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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邦:重判举报、打压上访、镇压异议——后极权社会的应有景观
(博讯2007年4月20日 转载)
    文章摘要: 这是一个没有规制的社会,人们斗的是阴恨,比的是毒辣,拜的是厚黑,逞的是卑鄙。这个社会丧失了起码的价值评判,只能在完全颠倒的是非中疯狂。这样一个社会,那些掌握公权,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至少是自己权力领地内的主宰。原本公共权力是来源于个体部分权力的让渡,个体权利是公共权力之母、之根,并且也是公共权力的旨归!然而一旦社会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筑起防御公权为祸的樊篱,那么公权就必将沦陷成私欲的工具。
    
     作者 : 王德邦 (博讯 boxun.com)

    
    今天上网打开邮箱,发现胡星斗教授的《稷山举报案凸显地方治理的深刻危机》一文,读后专门又去查找了有关稷山举报案的相关报道,了解到:山西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委退休干部南回荣、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三人因匿名向运城市委书记、市长及其他部门与个人发出了37封举报该县县委书记李润山的《众口责问李润山》信,信中依据事实提出了四问:“首问书记李润山,朝令夕改为哪般?二问书记李润山,为啥引资惹祸端?三问书记好威风,总统套间办啥公?四问书记财力涨,为何工资老不动”。结果杨秦玉、南回荣以“诽谤罪”被开除中共党籍,被迫在全县五百多人的干部会上作检查,后分别被判刑一年,缓刑三年,薛志敬外逃被捕回后,目前也已被公诉。
    
    说实在的,读到这些材料,我并没有可吃惊。因为在这遍土地上,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冤案实在比这个大得何止是千万倍!相对于那些民族整体性的灾难,这三个因举报而被治罪的人,实在是小巫见大巫。难怪那县委书记在动用暴力工具镇压了对他举报的人后,还能以仁慈、宽容自居,并大言不惭地宣布是自己给法院“打招呼”,才使“罪犯”得以从宽处理。比较曾经“代表人民”执行屠杀的历史来说,这种一年的判刑,的确是太宽容了。然而回过头来,我们又能看到,一个举报行动居然把举报人自己送入了监牢,这从举报自身而言是绝对推导不出的结果,是完全颠倒的逻辑,其中的悖谬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然而问题不在于一个社会出现了这种悖谬,而在于一个社会将这种悖谬变成了常态,以致将打击举报视为了正当,将打击中的一种“从轻”(如果说真有从轻的话)视为了宽容与恩泽,这就警示着我们:这个社会肯定就是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了!稷山县发生因为举报县委书记而被判刑的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不受监督的官权,对社会一切正义伸张、利益维护行动的反动。
    
    可以说人性中都深藏着逃离一切束缚的动因,而人类为了共存与发展,在漫长的历程中寻求到了三种约束人性自由越位的因素。其一是信仰约束,即将人类的生命意义植根于彼岸世界,而将现实的行动准则规范于神的天条中。这种信仰对人的约束是自觉、持久、深层的,虽然没有外在强力的形式,但它是深藏于人的灵魂中的,表现在无处不在与无时不有的一种规制,因而是所有约束中最强有力的;其二是道德、习惯,即是人类在千万年发展的历史中,各地区各民族所不断积累起来的一些行为标准。这种道德与习惯对人的约束带有地区与民族的特色,也会随时代而变化。它对人的约束主要是通过世俗生活的舆论;其三是法律、政策,即社会在某个时期制定出来的行为规范标准,它表现于外在的强制。为保证政策与法规的落实,通常社会还配有强制性执行机构,如法庭、警察、监狱等。法律与政策是外在的,虽然看起来有强大的威胁力,但事实上对人类的约束从持久与广泛的角度是赶不上信仰与道德的。
    
    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一切工作可以笼而统之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发掘创造性,其二是规制越位性,或是张扬善性,抑制恶性。在恶性的抑制上具有内在引导与外在强迫两条途径。其一、内在引导--教育,即培植信念、养成习惯;其二、外在的强迫--法制、舆论,即制裁行动、追究结果。人类至今任何正常的社会状态,敬畏神灵、倡导良善、依从法制都是基本的准则,对待恶上都从内外兼治。这是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的维系纽带,是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社会无视了这些准则,甚至企图颠覆这些常识,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个反人类、背道义、违法制的社会,混乱与灾难就是它的宿命!一个不能置身于信仰、道德、法制约束之下的人,那只能是个祸害人类的人。
    
