还真的紧张了一些日子。因为不久以前的《人民日报》上,在对"章罗联盟"的批判中,多次点到了我的爷爷张东荪,文章中,也不止一次的提到我的父亲,确切的说,是提到我父亲的家:外交部街一号。
    
    因为当时我爷爷住在城外,每次进城会见朋友,都在我父亲家。那时的外交部街,经常被小汽车,黄包车挤的水泄不通。49年后,留在大陆希望和中共建立联系的美国驻北平总领事克乐伯(Clubb)也是经常在我父亲家和民盟的人见面,一起幻想离间毛泽东和斯大林,扶植第二个铁托。
    
    父亲躲过了反右这一劫,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在贴出指控我父亲的大字报以前,北大右派的指标早超额几倍的完成了。二是我父亲一贯的小心谨慎。
    
    49年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加上我的祖父出事,本来就老实的父亲,更加谨言慎行了。但5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小阳春,父亲也有些得意忘形。之所以后来没有闯祸,这要感谢我的祖父。和储安平见面后的兴奋,被我祖父的一盆冷水浇醒了。
    
    父亲和储安平的见面,是一次很偶然的事。父亲和母亲在等公共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正好就是储安平。
    
    父亲和储安平的友情,可以追溯到光华中学。虽然他们不是同班,也不是同级。但都是学校的活跃人士,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朋友。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另一个朋友,是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外交部长的沈昌焕。
    
    镇反、肃反,镇的、肃的朋友之间都不来往了。父亲和储安平不止是不再见面,连书信的往来也停止了。所以连储安平最近刚刚结婚,我的父母都不知道。
    
    老朋友见面,分外高兴,特别是在56年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下。马路上两个人谈的很热乎。父母邀请储安平和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我家。
    
    和小时候外交部街时的门前车水马龙相反,北大中关村153号真是门可罗雀了。当然,每年春秋,到我们家看花的人非常热闹,但最多也就是在院子里打个招呼。所谓的客厅,早就应该重新正名了。
    
    储安平夫妻下午准时到了我家,他们来我家以前,去了北大。我们兄弟几个按照规矩见过客人,就被轰回自己的房间。
    
    当我们正在离开时,储安平还没有坐稳,就听到他问我父亲:老太爷怎么样?现在还写什么?(因为间隔五十年,记忆不准确。我尽量恢复原貌。后一句话是否一定有,我现在不敢肯定。下面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也会说明。)
    
    家里来客人已经是很少的事,而开门见山的就问候我的祖父,对我更是新鲜事。祖父被软禁,很少有朋友来往,也很少有人提及了。当时祖父的状况,用我改过的孟浩然的诗是:不才弃"明主","多病"疏故人。所以储安平的这句很平常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父亲和储安平之间的谈话,我们兄弟都没有听到。后来,是从父亲和母亲、和祖父母的谈话中了解了一些。
    
    当时,每个星期天,我都去北大的岛亭新华书店看书,然后去北大朗润园178号我的祖父家。这次我是专门报喜的。我把储安平来我们家和问候祖父的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储安平要来我家的事,祖父已经知道。对储安平的问候,祖父还是有所触动,但我不记得他对此说了什么。他倒是谈了和储安平的交往,和《观察》的一些事。那时我只有十四岁,对这些事没有怎么注意听,当时就没有当作一回事,今天就更是一点也回忆不出来了。
    
    下面一些事我还记得,父亲在我之后,也到了爷爷家。父亲是兴冲冲而来,谈话主要在父亲和祖母之间,祖父说的很少。
    
    储安平当年是意气风发,虽然他不可能有对共产党取而代之的想法,但想作为一个认真的反对党和反对派,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想法肯定是有的。父亲感慨,自己身在北大,还不如储安平了解北大的鸣放情况。储安平对北大每天大字报的数目,都很清楚,对一些有分量、有见解的大字报,也很清楚,谈起来如数家珍。当父亲谈到储安平的"党天下",我记得祖父的回答是:你已经谈到了天下,下面还能再谈吗?(同样是记忆不能恢复原貌,可能还有:人家会和你谈天下?)
    
    我当时感到吃惊,是因为爷爷刚刚不久前在和奶奶聊天时。谈到党天下,对储安平是十分赞叹。几年后,我才明白祖父为什么会同时对党天下,有两种似乎相反的评价。
    
    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我不能肯定是否是当时我的祖父说的。可能是当时回答我的父亲,也可能是后来和我单独说的。我记得祖父对"双百"方针,是引用了两句黄巢的菊花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当时我并不知道,诗是黄巢写的,当时第一句也没有记清楚,但对"我花开后百花杀"是记得清清楚楚。
    
    另一个是谈到整风,谈到不能相信毛泽东的话。当时祖父是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后来祖父和我谈起毛泽东的不可信的话,我写在这里,作为参考和补充。
    
