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评论] 页面有问题?请点击打印板-》打印版                  [推荐此文给朋友]
[博讯主页]->[大众观点]
   

孔令朋: 我的厄運—「反右」追記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2007年5月03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析世鑒】製作組,提醒任何意圖對【析世鑒】有關發佈內容做再傳播者,請務必閱讀我們關於【析世鑒】發佈內容的各項聲明: (博讯 boxun.com)

    
    http://boxun.com/hero/xsj2imgurl
    
    ★【析世鑒】製作組,強烈鄙視任何未經著作人、著作財產權人或著作財產權受讓人等同意而略去原著述人、相關出版資訊等(例如:期刊名稱、期數;圖書名稱、出版機構等。)的轉發者及其相關行爲。
    
    ★ 囿於時間與精力,【析世鑒】所收數位文本之校對未能一一盡善,鲁鱼亥豕諒不能免,故我們忠告任何企圖以引用方式使用【析世鑒】文本内容的讀者,應核對有關文章之原載體並以原載體文本内容爲準,以免向隅。
    
    ★ 除特別說明者外,【析世鑒】收入的數位文本,均是由【析世鑒】製作組完成數位化處理。
    
     ◆ 彰往可以考來·後顧亦能前瞻 ◆
    
    
     奸匪禍華·「反右」五十周年
     (1957-2007)
    
     紀念發佈
    
    
    我的厄運——「反右」追記
    
    孔令朋
    
    
     我的厄運
    
     一、本性難移 真言多敗
    
    「誠」在任何國家民族的文字中都是一個美好的字眼。說真話是爲人處世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我自幼年起從家庭、學校、社會所受的教育都是要我做到誠以待人,不說假話。誰也想不到天有不測風雲,我竟因誠獲罪,捱過二十二年的無情折磨。與我同時又有多少人只因有意無意地說了幾句,甚至僅僅一兩句真話就慘遭苦難,決定了過一輩子艱辛痛苦的歲月。
    
     自一九五七年夏天起在中國掀起一場史無前例的反右鬥爭大運動。驚天動地,草木皆兵。曲阜周公廟裹原有銅鑄金人,背上銘文有「多言多敗」之句,戒人多言。在運動中三緘其口之誡已不適用,犯忌的不是多言,有時還不能不言,致敗的只是真話。所以應將之改爲 「真言多敗」方符反右實際。
    
     反右運動進入高潮後,據說中國知識分子多具資產階級思想,有些人從骨子裹反對社會主義,所以必須給以迎頭痛擊。因此鬥爭對像僅限知識分子,包括未來將成知識分子的大學學生。在工農兵範圍内不搞運動。因爲工是領導階級,農是聯盟盟友,兵是苗紅根正,他們當中都不可能存在右派。左右對壘,涇渭分明。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估計約有五百萬人,先後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據薄一波著書透露「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比八屆三中全會的底估計還多四十萬人。」正是值十抽一。不管甚麼出身,只要一當上右派就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因爲右派分子的思想是資產階級的。
    
     北京和上海是反右鬥爭的發源地和第一線,運動開始得早,打擊面廣。我更有幸得爲上海最早被揪出(一九七九年後稱爲錯劃)的右派分子,以至成了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人物。其後的事實更證明我的右派經歷之獨特離奇在全國五十五萬右派當中堪稱絕唱。人無我有,唯我無偶。何以如此?說來話長。
    
     上海國際貿易業在一九五六年春敲鑼打鼓實現公私合營,一夜之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因爲是合營,所以把公司所屬各原私營進出口行的國外關係全都集中起來,分由各國外員代替原企業仍以原名與之往來。一家國外客户在上海不止一家對象,一家上海企業也不止有一家國外關係,其間多有重複。由於對國外並不暴露合營公司名義,歐洲各國和上海行家有往來的廠商的函電仍發向原來企業,到上海後再集中處理,所以國外員可以掌握同一國外廠商向上海原私管企業分別發來爲 同一業務的報價等,往往發現報價高低不一,言詞深淺不同,表示了彼此業務關係密切的程度。有的向關係好的行家透露信息,告知上海有人競爭請多注意等等。有時對同一件事說法不同,充分暴露了國際貿易中的業務秘密。這些函電同時在手,看起來十分有趣。獨自經營,難窺其秘。
    
     爲了不使對方瞭解上海已經合營,所以對外函電不僅仍用企業原名,而且要用原來信纸信封,再請原負責人簽名。簽發只是形式,業務不經其手,最多可以提點建議或意見。熙成原來的英文秘書是位希臘人,對外信件可以恰當地表達我的意見,此時打統張則失其原有風格。好在有無業務到手已經與我無干了。偶有客户由國外來訪,則仍由原負責人接待,盡力掩飾。這種經營方式可以說是自有國際貿易以來别開生面,空前绝後的創舉。
    
     當時進口化工西藥的業務對象主要是英、法、德、意等西歐國家,其次是港澳。我被任命爲專司此項業務的國外員,因此我經手的函電最多,約佔往來總數之半,任務最重,工作最忙。在經營中也發現了當初在國營公司領導和支配下,進行業務的内情和甘苦,我才明白一切商品經營完全按照計劃。怪不得當初費盡心機想要進口任何一項計劃之外的商品都是浪費電報,純屬徒勞。我過去也曾傻乎乎地進行過這種白費勁的努力。
    
     在國際貿易業裹有句話叫:國外關係是衣食父母。同業間相互保密。對國外客户百般拉攏,因爲 只有依靠他們與之達成交易才能維持本身的生存。
    
     合營後一切公開,共同對外。我作爲國外員思想上仍認爲應該代替原來企業和國外維持良好關係,爲此對計劃下的死做法常有意見,很不習慣。這時公司裹發起兩項活動,一是提合理化建議,一是勞動競賽。
    
     我在任何時候都難改愛提批評和意見的毛病,既然提倡合理化建議正中下懷。每有所見,就寫成書面意見交給公司領導,先後不下二三十次。他們說都說重視和感謝,卻無一曾被接納。後來才明白我所提的多屬國際慣例下市場經濟的經營方式與自搞一套的計劃經濟背道而馳,甚至被認爲 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條道路鬥爭的表現。
    
     至於勞動競賽,我認爲 誰的工作能量大,成果好,人所共見,其本身就是競賽,何必去搞爲競賽而競賽的不切實際的形式,甚至在同事之間製造矛盾,不免時出「惡」言,乃致讓熱衷於此者聽了很不舒服。
    
     在這裹我對事態發展和自我估量犯了個認識上的錯誤,自以爲工作出色,而對公方領導視我桀驚不訓的看法矇然不知。
    
     季度終了,公司評選先進工作者,每組一人。在國外組開會評選時,組長吳兆璜提出「我大瞻提議評選孔令朋,請大家發表意見。」我聽了既暗自得意,又很感納悶。覺得就工作和成果說,評我應是理所當然,何需大膽。结果是全組一致贊同,毫無異議。不料以我名上報後,公方領導不予同意,堅須重評。主要理由即我對勞動競賽有不滿情緒,平時「怪話」(合理化建議)太多,不符競賽要求。我這時方才如夢初醒,感覺到積極任事還不行,必須迎合喊好,埋頭順從,方合孤意。空言之效遠重實幹。
    
     先進工作者僅爲虚名,並無實惠。然而這不失爲 一種榮譽,表示工作成績受到承認。但在公方領導心目中我因思想不純,「野」性未馴,不足以當此榮銜。其後我在另選先進的全組會議上說:「承蒙大家推薦我,雖未被批准,但我能得到大家的認可深表感謝。我覺得没有批准比評上先進更加光榮。」這無異又是怪話。
    
     自有勞動競賽以來,先進工作者均出公評,公評而不獲准者極爲罕見。說不定有此殊遇者僅我一人,實際上這應是警告性的知趣教育,豈奈我明知真話難聽,而本性難移何!
    
