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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文:如何讀出一個真實的魯迅
(博讯2007年4月27日 来稿)
     陳啟文(湖南 著名作家、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面對魯迅,應該冷靜。 (博讯 boxun.com)

    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乃至世界文學史上,魯迅無疑是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為一個純粹的作家和學者,他一如既往地捍衛其以啟蒙救世為出發點的新文化運動思想,試圖以文學來求解人之所以為人的現實生存與終極意義,在對於人的承認,對於人的存在的承認之前提下,尋找或建立一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
    和許多大思想家一樣,魯迅生前活得異常孤獨,他左右皆不逢源。一方面,他又被當局宣佈為“反動文人”,受到通緝,其著作被當局新聞檢察官大肆刪削,直到禁毀;另一方面又要忍受來自“革命陣營”的方面的叫駡,指斥“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魯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郭沫若語)。他不屬於任何政治派系,也沒有想要投靠哪一個政治集團。他一直圓睜著那雙冷峻的充滿血絲的眼睛,在痛苦中磨礪自己堅硬的、灼熱的、真誠的心,他把文學當作匕首與投槍,明知匕首的脆弱與投槍的笨鈍,卻仍要像唐•吉訶德那樣不顧一切地作絕望的抗爭,他既要獨守自己那一份生命的情感,又要以自己為圓心向四面八方的邪惡勢力發起進擊,在沉寂的蒼穹之下,發出陣陣驚雷般的呐喊,讓生命的浩歌在社會的峽谷裏激蕩,於宇宙之風中矗立起一座強大的價值豐碑。
    在魯迅去世後的一段不短的時日裏,由於某種力量的誤導,人們只重視魯迅作品直接的社會意義,而忽視了其中更為永恆的哲學意味。魯迅本人也被貼上各種政治商標,成為一個神化或聖化的、可望不可即的偶像。由此,魯迅深邃的作品被淺薄地理解,魯迅博大的思想被狹窄地套用,魯迅高貴的人格形象被打扮成紙糊的幡靈。
    在魯迅的一生中,他最討厭形形色色的高帽子,最不願意當導師、當聖人,一生處在各種政治派系的紛爭中,但始終不渝地堅守著獨立的、自由知識份子的立場。要認識魯迅,要理解魯建迅作品的本真,就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逐一剝摘其頭上、身上的各種聖冠、標籤,使我們可以平視他那荊榛般的頭髮下那顆高貴、睿智而又其實很平凡的頭顱,只有這樣,他才會同我們娓娓地傾心相談。
    
    ◆ 一
    
    綜觀魯迅的一生,簡而言之,生長於晚清,成長於日本,又成熟於民國。
    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魯迅生於有“報仇雪恥之鄉”之稱的紹興古城,這裏的歷史上又以出“師爺”聞名國中,乃歷代文人薈萃之地。其祖父周介孚在京為官,周家乃殷實仕宦之家,亦是書香門第。幼時的魯迅,過著平靜富足的少爺生活,六歲入塾,所讀既有正統的“四書”“五經”,也有非正統的神話、小說、野史、筆記、植物圖譜之類。十三歲那年,家裏發生了一件大事,祖父周介孚因科場舞弊案入獄,欽判“斬監候”(一種緩期執行的死刑),為了逃避株連,魯迅和二弟周作人被送到鄉下皇甫莊,人稱“乞食者”。隨後,父親伯宜公暴病,少年魯迅從此出入於當鋪與藥店之間。生命之車的突然脫軌,會使一個人在驚悸、茫然之後對人生產生全新的理解,而對十三歲的魯迅來說,是過早地成熟了。無論是從本家族的境遇去觀察,還是同底層社會的接觸,魯迅那時都已朦朧發現,世上實際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吃人的人,一種是被吃的人。這種感覺,在他後來的第一篇、也是新文化運動史上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上得到了清晰的體現:
    
    ……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都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
    