    祖父说:看毛泽东绝对不能看他写的。他是从来说话不算数的。看他的文章里还会觉得是那么一回事。
    
    祖父又谈到,他亲眼所见的毛泽东:1945年8月28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去四川重庆,他刚刚出了飞机,一露面,就是"声嘶力竭"的一声蒋委员长万岁。祖父当时没有用声嘶力竭这个词,但作了一个声嘶力竭的姿态去模仿毛泽东。
    
    从飞机下到机场,三步就是一声蒋委员长万岁。我当时的想法是,你既然已经看到了毛泽东的表演,为什么后来还会上他的当,真的相信他说的不会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会搞什么自由,民主的新民主主义?不过我没有好意思对我的祖父说出来。
    
    祖父后来回书房了,父亲和祖母谈了很久。说的是什么,记不清楚了。反正祖母的话,翻过来,倒过去,就是什么话也不要说。
    
    同样的话,祖母和我的二叔也谈过。二叔更让人担心,因为他太不懂人情世故。也用不着和我的二叔谈什么党天下或双百鸣放,也不可能教会他在公共场合如何说话。对我的二叔,只是告诉他什么也别说就足够了。
    
    什么也不说,不论是欢迎还是动员,不论是邀请还是拜访,反正是空城也罢,实城也好,老夫是不进去了("空城计"里的司马懿语)。不管你是阳谋还是阴谋,什么有分量的话也不说,什么有内容的意见也不提。这就能够逃过反右这一劫。
    
    李滨声的漫画"好干部"画的是一群没有嘴的人,为了这张漫画,他成了右派。但他漫画中的没有嘴的人,的确能够逃过反右。
    
    的确能够逃过反右,但绝对逃不过文革。储安平的党天下,共产党饶不过,张宗炳的独善其身,共产党同样是饶不过。
    
    反右导致了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了反右倾,反右倾导致了文革。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反右?
    
    49年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导致了反右。说的更早一点,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导致了中国这一系列的人间悲剧。
    
    还可以追溯的更早吗?当然,二十世纪是世界民主潮流中,反民主的逆流猖獗的世纪,可怜的中国人,先天不良的缺乏民主和科学传统,又正好赶上马列主义的病毒的泛滥。伪民主和伪科学比没有民主、科学更可怕。
    
    今天,有一种简单的划分方法,就是49年后,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的知识分子,是先知先觉,是民主自由的贯彻者,而49年后,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或者是中共的帮凶,帮闲,要不就是头脑简单的书呆子,上了共产党的当。
    
    先说49年的国民党,即使在本质上强于共产党,但当时所作所为绝对不如共产党,否则也不会这么快的把江山丢了。台湾的民主化是后来的事。
    
    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这里当然有出于无奈的一面,但对象我的祖父、象储安平等人,出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在国民党撤出大陆前,蒋介石几次请我的祖父带全家去美国。这些人留在大陆,不是不得不为之,而是经过思考后的决定。
    
    49年,中共是许诺成立联合政府,许诺不搞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搞新民主主义。当时的美国,也没有放弃和中共建立联系,准备放弃国民党政权,希望出现一个相对中立的中国。美国也同样对中国国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寄予希望。如果不是金日成的朝鲜战争,历史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说民盟等民主党派是中共的帮凶,就是承认民盟等还是有一定的实力。49年的自由知识分子,是应该拱手将一切交给中共,还是应该努力去尝试一下?民盟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如果这些民盟的头头脑脑都一跑了之,那么,这些民盟的基本群众怎么办?从二十年代到49年,中国已经辛辛苦苦积累的民主的元气,难道就听之自生自灭?民盟中,至少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希望中国走第三条道路,相对中共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民盟活动的空间和走自己的路的希望的确是近似于零,但即使知道成功的机会渺茫,谁又有权轻言放弃?谁又忍心轻言放弃?
    
    在国民党时期,储安平办《观察》时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这句话,同样可以解释我的祖父和储安平等人在49年前后的态度。
    
    57年6月1日,储安平在"党天下"的发言中说:"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储安平的党天下,翻开了中共的旧帐:(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引自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共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毛泽东撕毁了自己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1949年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我的祖父张东荪和储安平一样,都是当年毛泽东发表公告的见证人。不过只有七年多,白纸黑字上的纲领文件中的"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府",在储安平的党天下的照妖镜下原形毕露:毛泽东用一党独裁的党天下,替代了多党制的联合政府。49年时用几个民主人士应付门面的事,当时都懒的做了。
    
    就是抛开中共的命根子:军队不提。49年后,中共在中国也无疑是占绝对压倒优势的第一大党。民主党派当然会看到这个事实。民主党派并没有想争夺领导权,或至少是明白没有取而代之的现实可能,民主党派只是希望,"为了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做一个负责任的监督者。
    
    57年的党鸣大放,帮共产党整风。我的祖父和储安平如果有什么区别,就是张东荪已经认识到,和共产党谈论天下,只能是与虎谋皮。而储安平,仍然是"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储安平成为了右派,他虽败犹荣。
    
    我仍然记得储安平六十年前的话:"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之。"
    
    今天,我等待着,另一些不识时务的人,再一次说出,这自不量力的话。
    
    张鹤慈。 28,04,07 墨尔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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