    
    
    二、初開言禁 戲演雙簧
    
     上海合營公司每週定期舉行政治學習,私方人員分普通班和高級班。高級班學習蘇聯教本《政治經濟學》,我參加了高級班。當時内心深處倒真是想學些新知識,用廣見聞,充實自己。
    
     參加高級班的私方人員都有一定水平,討論起來相當認真,經常提出一些問題,例如既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那麼同一勞動時間生產出來的商品爲何價值不同。出土文物價值連城,如何體現它在地下使之增值的勞動時間等。大家討論的结果總要回到資本主義價值規律的供求律上來。欲求否定,難得其解。
    
     後來由外地來了一位私方人員參加學習,據聞此人學習水平很高,可以擔當起與我辯爭,駁我怪論之責。這樣一來更激發我故意提出問題來向他求教徵答的興趣。我的思維反應比較靈活,你來我往,往往使他難以招架,免不了向上告狀,更使我背上思想反動之名。
    
     一九五六年間,毛澤東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人耳目一新。初開言禁,人心振奮,以爲從此步入了言論自由的新時代。我的心情輕鬆,爲 之一暢。
    
     有一天,外貿私方學習大組長許軔初找我,說領導上爲 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召開一次全體私方人員參加的嗚放會,請我當反方主角,用資產主義經濟理論爲 資本剝削辯護,另請同業徐世長當正方主角,反駁我的論點。所以兩個人的講詞必須事先對好,既要針鋒相對,又要絲絲入扣,像雙簧那樣表演得配合默契,歸結爲 承認資本剝削。要富作一次學習任務,保證順利完成。
    
     乍聞此言,一喜一驚。喜的是在那麼多私方中偏找到我,可見聲名在外;驚的是戲不好唱,深淺不宜,心中無數。然而既然找上門來,豈能示弱,坦然接受下來。好在提倡百家爭鳴,大可放言無忌。
    
     爲了做好準備,我設法借來幾本解放前出版的經濟學概論等書,由中取材强調資本家將本求利,競爭取勝,供求關係決定商品價格等作爲 發言重點。徐世長和我是武漢大學同學,平時很熟,當着許軔秋的面探討對詞,表達了我的意見,又提供了反駁論據,決意演好這場戲。
    
     會場設在外貿會堂。開會那天外貿私方人員全體出席,還有若干與學習有關的公方幹部和職工代表,千餘座位無一虚席,大家對嗚放辯論這一新鮮事物極感興趣。
    
     熙成商行在同業中不受注意,我不曾在同業公會中擔任任何職務,開會也不去。與同業接觸較少,大家多不知我。我一生好名,喜歡出人頭地,得此崭露頭角的機會,正宜表現一番,企求一嗚驚人,有把握可以以假爲 真地進入角色。
    
     大會先由幾個人輪流談談體會,最後才是「資奉是剝削嗎?」的辯論。我先出場,爲了想壓住陣勢,製造氣氛,往台上一站,略加掃視,開口就說:「過去我們有資本,所以被稱爲 資本家。現在我們的資本都已交出,所以不應再是資本家,而是企業家。」企業家三字說得一字一頓。引起群情活躍,掌聲雷動,經久不息,充分達到了鼓動聽衆熱情的效應。因爲企業家一詞既新鮮又生動,其前没有人敢稱資本家爲 企業家,此說切合衆意,出乎意表,才會大受歡迎。如果有人已經講過,我則不會在此拾人牙慧,失其創意。
    
     接着我舉了幾個例,說明資本家賺錢只有資本還不夠,必須還要依靠機遇、眼光、魄力、經驗,知識,策略、勤勉、才能等以達成功之道。發言經常被陣陣掌聲所打斷,我知道自己是成功了。
    
     徐世長最後上場,上來就說:「孔令朋給我出了個難題,我的反駁力或不足,但是真理。」辯論的目的原來是想使大家加深對資本剝削的認識,由於聽衆的身份和意識,其结果適成其反,與原來期望背道而馳。
    
     這次辯論使我在外貿私方人員中聲名大振,無人不知。不少人表示贊賞,不禁暗自得意。求名得名,躊躇滿志。當時難料這正爲後來的命運發展佈下潛伏危機。
    
    
     三、奉命带頭 放膽鳴放
    
     一九五六年秋在中國大陸確實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舒暢,煦和溫暖的新氣象。也許由於風向轉彎,領導上對我的看法也隨之改觀,在合營公司正式發表任命時我被安排了業務一科進口組副組長,職位雖低,意義不小。
    
     因爲合營之初,一切私方人員的工作安排,從組長、科長到副經理都由公方和同業公會幾個負責人協商決定。熙成原是五反退賠未清的資負倒掛产,能進合營已屬網開一面的特殊照顧,任何職位自然輪不到我。安排之初都是臨時名義作爲過渡,及至歲末公司定上正軌,人員要再正式任命。我對此本未經心,因爲有無職務不影響工資收入。不料在發表時我竟榜上有名,任爲副組長。難能可貴的是所有人員都是各仍其舊,由一般組員新被提升者僅我一人,不能不使我感到意外。主要在於這意味着這是對前些時不批准我爲 先進工作者的決定的否定。當然,在那時無法預知這一個最起碼的職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我以後數十年的命運。
    
     名單發表的當天,公司公方經理吳福榮找我談話。他說:「你的工作表現十分出色,我們知道你過去的經歷,所以考慮提拔的任命。希望今後能夠體會對你的信任,身份不同了,要更好地爲黨工作。」話未明說,實則是提醒我以後少提意見,應像學習中所要求的那樣:做黨的馴服工具。
    
     任職未久,坐席未暖,己任私方科長的陳麗泉(現在香港)對我說:「現在有個鳴放機會,第三期工商界政治學校即將開學,要有組長以上的職位才能進入市校,研究下來,你最合適,所以決定推薦你去。」良機難再,當即同意,自此走上了厄運連連的道路。
    
     市級工商界政治學校已開過兩期,第一期是頭面人物榮毅仁、劉靖基等;第二期是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時保護過關的重要工商界人士三百另三产;第三期則是組長以上私方人員。人數更多,規模更大,目的是提高認識,改造思想。自一九五七年初開學,學習期間預定兩月。一般私方人員則參加區級政校。上面我說起碼的職位影響今後的命運,是因爲 如果不被提拔,不進市校,雖仍不可避免的當上右派,然而其後遭遇就大不一樣了。
    
     上海工商界第三期政校(下稱三期政校)由各行業混合编組,我所屬的組,組員來自不同外貿合營公司和房地產業的私方。每組十幾個人,每天學習六小時,都用於聽報告和討論。既然號召大嗚大放,向黨提批評意見幫助整風,自可海闊天空,高談無忌,形式別緻,氣氛祥和,很合我的口味。
    
