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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受害者孙如勋(续)/廖亦武
(博讯2007年4月1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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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音机记载着彼此机械的问答。整理的大概结果如下:
     我和孙选超的爹是亲弟兄,我1949年生,他1948年生,土改的时候太小了,所以不很清楚。我才6个月大,爹爹就被解放军镇压了,如今,不仅他的相貌记不得,连他的大名也险些忘掉,因为妈妈从来不提。几十年来,挨关挨斗挨打是家常便饭,她自身都难保。所以没熬到地主揭帽,她就走了。 (博讯 boxun.com)

    一生下来就是贱民,我们受了几十年欺负。没有爹,怕贫下中农的娃娃提起我们的爹。相貌与名字都记不得,却受他的株连,不准上中学。反革命地主子女的日子不是人过的哟。运动一来,家族里面任何人挨斗挨打,都押我们去陪。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我们的大爹、大妈双双叫抓到炼钢炉前跪起,膝盖下是碎矿石,血已经止不住了,民兵还拿一根大柴棒抵住压腿。嗷地一声人就死过去,又端水泼。哎呀,上一辈的事,说不得说不得啰。总之,躲过了枪毙,也没被打死打残的,就送去劳改了。我大爹孙如龙,从来威风不倒,可在58年被整得要死不活,再判刑劳改。直到改革开放回家,已变成木木的焉老头子了。
    唉,孙家也没从政也没从军,就是在经商方面出过人才。比如我们的公公孙万昌,在30年代就办铜厂,发了大财,人称“金铜官”,又称“孙百万”,受过国民政府的表彰。还买下了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的田地。虽然到孙选超的公公手里,有些破败了,可凭他的能力,肯定能翻梢的。不料折腾没几下,就栽在共产党手里,永远翻不了本。
    作为后世,孙姓的来龙去脉,我们也是最近几年才摸出一点点。威老师你看,这是海外的孙家子孙回云南寻根的集体合影,浩浩荡荡几十人,开了会,修了家谱,还要捐钱为孙百万立碑。据说国父孙中山也跟我们家族有血缘关系啰。
    
    在访谈当中,热情的孙选超两次出去,打探他幺公公的下落。“这是大住基唯一健在的孙家老辈子。年岁小,辈分大。”他喘吁吁地解释。
    时间不早了,第三次,孙家两代人就领着我们,急匆匆地出门,3分钟就穿过土坎,抵达一更加破烂的院子。依旧铁锁把门。失望之余,我们全都站直身子,透过苞谷林向开阔的坝子眺望。
    我是近视眼,望了也白望。可大小两孙都眼尖,手搭凉棚才几秒,就锁定了目标。
    连跑带跳,下了几级梯形菜地,又嗖嗖连钻四、五片苞谷林,终于闯入一块阳光灿烂的菜园子。我寻觅已久的访谈对象如满目的莲花白,缓缓从黄土埂里长出来,定型为一个扣着蓝衣蓝帽的白发庄稼汉。
    老中小三孙以当地话交流了几分钟,就齐刷刷地转向我。老孙习惯性地拍拍泥尘,背着手,从菜地来到苞谷林边蹲下。我捏住录音机开始提问。已近5点,牛铃的叮当自远处隐约传来,其中还夹杂着模糊的人声。斜阳热辣辣地射击着我们的脸。
    而老孙裹着花头巾的老伴,仍然牵着长蛇一般的水管,埋着头,几十年如一日地伺候着庄稼。
    
    孙如勋:同志你,来找我干啥子?
    老威:找你款款土地改革。
    孙如勋:过去就算了,不敢款啰。
    老威:我跑了一两千里路,特地从四川过来了解你们孙家的情况。过去一提到地主,中国的绝大多数群众马上就会想起诗人贺敬之创作的歌剧《白毛女》,里头的黄世仁就是恶霸地主,年关领着狗腿子逼债,逼死了贫农杨白劳,还强奸喜儿,把黑发女变成荒山野岭上的白发鬼,真是无恶不作。其他家喻户晓的恶霸地主有南霸天、刘文彩……
    孙如勋:我晓得,电影都演过好多遍。
    老威:你觉得如何?
    孙如勋:我们是地主家庭,一辈子受气,不敢放屁啰。
    老威:土改已过去几十年,你可以说一说实话,这也是对你们孙家的祖先及后世负责。
    孙如勋:从来没对外人款过。也晓不得咋个说。
    老威:想到哪儿款到哪儿。现在连刘文彩的后人都不服气,张罗着翻案,你就别太多顾虑了。
    孙如勋:你从马鹿塘过来,应该晓得孙姓是个大家族。我们的公公孙百万,在世很风光,又办铜厂又办纸厂,在云南境内都出了名。他赚钱买下大住基坝子一半的田地。
    老威:你们的公公为什么不往昆明方向发展,反而要在这里面投资买地呢?
