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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冤假错案对策/施绍箕
(博讯2007年5月04日 转载)
    
    
     中共自执政以来,接连不断地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直接的后果之一是产生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随着旧的冤假错案的改正,人们在宽慰、兴奋之后,有必要从惨重的痛苦之中去寻找教训,寻求为今天和以后不再产生冤假错案的办法。本文试从共产党犯错误的特点和造成的后果两方面来看防止冤假错案的必要性,从而提出一种制约机制:制定“冤假错案反坐法”和“冤假错案赔偿法”。 (博讯 boxun.com)

     共产党犯错误的特点,大致有如下四个:
     一,每一个大错误延续时间长,发现错误晚,改正慢:文革延续十年,反右扩大化错误在二十一 年之后改正,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则在二十五年之后平反,胡风本人释放出狱,彭德怀反党事件达二十多年才纠正,在他死后平反昭雪,等等。
     二,错误总是在极为正确的名义下出现,亦即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公认的错误,在当时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正确性是不容置疑不容讨论更不要说是反对了。这种正确性跟党的正确性连在一起,跟工农跟人民的声音连在一起,因而代表了革命,谁要反对,谁就是反党、反人民、反革命。1957年反右运动的信号是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六月八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发出的,两天之后就是〈工人说话了〉,彭德怀因为一封信而被中共中央委员会八届八次全体会议定为反党集团,文革开始的标志“五一六通知”是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出的,而那个纲领性文件《十六条》则是在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既然是党的决定还会有错吗?张志新因为抵制和反对,以“恶攻”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割断喉管,处决了。
     错误总是在正确的名义下出现,不容置评,拒绝了外部的意见和批评,实际上包括拒绝了党内的意见和批评,这是致使错误可以愈演愈烈和及时纠正成为不可能的一个特点。
     三,第三个特点是共产党纠正错误主要的仅仅是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靠更多的力量,确切地说,主要是靠中央,甚至是靠少数领导的力量而不是靠民主决策、舆论监督和法律裁判。其众多例子当中首推空前浩劫十年文革在达到民不聊生、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之后,它的寿终正寝靠的是近乎神秘的政变的形式,而声势浩大的四五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照例在这之前已被镇压了下去,《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有论:“在伟大领袖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英雄的首都人民一举粉碎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举国上下热烈拥护党中央两项决定,……”,历史为什么那么容易地被颠来倒去?
     这个特点的事实是严峻的它的内涵是极为深刻的,要是共产党有一种能够纠正错误的健全机制,怎么会有那么多深沉而惨重的代价呢?
     四,第四个特点是,对错误没有人负责,即使有责任也不负责,不负负任何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有这样一则事实:右派改正不久,上海交通大学的几位错划右派向市高级法院起诉控告原校党委书记,主张对其造成错误的后果追究法律和赔偿责任,结果呢,法院把诉状转到了作为被告的该校党委,由党委办公室给原告去信答复,说“我们党的政策历来强调对待历史上遗留问题的处理,应当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不要去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加以解决。”还望“识大体、顾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云云,底气十足的被告象是在教训原告,这有什么奇怪呢,在一党的领导下,这样的从实质到形式的怪圈,应该说是见怪不怪的,明白无误的自说自话答案是“不要去追究个人的责任”,是没有人负责任的!
     这个特点正是共产党屡屡步犯错误的通行证和方便卡,不犯错误怎么能只靠共产党正确的定义和字句,而不去寻找对可能制造错误的人进行约束的机制呢?这个简单的道理在大家交了那么多学费之后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
     (二)
     下面来看看共产党犯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实质性的后果:例如1957年反右运动中,制造了55万宗错案,把当时500万知识分子中的10%打成右派划入鬼类,对他们给予了“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恩格斯语)的对待。连续三年的大跃进运动直接经济损失1200多亿,贻误了8年的建设和发展的时间。十年浩劫中,全国受打击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群众达一亿人,其中34800人被迫害致死,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使经济达到崩溃边缘,等等。
     二,“生态”灾难:使民族变异,性格扭曲,道德堕落,多少人在失去了基本的人权(生存权)之后逆来顺受,唯唯诺诺,多少人明哲保身,浑浑噩噩,多少人安于任何现状,宁当太平狗,不做乱世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同时,运动还造出了许多阿谀谄媚和奸佞之辈。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强暴不能屈”的气节哪里去了?