     在我入校之前,對外貿易局主管人事和學習的兩位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慎重其事地要求我到校後積極帶頭,大膽嗚放,暢所欲言,勿稍顧慮。我表示人微言輕,難以當此重任。當然這是客氣,並非真意。他們就指着辦公室牆上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十六個大字對我說:「這是我們黨的方針,你放心好了。」我體會帶頭鳴放無異是給我的光榮任務。
    
     進校之後,校方領導也找我談話,要我主動大膽,積極帶頭,活躍嗚放氣氛。並且告訴我,不安排我擔任組長是爲 了讓我有更多時間,更少拘束,更好鳴放。
    
     這兩次談話猶如兩把尚方寶劍,既然辱承領導信任,如不盡力而爲,豈不有負重託。所以我真是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過有個原則,必須有理有據,實事求是。幾次發言之後就在組内建立起聲譽,全組同學都對我深表好感,真能起到帶頭作用。
    
     時至一九五七年春,全國掀起鳴放高潮,報紙連續發表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人民日報四月十日題爲 《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央統戰部號召黨外人士多發表批評意見等文章。文章中說:「放,就是要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黨外的議論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這些議論,大多數是批評得中肯的。」;「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馬。」如此等等,使人如沐春風,沉醉於大鳴大放的舒暢心情中。與此同時,報紙報道打破禁律,接二連三地刊登著名民主人士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儲安平等人的發言和各地鳴放情況,給大家以啟發震動,活躍了思想,激發起熱情,深感言論解放,群情歡悦。不想把皇帝拉下馬,只想持國者洞察民情。信言鑿鑿,還怕甚麽呢?
    
     約在五月廿日左右,新聞日報發表了上海市政府參事魯莽的一次發言,要求共產黨把隔绝群衆的牆和溝拆倒填平。這個發言引起全組共鳴,討論結果要我寫一封信奉不積極響應。我手癢難搔,當晚寫了一篇短文,言詞犀利,切中時弊,大受全組讚賞,準備投寄報紙。可是組長張顯崙婉拒領銜,群推由我首簽。我想既敢寫何不敢簽,而且好名成性,不假推辭。隔壁一組聞訊而至,要求同簽。於是兩組學員全都簽了名,由另一組組員吳毓骧(上海清華校友會會長,民盟成員)和我親送新聞日報,面交總编輯名記者陸論(後亦錯劃右派)要求發表,當獲同意。
    
     五月廿五日新聞日報原文發表了這封信,題爲 「三期政校孔令朋等廿九人支持魯莽發言」,大家都很高興,聚餐慶賀,在全校引起轟動。後來其他組也有仿傚投書,未被刊用。這封信在全市也有一定影響。讀者紛紛來信支持,更有人對文章筆法深表贊佩。
    
     自此以後,我在校内聲名大振,不少人有了問題就找我解釋分析,徵求意見。校方爲 此成立了一個問題研究組,由我任組長,負責解答各組學員提出來的種種問題。由於學員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問題提得相當粗淺偏頗,而答覆時必須出我之口,聽者不察或會以爲是我所提問題,心中也不免有些委屈,怕被誤認我竟如此幼稚無知。
    
     好景不常,風雲陡變,在得意中逐步走入厄運的險途。
    
    
    四、最早右派 頭版頭條
    
     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爲甚麼?》,六月十日發表了《工人說話了》,口氣很大,來頭不小,讀之愕然,心裹倒真的起了問號,「這是爲 甚麼?」
    
     秀才畢竟具有幾分呆氣,不是工人階級先鋒隊要人家說話的嗎?不是不論說得在理不在理都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及至六月下旬看到香花毒草六條標準,爲時已晚,然而同樣是一個人發表的題爲正確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講話,爲甚麽早些時聽口頭傳達的内容不同於發表的文字,這又是爲甚麼?實際上怎樣想已經没有用,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吹起了動員的號角。
    
     有警覺的人都適時轉變了口風,人嘴兩張皮,怎麼說都可以。而我既已成爲衆人心目中的鳴放典型,轉不過彎,改不了本性,放不下架子,不願爲了說假話損害已經建立起來的直言無忌的盛名。心想反正我有奉命帶頭的尚方寶劍和大公無私的領導保證,諒來不至有事,所以在小組裏不僅没有三缄其口,依然照談不誤。對雙百方針的前後說法不一,表示難以理解。
    
     三期政校原定學習兩個月,爲了放手鳴放一再延期,直到報紙變了臉才宣佈结業。就在面臨结業前約一個星期,校領導又找我去要我執筆寫一篇《上海工商界告台灣工商界書》,準備送交電台對台灣廣播。我假作推託說:「我在上海工商界碌碌無聞,寫這樣正式文章恐難當重任,最好另請高明。」其實意在試探。答覆是:「我們研究下來,非你莫屬。這封信是代表上海工商界,非你個人。下午務必交卷。」我等於吃了一顆定心丸,現在正在大鬥右派,我既然能代表上海工商界對台寫宣傳文章,想必未失信任,右派看來輪不到我。
    
     誰知事有出入意外者。也許是「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信則人任焉。」等孔子的話深入我心,使我天真過了頭。就在寫對台文章後不久,結業前夕之晨,我來到組裹突感氣氛異常,人人端坐不語,面容鐵板,不論我找誰說話,無人理睬,不看我,不回答。我故意找平時對我最表贊佩欣賞的謝繼祐說話,他只是閉目養神,毫無表情。我知大事不好,就說了句:「我瞭解你們的心情,我只想說我從來說的都是真話,没有欺骗過你們,也没有做過對不起大家的事。你們不說話,我來奉陪。」
    
     可是,他們奉命不准說話,又奉命不准不說話,不過是要說一樣的話。我到組未久,組長一個暗示,大家同時起立走了出去。只剩我一人不知如何是好。幾分鐘後有人來召我去禮堂,原來在那裹已經擺好了陣势。包括其他各組代表在内的學員同來參加我組批判會,奇怪的是重點竟然不是言論而是要我交代和上海正在批判尚未戴帽的大右派,中國民主同盟負責人彭文應(一九七九年後未被改正的五位中央級右派之一)的關係。彭和吳毓驤相熟,組内早有談論,人人知我不識此人。不知爲何此時包括吳毓驤在內卻一字排開,像演木偶戲似的,說我和彭關係密切,謊稱素無往來,欺騙大家。這真使我又好氣,又好笑。我知道他們是在演有人牽線的木偶戲,只是說:「我不認識彭文應,你們心裹比我還明白。」我又說:「你們都知道我一貫說真話,希望你們也說真話。」會開了僅約半小時,各組代表發了言,各說各的,並未鬥我,就结束了。
    
     會後,學習大組長史繼盛來我家問我意見,表示同情。我大發牢骚,並且說:「今天的會,我們組的人人人說假話,只有我一個人說真話,這是爲甚麼?」他向我透露了我不能畢業的訊息,並没有說我將成右派。
    
     次日,一九五七年七月廿九日,三期政校舉行結業典禮,宣佈我不能畢業,因爲學習不好,必須補課。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我已心中有底,對此不感意外。心想不畢業就不畢業罷,並未理解不畢業意味着甚麼。
    
     數日後,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晨起閱報,我名豁然在目排在新聞日報的頭版頭條,其他各報亦載顯著位置,冠以「右派分子」。想我在解放前曾是經常見報的新聞人物,解放後竟得在五反運動中受到報紙表揚,卻從未成爲頭版頭條。求名得名,惜非其時.憾非其所。
    
     更使我感到遗憾和不平的是報載我的「罪行」,雖只舉了兩個例,卻都是比斷章取義還更不符實地强非我之言以爲我說。真是陷人於罪,何患無詞。
    
     在這之前京滬各地報紙已經從鼓勵鳴放轉向批判謬論,著名人物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和錢偉長、費孝通、曾昭倫、陶大鏞、吳景超、黄藥眠等廣大教授以及上海的彭文應、陳仁炳、孫大兩、李康年等都先後受到批判,他們都是還未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准右派。而我雖不見經傳,不受批判、卻得搶拔頭籌,最先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揚名上海,豈非異數。在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名列榜首,我何幸哉!
    
