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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冷漠的分析/武振荣
(博讯2007年4月21日 转载)
    
    于长厚是发起《300名大陆知识分子签真名支持胡温民主政改》的领头人之一。他在《民主论坛》上刚刚发表的《民主与我没有关系吗?》一文写得很好,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民运人士如何面对群众的政治冷漠。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很热心地发动签名运动,认为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判断是高于其他人的,因此,由这些有教养,有文化,有见识的团体发起对“胡温民主政改”的支持,就有利于避开“搞动乱”的嫌疑,也体现出了从民间对体制改革的殷切希望,因而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这样的好事情在进行当中却遇到他不想遇到的情况:今天上午我把《大陆知识分子签真名支持胡温实行民主政改》的材料
     发给一个网友,这位朋友是位女老师,30岁左右,正是风华正茂书生 (博讯 boxun.com)

    意气的年龄,她收到后马上发回的一句话令我震撼:“民主不民主与
    我们又没有关系”。看了这句话我呆了半天,然后我深深地回了她一
    个字“噢”,当时我的心很冷很冷,胸口感到一阵堵得难受。等了一
    会她又回了一句话“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给我们当教师的提点工资,别
    的都无所谓,官场上的事,我不感兴趣。”“民主与共和喊了整整一
    个世纪,对我们老百姓又有什么用?”我说“没有用吗?”她说“也
    许有,但我们草民不主沉浮!”
    当然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热心会遇到这样的对待,以至于他写道:“我感到无话可说,这就是当今的年轻知识分子吗,这就是当代的青年
    吗,是他们看破了红尘还是麻木不仁?我苦苦的思索良久,我不知道
    如果鲁迅先生在世他听到这话要发什么样的感慨,写什么样的文字,
    我只为当今的青年感到悲哀。”其实,这样的情况,在目前的中国令人“悲哀”的现象触目皆是,正如作者写的在“汽车”或者“大街”上所看到的那些“现象”,都是令人“悲哀”的。
    最近,有一位国内朋友在和我的通信中,也同样地提到了上述问题:“我真体会到了民主实现过程中的艰辛,它不但有官方的打压,同时还有民众的冷 漠,而更可怕的是民众的冷漠,民主-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惠及万代的伟业,为何如 此之难!”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确出现了“民众冷漠”现象,而且这样的现象不是在最近的一、二年的时间里,是从“6-4”惨案发生以后就出现了的现象,一直持续到今天。因此,如果我们要客观公正地分析当前的民主形势的话,一方面要看到异议言论、维权运动日趋活跃,一方面还要看到与之极不相称的民众冷漠也是旷日持久地存在着,按照逻辑推理,这两者是不可能在一个时间内同时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它却是违反逻辑式的存在着,也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目前的中国统治者们才放宽了对异议言论和维权运动的“制裁”力度,不再采取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传统式的“制裁”了。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要对上述的现象形成一种有价值的认识,那么我们必须要对上述的问题做出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才对。在这里,我发现需要改变的东西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被思想中的事物。也就是说事物的变化已经是超出了我们的思想范围之外,而我们的思想却是落后于变化中的事物的。其实,我们普通人中国人的民主思想的源头产生于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政治运动,而这样的运动又是在专制的共产党控制之下进行的,所以,它就必然产生了两种现存的东西:一是在运动中引发了处于蛰伏状态的人民群众中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二是运动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人和可怜的人,所以就这两点看,“源头”上的民主是有缺陷的,或者是有问题的,但是它却不是“专制”的,是中国人民中间民主起步的重要一步,现在的问题是,当这个问题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政策“变化”中,改变了一个式样,我们就认它不得了,以为它不过是“政治上的瞎折腾”,必须“否定”之而后快。在这里,共产党教人民这样看问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已经发现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从1966年大事变开始已经危机到共产党统治的“生命线”了,因此,它必须以决断的方式立即地给予斩断,而在人民这一方面,政治运动的连续失败也就此而种下了人民“厌恶”政治的种子,这个“种子”如果说在后来的时间内不断地生根、发芽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正在谈论的“民众政治冷漠”就它“结”的“果子”。