     大面积的“生态”灾难不难找到许许多多的例证,这里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灾难所及的广度深度以及令人欲哭无泪的后果的严重性:1979年在几个月之中,55万右派受到错划改正,他们奔走相告,欢呼雀跃,然而他们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话,声明自己是“对划右派”而不是错划右派,难道这样的认识才始于改正的一刻而不足以说明在这之前二十五年压抑下的处境和心态吗?几乎类似地,在江青一伙被逮捕,文革被彻底否定之时,十亿人举国欢腾,而在这一夜之前,他们不还在高呼文化大革命万岁和接受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教导吗?这是十亿人自觉的紧跟照办,还是他们不能自由表达的结果?如果是后者,这不就是心态、性格和道德标准的表现吗?另一个事实是: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打成了叛徒、内奸、工贼,并永远开除出党,通过决议时,中共精英人物,全体一千多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除了唯一的一位女性陈少敏没有举手之外,全部都举手赞成通过,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何尝如此荒诞不经,谈何十亿百姓?
     (三)
     冤假错案的造成,其机理比较复杂,怎样防止是个更大的题目,笔者限于水平无能概其全,也无意更多涉猎,只是试从一个角度进行探讨,冤假错案总是有具体的人或具体的组织制造成的,谁发话批准,谁举手通过,或哪一个组织批准,只要让这些具体的人或组织负责(而不是不负责),这样,情形就会完全不同了,如果当年有这种责任制,有理由相信,没有一个法官的朱笔敢向张志新的死刑判决书上点下去的,也完全可以相信,对共和国主席的诬陷的决议举手不可能超过500票的。
     因此,提出防止冤假错案的对策之一是:制定冤假错案反坐法。
    诬告反坐中国古已有之,《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结局让观众舒心。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编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第131条和第138条可以说是跟设想中的反坐法比较接近,然而条文中所指的是“非法侵犯和违法侵犯”,并且不包括“不是有意诬陷”的。很显然,这样的条文,对于大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冤假错案来说,就太不着边际了。
     由于我们的冤假错案几乎都是正确名义下“合法的”,一部分是通过行政手段,包括给戴帽子等等,这算不得什么“违法”,另一部分逮捕判决则多是通过合法手段的,如1955年5月对胡风的逮捕是由公安干警出示逮捕证实施的,对张志新的判决也是由人民法院作出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以言治罪,众多的右派、胡风反革命集团、丁陈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以至被处死的犯有反革命“恶攻”罪的张志新等等,无不都是如此的。
    而刑法条文中指的是“违法侵犯”才追究,这似乎不包括“合法的”冤假错案了,其次,以言治罪、搞文字狱是不是可以认为是诬告陷害呢?需要明确。
     因而,需要有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冤假错案反坐法,目的是用来追究冤假错案的制造者、责任人(包括组成组织的成员),限制他们制造冤假错案,令草菅人命者戒。
    另一项是,制定冤假错案赔偿法。其主要内容应为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人对受害人负责名誉和经济上的赔偿,直到责任人倾家荡产为止。如果责任者是一个组织,则由这个组织的成员作为责任人,例如某级党委是责任者,则由党委委员承担,若超出经济承担能力则由全体党员承担,而不应由国库和行政开支。这样,才有可能保证限制该级党委不制造冤假错案,以及使全体党员(因有切身利害)有监督其领导不制造冤假错案的责任,起到制约作用。
     同时,这个“赔偿法”实际上可以为坚持真理、伸张正义、自由表达、纠正错误创造条件,减少后顾之忧(今天受诬坐牢,明天会有回报),大跃进和文革中不敢说真话的教训是深刻的,党内党外都不敢说真话,又使党的领导的错误加深加重,造成恶性循环。这个意义上说,赔偿法是一种防止冤假错案的良性机制。
    随着冤假错案反坐法和赔偿法的建立,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才会有切实的保障,历史上一再出现的沉闷压抑的局面会不再重复。冤假错案责任人不负责任的时代应当结束!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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