    
    五、右派榮歸 稀世孤例
    
     古今中外,右派原是獨創之物。我以右派榮歸,堪稱稀世孤例。
    
     一九五七年春,上海國際貿易業已經完成了「聯合國」的歷程,我被任命爲國營中國進出口公司(簡稱中進)化醫部西藥進口組私方副組長。三期政校結束,我要作爲國營公司員工向中進報到,步入這個新的環境,戴着右派分子帽子,不知等待着我的是何命運。原以爲 免不了又是一場批判。
    
     事有出人意外者,報到之時由公司黨委書記和經理等召開了一個小型歡迎會,歡迎公司所屬私方人員學成歸來。人僅三四,我爲其一。公方表示歡迎,私方暢談感受。我只好主動檢查,自認學習不好未能畢業,今後應再加强學習,公方領導既未表態,也未批評。
    
     次晨正式上班,進入化醫部辦公室,只見已爲我準備好一張大辦公桌,臨窗面江,俯視外灘,遠眺近覽,景色宜人。與我對面而坐的是公方組長馬思武,他是小提琴家馬思聰的哥哥,曾留學法國,娶妻法婦,文革中因此折磨慘死。
    
     辦公時間一到,全組舉行學習會,由科長許怡秋主持,首先對我的到職表示歡迎,大家鼓掌,使我頗感驚異,當即發言,慚爲右派。許科長說那是思想問題,不影響行政工作,囑我安心任事。機密函電文件等由我收拆先閱。環顧十數組員全是我在熙成時指揮我向海外進行業務聯繫的幹部,當時企業生存大權操在他們手裹,如何交易唯命是從,而今我竟成爲他們的組長,真是做夢也未想到。大家都是熟人,不過,以前私營受國營領導,見面時嚴肅認真。不拘言笑。而今,同組共事,在工作上不分公私,在名義上又分公私。
    
     更想不到的是,我剛坐下來就有人送來一份聘書,以公司名義聘我爲業務改進委員會委員,當天參加會議。這不啻是以右派身份參與改進國營工作,想來是事先備好,未因我已成右派而予取消。
    
     我既已被公開宣佈爲 右派分子,卻在國營公司裹以右派身份領導組内包括共產黨員在内的幹部,拆閱機密文件,參與計劃執行,接受委員新命,如此等等。今日聽來這似是天方夜譚,難以置信,然而這卻是我的真實經歷,我不知在五十五萬右派分子中有誰有與我相似或相同的經歷。
    
     實際上,我之所以受此殊遇,並非獨承厚愛,只是出道過早,上海反右鬥爭雖揭帷幕,尚未正式普遍展開,從提倡大鳴大放到「工人說話了」是個突變,從外貿局到中進公司誰也不知右派分子這個怪胎究應如何對待,所以只得一仍其舊,照章辦事,使我有幸成爲 右派榮歸,有獨無偶的全國孤例。
    
    
    六、製造右派 引蛇出洞
    
     全國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都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原是試製樣品,繼而成批生產。成群的蛇,被引出洞。
    
     右派之所以成爲右派,绝大多數都因曾說過一句、幾句或者多句的「錯」話。「錯」就錯在話是說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場合,受了錯誤的誘導。「錯」是相對於「對」而言的。「對」就是燕語鶯歌,鸚鸝學舌。可悲的是,幾乎所有的「錯」話正是真話,真正反映了歷史的真實,社會的真相,言者的真心。
    
     在今天看來,經過實踐的檢驗,歷史的查證,绝大多數當年的「錯」話都是實事求是的真話。可惜,資料全毁,收集困難。否則如將當年全國右派分子被打成「右派」所依據的「謬論」,彙集整理,分析辨正,一定會成爲 世無其匹,包羅萬象的治國良策的時代巨著。
    
     那麼多的「錯」話從何而來?一般情況下友朋相聚,議論評說,既不會廣爲 流傳,也不致形諸文字。可是,反右鬥爭運動全面展開後,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機關、企業、工商教醫等單位無不熱衷於千方百計,八面張羅地挖掘右派。因爲根據人必遵從的科學論據,說是凡有人群的地方都存在着左、中、右,所以既成人群必有右派。如無右派豈不成爲 對偉大科學論據的背叛與嘲弄。右派的表徵是思想言論。言論反映思想,抓言論乃成首要之圖。
    
     言論到哪裹去找呢?這容易。前些時不是號召鳴放,幫助黨整風,歡迎提批評意見嗎?有鳴放有學習有開會就有發言,有發言就有紀錄。不難從中尋章摘句,揪住辮子,黑紙白字,在册難逃。如何斷章取義,北京首創榜樣。此外,還可發動群衆相互揭發,爲了保身求安,何顧友情道義。於是採取貼大字報形式,你揭發我,我揭發你,有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來我往,一箭雙鵰。那些懂得察言觀色,三緘其口的人免災了;那些能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爬的人有福了。
    
     言論既得,篩選分析,突出重點,抓住典型,以指定人物爲 對象,開會批判,上綱上線,此時錯話升級爲 謬論。所以製造一個右派一般都要經過貼大字報,開批判會的過程。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凡是已被選作重點的人物不被戴上右派帽子者幾希。因爲 是從人群中發現揪住的,所以稱爲揪出右派。
    
     由於權威科學論斷又明確指出右派在人群中的比例應爲百分之五,因此不少單位的百分之五作爲 計劃指標,四捨五人,多退少補。以致往往甲單位右派超額,乙單位計劃不足,評定出現參差。同樣一句話在甲單位上不了榜,在乙單位脱不了身。說同樣話的人是否是右派,其命運不決定於其本人思想言論,而決定於所在單位的「右派」產量計劃已否完成。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後又來了一次反右補課,補進幾萬名「漏網右派」。
    
     據說有些主管天良未泯,認爲本單位没有右派,或拒不上報,或坦言無「右」,這顯然違背了人群中必有右派的權威論斷,其上級往往就將這些不識時務,不信「權威科學」的主管打成右派。至此反右鬥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偉大勝利,無怪毛澤東事後評說:「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有人認爲 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實際上是一九五七年。」
    
     右派揪出後,審查定案,打入冷宮。等待他們的是從一九五八年六月公佈處理辦法到一九七九年錯劃改正,長達二十二年的精神折磨,生活艱困的厄運。
    
     如前所述,由於我之出台早在反右鬥爭正式展開之前,所以事前無警,事後無驚,來得突然,得享殊榮。没有經過貼大字報,開批判會(除在三期政校畢業前象徵性的那一次外)的歷程。如此經歷,極爲罕見。我當右派也當得與衆不同,在生活中又是一次奇遇。
    
    
    七、右派謬論 包羅萬象
    
     我身膺頭版頭條的上海最早右派,究竟說了哪些被稱爲 「右派謬論」的「錯」話?
    
