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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准确评价华国锋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
(博讯2007年5月08日 转载)
    
    要基本准确地把握一个历史人物,特别是要求能够基本做到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不仅要掌握这个历史人物的主要情况与作为,而且还必须要站到一个正确的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这个历史人物。
     (博讯 boxun.com)

    要有一个鲜明的阶级立场,其要求把被评价的历史人物放置到特定的阶级之中去考察,以及看看他的阶级地位的变化情况。站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大众的这一基本的阶级立场之上,来把握和评价华国锋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就不能不对其的所做所为进行掂量和比较。
    
    由于华国锋这个历史人物,正好是正反两个方面都占了。由此对其的深刻评价,就要比对其他人的历史评价相对要困难一些。人们可以看到,华国锋在1976年政变之前,是一个或多或少起着积极作用的一个人物,但是,当把其在1976年所搞的阴谋政变端出来加以称量,结果会发现从此以后,这个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彻底的反动与欺骗。
    
    这样以来,这个人也就与其他叛徒一样走过了一种基本相同的路径,从开始的革命转向到了反革命的阵营。最终走到了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罪恶的丑恶道路之中。
    
    另一种情况也有发生,这就是一些人从刚刚开始的反革命的行动,到后来转向了革命的行列。
    
    前者是从正面走向了反面,后者是从反面走向了正面。
    
    当然,有的人是一贯反动,也有大量的人是一贯革命的。自然这是指他们的基本的或主要的方面而言的,就一般人来说,只是革命性强些还是弱些,或者是反革命性强些,还是弱些的问题。没有人从来没有犯过错误的,一个人既难于一辈子不犯错误,也难于一辈子总犯错误。犯了错误,及时加以改正,就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之人。
    
    对于华国锋,其搞阴谋政变,已经不能被算在犯错误之列,其完全属于一种历史罪恶。后来华又被邓走资们攫取了政权,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无能。逮捕所谓的“四人帮”,是1976年10月6日的事情,到了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又搞了一次“审判”。前后相隔4年多时间,而这段时间内华国锋已经大势已去。华国锋主导了逮捕 “四人帮”的基本过程,原本应当由其自己来对此进行审判,以便给予一个最终的交代。但是,历史却变成了邓走资主导了对“四人帮”的审判。华国锋所始料不及的是,对“四人帮”的审判,正是自己政治生涯的衰落标志。这个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功臣,竟然变成了“四人帮”的体系残存的势力的“象征”,历史真实在进行着莫大的讽刺。
    
    一、对华国锋的历史评价的社会联系问题
    
    华国锋通过阴谋政变攫取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地位,反过来也可以说其通过政变这种政治斗争取得了对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许在华国锋看来,其完全是正当的,铲除“四人帮”,是扫除其政治士途的上升的一种巨大的障碍。
    
    谈到历史问题,特别忌讳的一种论说历史的方法,这就是用臆测的动机来断定一切。尽管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人的心理和动机,甚至目的问题。但是,这样的论说方式,会产生很大的不切实际的虚幻。
    
    每一个具有正常头脑或思维健全的人,都无法否认现在的中国已经基本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都是大量的被雇佣的奴隶。那么,这种社会状态是怎么发生与发展而来的呢?一些人把产生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恶果完全归咎到邓走资的头上,当然,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其中邓走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另一方面,邓走资们为什么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到政权,如果仅仅从表面上看,那么,邓走资获得政权首先就是从华国锋的手上接过了权柄的,当然,可以说是由于华国锋在与邓走资的较量中斗争不利所至。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至少在华国锋谋得政权的政变过程中,得到了叶剑英的支持。也就是说,华是凭借着叶的军事权力而断然进行政变的。如果没有军方的支持与参与,即便有十个华国锋要搞政变,也会被军队剁成肉泥。政变者,没有一个不是胆大妄为的,但是,政变失败者也不计其数。
    
    由此说明,华国锋为了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地位,是投靠了叶剑英的。由于叶是政变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自然,华国锋就很难把其怎么样。
    