    其实,世界上的所有民族都在不同的程度上经历过政治上的积极时期和冷漠时期,因此,就这一点看,中国的问题属于正常,如果说“正常”中也有一点“不正常”的东西,那就是中国人在政治上应该更加努力地加一把劲的时刻,反倒给消停下来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在人民冷漠的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出现了非常勇敢的异议言论,如果说这样的言论主要是关乎个人,都为过去的时代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的人(其中知识分子占多数)声张正义的话,那么由这种行为所引导出的东西是必须对人民在这个时期中的历史做简单和单一的理解,认为人民仅仅是历史上的“上当受骗者”或者“帮凶”,怎么可能提出在这个时期中也同时存在着一种人民在政治上起步和发展的“蒙昧时期”呢?依据同样的道理,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人民作所为应该接受批判、批判的话,那么,“否定”式的方法就是最好可能利用的一种,于是,两种复杂的因素在这里交织构成了“否定”人民政治发展历史的那种思想。既然人民的政治历史都没有了,那么,政治上还要不要人民“出台”?应该在什么时间“出台”?用什么方式保证人民“出台”不会导致“社会动乱”——等等问题就成为这个时期中为中国的事情而思考的人的“头脑”中的主要内容了,显然这样的内容根本不是“民主”的,但是,它却在我们这个残缺不全的时代中被放到了“最民主”的“货柜”上了。
    最近,雅欣 在《独立评论》上 转帖:王绍光博士谈五七年“反右”,其中王博士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目前中国,“在(政治)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改善了,是恶化了。”他自己承认,“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以前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现在,能够象王博士这样看问题的知识分子是不多的,于是,在我们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事实的原委而言,民主的话语权应该是人民的,但是在话语权的实际运用方面,却不是这样,它基本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语权,而广义上的“人民”却被“隔离”之。如果说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人民长期的政治上的冷漠的原因之一的话,那么如何是现实民主话语权方面的转变看来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是:人民社会中的经验与教训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所以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当民主运动需要人民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入时,就出现了人民的冷漠。这样,普通人对于自己的过去的理解就不可能是从自己的真实感受中得来,而是一味地听从别人的说法,于是,民主政治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受到了瓦解的危机。就此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民在一个长时间中走不出政治上的消极时期,这就又有了一个答案。在一个社会中,当绝大多数人认为社会民主“大厦”离了自己也可以建设起来的时候,这个社会中就没有民主。所以,说一千,道一万,民主总是建立在普通人(公民)对于政府、国家以及社会事务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责任心懈怠的场合中是没有民主可言的(哪怕它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种鼓励人民在政治上不断“放大”自己的政治,所以和专制政治比较起来,民主政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它允许普通人“骄傲”、“目空一切”、“自高自大”和“对自己缺乏正确估计”,正因为这样,普通人才能够由“昆仑山上的一根草,万吨水压机上的一颗螺丝钉”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并且充满了智慧,好象“天下的大事都装在他的肚子里”。在这里,对于政治上的人的评估不可能使用“客观标准”,而只能是放任人的“主观判断”,并且以它为标准。就这样的问题,回过头去总结我们中国人过去所经历过的运动,你就不会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说法所蒙蔽,你必然会在这个两种不同的说法中提炼出人民自己的东西。