     我在三期政校學習長達五月,每天六個小時除偶聽報告外,其餘時間都用於討論發言。我所在小組同學彼此「臭」味相投,以我爲中心,高談闊論,天南地北,真做到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所以在反右鬥爭中同組同學被打成「右派」者居其半數。我很歉疚,其中有人或多或少地受了我的影響。
    
     除非没有反右鬥爭,否則我不爲右派,誰爲右派。居之不疑,當之無愧。敢吐真言,無悔無恨。我的「謬論」可謂包羅萬象,針砭時弊,切中要害。惜乎資料盡失,只能憶其大概,記其要者。真假對錯,請讀者自作評說。
    
     兹分爲五個方面,簡述如下:
    
    反 黨
    
     1、我說:「應該是中國共產黨,不是共產黨中國。」
    
     2、我說:「國人愛國,古多佳話。仁人志士不自今日始。所以人民因愛國而愛黨,非因愛黨而愛國。」
    
     3、我說:「大鳴大放正像放帶哨風箏,放得高,鳴得響。不過放風箏的線操在人手。欲放則放,欲收則收。」
    
     4、我說:「人的思想猶如春草,消滅不盡,生長不息。詩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鋤之無益,何禁之有。」
    
     5、我說:「現在對外貿易時生差錯,造成國家損失。私方經理應負全責。因爲公方責在領導,不懂業務情有可原。難道你也不懂,聽之任之,甘見其敗。」
    
     6、我說:「群衆中來,群衆中去。可是黨群之間有溝有牆。黨凌群上,可望而不可及,可敬而不可親。」
    
     7、我說:「從前講共產黨的會,國民黨的税,如今兼而有之。有開得完的會,没有繳得完的税。」
    
    
    反社會主義
    
     1、我說:「聽周原水教授(權威理論家)報告說:社會主義不怕人多。現在我國人口八億,過幾年番上一番到了十六億,人多力量大,建設社會主義更有把握。可是,他没有講人多力量大,肚皮多,飯量也大,那麼多人,吃甚麼?」
    
     2、我說:「報告說:美國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不多幾年,必致滅亡。他們把剩餘牛奶倒在河裹,不給窮人喝。我們比他們好,牛奶不多產,窮人也不喝。」
    
     3、我說:「幾次報告同舉一例,美國工廠發明了日光燈的技術,藏之多年,秘不生產,爲了怕影響燈泡銷售。制度腐朽,扼殺進步。我們生產商品,多年一式,用不着有此顧慮。例如缝纫機、熱水瓶等老奶奶見了就像看到當年嫁妝,用不着保密。」
    
     4、我說:「資本主義市場競爭,漫無計劃,產品逼得爭奇鬥勝,花樣翻新。工人飽受剝削,生活貧困,買不起好東西,新東西,以至生產過剩,時處危機。我們是全國一盤棋,產品一律,人民生活優裕,豐衣足食,只因勤儉耐勞,不買好東西,新東西。所以也没有必要生產好東西、新東西。」
    
     5、我說:「聽報告,解放前河南習俗,地主有初夜權,佃户结婚要把新娘送去由他優先享受。我是北方人,從來不知當地主還有如此好處。現在好了,河南消滅了地主,農民不再怕初夜權,可就是怕窮得娶不起媳婦。」
    
    
    反馬克思主義
    
     1、我說:「世界萬物都在不斷地發展進步,馬克思主義應該也不例外。馬克思如多活幾年,一定有更多的傳世之作,更新於《資本論》。假如他在今天復活,一定抱怨爲 甚麼任何事物都允許發展,唯有他的思想不准發展。」
    
     2、我說:「馬克思從歐洲看社會發展,五種生產方式自然千真萬確。現在肯定地說世界上绝無例外,中國亦然。中國曾有奴隸不錯,但没有以奴隸爲主的生產方式。解放前中國社會既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又何來資本主義社會?」
    
     3、我說:「勞動時間是決定商品價值的唯一尺度。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出土文物價值達城;同一勞動時間生產同一商品,因質量優劣影響價值;城市發展房地產增值,如說供求規律反動,不起作用,怎樣體現這一決定價值的唯一尺度?」
    
     4、我說:「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佔有剩餘價值,資本家窮奢極慾,工人們貧困悲慘,所以工人階級必會起來革命,資本主義自掘墳墓。不知道美國工人是願到中國來當家做主,還是中國工人願去美國飽受剝削?」
    
    
    反 蘇
    
     抗戰時期,我在内地看見蘇聯志願空軍來華助戰,紀律嚴明,戰功卓著,深表敬佩。勝利後,蘇軍在我東北的種種行爲 使我開始對蘇聯轉變觀感。解放後,一面倒,蘇聯成爲老大哥,對我進行名爲無私的援助,實則佔了經濟上的衆多便宜。國家遭受損失,還要感謝恩賜。搬走日本遺下的東北機器,被說成是正義行爲 。我有一次在火車上眼見蘇聯空軍在山東某站半夜上車,驅散卧車上已經熟睡的中國旅客,强佔鋪位,酗酒狂歌。當年美軍在華似也無此横行霸道。再加上對蘇聯人民生活富裕美好的過份渲染,不切實際的頌揚吹捧,使我認爲 今之崇蘇遠過昔之崇美,有失民族自尊。老大哥以其自身的行爲表現,目中無人的狂妄自大,見聞既多,反感益甚。爲此,時常發表反蘇言論,語多尖刻,使親蘇者聽了很不舒服,我敢不满於今世完人,被稱爲 反蘇專家。實際上我的反蘇,出自愛國自尊,反感來自過份親蘇引起的負面反應。
    
     兹舉反蘇謬論數例如下:
    
     1、我說:「常聽說蘇聯的今天是我們的明天,看了蘇聯的今天,希望我們没有明天。」
    
     2、我說:「凡有良知的中國知識分子,跟着吹捧老大哥的無比恩情。吹捧之前,最好問問自己的良心。」
    
     3、我說:「看見蘇聯老大哥,更使我堅決相信人是猿猴變的。」
    
     4、我說:「蘇聯手錶銷售宣傳保證每天時差不超過五分鐘。最好是快五分鐘,中國人佩戴可改開會遲到的毛病。」
    
     5、我常說一個蘇聯政治笑話,聽自上海外僑。
    
     在克姆林宮裹有一個大廳,裹面分别懸掛被蘇聯宣稱世界尖端科學發明的每位俄國發明家
    的肖像,詳細說明這些是世界上最先發明飛機、無線電、電燈、電話、汽車、大砲、鐳、原子彈、盤尼西林等的俄國偉大發明家,供人參觀讚賞。大廳後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大廳,富麗堂皇,華美無倫。大廳盡頭懸掛一幅巨大無比的畫像,標名是首先發明前廳那些發明家的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家——赫魯曉夫。
    
     6、我常說的另一個政治笑話,也是聽自上海外僑。
    
     上海白俄受命分批回國,待返白俄心懷疑懼。有一個白俄在給好友送行時秘密商定,回蘇後如生活得像宣傳的那麼好,就照一張立像回來;如生活不好,就照一張坐像。幾個月後,在滬白俄接到朋友如約寄來的照片:躺在地上。
    
