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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改良大学“官本位”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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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5月08日 来稿)
    
    删节本《大学“官本位”更须“中医疗法”》载《南方周末》2007年4月12日B15版《视点》
     (博讯 boxun.com)

    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事件”凸现了高校体制严重行政化、官僚化的弊端。所谓“行政化、官僚化”就是如张鸣所言,指行政权力全面掌控高校的资源配置,将其触角延伸到高校的教学、研究、管理等一切领域,一切环节,成为主宰高校发展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力量。
    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是原计划经济体制和90年代后进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钱化互相结合的产物。中外任何高校都需设有行政管理部门,但是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教师和学生服务,而不是相反。50年代初,中国的高等教育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根据地教育建制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高校体制为基础,对建国前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革命改造,在长达三十年的时期内,高校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各类专业干部和改造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高校的行政部门不单纯是为教学研究等服务,而主要是统领大学一切事务的领导机关。在人们的记忆中,高校或教育,原先是作为一条“战线”而存在的,即如“工业战线”、“财贸战线”、“文艺战线”、“医疗卫生战线”、“体育战线”等一样,都是具有高度行政性的集中统一的性质的。改革开放以来,和工农业或其它行业、领域相比,高校对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改革是相对滞后的。如今在高校体制内的人都知道,现在的高校颇类似于改革前的大型国有企业,其基本结构就是充分“官本位”,最典型的例证就是全国大学已分为“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等。与此相联系,高校中校级以下的行政管理干部,院、系、所的院长、主任、所长;校和院、系两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的组成人员都是由校或院、系行政部门任命。高校教师的岗位设定、薪资、提职,工作考核等等也无不与“项目”或“量化”挂钩,从而使高校出现了实利化、官场化的浓厚氛围,严重扭曲了大学作为知识传授地和新思想发源地的属性。
    中国大学的“官本位”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总体上讲,还是一种“新生事物”。在“文革”前的60年代,虽然大学管理是高度行政化的,基本是老干部在大学担任领导工作,但那时是“单一计划经济下的政治挂帅模式”,在“大老粗光荣”的大环境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是重点被教育的对象,就是书记和校长都可能瞬间倒台,大家都要“夹着尾巴做人”,所以“官本位”的气氛还不算浓厚。各种历史记述都反映,当时的各大学领导,虽然也奉命抓“阶级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谦谦君子,很少“官气”。
    1968年后的“工宣队军代表模式”又可称“丘八管秀才模式”,知识分子已被整体视为“臭老九”,军代表、工宣队极左、粗暴有之(他们中间也有不少好人),但因工作调动频繁,人事关系大多都在原单位,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官本位”。
    1980年代后,改变了从前那种老干部担任大学领导的传统,在大学里提拔了一些专家学者担任领导工作,他们从“臭老九”一个筋斗翻成大学校长,无不心怀感激,奋发工作,一时间大学校园里锐意进取蔚然成风,其间还出现了像刘道玉、江平、杨叔子那样杰出的教育改革家。
    以后就是在市场化、科层化的环境下,大学行政权力急速扩张的时期,突然冒出来无数的处、委、办、科,还有公司等等,满眼见到的都是官。过度行政化、官僚化的后果,一则造成大学除了听命于政府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外,基本不受校内教职工和社会的监督;二则导致越演越烈的“官”与“学”两栖现象,吸引一批批大学教师往仕途上奔,一些人一旦获官,出为教授,入为官员,最充分地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使得校园生态出现了“唯官是举”的新氛围。
    在教育主管部门的“量化”和“项目至上”的指挥棒下,如今的大学校园中,权、钱之帜高张,高校的生态环境已结构化或板块化了,整体改变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各校命运如何,全看各校的主管领导在处理行政权力和学术关系上的智慧和态度。应该说,国内大学特别是在江浙沪穗一带的高校,还是有一些优秀的书记和校长的,就是在院系一级的“头头”中,也有不少人仍在坚守学术理想,不受“官僚化”,“金钱化”的“污染”,在做学问、做事方面都很认真,说来他们还是学者。考之这些学校,在历史上都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虽经岁月流逝,名校的精神传承早已断裂,但还是点点滴滴体现在一些普通教师和领导的身上,书记和校长虽然也是“官”,但他们的身上都保有可贵的“书生本色”。遇到这样一位开明的校长和书记,那是学校和教师、学生之福;但如果不幸碰上一个“官迷”,也只能自认倒霉。
