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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自废武功”—— 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应有的对策/吴征宇
(博讯2007年4月20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吴征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内容摘要】近几年来,在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即“对称性战略”和“非对称性战略”。前者主张针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中国应加速建立起可靠的二次打击力量,以力争在短期内对美国能形成有效的核威慑;而后者则认为在适度改善和增加自己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及数量的同时,中国应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战略方针,坚决避免同美国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军备竞赛。本文认为:“对称性战略”虽看似有很强的合理性,但事实上,这一战略完全是建立在有关“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在理论上根本难以成立;不仅如此,“对称性战略”的种种内在缺陷同时也决定了:若将其真正付诸实行,必将给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在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上,中国目前面临的唯一明智的选择应该是一种“非对称性战略”,而若要采取这样一种对策并同时相信其合理性,我们就需要在有关核武器的可用性及国家安全观念上实现某种程度的转换甚至革新。 (博讯 boxun.com)

    【英文摘要】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arisen two different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how China should respond to American NMD Plan, namely, the Symetrical Strategy and the Asymetrical Strategy. The former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respond by building a credible second-strike power to deter American possible military intervention while the latter recommends that China should adhere to the strategy which has been pur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ince the 1980es by enhancing properly and limitedly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its strategical nuclear weapons to avoid a possible Sino-American arms race in the future.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lthough it sounds sensible at first, the Symetrical Strategy has been actually based 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ssence of Structural Realism, thereby being theoretically untenable. In addition, the inner drawbacks of the Symetrical Strategy have predetermined that it would result in many suboptimal outcomes politically and militarily if China really puts it into practice. Considering thi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only sensible choice faced by China is the Asymetrical Strategy, and that we must revise our conception about the feasiblity of nuclear weapons as a means of war and our idea of national security if we indeed want to pursue such a strategy and believe its sensibility simultaneously.
    【关 键 词】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安全两难、对称性战略、非对称性战略
    【作者简介】吴征宇,1968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教师
    【联系方式】通讯地址:(100872)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
     联系电话:(010)82501559
    电子信箱:hongguohui◎263. net
    
    2002年1月,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张睿壮教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名为《“沉着应对”与“自废武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1期,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该文)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张教授就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问题提出了他自己的政策建议,这一建议的实质是主张中国采取一种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即针对美国即将部署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中国应加速建立起可靠的二次打击力量,以力争在短期内对美国能形成有效的核威慑。总的来说,张教授提出的这一建议虽看似有很强的合理性,然而,这一建议实际上完全建立在他对“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在理论上根本难以成立;不仅如此,这一建议同时也完全地忽略了一种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战略”的种种内在弊病,因而若将其付诸实行将给中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造成得不偿失的结局。鉴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问题关系到未来中国的长远国运,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此就张教授提出的建议的合理性进行系统地探讨和分析,并力求在这一基础上阐述中国在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的对策。
    
一、无政府状态与“安全两难”

    
    张教授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对称性战略”的主要依据,就是他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将必然导致“安全两难”的形成。他认为“安全两难”可以表述如下:“在国际无政府和自助状态下,一国国防力量的增强自动构成对他国安全的威胁,因此,每一个求生存、求安全的国家对别国增加国防的自然和唯一合理的反应是增强本国国防,而这又将引起其他国家类似的反应,从而导致无止境的军备竞赛。这是国际政治中的一条客观规律,它的成立只需两个最简单的前提条件:一是国际无政府和自救状态(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存在的),二是国家求生存的愿望。换言之,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还延续,只要国家还有求生欲望,它就逃不出这一左右为难的怪圈:为了生存,就必须加入一场循环升级、无法取胜的军备竞赛;但若不参加这种劳民伤财的竞赛,就得付出危及国家安全乃至生存的代价。”总的来说,张教授的这段论述虽看似有很强的合理性,但事实上,这一立论完全是建立在他对于“安全两难”的生成机理及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因而在理论上根本难以成立。
    