     7、我說:「蘇聯幫助外蒙獨立,使中國版圖由大變小;幫助波羅的海三個小國由獨立併入蘇聯,小國喜成大國。」
    
     8、我說:「報告說蘇聯工人生活優裕,人人都有小汽車。看起來美國工人確是浪費,汽車都開在街上。蘇聯工人懂得節約,汽車都放在家裏,所以馬路上看不見那人各一部的汽車。」
    
     9、我說:「不看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懂甚麼叫無私。他們把從中國換去的出口商品,以低於中國價格抛向國際市場,幫助我們減少自銷、運輸和收匯的麻煩。」
    
     10、北京開了一家莫斯科餐廳,除名稱外完全是地道國貨。可是報紙報導說,莫斯科餐廳裏的蘇聯大菜,精美可口。盤裹是鮮紅的西紅柿、碧綠的黄瓜。我看了深感肉麻,我說:「一定是記者寫錯了,既是莫斯科,應當是碧綠的西紅柿,鮮紅的黄瓜」。
    
     11、我說:「蘇聯人民生活美好富裕,就是忘了向中國要求出口一批紅幫裁縫,替他們做幾件像樣的西裝。」
    
     12、我說:「解放後才知道日本投降完全因爲 蘇聯早兩天的宣戰,一舉擊潰了關東軍。美國早知如此,就不該在蘇聯宣戰前向日本投放原子彈,白死那麼多人。」
    
    其 他
    
     1、我說:「胡風胡說中國輿論一律。我國既無輿論,何來一律。」
    
     2、我說:「西方是假民主,選而後舉。我們是真民主,舉而不選。」
    
     3、我說:「俗語說:『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話不對了。像李自成因爲失敗才成爲 倍受頌揚的農民起義的偉大英雄。誰也不敢說他是寇。他打進北京,屁股還未坐穩就急稱大順皇帝。如果成功,就成了反動皇帝。何幸而失敗,今日尊爲農民英雄。我相信如果讓這位偉大人物自己選擇,他一定願當當日皇帝,不當今日英雄。」
    
    
    八、反面教員 頓失優遇
    
     我在私方組長任上,照常工作,悠然自得。如此數月,風雲驟變。上海外貿系統開始全面反右鬥爭。開始時,我在組裹例行學習時,也曾有人對我進行幫助,輕風細雨,不痛不癢。學習時間一過,我依然向那些公方職工佈置任務,批閱文件。不久,私方人員又入政校學習,這次只限外貿系統各公司,單獨組校。别人去了,没有喊我,於是心存僥倖,以爲已經過關。
    
     此校開學未久,有一天我被通知明日去校報到,說明要我交代問題。校設香港路,到后在楼梯口碰見老朋友李春祐(後來自殺),他見四週無人,暗對我說:「要鬥你了,當心。」上樓方知已經擺好戰場,通知我的開會時間略遲,便於預先佈置,做好準備。
    
     走進會場,架勢威猛。有電台,有記者,個個同行原多熟人,此刻面容肅穆,如臨大敵。好在我見過市面,知道好戲又將開鑼,處以坦然。心想你們要我讲,我就全盤推出,宣洩真情。你們都曾吹捧過我,爲 我的「謬論」叫好,我也不能人有負衆望,讓大家聽聽我都說了哪些話。是真是假,是對是錯。你們自己衡量判斷。
    
     在宣佈由我交代後,我就穩立麥克風前神態自若,聲容並茂地侃侃而談。分門別類,條理分明,不但有我已講過的,還有我曾想過的:目的是只要不存偏見,定可搏取同情。同爲 絕大部份是大家想到或未想到而不敢出諸於口的實話。
    
     事先安排好的發言人輪番上來,有人說:「我原準備聽孔今朋的認真檢討,誰知聽了他一個小時的大報告。」有人說:「孔令朋繼續放毒,我們不會上當。」有人說:「我們资本家接受社會主義的改造前途無限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要好千百倍,孔令朋留戀過去,不滿現狀,強詞奪理,反動至極。」有人說:「依你平時水準,何至犯此錯誤,定是別有圖謀。」有人說:「當前社會主義的幸福自古以來前所未有,孔今明說成一片漆黑,居心何在。」如此等等,像演戲般地背了一段一段的台詞,以我作爲 反面教員,從而展開反右鬥爭的動員大會。
    
     我準備誠隍誠恐地接受批判,聆聽高論,遺憾的是批判內容空泛,幾乎沒有人針對我的「謬論」發表足以服人具有實質性的正論。
    
     我既已成右派,我的任務只是當反面教員,不再列爲 重點。学习的目的是揪斗其他重点对象。其後大會小會,日日批判。大字报鋪天蓋地,多不及我。最後揪出了私方經理胡鏡水、龔復三、劉卓卿,科長吳毓驤、貝諦華,組長鄔烈德等幾個右派,是爲 第一批。
    
     與此同時,外貿系統擺開其他戰場,先後揪出右派分子二百七十三人。其中有人在參加結束運動大會上,由於預定計劃配額不足,而被臨時點名,成爲右派。
    
     與众不同的是,除開始時那次動員大會外,我在這學校裹未再成爲 批判對象。可能因爲 批判的目的的是爲 了定右派,我既已成右派,用不着再批了,只是以旁觀身份看別人熱鬧。
    
     值得一提的是,新聞日報學習專欄連續兩期以《馬克思主義萬古長青》爲題,以《批判右派分子孔令朋反動謬論》爲副題,組稿多篇,衆文同聲地斥我胡說甚麼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他們共同的論點大致是:如果馬克思主義還要發展,世界上還有甚麼永恆的真理。
    
     使我引爲自豪地是,直到最近幾年在大陸上才有馬克思主義也要發展的論說破禁出現,遲於我的「謬論」約三十年。
    
     學校结業,回到公司,情況大變。辦公桌由大變小,换了地方不再臨窗;未言撤職而工作似有猶無,只有靜待處理了。
    
    
    
    九、開除勞教 艱苦辛酸
    
     人的基本權利是生存與生活。我原來不知對待那麼多右派究應如何處理。我萬未想到竟會幾乎同時剝奪了生存、生活的權利和做人的尊嚴。
    
     一九五八年六月下旬得知右派分子處理辦法已由中央公佈,依問題輕重,分爲六等。一等一級是勞動教養、開除公職,一等二級是勞動教養,保留公職;二等是監督勞動;三等至五等是不同程度的降職降薪;六等最輕是只戴帽子,不予處理。
    
     聞訊後自我衡量適宜哪種處理。人總是往好處想。我以爲奉命鳴放於前,享受殊遇於後,對我的處理不至太重。如今回想,真是天真幼稚,幻夢難真。
    
     七月一日處理公佈,我豁然榜首,開除勞教。至此方知右派之爲右派,原來處理如此嚴重。人事科長立即找我談話,告知明日去真如農村勞動,工資取消,由公安局按勞動教養待遇月發生活費十五元,没有假期,不准回家,取消勞保待遇。這真是晴天霹靂,響應號召之代價竟如是耶!
    