    歷代統治者把所謂中國傳統文化推衍到極致,他們看重的無非是這種文化專制、獨裁的內核,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在“忠”、“孝”、“節”、“義”等誘人的藻飾下,編織成一串血淋淋的吃人連環套,寫下了一部吃人的血水帳,作為反抗者的魯迅,最初是從反對吃人的傳統文化開始的。當然,魯迅最初的反抗,可能是幼稚、偏執、情緒化的。祖父的判罪,使他仇恨科舉制度與皇權,父親的病死,未必一定是為庸醫所誤,當時中國的醫學本來就不很發達,但少年魯迅卻由此仇視一切中醫,當然,他並不是就事論事的仇恨,而是把中醫當作一種舊文化的象徵而仇視的。
    一八九八年,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戊戌變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袖,條陳三疏,運籌帷幄,試圖建立一個英國式(最低也是明治維新式)的君主立憲制國家。究其實,一個國家,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其元首無論是名之曰皇帝還是總統亦或其他,都是皮毛之爭,關鍵在於權力的實際操作。康梁的初衷,無疑是將皇帝化作某種的象徵,而把實際權力控制在人民的手裏,如果真能達到目的,當比後來一些掛羊頭賣狗肉、假民主之名而行專制之實的所謂“共和”政體要強得多。可想而知,這種試圖架空皇權的“維新”無疑是與虎謀皮,儘管光緒皇帝不失為開明君主,然權力的實際操作者慈禧太后表面雖未加阻撓,暗中卻策劃兵變,變法百日,慈禧太后與袁世凱開始全面反擊,遂發生了瀛台囚皇、康梁亡命、譚嗣同等七君子引頸就戮的慘案。
    君主立憲制雖就此告終,中國失去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但由此而引發的中西文明大潮的衝撞與交融,卻綿延不絕。科舉已停,學堂已立。在這種背景下,十八歲的魯迅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魯迅稱之為N學堂),因看不慣學堂裏的守舊勢力,同年十月改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屬的礦路學堂(魯迅稱之為K學堂),這是一個富於時代特色的個人選擇:“把靈魂賣給鬼子。”
    在中國現代史上,嚴複譯述的《天演論》,實在值得大書一筆,這部書曾經風靡天下,既影響了胡適、魯迅等一代思想家和大文豪,也影響了毛澤東等一代政治革命家。魯迅閱讀《天演論》所產生的震動,使他最初選擇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他覺得外國的堅船利炮是中國所不及。這可稱為魯迅思想的第一期:從器物上感覺不足。
    一九○二年春,魯迅由江南督練公所官費派往日本留學,初入東京泓文學院,兩年後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魯迅由實業救國繼而選擇醫學救人,是他一生的第二次重大選擇。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生機勃勃的景象,與中國死氣沉沉的情狀形成了鮮明反差,尤其是日本國民身心的健康,使魯迅深感中國人的孱弱,從而選擇了療救國民疾苦,做一名良醫的道路,當然,這種選擇與少年時因父親病死而對中醫憎惡的潛意識也許有關。這可稱為魯迅思想的第二期,從國民的外在素質上感到不足,並試圖通過新醫學間接地促進“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
    一個人思想的飛躍,往往來自一個微不足道的楔機。魯迅也是如此。當他在電影中看到日俄兩國在中國的土地上交戰,而中國人只不過是示眾的標本和麻木的看客時,把他對社會對人的認識提升到了一更高的層面,從而確立了救中國必須先救中國人,而救中國人必須先救中國人愚弱的精神信念。這可稱為魯迅思想的第三期,並由此貫穿了他的一生。
    魯迅曾這樣說明他“棄醫從文”這一人生抉擇的思考。他說:“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有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就此,魯迅以文藝為武器,開始了他一生的療救民族靈魂的工作。
    
    ◆ 二
    
    人,是魯迅全部文學作品最重要的表達主體,也是魯迅思想向四周生髮的圓心。一切從人出發,始於人,亦終於人。他說:“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尊個性而張精神。”
    魯迅所言之“人”,既不是皇權之下的集合名詞“民”,也不是後來的“共和”政體下統而言之的抽象概念“民眾”或“人民”,而是具體的每一個人。專制主義是以暴君專權來剝奪個人權利,皇權被推翻後的中國式“民主”則是以“民眾”、“人民”的名義行使專權而排斥個人的權利。這兩者的形式架構只有外在的不同,其內在本質卻是一樣的,都是拒不承認具體的每一個人的權利。他們拒絕民主的理由是一億個人,便有一億種思想,一億個主張,以“統一思想”和“集中”為藉口來行使個人獨裁,殊不知對任何事件的只有三種選擇:可,不可,或不置可否。十億人也只這三種選擇,一億人只有這三種選擇,一百億人也只有這三種選擇。嚴密的邏輯概率,鐵定了任何人對任何事,不可能超越這三種選擇,民主完全可建立在這三種選擇之上。真正的集中或統一,決不能先入為主,而完全可建立在這三種選擇的多數人的選擇之上。
    魯迅把“立人”放在其思想之首。為了使“人立”,就必須徹底掃蕩一切使人不能“立”的障礙物:
    