    笼统地说,“安全两难”的主要涵义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为自身安全而实行的战略可能在他国心目中造成有关其战略意图的不确定性,由于国家无法依靠他国为自己提供安全上的保障,因而对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将可能会造成一国针对他国的安全战略采取相应的安全战略以防止意外,而这就往往造成了相关国家彼此间紧张、冲突和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 在理论上,“安全两难”的首要成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中的个体间通常普遍存在的相互猜疑和相互恐惧,即个体对彼此间意图的不确定性(Uncertainty),按照“安全两难”概念的提出者、美籍犹太裔国际政治学家约翰·赫兹的界定,凡是在“个体共处但未结成较高统一”的场合,都可能存在安全两难问题,而所以如此就在于个体对彼此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赫兹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使个体始终担心被对方侵害、统治和毁灭,因而为安全势必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但这样做将会使对方产生出不安全感,因而势必也多多益善地追求实力或权势以防不测,而这就加剧了双方原有的安全担忧;赫兹指出:“正是人们对他们邻居们的意图的不确定性使人们陷入了这样一种两难局面中,并且使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行为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最基本的事实。”人类若想摆脱这种局面,不仅要使自己对他人能怀有如同对自己一样的同情,而且要对那由这种局面中产生的行为要求予以清晰而明确的否定性回答。 同约翰·赫兹的论述类似,“安全两难”概念的另一位诠释者,英国大历史学家、国际关系理论中“英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同样以个体对彼此意图的不确定性(巴特菲尔德称之为“霍布斯式的疑惧”)来解释“安全两难”的形成。巴特菲尔德以锁在同一房里的两个枪手的心理状态作为对这种局面的形象展示:虽然他们都愿将枪抛到窗外,以免对彼此都造成致命伤害,但他们之间的猜疑和恐惧使他们无法想出共同做到这点的办法,在国际关系中,正是这种猜疑和恐惧“挫败了人类一切聪明才智”,使人们无法找出消除这种局面的办法;巴特菲尔德认为关键的原因是个体间无法进行真正的、设身处地式的相互理解:“你自己可能生动地感觉到对他人怀有的极度恐惧,但你却无法领会他人对你怀有的相同恐惧,”事实上,“你根本无法真正领会或记住这一点,即由于他人无法透视你的心灵,因而他不可能对你的意图就象你对自己的意图那样地放心。”
    
    一般说来,“安全两难”的形成虽然同国际无政府状态通常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只是形成“安全两难”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必然会导致“安全两难”,张教授所以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作是“安全两难”得以形成的充分必要条件,其根源是他对肯尼思·华尔兹创立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误解。 张教授在文中引证的、用以支撑其论点(即无政府状态必然将导致“安全两难”)的主要依据,是他对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两个基本假设(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自助性质及这一状态中的国家必然有生存的欲望),而这两个假设也正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华尔兹用以支撑其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两个前提条件;然而,张教授从中得出的结论同华尔兹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大相径庭,因为华尔兹的结论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均势必然会反复和自动地生成。 事实上,华尔兹对“安全两难”的论述同样着眼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对彼此间意图的不确定性,而不是单纯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华尔兹认为:“安全两难”是这样一种状态,“在这一状态中,由于各国无法完全确定彼此的意图,因而为自身的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而当它们这样做时,一种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在理论上,张教授所以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安全两难”的形成,关键就在于他是将“国际无政府状态”看成是国家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而这种认识实际是误解了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实质,因为华尔兹曾反复强调“结构”只能产生部分解释。1959年,华尔兹在讨论三种意象时就指出:所有三种意象浑然构成为一个整体,“个人、国家和国家体系在理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以致任何一个分析家无论怎样重视一种意象,也很少忽视其他两种意象。并且过分强调一种意象作用通常会歪曲人们对其他两种意象的解释。” 1979年,华尔兹在谈到结构的作用时又指出:“体系层次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各单元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其行为却相似,并且行为的结果发生在预期的范围内。相反,单元层次理论告诉了我们为什么同一个体系中地位相似的不同单元,它们的行为却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那种认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本身就能够明确地说明国家会采取什么样对策的想法,正是同简化理论的错误相对应的一种错误。”
    