    中国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从1989年屠杀之后,权力在撕下伪装的合法外衣之后,刻意用颠覆人类固有价值来掩盖其罪恶本质,动用一切宣传工具诱导社会背离人类常规,从而成功导致社会沦陷入物欲满足的泥淖,使信仰成了金钱的工具,道德成了利益的奴婢,法制成了强权的帮凶,这个社会成为彻底失范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规制的社会,人们斗的是阴恨,比的是毒辣,拜的是厚黑,逞的是卑鄙。这个社会丧失了起码的价值评判,只能在完全颠倒的是非中疯狂。这样一个社会,那些掌握公权,可以动用国家暴力机器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就是这个社会的主宰,至少是自己权力领地内的主宰。原本公共权力是来源于个体部分权力的让渡,个体权利是公共权力之母、之根,并且也是公共权力的旨归!然而一旦社会失去了对人的基本约束机制,也就不可能筑起防御公权为祸的樊篱,那么公权就必将沦陷成私欲的工具。
    
    既然一个社会不能提供给人有效约束,那么就更不可能为公权提供有效的防范。没有正确引导与强力约制的人性,罪恶就必将泛滥。人性恶的泛滥,一旦获得权力的助推,那么任何罪恶的勾当发生都是不足为奇的。所以,今天山西稷山县发生这种迫害举报人的事,就是常理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是不足为怪的。看看那些被一再逼入绝路的上访群体,我们就更能理解对举报迫害的必然了。
    
    纵观人类社会,除了中国今天,很难数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连喊冤叫屈都不允许,都成为定罪的依据的!一个连冤屈都无处申诉的社会,肯定是罪恶满贯的社会。同时一个连冤屈都无处申诉的社会也肯定是公权完全私化的社会,因为公权原本的最大本质是维护社会的正义。当社会正义不能得到维护,那么公权的本质也就宣告背离了。当上访者寻求公权保护时,公权反过来更深地加害于他们,这跟举报者反遭被举报者迫害是一脉相承的。
    
    从重判举报人与打压上访者我们看出的是国家整个公权力对自身本质的背叛,是公权力完全私化铁证。发生这种现象,肯定不是某时某地与某人的事,而是整个社会权力的变质。地方上打击举报人,事实上这个国家也在持续地打击举报人。看看半个多世纪来不断地将揭露黑暗,针砭时弊的异议人士视为敌人的举动,我们完全可以认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对举报者的报复,只是这种举报是对一个国家政权,而打击也通常披上维护国家利益的冠冕之辞而已。所以打击举报与镇压异议在本质上就是个地方与中央的分工问题,都是一种公权私化后不容任何质疑的表现,更不用说是挑战了。
    
    基于中国今天公权私化的本质,与私化权力摧毁维系正常社会纽带的事实,我们看到监督权力从人心上的丧失,道德上的崩溃,法制上的御用。面对这种状况,如何构建起约制权力的堤防?这显然是一个极为浩大的工程。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胡星斗教授提出了:“要化解地方治理的如此深刻的危机,中国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么一条路可以走。
    
    也就是,中国应当取消‘土皇帝’对干部任免、财政等的特权,切实重视对一把手的监督,防止政府内出现人身依附和效忠私门的状况;目前,应当实行纪委、监察、审计、检察、反贪、法院的完全垂直化管理;应当鼓励媒体对地方政府和官员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中国应当立即着手制定《举报人保护法》,严惩打击报复的行为;应当强化吏治,严格官员的责任追究,改变对官员过于宽容、处分不痛不痒、渎职罪不追究、贪官多缓刑、越被举报越晋升等怪现状;应当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强化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权力机关的关键作用,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
    
    无庸置疑,胡教授提出了一条可行的路径,但是在此我要更进一步追问一下,社会有什么力量促使当权者选择这条路径?也就是启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动力在哪里?这些立法、监督无疑是使私化的公权归位的杠杆,问题是谁来挥舞这些杠杆?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有一大批先贤为寻求冲破极权社会的牢笼而苦苦探索,最后归结到一点就是民间力量的成长,也就是公民社会的出现。只有民间自身力量的成长,才能促使私化的权力归位,也才能启动中国的政改。而公民社会就是外在于极权教化下的信仰的培植,道德的修复,及权利法制意识的觉醒。只有民间结成了强大的力量,政权才可能走向改革,权力才会受到约制,举报人才有民间正义力量的依托,才不至于成为被打击的对象。若没有这种外在于权力的公民社会力量出现,一切的政改都无从谈起,一切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都将成空。所以今天,着手凝聚民间力量,培植公民社会,尽快结成能与强权抗衡的力量是时代的主题。
    2007-4-18日于北京
    首发《自由圣火》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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