    这就好比是被绑到了同一个战车上一样,同生共亡。
    
    说明华勾结了叶,而叶又与邓勾结。其结果是叶邓再联手搬倒华。叶始终处于不败之地,而华成了帮人抬轿子的过河桥。
    
    也就是说,华做了叶邓做梦都难以做到的事情,客观上也就为邓走资取得政权埔就了道路。
    
    在“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中,通过此次政变,各自得到了其想要的东西。用自己的“四人帮”打倒了别人的“四人帮”。对于“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来说,也只是形成了暂时的联盟,过后不久,其这个短暂的联盟就开始发生了分裂,一边是华汪,另一边是叶李。单单从叶李的角度看,这两个人,不论谁也不再具有做第一把交椅的可能,但是,这丝毫不排除这二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止是以后败在华汪的手中,那么,其拉拢和培植自己的势力也就不可避免了。
    
    为什么叶要急于把邓请出来呢?一个是两者的关系密切,另一是至少叶试图把邓请出山,至少可以与华形成对抗,起码可以对华形成相当的威胁与制约,使其不敢把叶彻底放到一边。叶已经进入到高龄阶段,其显然要为自己的后路考虑更多。不想把自己的最后前程毁在华的手上。
    
    尽管几个都是“76政变”直接的策划参与者,但是,问题在于各人对此次政变的性质和作用的见解是不同的。对叶来说,其当然是把这一政变看成是“除四害”的必要手段。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华竟然要与“张、江、王、姚”反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华这个人只要在其个人需要的情况下,有可能与任何人成为仇敌。说明华要取得最高领导权,不过是借助叶这个方面的军权与军威罢了,一旦华的翅膀变硬,叶是否还能够保住自己的地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一个变数,一个很危险的状态。华所以还不能对叶动手,那是因为华自己在军队中还没有自己的实力。
    
    政变成功之后,另外两个重要的军事头目陈锡联、韦国清也跟到了华的一边。后来的结果是这两个人,也被解除了军权。
    
    对华的历史评价,必须与社会历史的变化有效地联系起来看,才能把握准确,如果没有后期发生的资本主义的彻底复辟,那么,就可以把华的政变仅仅简单地归结成为一次党内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但是,恰恰是在华通过政变上台之后,中国社会的航船开始发生了转折与偏转。
    
    不是不能单看华当政时期自己所鼓吹的是什么,还要看其当政的社会及历史结果是什么。
    
    张、江、王、姚都是文革中知名的左派。毛泽东继续革命路线的坚决的执行者与贯彻者。相反,叶、李反而是这一革命路线的消极的执行者,或者说表面上被动赞成,实际上试图对抗与反对的。从后来所做的否定文革的决议的过程看,叶、李是赞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就暴露出了叶、李这两个人的实质。
    
    那么,尽管华文革中的大致表现也具有左派的面孔,但是从其最终选择了与靠右的人的联合而不是与文革左派联合,这本身说明其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中间派,而说不好听一点,实质就是两面派。两面派这种东西,机会主义的成份太多,两边的人都不会与其真正的合作,都会最终把其排除在外,但是,左与右,在很大的程度上又无法完全离开这种机会主义的两面派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果叶、李要进行政变,当华要坚决反对,那么,其就无法有效得逞。叶曾经向周提出或试探过除掉“四人帮”的问题,当场被周拒绝。尽管周在自己的经历中,曾经是地下党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人,这种身份使其对政变之类的东西,并非不了解。但是周选择拒绝,在于其必须要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也由于紧跟毛主席早已是多少年来所形成的定势,一旦周起来反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线,那么,周将会使得其全部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了,这个周是永远无法做到的。也就是说,尽管周与“文革四杰”之间已经存在很大的裂痕,甚至有相当大的矛盾,但是,根本不可能在毛泽东在世期间,来解决这个矛盾与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同意,周是不可能把与“文革四杰”之间的矛盾当成为敌我矛盾来解决的。
    
    所以,只有把华的政变放置到社会演变的大的方面来把握,才能看清其所起到的实质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使得中国从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华所清剿的是文革的革命左派,由此华的政变作用就是对文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屠杀与镇压。由此,华也就成了背信弃义的叛徒,是葬送中国共产主义事业前途的罪魁祸首。
    