    对于华尔兹来说,由于无政府状态中的单元行为是体系层次因素(即无政府状态和主权国家之间的权势分布状况)和单元层次因素(即过程和属性)共同促成的,因而在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中,单元层次因素的作用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体系层次因素使我们认识到单元面临的各种压力,但没有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我们无法理解单元对压力所做出的反应; 其次,由于体系层次因素和单元层次因素是相互作用的,并且对国家行为都产生影响,因而在解释国际政治现实时必须同时兼顾两者的作用; 最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因素在因果关系中的份量比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具体情况变化而变化的,因而对单元层次因素的认识将提高一种理论的解释和预测的精确程度。 实际上,华尔兹所以将精力集中在对国际政治结构及效应的定义和考察上,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单元层次因素不重要,而是因为以往的学者普遍都忽略了国际政治结构的作用,因而他相信这样做不仅是构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对以往的错误能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华尔兹曾经反复强调,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而不是“对外政策理论”,而这就意味着,国际无政府状态仅仅是形成“安全两难”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必然将导致“安全两难”。
    
二、“对称性战略”的内在缺陷

    
    张教授建议的不足之处不仅是因为它在理论上难以成立,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建议完全地忽略了“对称性战略”的种种内在缺陷,因而若付诸实行必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给中国造成得不偿失的结局。张教授提出的“对称性战略”的最具说服力之处,在于那乍一看来的不可避免和不可替代:美国以其全面导弹防御及由此而来的美国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可能性,必然迫使中国大大增加远程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以加速形成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否则,中国将缺乏反击美国可能的对华军事干涉的最后军事手段,缺乏实现祖国统一和维护独立生存的终极安全保障。然而,除理论上的不足之外,这样一种“对称性战略”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引起的军事上及政治上的消极后果最终将可能抵消甚至超过它所提供的那种最多是暂时性的终极安全保障。
    
    按照张教授的看法,“中国建立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同美国展开一场永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无可否认,中国也确实不具备这样的国力。”然而,不幸的是, “对称性战略”最可能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中美之间循环往复、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种竞赛绝不会仅限于核军备领域,而是可能演变成为中美之间一场全面的军备竞赛。首先,中国对美国核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中美间“相互确保摧毁”的可信性,鉴于两国在核武器及运载工具上的差距及美国有可能在弹道导弹防御技术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因而为确保这种可信性,中国必须前所未有地扩大自己的核武库,事实上,在冷战期间美苏两国所以会发展出足以能毁灭对方几百次甚至上千次的核武库,其目的就是为维持“相互确保摧毁”的可信性,而这也正是体现了美苏看似非理性行为背后的理性判断。正如张教授所言,二次打击能力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假如对方是一个拥有大量先进的核武器而又相距遥远(因此只有远程导弹才能达到)的核大国,就不能认为象中国目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都极为有限的战略武器体系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因为它们很难在第一次打击当中幸存下来。反之,假如对方是相距不远(因此中近程导弹也能达到),而核武库也比中国弱小的核小国,则可以认为中国对这种国家已经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张教授对核威慑有效性的这一看法正是表明:中国要取得对美国有效的核威慑,就必须前所未有地来扩大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其次,中美之间的军备竞赛绝不会仅限于核军备领域,而是可能演变为中美间的一场全面军备竞赛,因为中国取得对美国有效的核威慑并不表示中国能完全排除美国将来可能进行的对华军事干涉,实际上,即使中国能取得对美国有效的核威慑,美国仍然可能通过常规军事手段打击中国(因为不到生死关头,我们很难想象世界上任何国家将会首先对美国使用核武器)。任何一位熟悉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学者想必都知道,正是核武器特有的局限性(即核武器不仅无法消除、甚至可能增加常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导致了六十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转变,即从艾森豪维尔政府的“大规模核报复战略”转变为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而这段历史经验正是表明:即使中国能取得对美国有效的核威慑,仍必须同时大力发展可以同美国匹敌的常规武器装备,因为未来的中国最可能面对的并不是一场核战争,而是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常规战争,即使在最可能引发两国军事冲突的台湾问题上,中美间爆发核战争的几率相对于其他几率而言,仍然是其中可能性最小的。
    
