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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由叶利钦想到吴国桢和蒋介石的一次谈话
(博讯2007年5月09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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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讯 boxun.com)

    (这是多年前的一篇旧文,以此悼念叶利钦逝世,谢泳4、28)
    
    叶利钦的辞职,可能是二十世纪最让人对民主产生信心的事件,一个在权利峰颠的人,在跨进新世纪的门前,能够顺应时代潮流,做出那样的选择,这是了不起的事。
    这是个人选择,但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人类理性唤发出的最令人感动的举动,仅此选择,就让我们对俄罗斯这个民族产生敬意,让我们对她的前途充满信心。就像历史永远记住了华盛顿一样,历史也将记住叶利钦,他们的选择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结晶。
    听到叶利钦辞职的消息时,我正在看一本名为《从上海市长到“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的书。
    这是吴国桢的口述实录。我们这里对吴国桢过去的评价不高,因为他是上了当年战犯名单的人物。他在大陆的时候,做过武汉市长,国民党退出大陆前,他是上海市长。这个人有非常强的行政才干,也是一个具有极强民主理念的人。他后来到了台湾,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做到了台湾省主席。为台湾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出过很大的力。后来他和蒋介石失和,最终离开台湾到了美国。他到美国后,对蒋介石和台湾的一些批评曾受到过胡适的指责,胡适不同意他对蒋和台湾的评价,这个情况不细说了。
    吴国桢早年出身清华,后来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政治学,最后拿到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我近年在研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时,较为看重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因为一个人在他们成长过程中,早年的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学术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这样,对于从政的自由主义官员也是这样,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不同,但如果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发现,这些人最终价值理念的归宿,都要回到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上。这是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特点,现在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这样,我不好说,但前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体是这样的。
    吴国桢和周恩来是南开同学,和闻一多是清华同学,虽然他们最后走的路不同,但在对民主的认识和理解上,吴国桢达到很高程度。他的从政也是要为中国走上民主和宪政道路所做的一种努力。
    我们过去对这一类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很公平,以为一入宦海,就没有什么正派人了,至少从中国现代历史的许多事实中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比如,像段锡朋友那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其品质的高洁,在共产党官员中就很难找到。
    闻一多在武汉大学做文学院长的时候,吴国桢是武汉市长,他想到武汉大学兼个教授,闻一多还不同意。因为闻一多对吴国桢在清华时的一些表现有看法。这样的事发生在两个清华同学之间,其实是很正常的,可以见出各自的个性。在闻一多来说,他看不起做官的人,而在吴国桢来说,官至武汉市长,还想着做教授,也还不失他的一点书生本色。他在那样的时代里,在那样的官场上,能尽其努力而有所做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的人,在他们有机会为民主尽力的时候,总还会有一些书生本色流露出来。
    1950年,是蒋介石对吴国桢最信任的时候,有一次他和蒋介石一起过生日,在外出游山时,吴国桢想到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感受到应当对蒋介石做点什么来表示他对他的尽忠。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里讲到:他对蒋说:“有一件事我早就想同你讲,但犹豫不定,因为不知道你是否喜欢我的想法,但我必须对你忠诚,所以不得不讲。我想现在是国民党鼓励组织反对党的时候了,这对我们只有百利,它可以使你成为比现在更为伟大的人物。”
    对吴国桢的话,蒋介石一点也没有表现出不悦,他问吴国桢:“我们怎样组织一个反对党呢?最好的人才都在我们这边,上哪儿去找能人、好人来组织一个反对党?”
    吴国桢说:“如果我们找不到,那么你为什么不让国民党自己分成两个党?就像土耳其的凯末尔做的那样呢?国民党一直分成许多派,直到现在,有分歧时还只在党内谈,而未延伸到党外。如你能将一党分成两党,两党都承认你的领导,但只有一个党执政,另一个做为反对党,这样就可以公开批评,我们就能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民主政府。不管哪边掌权,你仍然是最高领袖。”(该书137页)
    蒋说:“我要想想这个问题。”
    吴国桢说,后来蒋介石并没有按他的忠告行事。吴国桢对蒋介石一生有一个评价,说他太嗜权。
    吴国桢为官多年,不能说他对官场没有自己的判断,但他毕竟是一个早年受过民主教育和训练的人,能看出世界大势。他后来和蒋介石分道扬镖,虽然不是因为这一件事,但从他晚年的回忆中,可以感觉到吴国桢和蒋介石之间,最后分手关键是他们对于民主和宪政的期待不同,这是两种文化难以沟通的地方。吴国桢官至台湾省主席,但在他的内心里还存有民主的梦想,这就是早年清华和后来留美教育结出的果子。
    为官多年的人常喜欢嘲笑知识分子的不切实际,以为民主没有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在我们的生活里,为官的人总是讲民主的难处或者坏处,总是强调民主的不易实行;而知识分子中,也总有人以中国国情特殊为理由,对民主的实行说些怪话。其实一个真正对民主抱有诚意的人,并不会因他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对民主再别有它解。
    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对民主的了解,而是对民主的诚意。要说做官,现在主张民主要缓行的那些人,很少有吴国桢的官大,要说实际操作,吴国桢是从二十九岁就做武汉市长,到战时做重庆市长和后来的上海市长,这些都是中国最重要的城市,也是问题最多的城市,还有比在这样的位置上更知道民主操作难易的人吗?但吴国桢在最能说话的时候,他说出的却还是简单的“民主”二字,而不是其它。
    什么是对民主有诚意,我以为吴国桢这样的人就是对民主有诚意的人,台湾最终能走上宪政一途,就因为官场中还有吴国桢这样的人,还有一些有吴国桢这样气质的人,这些人才是民主的种子。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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