    问题是:当人民在还没有能够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的事情中整理出一个有关中国民主的头绪的时候,就不可能指望人民在政治上再一次的积极起来。从这一点研究入手,人们便可以发现对我们中国人政治上最积极的两种不同的官方评论中,事实上孕育着两种不同的后果:毛泽东的“革命说”在客观上可以起到诱发民主运动的效果,而邓小平的“动乱论”却事实上直接地起到了“扼杀”民主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毛泽东死后,共产党“否定”了毛的“革命说”,而易之“动乱论”——就是统治的需要。可悲的是我们中间一些口口声声说要“搞民主”的人,也随声附和,于是维系中国民主的一线脉气就被无情地斩断了,这又是造成政治冷漠的深层原因之一。
    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国和波兰都经历了造反运动,但是,在而后的时间里中国和波兰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对待“造反”历史的解读。中国的情况,我们都清楚,我就不重复,波兰的情况我们得需要知道一些的。在波兰主流民主思想里,造反的历史和造反的精神最终地成全了波兰的民主化变革,使得和中国人民一样地饱受奴役的波兰人民在80年代末获得了政治上的伟大解放。关于这一点,波兰杰出的思想家米奇尼克曾经明确地说过:“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自由的道路开始于1968年,那一年成千上万的先生跑到大街游行示威,反抗体制。”在说到“造反”问题时,他没有象我们中国那些“老成”的知识分子一样地,对于“造反”发表传统的那种议论,而是对之做出了这样的解释:“造反的要求根植于相信,‘只要世界还是现在这个样子,就不应该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就是我们,1968年的造反,根植于对正义的要求:通向自由和面包、真理和权力的要求!造反中有精彩的将人提升的东西”(《通往公民社会》)。现在我们中国人要建设民主的制度,但是,我们不是想把它建立在造反的基础之上,而是要故意地避开它,想另寻基础,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要把“民主的大厦”建立在“沙地”上吗?
    这里,我们若是对目前中国人政治上的冷漠做再深一层的分析,便会发现此种冷漠不是词典意义上的“(对人或事物)的冷淡,不关心”,而是其中包含着以“冷漠”的态度等待的意思,也就是说,这种“冷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关心”,而是把(对人或事物)“关心”做了一种“冷处理”,所以我们在观察它的时候,若是能够就事物的表面现象发现它的内涵的话,我们就有可能说,“它不是在沉默中死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事实上的确如此,在中国普通人中间,当他们在失去了政治表达的机会和自由时,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不是对现实的认可,而是认为现实一定会改变的,只是机会还没有来,虽然对于机会什么时候会来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但是,内心认为它必然要到来却是非常肯定的。分析它,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心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是一种受到压抑的思想,于是,我们在一个表面上的冷漠中就发现了亟待宣泄的心理和亟待表达的思想,而当权派若是反其道而行之,堵死了人民宣泄和表达的渠道的话,民主的道路就有可能通往动乱。
    在研究中国人目前的政治冷漠问题时,人们若是忘记在40年前和18年前中国人曾经创造出了以政治上的热情和积极性令全世界惊奇的历史,你就不会学着那一帮酸腐的文人们的议论,说什么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是“冷血”式的,你就会去研究如何使我们中国人再一次地积极起来的途径,你也会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人会象过去一样地积极起来的事情提前做出准备。没有不变化的民族,也没有不变化的人,你别看他今天萎靡不振,明天早上起来,他变得比你积极一万倍的情况有谁能够吃准啊!
    最后,我需要强调的是,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中,我们是很难发现“人民代言人”的角色的,道理很简单,每一个人都说话了,谁还代表谁?况且人民在政治上的分派已经使传统的“代言人”角色失去了意义,但是,在专制的社会中和专制政治中,却不没有失去传统的“代言人”角色,总是要出现一批又一批的“先说先表者”,因此,当民主运动处于“待发状态”时,这样的人物就必须站出来,面向人民讲话,当然在这样的话语中固然也有着他们个人的喜怒哀乐,只是这话语却是向着人性深处的喜怒哀乐而发的,因此,在一个通向民主的关口上,它就是“人民”的语言。情况正如我们在《民运人士七论》中,所说的那样,他们这些人是“最后的一代人民代言人”。因此这些人在发表言论时,把着重点向着人民方面转移就是义不容辞的;不宁唯此,有人若是运用自由主义的方式对人民中间出现的政治冷漠进行热嘲冷讽,不是不允许的(民主包含着这样的允许),只是,目前的需要不是热嘲冷讽,而是积极负责任的批评、帮助和提高。
    2007-4-15《自由圣火》首发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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