    二、“76政变”的阶级实质问题
    
    76年10月6日,“华汪叶李”这个四人帮的政变的阶级实质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与走资右派联合进行的一场反革命的阴谋政变。
    
    在这个方面,当然会存在一些争议。比如有一些人认为,在华国锋当政时期,中国还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还是基本主张搞公有制的,由此,这些人坚持认为,华并不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而只有邓走资们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野兽。
    
    如果这种论调,能够成立。那么,就必须要看一看,华与什么人进行了联手,以及镇压了什么人。华与叶、李进行了联手,镇压了“文革四杰”,也就是与右派联手,镇压了文革继续革命的左派。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中间派转向了反革命。
    
    但是,这样说,仍然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单纯地从社会性质的转变上来考察“76政变”的历史作用,还不能与阶级斗争问题有效地联结在一起,对“76政变”还必须进行阶级性质的分析,这个政变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在这个政变中,资产阶级战胜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使得资产阶级攫取了政权,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与走资联合的资产阶级专政。
    
    华国锋属于什么阶级的人呢?现在看来其属于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本身做为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中一个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曾经被毛泽东视作“官僚主义者阶级”做为被批判被攻击的对象,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
    
    对官僚资产阶级的认识,需要与走资派适当地区别开来。走资派也属于资产阶级,也是当权派,但是,走资派是要直接搞私有制的。而官僚资产阶级有所不同,其不会直接搞私有制,但是其的实质是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是要搞国有制的,这种国有制以国家统治集团占有资本的方式对劳动人民实行剥削、压迫与奴役。由此,官僚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其把国家所有制一方面鼓吹成公有制,而实质上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官僚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集团私有制。
    
    认识到官僚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也就揭示出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与本来面目。从而把国家所有制进而国有制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有效地区别开来。
    
    正确把握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那么,也就可以找到为什么华叛徒当政期间还没有完全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症结所在了,官僚资产阶级上台,就会按照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对原有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造了,其会力图把人民公社集体公有制改变成为符合官僚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官僚资产阶级阶级占有制,改造成更符合它特点的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有制。
    
    也就是说,如果华国锋不垮台,那么,人民公社也不一定会解体,甚至会发展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农业国有制方面去的。
    
    但是,华国锋通过政变上台之后,并不能有效地驾驭全局,因为其所依靠的一个相当大的势力是走资派。而跟着华国锋跑的人,多数都是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官僚资产阶级。这样以来,即便在华国锋还没有彻底失败之前,也即在1980年末之前,对人民公社的肢解过程就也已开始了。
    
    华国锋并不是一个公有制和人民公社的捍卫者,其不过是力图捍卫其自己通过阴谋政变所得到的权力罢了。
    
    华国锋也不可能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因为其依靠政变攫取最高统治地位,特别是其投靠了走资派及右派,卖力地镇压和屠杀文革左派,使得多数人不可能不对这种出尔反尔两面派保持警惕。
    
    三、华国锋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问题
    
    正确评价华国锋的历史的地位与反动罪恶,自然就会联系到毛泽东提名华国锋担任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问题。
    
    历史不会因为由于受到了毛泽东的推荐或提议,就可以说明华是一个什么正面人物。毛泽东在历史中曾经重用提拔和重用过许多人,包括对刘少奇、林彪的提拔和栽培,也包括对王洪文的提拔与栽培,以及对邓在平的重新启用,但是,结果是不得不将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刘、林、邓再次打倒。问题是,当毛泽东依然健在时,那么其具有这个能力把这些被提拔重用的人铲除,但是,对于华国锋的提拔重用的结果是出乎了毛泽东自己的意料。毛泽东过了不几个月,就去世了。而这个结果使得华国锋虽然并没有直接取得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职务,但是,已经处到了比其他人职位高的地位。
    
    不管怎样来评判,毛泽东这一次对华国锋的职位的安排,都是一个历史性的用人上的重大的错误。如果不敢于承认这一点,就不可能准确与有效地评价华叛徒的历史罪恶。也正是由于毛泽东在最后阶段用人的重大失误,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惨痛的失败。在这个方面,毛泽东的失误和错误,导致了无法挽回的历史结果。是造成资本主义从此转入复辟轨道的一个重要的诱因。
    
