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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二元中国与两个中国
(博讯2007年4月24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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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观点形形色色。而在我看来可以分成保守、中间、激进三类。但不论何种路线,均承认中国南北人种具有基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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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保守路线的观点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代表。其合作者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一文认为,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推翻,“夏娃理论”不能成立。……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认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吴新智在电视台有关《人类的起源》的讲座中提出,表示他相信“多地区进化”,因为“中国发现的很多化石,这些化石里头有门牙,就是上门牙,这个上门牙都是呈铲形的,什么叫铲形的,你看这个门牙从后面看,牙齿的两边鼓出来,中间凹进去像煤球铲子一样,而这种铲形的门齿,到我们现在中国人,现在黄种人还有80%的都是这样,而现在欧洲的人只有不到5%是这样的铲形门齿,在非洲的黑人里头大概有10%左右,澳洲土人就百分之二十几,而欧洲的化石人也有铲形门齿,但是出现的频率比在中国就少得多了,中国不一定说是百分之百吧,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例不是的,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门齿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多年,那就是证明了在中国的人类进化是延续下来的。”“另外就是说中国的化石人头骨,在比一万年更早的人,我们发现了好多个头骨,这些头骨都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一个是脸面是扁的,一个是鼻子是比较塌的,眼眶基本上是长方形的,如果说中间换了人种的话,那么有些特点就应该变了,但是这些特色不变,所以可能是连续进化的,在连续进化的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有少数的头骨,有少数的特征跟中国的大多数头骨不一样,这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南京一号他的鼻梁特别高,你看下头这个大荔鼻梁就比较低,那就是说中国有少数化石头骨鼻梁是高的,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这些性状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像马坝这个圆眼眶,肯定是决定他的眼眶的基因跟中国其他的大多数人不一样,而跟欧洲的一样的,所以这个基因很可能就是从欧洲过来的,从西方过来的,所以刚才那个翘鼻子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中国的人类进化当中,有少量的从外来的基因反映进来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假说:中国的人类进化,主要是连续进化,附带的跟其他地区有杂交。其理由还有器物制造方面的:“在世界范围里头,石器的发展是由模式一、模式二、模式三、模式四这么过来的,这是在非洲,在欧洲也是这样。而在中国不是这样,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是模式一,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个别的地方有这种模式,中国到现在差不多接近一千个地方发现了旧石器,但是绝大部分九百多个地方都是模式一的,而模式三、模式二很少很少,所以看来中国的古文化的发展也是连续为主,跟西方的交流为辅。那么刚才开头讲的另外一个假说,就是说夏娃假说,出自非洲的,它主要根据是什么呢,主要根据1987年有三个科学家,他们把人类的胎盘中的mtDNA提取出来,结果发现,非洲人的DNA变异特别大,而亚洲、欧洲的变异都很小,变异怎么会产生的,就是因为在遗传过程当中产生突变,遗传过程时间经过越长,突变积累的就越多,变异越多,所以非洲变异多意味着它的历史比较长,而亚洲、欧洲呢,历史比较短,因此认为现代人最早出现在非洲,逐渐走出非洲,而什么时间现代人在非洲出现呢,根据变异的速度,突变产生的速率,多少万年产生一个突变,这样的计算,计算出二十万年。
    
    这是一个模式图,就是说现代人从非洲走向这些地方,所以如果说这样一种模式是对的话,那么你们可以看到,走出非洲的要道就是现在近东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区已经发现一些石器,这些石器是十万年前的,而这些石器是第三模式的石器,如果说进化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些掌握了第三模式技术的人的后代,六万年前到中国,取代了中国原来利用第一模式的那些人的后代,也就是说在五万年前,四万年前中国的旧石器应该是普遍变成第三模式,甚至于更进一步,而不再是第一模式了,因为第三模式比第一模式进步, 但是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刚才讲中国真正到第五模式、到第四模式很晚,三万年,两万年前才出现,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现代人出自非洲的学说看样子跟中国石器的发现材料也不符合的。”
    
    (二)
    
    中间路线的徐文堪在《基因语言和民族起源》一文中则另有说法:“中国南北人群有显著的遗传差异,这可能起因于中国早期人群由南方进人亚洲,然后再往北方发展,所以北方人比较单一,南方人比较复杂。但在南北之间,又有密切的基因交流。”其依据是1998年秋季中国十四位遗传学家(包括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研究所的褚嘉佑、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杜若甫、复旦大学和得克萨斯大学的金力、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的黄薇等),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联名发表的那篇论文,那文对遍布中国的二十八个群体进行DNA分析,并与十五个非中国的对照种群样本进行比较,首次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和东亚人群的基因来源于非洲。具体的迁徒路线可能是:走出非洲后,先到中东,再从今巴基斯坦、印度、盂加拉国到中南半岛,进人中国南方,往上走逐步到达中国北方。
    