    除军事上的后果外,“对称性战略”可能引起的政治后果,就是加剧中美之间乃至中国同主要周边国家(因为它们大多是美国实在或潜在的盟国)之间的安全两难局面,这种局面绝不会仅限于军事领域,而是会扩散到涉及中国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首先,由“对称性战略”引起的中美之间的安全两难,不仅将会使中国卷入一场即使远非全面和同步、但最终仍然会节节加剧的军备竞赛中,而且使中美两国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惧将愈演愈烈,中美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必将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头号敌人;而伴随中美间相互疑惧的不断升级,美国必将动用各个领域中的绝对优势压迫中国,基于美国在未来至少半个世纪中的世界头号强国地位以及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共同体在国际权势格局中的总体优势,因而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很难出现一个足够团结、足够持久、足够有力的国际反霸同盟。其次,不难想象的是,伴随中美间的冲突和对抗而来的,必将是中国同几个主要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同日本、印度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间的安全两难局面,因为撇开历史的宿怨和目前虽已搁置、但仍未解决的边界争端不谈,单是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强国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在它们中引起猜疑、恐惧甚至妒忌,从而使安全两难的形成不易避免。事实上,印度所以敢冒国际制裁的风险进行核试验,其关键在于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印度相信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会对它进行任何有实质性内容的制裁,因为除维护自身安全的考虑外,印度政府的这种行为实际可以说完全是在为美国政府的对华遏制政策“分忧”,而这种逻辑同样也完全适用于同中国相邻的其他几个周边国家,甚至可能适用于朝鲜、越南这两个曾经同美国为敌的国家。
    
    考虑到“对称性战略”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后果,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所有的这些后果将会对未来中国国家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准确回答可能要取决于世界政治中的许多未定因素,然而,只要上述预计不算过分荒谬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对称性战略”给中国带来的将会是可想象的、差不多最恶劣的国际环境,这种环境将迫使中国不得不把过多的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应付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形成的实在或潜在的威胁上,而此举势必将大大剥夺我们本可拥有的绝大部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外向发展机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未来中国能够大致维持国家的基本安全和人民的基本富裕,我们也很难想象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中国能够成为其理应成为的世界强国;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身处在强敌威胁下的中国将很难有足够的勇气、信心、资源和机遇去进行那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根本保障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甚至可能使我们不敌冷战压力和冷战氛围产生的异化效应,将某些本应改革的体制缺陷作为抗衡美国及其领导的反华阵营的必要条件,而长此以往势必损害中国的长久安全。张教授在文中曾经将那由“帝国式的过度伸张”而必然导致的苏联衰落看作西方人蓄意散布的一种神话,他认为“苏联经济‘被军备竞赛拖垮’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热衷散布的一种神话,以吓唬世界各国:看,这就是不搞资本主义的下场,这就是和美国军备竞赛的下场!但事实上,苏联解体同它的军费开支和经济状况并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张教授在文中没有表明这种观点出于何种依据,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钟观点不仅缺乏必要的理论或历史的依据,甚至可以说是违反常识,因为除一定的外部条件外,造成历史上任何国家衰落的根本原因,必然是它们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表现出的那种极度的僵化和停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的长久安全以及统一大业的实现,只能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副产品而不是相反。
    
三、“非对称性战略”:中国应有的对策

    
    “对称性战略”的不足之处实际是表明,它的实施非但不能帮助中国实现维护安全的长远目标,反而可能使中国的国家安全遭受到不必要的损害。同张教授的建议相反,在应对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问题上,我们面前有着另一种可以选择并且应该选择的对策,那就是在适度改善远程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和有限增加其数量(“适度”和“有限”就是指同综合国力的增长速度相同步)的同时,中国应一如既往地坚持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实行的战略方针,坚决避免同美国进行任何有针对性的军备竞赛,这一战略可以被称之为“非对称性战略”。 显然,要采取这样一种对策并同时相信其合理性,我们需要在有关核武器的可用性及国家安全的观念上实现某种转换甚至革新。
    