    可能有人会说,这样的论说方式,带有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倾向。似乎只要错用了一人,就是导致全盘皆输的历史动因了。当然,不能这样绝对地看待传统社会主义社会失败的原因的,但是,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的失败也是与这些人为的失误与错误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毛泽东提拔重用华国锋,主观上希望华能够担当起必要的职务,一边较好地继续推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继续革命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把华确定为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并不等于华就是天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继承人。毕竟离两个主席还有一步之遥。问题是在毛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没有为自己身后到底谁来接班进行明确。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么,谁来当毛泽东之后的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要经过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最后通过表决来决定的。
    
    总之,毛泽东既没有提议他去世后谁来担当第一把手,也没有明确谁应当具备这种资格。说明毛泽东并没有预见到其身后有关谁来当主席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点表明,毛泽东是人,而并非是神。
    
    在毛泽东逝世之后,谁来当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虽然华国锋已经由于当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并身兼国务院总理,职位已经不低了。由于这个比他人更高的职位,使得华国锋要取得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要比他人更接近一些了。但是,没有经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讨论和表决通过,就仍然离取得最高的主席职位还差一道程序和步骤。
    
    如果华国锋谦虚一把送一个人情,那么,推举他人为中央主席,很显然,华仍然保持中央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职位,就是有把握的。并且还可以再增加一个头衔,中央军委副主席。问题在于,花这个时候不再谦虚了。
    
    而即便华要取得主席的职位,那么也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通过政治局的讨论和中央委员会的表决来达到。
    
    但是,问题恰恰是华感觉这种正常的渠道没有把握,特别中央委员会中张、江、王、姚等的势力还相当庞大。
    
    由于邓已经被再次打倒,叶也基本靠边,由此,叶邓势力已经不再成为华登上最高职权的障碍,唯一有可能阻止华谋得最高职权的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四人帮”了。
    
    因此,这里显然是一场权力之争,也是一次对每个重要的领导人的重大考验。
    
    本来,做为共产党人,应当光明磊落,对于这种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的人事变动问题,应当至少在中央政治局的范围内进行专题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协商并诉诸表决,不应当在背后依靠搞阴谋诡计来谋权。
    
    但是,历史就常常给人们开玩笑,偏偏就是在越不需要各怀鬼胎,勾心斗角的时候,就越出现这种情况。原本需要大家同舟共济,认真地把党合国家的最高领导人的选择放到维护社会主义事业和争取团结的角度来处理,而实际上,被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以及明争暗斗所淹没。
    
    当然,人们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即便处在高层,由于相互所形成的矛盾格局和利益上的诉求的不同,而难以自持,更何况这些争斗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罢了。
    
    毛泽东的去世,不过是把最高职位实际地空出来罢了,由此总需要一个人顶上去以弥补出现的空缺。
    
    其实这是一个这样简单了并不复杂的问题,只要在政治局中取得一个简单的多数,就基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由于华害怕自己无法取得这个简单的多数,而走上了阴谋政变的歧途。
    
    与华的阴谋政变的不法手段攫取了最高领导人的职位的丑行相反。张、江、王、姚虽然并不对华信任,但是他们主要防止的是邓叶的阴谋篡权,也就是主要防止的是走资派反功倒算,这样以来结果变成了阴差阳错。
    
    唯独就没有防范华,结果就栽到了华的叛卖的罪恶之手。很显然,如果所谓的“四人帮”真的要搞阴谋夺取政权,那么,在华很有可能成为死对头的情况下,应当对华的防范超过对任何人的防范,就不会轻易地上了华国锋设置的阴谋的圈套了,至少起码保持两个以上的重要人物不能同时出现在华的视野之内。由此即便华想一网打尽,也由于慎密的防范使其无法做到,也就不会变成华的瓮中捉鳖,守柱待兔,轻易得手了。
    
    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张、江、王、姚“文革四杰”对华的粗心大意,使得他们走向惨败的绝对的疏忽与失误,结果酿成了全军覆没的可悲的下场。
    