     我自七月二日起到上海郊區真如鎮嚴家弄從事農村勞動,受國棉五廠下放幹部監管,所幸他們不屬同一系統,相待態度尚好,農民也多和善。從這天起先後勞動了二十二年,艱苦備嗜,煉我筋骨。
    
     這二十二年原應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黄金歲月,而今能得生存,已屬萬幸。茲先簡述,至於有關勞動和戴帽升級,另詳專節。
    
     我先在農村勞動,後轉農場。一九五九年秋有了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的規定。當年和一九六○年有極少數處理輕微的右派分子摘帽,給其他右派以極大鼓舞,但令人失望的是,摘帽只是形式上解除了精神桎梏和肉體折磨,生活待遇不動,原來以爲可以恢復原職原薪純屬幻想。而且還拖一根尾巴,就是摘帽後帽子仍拿在群衆手裹,一不老實,再給戴上。
    
     我在一九六○年可能失去一次摘帽機會,因爲八月間有一天正在遠離住地勞動時,忽聽廣播召唤四名右派回隊談話,我爲其一。九月間,其餘三人都被宣佈摘帽,唯我除外,想來另有原故。也許是隊裹推薦而未被上級批准,然而至少這是個良好徵兆。果然,再一年即一九六一年九月我在長興島勞動時被宣佈摘帽。在衆多右派中已算較早,尤其受到與我同樣開除勞教處理者則以我爲最早。摘帽的同時解除勞教。
    
     由於我是開除勞教,事實上已經脱離外貿系統。所以摘帽後作爲新進臨時工以最低工資四十四元由外貿局收用,不在編制,不享勞保和其他福利待遇。最可笑的是在每季度評獎時,我有評别人的權利而無被評權利。直至一九六四年才得轉正,工資不加,卻已可享受職工待遇。在全系統中這又是一次有獨無偶的特殊處理。
    
     我至今由衷感謝某一個人或幾個人,是誰,我毫不知情,但其決定挽救了我的生存,甚至生命。因爲根據勞教條例,受此處理者要脱離單位,移送公安部門,轉至外地勞教大隊從事改造。上海勞教人員都被送到青海、甘肅、安徽、浙江、江蘇等勞教農場服刑,上海外貿系統同此辦理,唯我一人例外,留在上海,去青浦、真如、長興島等農村、農場和外貿下放幹部及五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等一起勞動。我和别人的區别是没有假期,間或允許請假回家,或一夜或一天,時間較别人假期爲短而且不能經常。這對我已屬恩賜,非其他勞教人員所能寬假。
    
     右派分子的勞教不同正式勞教,没有規定期限,不知何時解除。開除公職者固已脱離單位,解除後絕大多數既不能返回原單位,也不能遷回上海,只能在原改造地安排工作。幾句真話,痛苦一生。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等待我的本來應也是這般命運,而我何幸,得留上海,至少偶而能見妻兒。所以我感激不知誰何所作給我以特殊待遇的決定,否則不僅没有我的今天,也許早已没有了我的生命。很可能與我離津時的政治結論有關,當時不是說誰也不會動我一根毫毛嗎。
    
     我在長興島外貿農場摘帽,調回上海江灣外貿農場養豬,兩年後再調外貿製盒廠製造紙盒。一九七二年又在「文革」中由四人幫欽點,戴上「現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四人幫打倒後不足半年,即由中央專案組來滬宣佈無罪,一九八三年五月改爲徹底平反。這又是我的一段難以想像的奇遇,其離奇獨特如非親歷,殊難置信。容另節述之。
    
    
    一○、先反漏氣 再當神仙
    
     反右鬥爭的震盪還未在人們心田裹得到平息,種種運動接踵而來。花樣翻新,名目各異,而目標只有一個——整人。
    
     先是向黨交心,要每個人狠挖靈魂深處,把曾經說過對黨不滿的話,做過對黨不利的事,甚至埋藏心底不可告人的意見,統統要掏出心肝來交給黨,以示忠誠坦白。大字報琳琅滿目,無奇不有。自暴隱私,互揭人短。
    
     接着在外貿系统裹又搞了個「反漏氣運動」。原因是過去私營企業在業務交往中與海外客户往來密切,函電頻傳,必須交代出在接觸過程中都洩露了哪些國家機密,傳遞了多少經濟情報,造成了若干重大損失,是謂「漏氣」。不僅自我交代,還要相互揭發。可貼大字報,可寫告密信。「漏氣」内容隨心所欲。以至人心惶惶,朝不保夕,魂魄飛散,一日數驚。
    
     我此時已成右派,不再作爲重點,卻也不能不投身其中,表明態度。譬如當初與海外客户討價還價,說别人報價較低,均屬漏氣。
    
     由於反右中凡有涉及「外行不能領導内行」的言論都要廣受批判,因爲英明聖斷是「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内行。」,上海外貿從業人員,尤其是私營企業原有職工,一律涉嫌漏氣,多被調往内貿當售貨員。例如:永安公司郭家小姐郭婉瑩(吳毓骧夫人)調賣水果;著名梅派票友包幼蝶(現在香港)調賣炊具等。既是只有外行才能領導内行所以再調内貿人員經營外貿,實行自搞一套,以我爲主。開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之先河,只顧滿足宣傳,不計國家損失。
    
     反漏氣運動中被認爲有問題的對象,處境悽慘,苦不堪言。例如:私方人員張乾恒於合營後在公方領導下以原來企業名義與陳嘉庚先生屬下公司進行業務往來,在一筆爲數至微的文具交易中發出了一份「存貨無多,欲購從速」的電報,這本是商界促銷普通用語,卻被認爲嚴重漏氣,逮捕入獄,反銬多日,備受虐待,其荒謬可見一班。
    
     運動過後,約在一九五九年前後幹部下放,五類分子和資本家一律下鄉勞動,大多安排在滬郊農場。我也由嚴家弄農村調往青浦淡水養殖場,另節詳述。約兩年後調回上海。
    
     大風大雨之後總會有一時平靜,全國資本家提出了「聽、跟、走」的響亮口號,即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在私方人員中层開了「神仙會」活動,開會學習,暢談體會,提倡和風細雨,堅持「三不主義」,「三不」即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這就是說,棍子、辮子、帽子並非没有,只是不打、不揪、不戴而已。當過小鬼,再做神仙,自然魏徵避路,人人歌德。嘆我仍是小鬼,無緣躋身神仙。
    
     可惜神仙短命,好境不常,接着來了四清運動,誰被認爲有四不清之嫌,必然要你好看。王光美就曾因此獲譴。
    
     不過,這只是和風細雨之後的又一次大風大雨,與繼之而來的狂風暴雨相比,其整人程度真是微乎其微了。
    
    
    一一、家瀕絕境 唯賴賢妻
    
     我平時不事積蓄,但歷任職務,待遇均較優厚,所以始終維持着雖然談不上豪華富裕,卻也能算舒適安定的生活。右派處理前除二百七十元工資外已無其他收人,當時物價低廉,至少不愁溫飽。突然,開除勞教,月給生活費十五兀,還不夠我一人之用,家庭生活頓失依靠。當時還以爲支撑三四年應可恢復,誰知那是度以常情的夢想。
    
     我妻萬復郁在與我结婚後即主持家務,未再工作。育有一女兩子,我在農村勞動時,次子一歲,長女長子正讀中學,分文無收,如何生活?
    