    孙如勋:当时的大住基田地便宜嘛。气候相对马鹿塘,较温和宜人,水土也适合耕种。你看一眼这周围的绿色就明白了。
    老威:有点世外桃源的感觉。
    孙如勋:孙百万是个商人,也许他想在这么一个远离政治动荡的桃花源,给子孙留下百代基业。可他那样的大能人能有几个啰。以后的孙家后代,都是自己种自己吃的庄稼汉,从没走出去见过啥大世面。所以在他过世一二十年,也就是解放前两年,孙家已经衰败了。
    老威:怎么败的?
    孙如勋:要么是抽鸦片烟,要么是赌。我小,不很清楚。
    老威: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吧。
    孙如勋:差远了。则黑这一带,数杨区长家势力大,场面上拉得开。风水轮流转啰,昨天是孙家,今天就该杨家了。当时在大住基坝子内,孙姓有5户,长长短短,5个指头都不一般齐。
    老威:什么意思?
    孙如勋:有穷的有富的。富的数孙选超的公公家,虽然田地折腾得只剩十几亩,可脑子灵活,能做买卖,为人处世真有点孙百万的味道。可惜生不逢时,连命都丢了。我家算中等,四、五口人种七、八亩地,粮食勉强够吃。
    老威:你爹能干吗?
    孙如勋:晓不得。他1942年就去世了。我1937年生,我弟弟1940年生,当时都小,没留下啥记忆。我们靠妈妈省吃俭用、辛辛苦苦拉扯大,三、四岁就田间地头干活,跟最普通的农民家庭没有区别。
    老威:你妈妈不容易啊。
    孙如勋:20出头守寡,土改时才31岁,50多就不在了。唉,她哪有苦不苦的概念?只要有一口气,能活下去就满足了。
    老威:这也算地主吗?
    孙如勋:算。比我家更差,一年在两三亩地里忙到头,粮食都不够吃的都划成了地主。只要是孙百万的后人,统统是地主。谁叫我们的祖宗家产万贯,有那么大的名气。
    老威:这没啥道理嘛。世事难料,皇帝的后裔也可能沿街要饭。总不能把血统高贵的乞丐划为剥削阶级吧?
    孙如勋:土改“称大秤”,一般来说有政策,有条条框框。啥也没有是雇农,种粮不够吃的是贫农,够吃的就升为中农。定地主有3条杠子,土地财产、奴仆、租石,够两条就划富农。可方圆多少里,哪个晓不得孙百万?他的后人哪怕种田累断了腰,饿断了气,也必须定地主。否则群众不依。于是孙选超的公公是恶霸地主,他大爹是不悔改地主,我家是地主,比我们差的孙家定为破落地主。在大住基坝子,只有我们孙姓5户全部地主。
    老威:过场也没走就直接划阶级?
    孙如勋:工作组下村来,发动贫雇农,开诉苦会、斗争会。只要喊不服,就打,就用刑。遭不住啰。比如我家,土地财产和租石都不够秤,就说有奴仆。啥子奴仆?就是爹爹在的时候,雇的两个外姓人。爹爹走了,他们没家没室,没地方可去,就留在我家了。十几年,他们和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分彼此,早就是一家人了。土改一划成份,农民协会带着工作组上门来搞启发,硬把一家人拆散为两个阶级。三番五次让他们诉苦,诉不出来,还批评他们觉悟低。
    孙选超的公公,按3条杠子也不够秤。可他心高脾气大,在旧社会得罪过村里混着吃百家饭的。解放了,过去拿他没奈何的一个人成了雇农,就到工作组那儿去检举,诬赖他加入过则黑杨区长组织的“西南反共革命军”。
    老威:地方武装?
    孙如勋:我那时才十三、四岁,糊里糊涂的。只晓得是民团换了个招牌,好像有百把人,都叫解放军给剿灭了。孙选超的公公粘上这个,自然成了反革命恶霸地主,比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不得了。
    老威:他承认了吗?
     孙如勋:他叫抓去,关着整了几个月,啥子刑都用遍了。提出来枪毙的时候,只剩一副骨头架子,人站不起来,就被五花大绑吊在一根柱头上。在则黑的河边草坝开的群众大会,来了好几千人。十多个恶霸地主,被斗了整整一天,然后拉到坡上枪毙了。
    老威:你当时也在场?