    在这里不得不指出,毛泽东的尸骨未寒,华国锋就竟然对毛泽东的夫人残下了毒手,这说明什么呢,一个是说明了政治斗争及阶级斗争的残酷,另一个无非表明,华郭锋所谓的高举毛泽东继续革命旗帜完全是使用主义的骗人的把戏。当然,人们不能说江青就可以完全代替毛泽东,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直接迫害毛泽东的家人的人看成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代表吧,毛泽东在革命斗争的里程中,先后丧失了数位亲人,其中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有被法西军队致残的,有被美帝国主义的炮弹炸死的,而毛泽东的“亲密同志与学生”----江青,则被华、汪叶李的反革命政变非法逮捕,被邓走资一伙进行了邪恶的审判,处以死刑缓期执行,终身监禁,并最终被迫害至死。
    
    在这里,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并没有把江青当成是他的敌人,而是看成文化大革命的得力助手,对江青的批评,是处于爱护与关心的角度出发的,当然,江青本身也有自己的缺点、弱点和毛病,而谁也并不是完人。另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拔重用了华国锋,而没有直接提张春桥和江青。至少说明毛泽东对华还是信任的。
    
    尽管毛泽东与江青在夫妻关系和生活当中存在一些矛盾,但是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很难免会发生的一些细节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政治原则性,如果江青试图与毛泽东在政治上对立,那么只要毛泽东一句话就可早已使江青从政治斗争的旋涡中消声匿迹了。何必还需要作其他的安排而多次一举呢。根本就犯不着大动干戈。
    
    而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提拔与重用,从正常的人情关系看,其应当对江青多加保护以及起码的最怕才是。也就是说其一旦握有重权,逮捕谁都可以理解,唯独逮捕江青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首,第一夫人----江青(非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就这样被华叛徒打进了牢狱,不但没有得到华国锋的知恩图报,反而以残酷的镇压为酬。
    
    这件事情,充分表明,华国锋是一个极善于伪装的无耻小人与叛徒,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而不择手段的残暴的反动的恶劣品质。
    
    很简单,在“文革四杰”的眼中,华国锋虽然被定为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是,他们并没有由此就认为接替毛泽东的位置的就一定是华,究竟水能够当上主席,还要拿到中央委员会最终决定。没有想到的是,华这个人竟然早已开始预谋,并通过阴谋政变手段而攫取了最高领导权。
    
    华国锋既然已经走出了依靠阴谋政变得成的无耻叛徒的道路,那么,剩下的事情也就由不得他自己来左右了。其已经与走资和右派变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只有一条道闷到黑方能罢休。
    
    或许,华国锋突然某一天良心发现,而有可能释放“四人帮”,但是,走资派早就力图要除掉的心腹大患,借助华叛徒之手好不容易被关了起来,怎可善罢甘休,其必然要尽快处死而后快。这就是80年丑恶的审判的基本用意。只是担忧立即执行死刑会彻底丧失对“毛泽东思想”的利用价值,由此,才没有敢把事情完全做绝。
    
    华国锋最终走上了无耻叛徒的反革命的道路,是由于其两面派的机会主义本性和个人权欲的膨胀所促成的。一个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死亡、酷刑、金钱、美色和权力等考验,任何一关过不去都会造成变质叛卖。或许华已经通过了前四种考验,结果在正是年富力强的具有较为丰富的斗争经验的当口,发生了可悲的无耻叛变。拜到在权力顶峰的诱惑之下,转眼就变成了过目云烟,落得了个千古罪人的可耻下场。
    
    四、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关系问题
    
    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关系是一个绕溪的问题,既有些对立,又有些暧昧。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华国锋是邓小平的部下,除了听毛主席、周总理的之外,还必须听邓小平的部署。
    
    华国锋心里明白,张、江是邓小平的死对头,邓虽然重新占据了权力中心的位置,但是,这个文革中的第二号走资派,到底鹿死谁手,还要小心从事。在此期间,尽管华已经跃升为国务院副总理,并身兼公安部长,但是,暂时还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未来的一号。
    