    在现今中国和邻近诸国,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几个种族与民族的形成中心,如黄河流域的居民属于太平洋蒙古人种东亚族群;山东沿海(大汶口)居民有南蒙古人种向澳大利亚人种过渡的种族特征;甘肃境内的居民则表现出与中央亚洲和西伯利亚东南部相联系的大陆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也可能与欧罗巴人种群体有过接触等等。但总的说来,华北与中原的远古部落(很可能说一种原始汉藏语系的语言)与长江流域和南方的侗台语各族、南亚语系各族、南岛语系各族的蒙古人种-澳大利亚人种(Mongoloid-Australoid hybrid forms)的祖先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在汉藏语系的分类研究方面,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早在1930年代,李方桂就建立了汉藏语系分类的基本框架,即认为这个语系包括汉语、台语族(也称壮侗语族或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和藏缅语族。1972年,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K Benedict)和马提索夫(J A Matisoff)出版了《汉藏语概论》,把壮侗语和苗瑶语从传统的汉藏语系中清理出去,然后又把苗瑶语族和台语族归人澳台语系,把台语族改称加岱语族。1990年代以来,法国学者沙加尔(Laurent Sagart)提出汉语和澳台语系有发生学关系,引起中国学界关注,邢公畹首先表示赞赏,并引用考古学家张光直的意见,认为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尚未显现出差别的“汉藏南岛综合体”开始向中国西南部移民,结果分化出“汉藏群”和“南岛群”,前者仍留在北方,后者则通过一系列的海上迁移活动,更进一步地分化。另外两位中国学者郑张尚芳和潘悟云则在坚持侗台语和苗瑶语与汉藏语关系密切的基础上,采纳沙氏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汉藏语、南亚语和南岛语的上位大语系,称作“华澳语系”。
    
    此外,俄国学者S.斯塔罗斯金(S Starostin)在1980年代提出了“汉—高加索语系”的概念,把汉藏语、北高加索语和叶尼塞语包括在内。这个语系又可能与美洲印第安语的Na-Dene语系有关。美国学者D 贝特森(D Bengtson)最近撰文更将巴斯克语、布鲁沙斯基(Burushaski)语等语言的材料加入进去,从而为汉语具有更远古的语源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线索。关于这些大语系(language macrofamily relationship)的研究现状,国内还没有系统的评述,下面根据最新资料,把美国语言学家葛林堡(J Greenberg)等赞同和主张的与中国境内语言有关的系属分类简单介绍如下:
    
    在《开展“欧亚大陆语言交流研究”的意义》中,徐文堪认为,正如王士元(W. S. Y. Wang)指出的,当我们研究一种或一组语言的历史时,中心问题是弄清楚这些语言彼此间在发生学上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语言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学者最近对欧洲各地和中东地区男性Y染色体上的22种明显性状的分析结果可信,那么大多数欧洲人应该是从中亚和乌拉尔地区迁来的。而依据中国遗传学家的研究,早期现代人类是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迁徙,逐渐遍布整个中国。因此,欧亚大陆史前语言交流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中国新疆地区从远古到中世纪早期的人种状况,是欧罗巴型人种占优势,这已为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研究所证实。J. P. Mallory和Victor H. Mair两位教授的新著The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 from the West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古代印欧语系研究,主要是吐火罗语,稍后还有印度-伊朗语族诸语,与主要是蒙古利亚人种类型诸族所说的汉藏语系语言也有联系。至于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但从历史角度审视,这些语言与汉藏系诸语、印欧系诸语的相互影响也不能忽视。
    
    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汉语和蒙古语中的词汇确实有相似的现象。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如像甘肃、青海一带的汉语,也与粘着语相似,与普通话存在差异。所以朱学渊甚至假设,汉字是由北方诸族语言中的多音节字缩写为单音节字,再经历一个转型过程而形成的。北方诸族与中原古代居民同源的语言证据是十分丰富的。
    
    有关中亚人群的起源问题有两种主要的假说:遗传融合假说认为中亚人群是西方人与东方人在各自扩张的过程中基因融合的结果;核心地带假说则认为中亚地区是继现代人类祖先走出非洲之后的遗传多样性的储蓄地,东方人及西方人均从中亚地区迁徙扩散而来。部分Y染色体的研究和核心地带假说相吻合,而mt线粒体的研究结果则支持遗传融合假说。
    
    (三)
    
    像很多激进的观点一样,揭示中国民族起源的复杂问题上,激扬的文字也在网络上。
    
    有个网民援引大名鼎鼎的《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说,与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藏人和不丹人,第二是朝鲜人和日本人,第三是日本的虾夷人,过去认为虾夷人因为多毛而是白人,但遗传学表明不是,第四是蒙古人和乌拉尔西伯利亚人,第五是驯鹿楚科奇人,第六可以算是通古斯人、北突厥人、土耳其人、伊朗人、阿拉伯人、中印度人、甚至希腊人,第七才轮到南中国人,第八则是澳大利亚土著、新几内亚人和非洲黑人。
    
    与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第一是泰国人和越南人,第二是高棉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第三是马来西亚人和巴厘人,第四是菲律宾人,第五才是北中国人,第六以后才是前述北中国人的血缘接近者系列。例如,从遗传学上看,藏人也就是北中国人最近的参照点,跟南中国人是比和希腊人的距离都远;而藏人和南中国人都与班图人(西部非洲黑人)最远。
    