    孙如勋:一大早,就叫民兵押去了。
    老威:你还是个娃娃嘛。
    孙如勋:孙姓5户人,除了几岁的留下,其他都必须到场。比我和弟弟更小的还有啰,男女老少,十几二十个,在草坝上跪了两三排。记得那天是半阴半晴的,从早晨拖到下午两点多毙人,我们都跪起的。周围喊了好几轮口号:“打倒反革命恶霸地主!”“血债要用血来还!”“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地主完蛋之时!”
    老威:孙选超的公公欠了血债?
    孙如勋:没有。同他一块被镇压的地主沾没沾血,就晓不得了。毙他那瞬间我不敢看,连响了几枪,等我抬起头,周围全是热腾腾的血点点,脑壳打烂成一包糟了。
    老威:当着亲属的面枪杀犯人吗?
    孙如勋:是。跪了大半天,腿都快断了。不料刚站起来,又被弄去陪杀场。孙姓5户拉家带口,围着还在卜卜冒泡的尸体跪成两圈。心里在哭,却不敢出声,不敢流泪。这是我们家族又钢气又聪明的人呀,才42岁,竟落得这个下场!
    老威:你们当时恨共产党吗?
    孙如勋:借100个胆子也不敢。毛主席不在了这么多年,我们这种身份的人,都不敢公开议论他老人家的错啰。我们孙家只是诅咒那个公报私仇的人,你成了雇农,翻身了,咋个变疯狗乱咬人呢。这个人果然遭了报应,活到70多岁,都儿孙满堂了,还从县城里的四楼莫名其妙地摔下去,不得好死。
    老威:如此的童年记忆,太可怕了。
    孙如勋:人一死就解脱,没记忆了。剩下来的却活罪难逃。我妈妈是四类分子,到死那一天止,挨了几百次斗争。我和弟弟是地主崽子,也见不得人。可又不能一天到晚躲在家中。土地改革结束那年,也是这样一个丰收在望的季节,苞谷林长得密匝匝的。可我们这些猪狗不如的地主子女,干完活刚要歇口气,就被贫雇农和他们的娃娃撵得连滚带爬。大住基是块平坝,只要有人像你们刚才那样,站在高坎朝下仔细望,任何地方的动静都逃不过。何况一个村的群众要逮你?
    老威:你犯了什么事?
    孙如勋:猫天生要逮老鼠,并不因为老鼠犯了事。这个路口也有人,那条地坎也有人,你在苞谷林里穿来穿去,嗖嗖嗖,气都跑脱了,可一露面抬头,人家就叉着腰,或者横着棍子、红缨枪在那儿候着。你转身再逃,另一头也一样。直到你浑身抽筋,累瘫了,就举手投降。
    老威:农民还玩这种游戏?
    孙如勋:不是游戏,是严肃认真的阶级斗争。无论田间地头,还是村里村外,甚至在家门口,只要你被他们追上或堵住,就要立马跪下去喊:“新中国的主人!”
    老威:什么?!
    孙如勋:喊“新中国的主人,饶我狗命”啰。
    老威:真他妈的翻身了!与希特勒的党卫军对待犹太人的手段一样。
    孙如勋:连续不断地喊“主人”,直到人家打你一顿,满意了,放你走。大住基的地主子女都受过这种待遇。有一次,我被鞋底扇了几十个耳巴子,连脸带脖子肿了好多天,喝水都困难。
    老威:后来呢?
    孙如勋:时间久了,人就麻痹了。
    老威:谁麻痹了?
    孙如勋:自己麻痹了。整我们的人却回回都有新花样。到了1958年,他大爹孙如龙对孙家的处境气不过,私下抱怨了几句,又被揭发出来。在大炼钢铁的采矿现场,全生产队召开他的斗争会。队长命令他跪下向“三面红旗”请罪,他犟嘴。人家就说:“敌人威风不倒,就要把他打倒。”于是两口子都叫弄来跪滚烫的碎矿石,还拿大柴棒抵住压腿。他大妈惨叫一声昏过去,泼了几桶水都没醒转;他大爹却鼓着牛眼睛,嘴皮咬得血淌,也忍住不求饶。可到最后,还是松口喷出一条血龙,脑壳嘭的栽下地……
    孙如龙被树成“反攻倒算”的典型,判刑劳改,直到1979年邓小平为地富分子揭帽以后,才放回来。
    老威:孙如龙还在村里吗?
    孙如勋:早走了。大住基这边,70岁以上的孙姓老辈子就剩我啰。这个地主,当得太窝囊,几十年提心吊胆地过。连穿一件伸展衣服,也要被人家揪住批斗。理由是:“贫下中农都没得灯芯绒衣服,你一个狗日的地主又从哪儿剥削来的?”我辩解说:“是劳动所得,不是剥削来的。”他们就打我,要脱我的新衣服,把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我也是辛辛苦苦积攒了几年,才凑够钱买了一件灯芯绒呀!我也有小学文化,读得通报纸,上面明明说地主阶级已经被瓦解了。既然“瓦解了”,凭啥还死盯着我不放?