    已经透露出信息,又要开始批邓了,结局如何,还要靠毛泽东定舵。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由邓主持的批邓会议,与之前由邓主持的批江会议,也即长达两个多月的批江会议(75年4月末到75年6月末),已经颠倒过了一个个了。批邓近尽管主要是“四人帮”的事情,但是,这次有毛泽东做后台,邓是看来要倒台的,批邓是非批不可了。至少也要做做样子。
    
    周已经病如糕荒,尽管很多人已经开始试图从周那里聚集起力量,但是,毕竟掌舵的人,还是毛泽东,由此过分地亲密周,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事情,还是需要搞平衡术的。
    
    毛泽东的事情,已经基本由联络员毛元心代劳。谁也得罪不起。
    
    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15日,追悼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毛泽东未参加。
    
    1976年2月3日,华国锋被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
    
    可见,周总理去世,总理位置出现了空缺,但是邓小平遭到了批判,由此,邓已经被排除在总理候选人之外。如果邓没有遭受批判,很显然,即便代总理的差事也轮不到华国锋的头上。
    
    主席这个时候提名华担当代总理,至少还没有酿成大错,至少可以平息一下由于罚没邓小平所隐含的危机。
    
    也就是说在周去之后,没有启用张春桥,而偏向了华,多少带有权宜之策的印迹。如果直接启用张,那么,恐怕随后的事情会越加难以预料和控制了。
    
    这里不去着重分析华出,邓落,及张未上的问题。而分析一下,华与邓之间的一下一上的交替关系。
    
    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当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同时免去邓小平职务。
    
    华国锋与邓小平,原来并没有多少恩怨,但是,在发生“4.5事件”之中及之后,打倒邓小平已经成为定局。
    
    “4.5事件”起初是多数民众怀念周总理,但是,发展到后期,已经有人当后台在背后开始操纵了。这其中有邓,也有叶。邓遭批判,叶被靠边。如果认为两者没有参与这次阴谋,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借悼念周总理的形式,试图对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猛烈攻击。
    
    但是,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分析,在毛主席依然活着的时候,邓、叶在背后指使来搞这种活动,能够捞到什么稻草呢。似乎并不能改变什么大局。或许只是不甘心失败而做的最后挣扎而已。
    
    邓、叶所以要闹,还因为毛泽东的病情已经难以坚持多久。看出了毛泽东已经很难把握大局了,当然,企图乱中取胜。
    
    这里不得不说,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暧昧态度的,结果这么一闹,加上江青、张春桥等看清了“4.5事件”背后的后台老板,自然再次打倒邓,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为什么毛泽东没有坚持开除邓的党籍呢。只能说明这个时候毛依然没有彻底看清邓走资的危害性。这就为后来邓重新起家造成了一个借口。
    
    毛泽东在用人上存在一些问题,这包括对华国锋的器重。而对张春桥的器轻。使得整个格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错误地重用了华。事实证明这造成了很大的后患。
    
    华国锋与邓小平的过节,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段时间。由于批邓已经被明确,华国锋这才不甘示弱,也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落井下石而已。
    
    华国锋已经主持中央工作,继续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由此,也就奠定了邓与华势不两立的开端。本来邓被撤消一切职务,邓当总理的梦想破灭了,就很憋火。再加上遭到批判,由此华也就成了邓的眼中的????。如果一旦邓再次得势,一定会把华掐死。
    
    华虽然并非是倒邓和批邓的主力,但是,华是在坚持批邓的前提条件下获得提拔与重用的,如果其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很快就取消批邓,那么,很显然,就表明了华这个人是两面三刀,由此,在华通过政变取得最高权力之后,阻止邓出来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华又无法有效地阻止邓的复出呢。这是由于华在政变之时已经投靠了叶、李走资派。如果再次失掉叶、李的支持,那么华将无法继续待在上头。
    
    在叶反复地要求使邓重新恢复工作的情况下,如果华决义不许,那恐怕华很快就会遭受到叶、李的排挤,进而更快地失掉头衔。由此华得罪不起叶,只好让邓重新出山。
    
    华叛徒心里很清楚,邓一旦出来,自己的位置就很难保住了。但是,当无法阻止邓再次出来时,华依然试图把邓限定在当一个政协主席这样的空头衔上。但是,华的如意算盘,还是拨错了。
    