    【吃人的社會制度】
    
    一九○六年夏,魯迅奉母命回國,與朱安女士結婚,甘願作舊道德的獻祭品。婚後旋即赴日,從仙台醫專自動退學,居東京從事文藝研究,翻譯及創作,擬創辦《新生》雜誌,後因經費不足而流產。此段時間魯迅對社會的反抗,主要表現在支持“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綱領,並於一九○八年參加了反清秘密革命團體“光復會。”
    一年後,魯迅自日歸國,先後在杭州和紹興執教。過了兩年,辛亥革命勃興,次年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北議和後,魯迅應蔡元培之邀,赴北京教育部供職,開始了尷尬的小吏位置與沉寂的大隱生活。
    所謂民國,在實踐中卻並非孫中山所描繪的憲政式國家。孫中山是一個真正的民主主義者,他試圖效法林肯,“在這塊大陸上創立了一個新的國家,它主張自由,並信仰一種理論,就是所有人類生下來就是平等的。”然而,孫中山僅僅給中國貼上了一紙共和國的標籤,過去是皇帝以專權來剝奪人權,現在是軍閥以鐵腕來強姦民意,袁世凱、張勳一類的軍閥,為什麼能輕而易舉地恢復帝制?為什麼能在一片喝彩聲中復辟?就是因為有強大的軍隊作後盾。這些軍隊從來沒有在真正意義上屬於國家和人民,只屬於某個政治集團甚至某個人。誠如毛澤東所說,辛亥革命僅僅只趕跑了一個皇帝,實際是一場換湯不換藥的革命。
    一九一八年,魯迅發表了《狂人日記》,對“吃人”的中國社會進行了一次總攬性抨擊。在魯迅一生創作的為數不多的小說中,《祝福》對封建社會“吃人”的完整政治體系、家族體系、道德體系、宗教體系進行了更為徹底的剖析。其他如《阿Q正傳》、《風波》等,則深刻地提示了這種社會秩序並未受到根本的動搖,而且在繼續。《長明燈》,《鑄劍》則是魯迅個人對社會反抗的心跡,這種反抗雖假古人之名,卻正是嚴酷現實鍛打出的“死火”。
    時局繼續變化,孫中山在南方效法俄蘇建軍體制,開始狠抓槍桿子,這使國民黨終於站穩了腳跟,然而付出了昂貴的代價——他最初的理想。軍隊開始政黨化、政治集團化,為軍人幹政作了鋪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事強人,在孫中山世後很快又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絕對權力再次出現了。權力一旦失去了制衡機制,真正意義上的人權便萬劫不復。執政的國民黨,不再是憲政意義上的執政黨,而是排斥其他政黨,淩駕於議會、政府、軍隊、法院之上的一個握有無限權力的太上皇式機構。党的領袖就是皇帝,連傳達民聲的報刊電臺也成為了一種稱作“喉舌”的怪物。這個黨然後聲稱自己最能廣泛地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事實上,古今中外,幾乎沒有一個專制君主不說自己是全國共同利益的代表者。魯迅一眼就看穿了這種自欺欺人的把戲,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權力者的手,使他變成潔淨的人物的”。
    作為一個沒有任何憑藉的平民作家,魯迅從未放棄對這些阻礙“人立”的權力者、惡勢力的反抗,反抗的武器當然唯有作品,無疑是小說、散文、詩歌以及數量眾多的雜文(人文隨筆),其文學生命是強大的,其現實力量在專制的寵然大物下卻非常弱小。這種反抗,完全是絕望的反抗。魯迅說,“以為絕望而反抗者難,比因希望而戰鬥者更勇猛,更悲壯。”這樣的反抗一如《過客》所展示的那種生命底蘊,明知道前途是墳還是頑強走向前。
    