     在當時,罪莫大於右派。既說真話,不識時務,應受天譴。不僅没有人考慮到你如何生活,還有人趁火打劫,逼迫你無法生活。我又遭到了史無前例的肆意迫害。
    
     古今中外,因事受刑者多矣。但即使殺頭槍斃,也不至取消家屬的居住權利。古所未有,獨我遇之。
    
     我原住上海汾陽路一所四層花園洋房,一九五五年不堪房租重負,遷至上海新村十五號,合營後因收入減少,再縮租住面積,僅留二樓一層及亭子間一間。不料,我下鄉勞動未久,徐匯區房產公司(當時尚未成立房地產管理局)就派人來家迫我妻於一星期内讓房搬家,理由是我因右派犯罪,已無權租住原房,必須讓給對國家有貢獻的人來住。我妻單獨一人,抗爭無效,公司帶去所看備遷房屋,全都不堪居住。後來有位女私方人員出於同情暗示如果要求留住亭子間或可同意,經向公司一再懇求,總算恩准保留亭子間,還說是憐其母子,特殊照顧。那麼誰是對國家有貢獻的人呢?原來是徐匯區房產公司的經理葉某,他趕我家退租供其居住,所以我的住房被强佔早於「文革」趕搬家之風八年之多。這種事在當時全國罕見,上海僅有,這位對國家有貢獻的葉經理又被我碰上了。我妻在任人欺凌,嚴詞峻令的逼迫下,顧憐子女,只得委曲求全。其所受精神壓迫和心理折磨之痛苦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房產公司不以佔我住房爲滿足,又把我保留下來的那間面積不足十一平方米,下有廚房,上有曬台,冬冷夏熱,陽光不入的亭子間的租金,按上海最高房租標準加價計算,提高了約有三倍。這樣差的房屋,這樣高的租金,在全國範圍内僅我一家。難怪在二十二年後我向徐匯區房管局提出申訴時,其局長(那位葉經理在佔我住房後年餘又調換了更好的住房)在聽我談及當年加租事時,不信竟有此事,當我面以電話查詢,方知確有其事。
    
     中國有句俗話:吃人不留頭髮。我的遭遇當可證之。爲民之公僕者竟不知世間尚有良知耶!
    
     我們一家五口就在這間亭子問裹居住了二十二年。冬季冷透,夏季熱煞。室内只能放一張單人床,次子德群長到二十三歲還没有睡過床鋪。其間甘苦,應可想見。
    
     我先拿生活費十五元,後定工資四十四元,在長達二十二年之中,我家是怎樣生活的?也可以說我的妻子兒女是怎樣生存下來的。十分明顯,我的收入無法養家活口,我妻本無工作,現又不准工作。所以我說我失去的不僅是生活權利,還有妻子兒女的生存權利。
    
     家庭生活對我妻來說是個突變,一付重擔壓在她的肩上。維持生計,養育子女之外,還要爲我在外勞動擔心受怕。她因是右派家屬,没有謀職資格。好容易找了個替玩具工廠畫木製狗頭眼睛的零活,日夜趕工,月入不過三四十元。後來,私人不准攬活,她又因身份關係進不了里弄生產組。難得去電影廠當臨時演員,召之即去,一次三元。一個月最多能去三四次。後來即此也被中止。孤弱少婦,何以爲生。只因我不識時務,坦陳己見,幾至陷妻子兒女於斬盡殺绝,萬劫不復之境地,思之愧疚,卻又無能爲力。
    
     前幾年曾有記者採訪時問我,當年生活艱困,歲月漫長,如何渡過。我打趣的答曰:「先吃鷄,再吃皮,後吃毛。」聽者不解。
    
     吃鷄(機)是指先賣照像機、打字機、缝紉機、收音機等較易變錢而作價低廉的各種機。
    
     吃皮是指賣我妻和我的皮大衣、皮袍、皮統、皮鞋等。那時東西變賣不當其值,例如我妻的一件銀狐長大衣只售二百餘元,我的水瀨領金銀狐皮大衣只售一百八十一元,購者多爲老大哥、老大姐和外國人,揀此便宜貨。
    
     吃毛是指賣我的毛料西裝、毛衣、毛毯等。西服褲遠比上衣可多賣幾塊錢。
    
     變賣究難持久,等到「文革」抄家時,我家裹除日常衣物外幾已空無所有。那些「鷄、皮、毛」全吃在肚裹。
    
     我在家裹是長兄,弟妹們對我瞭解最深。他們知道不論在任何情況下我不會不愛國。在我下鄉後,三妹令智、四妹令嫻在她們微薄的工資中節省十元、二十元予以接濟。二妹令仁也有時寄款。此事被她們單位知道,責其不能和我劃清界限,也就是說她們不應讓我的家庭生存下去。幸虧她們解釋說,哥哥犯罪,嫂嫂和姪兒們是無辜的,不能放任不管,不顧她們的死活。當時能夠頂住壓力,需要不小的勇氣。在反右鬥爭的威脅下,有多少右派的親人被迫與之劃清界限,斷绝往來,借以自保。我何幸哉!
    
     一九六二年冬,在巴西的舅舅于可長試探性地寄了一張明信片給母親,地址仍寫青島青島路一號。幸虧有位老郵遞員知我家新址,因此不僅和舅舅,也和在美國的長妹令和取得了斷绝十年的聯繫。信件須經香港轉寄,只能互報仍然活着的平安。我母在信中告知我的生活困難,那時令和還未在美國之音找到固定工作,依靠捱門推銷百科全書博取微利,她知道我如非迫不得已,母親不會向她求助。於是在有限的收入中每季度給我一百美元的接濟。那時人民幣是全世界最可靠的幣制,對美元匯率很高,最高時每美元僅兑一元餘人民幣。我得此幸獲喘息。後來她告訴我,知我困難,以爲是略作貼補,绝未想到她寄來的竟是救命錢。她表示何以至此,無法理解。我也無法使之理解。
    
    「文革」一來形勢陡變,國内的妹妹們備受衝擊,自顧不暇,只剩了令和的這份接濟。我妻的堅强意志和妥善安排維持了我們家庭的生存。她所依據的主要是我們牢固的感情和對我無辜的信念。有人在這種環境下想到的是死,而她想到的是活。因爲只有她活,子女才能活。她說:「如果我稍有動搖,令朋和子女該怎麼辦呢!」她是爲了我和子女强打精神活下去,在此我衷心表示對她的感謝。
    
    
    
    ◆ ◆ ◆ 選刊内容完 ◆ ◆ ◆
    
     以上《我的厄運——「反右」追記》,選自《我的厄運——「反右」與「文革」追記》,是以1997初版之《風雨人生——巧遇奇遇交織的命運》(香港:天地圖書)同名一章「反右」相關內容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網際網路首發◆析世鑒◆。
    
     閲讀《我的厄運——「反右」與「文革」追記》全文,可至◆析世鑒·廣斫鑒◆:
    
     http://boxun.com/hero/xsj1
    
     孔令朋(1919-2002),山東曲阜人,孔子第七十六代嫡系後裔八府长孙。早年燕京大學肄業,武漢大學畢業。中共控制大陸後,留居大陸;「文革」後,曾任上海對外貿易學院教授,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六、七、八届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移居香港。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点击这里对此新闻发表看法
   
联系我们


All rights reserved
博讯是畅所欲言的场所、所有文章均不一定代表博讯立场
声明:博讯由编辑、义务留学生、学者维护,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另外,欢迎其他媒体 转载博讯文章,为尊重作者的辛勤劳动以及所承担风险,尊重博讯广大义务人士的奉献,请转载时注明来源和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