    再有,如果把人的肤色分为八等:最浅、较浅浅、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最深。欧洲人基本都属于最浅,只有一部分西班牙人和北欧北部人属于较浅浅。较浅浅的人最多,分布地域最广,包括中国、俄罗斯、北欧北部和北美北部等。北非人、东南亚人和阿拉伯人基本上属于较浅深、中等浅、中等深。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属于中等浅、中等深、较深浅、较深深。《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说:浅肤色是在光照不足的情况下自身生产维生素D的需要,所以越往北人越白。而有些生活在极北地区的人肤色不是最浅,那是因为他们吃肉,食物中维生素D的含量已经比较丰富了;生活在北方又吃肉比较少,主要吃麦子的人群是最白的,如瑞典人。
    
    从外貌上看,长江流域以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北方少数民族,长江流域以南的汉人,在血缘上更接近南方少数民族。这其中,藏族在遗传上与外界的混血比较少,可能接近古代汉藏人原来的样子。种族间的通婚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也许因为历史上中国北方战争各种族间战争频仍带来北方汉人和其它种族通婚的情形多,包括间接和高加索人的通婚(比如高加索人和匈奴通婚,匈奴再和北方汉人通婚;类似今天的南美洲混血人种和黑人,印第安人通婚,美国白人又和西班牙语裔通婚。
    
    而南方汉人和北方种族通婚和交融少,所以就隔得远了。从语言上看,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南方方言反而古音较近,很多唐诗,比如李白的诗歌,用国语念不押韵,用上海话念可以押韵,用广东话福建话念就更押韵。历史上华北大平原是兵家必争之地,南方相对闭塞,外来入侵和种族交融都少。例如在广东乡下,可以观察到南方特点特别突出的个体,是在混血较多的城市里很难见到的。
    
    (四)
    
    上述的不同观点,都承认南北中国人的区别。他们在不同立场,却都说出了今日中国的汉族,更多是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概念。如果要研究汉人的融合历程,就应该以历史为线索。南北汉人的关系可能不是“分化过程”,而是“融和过程”。
    
    2004年5月7日的《伦敦皇家学会会报》B辑(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B )上发表的论文,对哈萨克斯坦的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五世纪的三十六具骸骨的牙齿中的mtDNA进行了分析,证明最古老的样品具有典型的欧洲人特征,与发现在地中海地区的mtDNA样品相同,但从公元前七世纪之后,来自东亚的影响开始逐渐变得重要。巴塞罗那大学的遗传学家L. Lalueza—Fox说:DNA证据清楚说明早期的中亚居民留下了白人干尸和欧洲语言的遗迹,主要是与欧洲同源的吐火罗语,只是在后来,吐火罗的种族与文明才逐渐与东亚居民混合起来。
    
    在广义的喜马拉雅地区,分布着说各种不同语言的族群,所属语系有藏缅语、印欧语、南亚语、达罗毗荼语、阿尔泰语等,还有两种孤立语言,即上述库孙达语(Kusunda)和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从语言学、考古学和遗传学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无疑对欧亚学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现在这项跨学科研究计划已经启动,参加的单位有荷兰莱登大学、英国分子生物学研究机构(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和意大利费雷拉(Ferrara)大学等。主要学者包括荷兰的Peter de Knijff博士、George van Driem教授、英国的Chris Tyler-Smith博士和意大利的Guido Barbujani教授。涉及的课题有语言和考古学、语言和大脑、语言和基因、语言获得和语言共性、语言和动物通讯、语言进化和计算机模拟等交叉学科。
    
    在发表上述论文的同时,刊登了著名遗传学家陆基·卡瓦利─史华兹(Luigi Luca Cavalli-Sforza,1922—)所写的评注。史华兹在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中作出的最大贡献是阐明基因、种族和语言的相互关系。他早就开始考虑一项计划:重建人类各民族的起源地及由此而扩展到世界各地的途径。他领导的研究组走遍世界各地,搜集DNA资料,通过计算机把他们同历史、考古和语言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探索各个民族族群的迁移、基因流和语言的关系。他的工作力图证实:人类基因的地域分布,同语言的地域分布之间,有令人惊异的相互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可根据人们所使用的语言或所属的语系来辨别其在遗传上所从属的种族。他还提出了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其目标正是要揭示世界上不同民族生理、生化差异的遗传背景,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他与另外两位合作者合写的著作《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Human Genes)已经成为这个领域的开山著作甚至是经典著作。
    
    以上种种解释虽有不同,但是同样指出了汉化人群的种族二元性。这种二元性是基本的生物性存在,如果配合了北方与南方、农耕与游牧、城市与乡野、华与夷、阴与阳等其它六种二元性,当政治整合能力衰退之际,就把二元中国分裂为两个中国。而政治整合能力一旦增强,两个中国就可以复归于一,再变回二元中国。这就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就是两个中国或多个中国;合就是二元中国或多元中国。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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