    【愚弱的國民性】
    
    中華民族,並非生而愚弱,而是長期積弱。
    幾千年封建統治下的中國人的歷史,被魯迅概括為: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迴圈,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來看,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雲爾。”
    梁啟超先生曰:世上有兩種奴隸:“身奴”和“心奴”。“身奴”為他人之奴隸,而“心奴”則為“我奴隸于我”。
    一九一六年以後的新文化運動著重于中國人自身的貧弱,目的是重構中國的國民性,試圖仰仗于精神文化的啟蒙,解民於“心奴”;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則依賴於外在力量,依賴於全社會力量的共識,解民於“身奴”。作為這兩次運動的“戰將”,魯迅對這兩者都很看重,但更看重前者。
    在魯迅的作品中,自始至終以捍衛新文化運動的理想,解民於“心奴”為已任。他的名篇《阿Q正傳》,集中表現了阿Q為代表的中國“國民性”:精神勝利法;奴性;麻木;崇拜威權;看重昔日的歷史;自己被人淩弱,但也可以淩弱別人,等等。另兩篇小說《示眾》、《故鄉》也同樣深刻地活畫出了中國的“國民性”。
    魯迅的一生,致力於培養造就合格的國民,特別重視“人的發現”,即人發現自己作為個人的獨立人格。
    “歷史是過去的陳跡,國民性可改造將來,在改革者的眼裏,已往和目前的東西是全等於無物的。”這是魯迅的悲哀,也是我們今天的悲哀。
    
    【傳統文化】
    
    如果從尊重歷史、尊重魯迅個人人格的立場出發,我們應該坦承,魯迅在對待民族文化方面帶有“全面反傳統”的色彩。這種反傳統即非全盤西化,也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而是從骨子裏給中國文化、中華民族換血,但又很注意從傳統文化中汲收有利於血液新生的精華部分。可以這樣說,他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顛覆過來了:“西學為體、中學為用”。儘管魯迅並未明確提出這一論點,但在他的作品裏多有體現。魯迅指出:“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中國的傳統文化的本質,在魯迅看來,是奴役人的文化,是扼殺人性的文化。有人說,孔子也是宣揚“仁者愛人”的,並簡單地判斷這就是“人道主義”。而事實上,孔子的“仁”不是從人本位出發的,而是從統治者的本位出發的,“仁者愛人” 、“民貴君輕”等儒家學說只是手段,而不是終極目的,正如魯迅所說:“孔子曾經計畫過出色的治國方法,但那都是為了治民眾,即為權勢者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
    儒家文化,是歷代統治者劃定的思想禁區,任何人都不得觸犯。“絕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的魯迅,卻剝開了它的畫皮:“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更為可怕的是這種文化的吞噬性,他在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八日致許廣平的信中曾經說過:“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的染缸,無論加什麼新東西進去,都變成漆黑。”
    魯迅對傳統文化的否定是徹底的,既不抱任何僥倖心理也沒有絲毫同情,但這種否定是對其核心價值的否定,“中國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掃蕩廢物,以造成一個新生命誕生的機運。”而能造成一個生命誕生的價值取向,無疑是西方現代人文精神。它源於西方,卻已成為人類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即所謂普世價值。
    
    【外族入侵】
    
    歷史上無數事實證明,外族入侵,是對人性摧殘的登峰造極。因而,魯迅作品中具有強烈的反帝色彩,他深刻地體會到,帝國主義入侵是因為我弱小,而帝國主義入侵使我更弱小,並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魯迅逝世前,中日戰爭尚未正式暴發,但由於執政者奉行不抵抗政策,東三省已於一九三一年被日本佔領。當時,愛國學生向當局呈文,要求抵抗,而國民黨政府竟對請願學生進行彈壓,並在其控制的“喉舌”上污蔑學生的行為會使“國將不國”。對這種強盜邏輯,魯迅予以陰冷的反唇相譏:“好像失去了東三省,党國倒愈像一個國,失去了東三省誰也不響,党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党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但是,魯迅的反侵略比一般人具有更深的層次,在現實的救亡圖存運動中,他始終捍衛其啟蒙圖存的理想,也就是說,反侵略的根本目的仍然是為了“立人”。
    