    老威:他们想穿你的衣服?
    孙如勋:没有。就是不让地主在任何方面超过贫下中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上学,甚至笑。不信你就在人多的场合,比如开会,比如评工分,比如集体劳动的时候,笑一场试试看。只要你的嘴张得和别人一样大,声音发得和别人一样响,所有的脑壳都将转过来冲着你。下一步就是咬牙切齿;就是命令你站起来,腰杆弓90度;就是念《毛主席语录》:“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
    老威:小时候我跟父亲下放农村,也经常见到类似的场景。
    孙如勋:是啰是啰。
    老威:这时你妈妈还在吗?
    孙如勋:文革开始她还在,后来就走了。
    老威:没熬到地主揭帽?
    孙如勋:早得很。我妹妹嫁在伐木克村,从大住基坝子翻山过去,七、八里路。1969年夏天,妈妈想念女儿,就向生产队请探亲假。当时正文革,阶级斗争抓得紧,一般群众外出,都要大队一级开《证明》,否则住不了旅馆。而四类分子请假,比一般群众又要麻烦多了,生产队干部先开会研究,再报大队革命委员会审批。好不容易才准假一天。
    你想想,从这儿到伐木克,打来回至少有16里路,妈妈她就是跑,也要耗半天多。人家的意思很明确,你一个小脚地主婆探亲,必须当天打来回!
    老威:也就是说,不准在自己女儿家过夜。
    孙如勋:对。我妈妈捏着假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依然早早就出门了。记得那时各生产队已经连线安装了广播,好及时收听《最高指示》。头遍《东方红》响的时候是6点钟。妈妈走了好久,《东方红》才响,可太阳落山还没回来。天黑尽播《新闻》,接倒又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停止广播是10点半,之前5分钟,生产队长在村头喇叭里喊:“孙如勋!ⅹⅹⅹ回家没有?记住明天早晨汇报。”
    当天妈妈没回,第二天也没回。直到第三天下午,妈妈才肿着两只眼泡回家。她说妹妹病了,生离死别一样好劝歹劝,非要拖住多留两天。我晓得惹下了大祸,可不敢给妈妈讲。生产队长已通过喇叭吼了两三次“后果自负”。
    天一黑,妈妈换了一件干净衣服,去找生产队长赔罪。没一会儿,广播就通知开全体社员大会,18岁以上的成人必须参加。我扒拉两口饭,就赶到保管室外的晒谷坝,一盏汽灯挂在屋檐下,刺亮刺亮的。妈妈已叫麻绳捆起了。
    那天的斗争会开到深夜12点多钟。我立在一边,埋起脑壳。反正都是那些上纲上线的政治套话,一个个口水横飞,指指戳戳。还一轮一轮地喊口号:“打倒ⅹⅹⅹ!踏上一只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地主婆ⅹⅹⅹ难受之时!”
    老威:你的现场感觉怎样?
    孙如勋:这只耳朵进,那只耳朵出。因为同见刀见血的土改相比,这只能算毛毛雨。我万万没料到,妈妈却糊涂了。她熬过那么多斗争会,都想得通,这次就不通。
    老威:土改时她还年轻,这时她已老了,经不住折腾,也盼不见希望。所以就出了毛病。
    孙如勋:她没毛病。她清清醒醒地上吊自杀了。
    老威:是么?!
    孙如勋:当天夜里,家里人全睡了。她还在洗脸,然后又擦了身子,洗了脚。模模糊糊中,我透过蚊帐,分明看见她躺下了。我还听她叹了一口气,就劝:“妈,过都过去了,就莫想那么多。”她还答应了一声:“儿啰,以后你可得好好过。”
    我觉得蹊跷,可太累,一闭眼就死过去。第二天起床,妈妈已悬在房梁上,眼珠子鼓着。那年她才50多岁。
    老威:事先没一点预兆吗?
    孙如勋;我睡得跟石头似的。以往我老是睡不踏实,做逃跑、挨打、躲躲闪闪、又一次次叫逮着的梦。我老是在梦中惊醒,出一身冷汗。老婆也受我拖累,一惊一炸,还闹着跟我分床。可妈妈要死,我却如一头猪,一动不动就到天亮。
    看来,活受罪,真不如死了好。嘿嘿嘿,死了好。干净。
    老威:嗯,干净。
    转载于:《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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