    邓小平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等华开始清醒,而已经为时已晚了。
    
    华起初认为,如果自己同意邓重新出来,邓一定会感激自己的,邓的岁数也不小了,只要给其适当的职位,也许邓这个人很可能就已经相当满足了。然而,华国锋已经到了利令智慧昏的地步,其难道不知道正是毛泽东亲自决定把邓小平再次打倒的吗,一旦给邓重新工作并恢复原职,无疑等于直接否定了毛泽东生前所做的根本决定。
    
    毛主席刚刚去世不长时间,华国锋不就为邓小平翻案了吗。由此可见,华国锋的所谓的“两个凡是”,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使用主义的“两个凡是”了。毛泽东生前所确定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什么华国锋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公然否定了呢。
    
    华国锋由于权欲恶性膨胀,受野心的驱使,采取了非法的阴谋政变手段攫取了党和各家的最高领导权位,与走资和右派鬼混到了一起,上了贼船,做了无耻的投降派,最终走向了背叛变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可耻的罪恶道路。
    
    当邓重新出山之后,其怎么可接受被华摆弄。何况华也是打倒邓的一大帮凶。从攫取最高同志权的需要和搬倒自己的执政朔敌的要求,这两个方面,邓都要把华排挤掉。
    
    其结果也正是如此,华为了谋权,竟然与走资派勾结实施反革命政变,其结果是上了贼船,还能由己吗,不是被扔到垃圾桶,就是被甩到河中淹死。自然,华最终还是被邓走资所遗弃了。
    
    五、华国锋是在保卫社会主义吗?
    
    在毛主席亲自所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到底是谁冲在了最前列,能够轮得到华国锋吗,很显然,冲在最前沿的当属“文革四杰”了。华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中派稍微偏左了一点而已。
    
    文革左派经过坚决的斗争,方才取得了基本胜利,夺取了相当的政权。文革如果按十年计算,那么,这个期间打倒了一大批走资派和保守派,有效地防止了资本主义的复辟。
    
    华国锋则是无功受禄,成了摘桃子的行家里手。
    
    一些人,认为林彪是文革的一大左派,甚至认为林彪属于“极左”,但是林彪不能算“极左”,林彪只能算是“形左实右”,林彪实际上不过是在谋权,多数文革的实际斗争,其是不参与的,甚至也是不感兴趣的。
    
    林彪唯一的作用,就是吹捧毛泽东。通过不断地吹捧毛,来变相地抬高自己。以便能够顺利接班,执掌大权。搬倒刘少奇,林彪是很卖力气的。如果 不把刘整垮,林彪怎么能取而代之呢。从后来,林彪要当国家主席,结果就暴露出了林彪原来整刘的实际意图了。
    
    在文革中始终有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起着关键的作用。这个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意义在于什么呢。一是要不断的革命、反复的革命、持续的革命,二就是要在把主要的“党内资产阶级”也即“走资派”清除掉,但是这一革命还包括另一项重要内容,这就是还要继续把“官僚主义者阶级”拿下,文革的整个进程实际上仅仅进行了一半,也即主要把走资派打倒的差不多了,而对于“官僚主义者阶级”还没有伤多少骨,动多少筋。甚至为了集中火力对付走资派,还不得不保护、重用和提拔一些有较好表现的“官僚主义者阶级”。要利用这部分人,以便有效地打击一小撮。
    
    等走资派被清剿的差不多了。那么,再系统地“清理官僚主义阶级”方能说,文化大革命次算搞得比较彻底了。也是继续革命所必然要求的行进方向。
    
    毛泽东虽然亲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其并没有完成这一革命。
    
    那么,作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继承者,必然就要求将这个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而遗憾的是,毛泽东最后错用了一人,把一个实质上属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华国锋,误当成了文革左派。
    
    毛泽东曾经要自己研究文革中不足的方面。但是,这种“不足”,其没有能够充分地表达出来。
    
    现在看来,就左派的不足而言是一部分人试图“打倒一切”,而更多的不足。
    
     文史长廊 (博讯记者:薰衣草)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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