    说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历史上有过的那些享有崇高社会声望的大学校长们,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竺可祯、梅贻琦、张伯苓、傅斯年等等就不说了,也不说1950年代作为“民主人士”被安排担任大学校长的马寅初、陈垣等,因为他们也没有“可比性”。单说建国后的那些老革命家出身的大学校长,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实权在握的“书记兼校长”,也都是一些声望卓著的专家学者。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副校长成仿吾;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校长和中国人民大学书记的郭影秋;先后担任过吉林大学、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中山大学校长冯乃超;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等。这些大学校长中,最特别的是郭影秋,他已担任云南省的省长(省人民委员会主席),却因对历史的爱好和兴趣,主动要求转到大学工作,1957年来到南京大学当校长,这样的事尤如惊鸿一瞥,早成绝响。
    在那个年代,吴玉章等的空间要比今天的大学校长们小得多,掌握的资源更有限,使他们无由充分实现自己的报负。他们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或许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们都是正直的好人;都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热爱教育,重视和尊重知识分子;有理想,有责任心,更有担当;都在极有限的空间里为发展教育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不是那种对上唯唯诺诺,对下横眉冷对的官僚。
    林昭被打成“右派”后,吴玉章老校长把她收留在人民大学的书刊资料社,使她有一块躲避风雨的安身之地。也是吴老,把被诬为“胡风分子嫌疑”,即将陷入绝境的何干之保护了下来。杭州大学的林淡秋副校长不避嫌疑,多方设法保护被安置在杭州大学的“大右派”陈企霞和陈学昭。郭影秋调入南京大学时正值“反右”,1957年11月,是中文系三位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七十寿辰,此时南大的老先生们,都还惊魂未定,“郭影秋支持中文系为三老祝寿,并在自己家中设宴,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在“大跃进”的高潮中,郭影秋强调“教学是高校的主线”,尽量减少政治运动对大学的冲击。1963年,匡亚明调入南京大学,在不断升高的阶级斗争的声浪下,他鼓励教师要扎实研究学问,学生要好好读书,并安排动员学校的行政后勤部门,全力为教师学生服务。及至“文革”结束,匡亚明再任南大校长,长期住在校园内的普通教工宿舍,为的是多听教职员工的意见。今日名校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是华中工学院,1937年到延安的老院长朱九思在“文革”后期,把一些刚从劳改地释放,谁都不敢要的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接纳到华工,典定了学校以后发展的人材基础。1950年代担任北大党委书记的江隆基也是一位好人,这位曾经留学德国的“老革命”奉命改造北大,还是尽量爱护知识分子,后因反右不力,被指责为“右倾保守”,在1959年被发配到大西北的兰州大学担任书记和校长,仍兢兢业业,直至“文革”之初被迫害身亡。
    说到张鸣,这是一位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杰出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理当爱护。人民大学因有张鸣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才令人们刮目相看!人们发现,这所原来具有高度行政性特质的大学也实现了全面的学术转型,有了一种真正的“大学气象”。说来令人欷嘘不已,人民大学这所曾在50-60年代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大学,其经历的磨难比国内任何一所著名高校都要深重,“文革”中居然被无情的解散。按理说,这段“浴火重生”的历史,应该使人民大学今天的目光比其它高校更深邃,胸襟更开阔,更大气,更重视人材。却未曾料想,就因为张鸣没能做到对个别领导抱持“敬畏之心”,加之又在一些具体工作问题的看法上和领导不一致,就被扣上“捣乱分子”、“破坏和谐”的大帽子而被免去系主任一职。试想在吴玉章老校长主政的时期,会发生这种荒唐事吗?和今天的人民大学的某些官员相比,论资格和官衔,吴玉章是中共元老,是七大和八大的中央委员;论学问,吴玉章是杰出的历史学家和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但“官气”两字,却和他一点也不沾边,吴老不愧是真正的教育家!当然,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许只有“权力”最伟大,“教育家”是毫无份量的!
    这些话说了似乎也白说,大学的过度行政化似已积重难返,只能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那么能否学一点行政化年代那些不官僚化的正面典型呢?大学的校长和官员们,请不要再嚷嚷学什么哈佛、耶鲁、伯克利、剑桥、牛津了,中外大学校长联席会议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了,“新知”掌握也差不多了。现在大楼都已盖起来了,规模和气派和外邦的大学相比一点都不逊色,其它那些“软件”,想必怎么学一时也学不来的。既然如此,就不必舍近求远,花大把银子去做那些越洋考察的“无用的功课”了,还不如返躬求己,就从“本土”资源挖掘一些积极因素。吴玉章、郭影秋、匡亚明、朱九思等都是“老革命”,政治思想都正确,属于我们优秀的“本土资源”,就请以这些老校长为榜样吧,在你们的职权范围内,对大学的过度“行政化”和“官僚化”稍作一些改良或改进,让大学板结状的土壤松一口气如何?
    2007年4月12日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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