    一般来说,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大致上有三种主要功能;(1)实战工具,即实际被用于战争,以造成敌国的失败、损伤和灭亡;(2)威慑手段,即据此威胁那些实在或潜在的对手,倘若发动进攻将遭到武力报复;(3)强制性外交手段,即通过威胁要使用武力手段迫使对方做出让步。 诚然,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手段同样也具有这三项功能,然而,自广岛和长崎被毁以来,核武器从未被当作实战工具真正使用过,这其中的原因除政治上、技术上和道义上的约束外,关键就在于核武器的巨大威力已彻底改变了战争同政治的关系,即人们已经难以通过核战争来达到任何得大于失、有意义的政策目的。 实际上,核武器在战后世界中的主要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威慑手段,核威慑特别是美苏间有确保的核威慑构成了战后世界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之一,正因为如此,美国近年来不断加紧进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试验的行为,连同其去年年底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的举动,将可能对全球战略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然而,至少近期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即使成功也不可能根本改变核武器的特性,即核武器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威慑手段而不是进攻手段。 (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不能根本改变核武器作为一种实战手段的不可用性的前提,是美国作为一个核国家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将是一个理性国家,而这也正是那些主张“对称性战略”的人认为核威慑能起作用的前提。)事实上,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可能对中国产生的最大影响,是美国在取得相对可靠的导弹防御能力后,可能将核武器作为一种强制性地外交手段,以迫使中国在若干重大的利益问题上作出让步。 然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能不能增加核武器作为一种强制性外交手段的可信性非常值得怀疑,因为美国若想依靠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使其成为名符其实的“堡垒国家”根本难以想象:首先,随着反导技术的发展,弹道导弹突防技术必然也随之增强,因而美国若想使自己刀枪不入,就得付出高于对手几何倍数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即使财大气粗的美国恐怕也难以长期承受。事实上,不要说美国未来的反导系统无法彻底拦截俄国目前几千枚技术并不算先进的核导弹,只要中国能在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适度地改善战略核武器的质量和数量,同样将使美国反导系统的可信性大打折扣;其次,核武器作为一种强制性外交手段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与其说取决于双方实力的较量,不如说取决于双方意志的较量。众所周知,在中国取得核打击能力前,在朝鲜停战谈判的最后阶段、在印支战争的奠边府战役中、还有在1954和1958年的两次台海危机期间,美国都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然而,在所有这些场合下,美国从未能达到它既定的目的,而这样的一种结局实际并不是双方实力较量的结果,而是双方意志较量的反映。
    
    在明确了核武器作为一种军事手段的用途后,我们应该明白,未来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其说取决于发展一种可能超出自己能力并带来严重后果的核威慑能力,不如说取决于自己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取决于坚决避免同美国进行任何具有针对性的军备竞赛,而要理解这点我们就必须明确国家安全的具体内涵以及从长远看美国对中国将可能形成哪些威胁。一般来说,“国家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即在任何时期内和任何场合下,国家维护的实际乃是一种综合安全,这种综合安全至少要涉及五大功能领域,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态,而与此对应的“国家安全”同样有五种内涵,即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 当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场合中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安全需要并且会面临不同的安全问题,然而,在当今的这样一个相互依赖高度发达的时代中,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只能是这五种安全的综合。毫无疑问,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军事安全通常是国家安全的首要议程,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即国家保持其作为主权实体的各项根本属性)然而,若就中美关系的现状而言,军事威胁并不是美国对中国所形成的最大威胁,而这点则是由美国霸权的特性决定的。笼统地说,当今世界的美国霸权有两大特点:首先,美国霸权并不是单一的军事霸权,而是一种综合霸权,即美国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大领域中都享有一种绝对优势地位;其次,除绝对领先的相对权势外,美国也是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重大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即当今世界的美国霸权同时也是一种结构性的霸权。 美国霸权的两重特性意味着,美国若想打击中国并不是非得采取军事手段,而是可能会采取更加隐蔽同时也更少后果的非军事手段,鉴于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都将处于一个极度敏感的过渡时期,因而以非军事手段来打击中国可能比直接的军事打击更具威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中国的长久安全最终必须取决于我们的综合国力能够得到多大程度的提升以及中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参予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而“对称性战略”的偏狭和不足,不仅在于它仅仅将核战争看成是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的主要形式,而且在于它实际上是以牺牲中国未来的总体安全利益为代价来换取一种纯粹的军事安全。事实上,如果根据张教授偏爱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作出判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同其他的国家相比最没有理由通过一种非理性的行为(例如对体系中的另一个大国首先使用核武器)来破坏现存的国际秩序,这是因为维持一个体系的和平及稳定,对于那些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占据较大利益份额的国家而言,是一种完全符合它们自己切身利益的自利行为。
    
    (博讯编者按:文章中的注解无法显示,向作者和读者表示歉意)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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