    【革命的誤導】
    
    同那種極為激進的左派文藝家相比,魯迅是冷峻的,他不反對革命,但對革命的目的卻有明確的界定:“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魯迅所宣導的革命,是廣義的國民革命,而非狹義的政治革命。設若革命只是改朝換代,為了統治者的更替,而人民依舊擺脫不了受奴役的痛苦,或者以一種極權反對另一種極權,以一種專制取代另一種專制,這種革命又有何意義呢?因而,革命的終極目的還是人的解放。
    在革命的手段方面,魯迅認為革命者不能繼承“誣陷,造謠,恐嚇,辱駡”“這一分遺產”。魯迅再三嚴厲地批評了“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
    魯迅曾經寫下了這樣的小雜感: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革命的目的是什麼?革命的目的難道就是革命本身嗎?顯然,魯迅對這種不擇手段的“革命”是決然反對的,因而既受到執政者的通緝又受到反政府的革命者的圍攻,他關於“革命文學論爭”的幾篇文章,迄今仍使一些中流砥柱式的“革命者”十分“討厭”。
    綜上所述,魯迅絕非我們簡單地理解的那種革命家,他也討厭這種“紙糊的假冠”,他常自稱只是一個反抗者,復仇者。魯迅的偉大功績,在於他對舊世界徹底的否定性色彩,在於他對舊社會、舊文明的整體性否定。魯迅並沒有提出關於未來世界,未來人們以及人與人關係法則應該如何的、永恆不變的教條,作為一個平民文學家,這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也不會因之而對他的偉大有絲毫損蝕。
    
    ◆ 三
    
    魯迅是一位俯視地獄的思想者,長期以來,人們只注重魯迅作品所表現出的社會意義,而忽略了他在命定的閾限中尋求超越的哲學意味。
    哲學,作為帶有個人物質的整個生命世界的呈現,屬於生存智慧的範疇。人類面對既定的生存境遇,只可能有兩個選擇,一者是改變自身以適應外界環境。一者是通過改變外界環境來使自己適應。
    魯迅認為,國民精神的愚弱,是幾千年人們不斷改變自己來適應中國的生存境遇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並已形成了慣性,因而中國人活得頑強,不管環境如何惡劣,也能生存下來,並且不願改變現狀,這種不願改變現狀的慣性,在頗具“革命性”的阿Q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現:
    
    第一次提審:
    ……他便知道這些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寬鬆,便跪下去。
    “站著說!不要跪!”長衫人物都吆喝說。
    阿Q似乎懂得,但總覺得站不住,身不由已地蹲了下去,而且終於趁勢改為跪下了。
    第二次提審:
    下堂情形都照舊。上面仍然坐著光頭的老頭子,阿Q也仍然下了跪。
    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
    第三次提審:
    阿Q也照倒的下了跪。
    直到綁赴刑場,遊街示眾之時:
    (阿Q)有時卻也泰然:他意思之間,似乎覺得人生天地間,大約本來有時也未免要殺頭的。
    
    魯迅在這裏著力展現的並非阿Q的奴隸性,而是習慣性。面對這樣的國民,要改變中國,步履維艱,“改革一兩,反動十斤”,“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要出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哲學是無力的,魯迅只能幫助人們去認識這個世界,卻無力去改造這個世界。這是魯迅的悲劇,也是思想者的悲劇,更可悲的是,即便這樣的思想,也為權力者所嫉恨。這大概也是所謂命定之所定吧。
    人的生存是一個必死的生存,死是生命的唯一終點,那麼,魯迅如何看待死呢?在《野草》題辭中,魯迅曾說過:“運動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面對死亡,魯迅借“野草”代言:“我很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在《墓碣文》中,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
    人類總是有許多難以逾越的大限。死是人的必然結局,但不是目的,超越死的方式,不是看穿死亡,而是看穿死亡之後更為積極的活。在魯迅逝世前夕,他抱病寫作了《死》一文,“有一批人是隨隨便便,就是臨終也不大想到的,我向來正是這隨便黨裏的一個。”這是面對死亡的坦然:“我的怨敵可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這是直面人生的執著。而對於個人命運,他又曾有這樣的慨歎: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兩亡,於是無聊之徒,謬托知已,是非峰起,既以自炫,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沽名獲利之具,這倒是值得悲哀的。
    歷史已經證明,他對自己身後的預言是不幸而言中了,令人痛心地變成了讓人利用的幌子。
    帶著這種生死觀,魯迅採取了積極入世的生活態度,他入世的手法是文學。“魯迅的著譯,“一方面與‘消閒’的玩藝格格不入,一方面與自我標榜為超凡脫俗、沒有社會目的的為創作而創作的東西水火不容。”在《論“第三種人”》中,魯迅指出:“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魯迅極為看重文學的價值,他認為“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
    高貴生命的本質在於思想。魯迅的偉大在於他的作品,魯迅作品的偉大在於他的思想。□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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