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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女生的“右派”记忆/张耀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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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4月17日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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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遯符,女,1938年生人。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因为标题为《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的大字报,被划为极右派分子。由于她拒不认罪,于1958年3月8日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被送往北京光华染织厂劳动改造。从此之后,除几次短期挖河、养猪之外,她20多年一直是三班倒的纺织档车工。
     燕遯符到染织厂不久,曾给北大写信要求复学,学生科回信让她“好好改造”。此后她一再向北大申诉都没有回音。直到1979年“改正”后,才得以“落实政策”,调该厂教育科任技术人员,几年后调离该厂任北京市纺织局职工大学教员。 (博讯 boxun.com)

    1995年8月22日,已经退休的燕遯符,给“北京大学党委会负责同志、北京大学校长办公室负责同志”写信:“《国家赔偿法》已颁布实施,规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损害人可依法要求赔偿。因错划右派,我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学业、事业、身体、精神均受到极大损害。故依法要求北京大学予以赔偿。”
    1996年3月18日,燕遯符再次致函北大:“抛开《国家赔偿法》,北大就有理由对我的索赔要求置之不理吗?就算三岁小儿,错踩了别人的脚,也会道一声对不起吧。这是文明礼貌,也是人之初便具有的良知。比起被人踩了一脚,我受的伤害大得多吧,一纸改正通知就打发干净,完事大吉,你们心里没有一丝一毫不安的感觉吗?我们的学校曾经是文明与进步的摇篮。可是今天,堂堂北京大学的领导,文明进化程度竟然达不到幼儿水准。我为我的北大感到悲哀,感到羞愧。”
    1996年4月2日,“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书面答复燕遯符:“3月20日来信收到。你被错划为右派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校党委根据有关政策和规定,1979年经复查,已经进行了改正。反右扩大化错误,中央早已作了历史结论,并在全国范围内,随着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逐步得到纠正。你来信向北大党委索赔,这是一个涉及范围很大的历史问题,在没有新的精神和政策规定前,北大无法个案处理。请谅解。”
    2006年2月10日,燕遯符致函“北京大学校长、校友会会长许智宏先生”,再一次“提出一点要求”:“我耐心等待新的精神和政策。等呀等呀,十年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我都绝望了,本来已经不想再提这件事情。春节前收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06年第1期,政治系1952届魏中林学长有篇大作《民主广场引发的新思考》。逐字逐句认真拜读过后,获益匪浅,对人权问题的历史演进和当前状况有了新的了解,从而树立起我的人权一定应该得到尊重的信心。所以,再次要求学校向我道歉,并且赔偿经济损失。”
    针对“北京大学党委统战部”的书面答复,燕遯符反驳道:“中央从未直接与我打过交道,没有办法去找他们。想来想去,当年处罚我的是北大,只好向北大索赔。反右那年我十九岁,应该算很年轻的右派,如今也年近古稀,此时还不赔偿,更待何时?最近国家颁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让人想起整整半个世纪之前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引发无限感慨。所以,获赔后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校友基金会捐款,用作奖学金,为培养优秀青年人才出一点力,稍微弥补一下自己早生了五十年的遗憾。”
    此函寄出后,迄今没有得到许智宏的任何回应。燕遯符认为,无论是经济索赔还是历史反思,对于这个国家都是一件好事情,应该让大家对于这个事情公开发言。当政者采取迥避问题、隐瞒真相的驼鸟政策,才是真正的误国误民!
    燕遯符的父亲燕大明是熊十力和董必武的学生,参加过辛亥革命,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抗日政策”不积极,遭到党组织的打击排斥,再后来又丢失了组织关系。
    燕遯符的外公李绍修,湖南农民运动时期曾任郴州坳上乡农会主席,与毛泽东有过直接合作。她的大舅李穆生,是给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提供经费的主要支持者。她的小姨李伦,是江青在陕北公学时的同学,被毛泽东认作侄女。姨父胡仁奎,1932年前后与彭真、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刘仁等人,一同在北京草岚子监狱服刑,出狱后任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孟县县长。1938年中共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胡仁奎出任副主任委员,经中央批准在彭真领导下打入国民党上层搜集情报。抗战胜利后,胡仁奎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派,前往重庆从事情报工作,以中将军衔任职于陈立夫、陈果夫的中统系统。“文化大革命”初期,所谓的“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是更为重大的“六十一人叛徒案”的突破口。
    燕遯符的堂兄燕孟晋,当年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经济师,胡仁奎、李伦夫妇通过他,给中共方面转移提供过大量经费。
    笔者自2003年10月27日起多次采访燕遯符老师,现将采访记录中与北大“反右派”运动直接相关的内容公诸于众,以期成为历史大反思中的一朵浪花。
    
    一、死于劳教的刘奇弟
    
    1957春夏之交,中国的政治形势就像天气一样风云变幻乍暖还寒。5月19日,“历史系一群青年”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后大字报像雨后春笋在校园破土而出。内容广泛,涉及青年思想工作,政治课、肃反错案侵犯人权、统购统销、等级特权现象,特别重要的是一些关于民主、自由、人性、制度等方面的专题分析。
    那时候学校鼓动我们帮助党整风、鸣放、除“三害”。“三害”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共产党自个把各种坏事都轻描淡写说成是宗派主义什么的,在这之前已经有过很多运动,冤枉人了,整死人了,只不过是主观了一点,或者说是教条主义。总而言之是把自个的罪过说成是错误,而且让人家和风细雨。党委书记江隆基,当时用八个字形容北大的大字报:“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然而,随着6月初《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阶级说话了》,风气一下子给转过来了,前后只有十多天的时间。
    因为参加“鸣放”被打成右派的人,情形也各不相同。有的人是在以往的运动中遭了冤枉。物理系53级的刘奇弟,在小饭厅门口打出“人道之光必明,三害之仇必雪”的白幡,为自己在55年肃反时受到的迫害鸣冤叫屈。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刘奇弟爱上班里一位长得漂亮的女同学,追求人家就需要献殷勤,也就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就自己造自己的谣言,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什么的,还说这是秘密,千万不要告诉别人。肃反时这个女同学告发刘奇弟,完了就把刘奇弟给逮了,还用了私刑,把刘奇弟吊起来逼他交待。刘奇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早就忘记了说给那个女同学的话。受刑不过,他只好当场在纸上写下“打倒共产党”算作罪证。交待了就可以不受刑了。
    这些事都是肇恒标后来告诉我的。肇恒标本来是53级的,与刘奇弟同班,后来休学到了54级,又和我同班。他还告诉过我,另有一个同学当初参与整人,明白过来就十分后悔,鸣放时准备在会议上揭发这件事。会议主持人利用会议程序控制局面,不让他上台发言。肇恒标便在下面大声嚷嚷:“让XXX说话!让XXX说话!”这样一来就把事情说了出来。后来肇恒标和这位同学一起成了大右派。
    刘奇弟被打成右派后,死在劳动教养的地方。刘奇弟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姑表兄弟,据这位同学说,刘奇弟的改正通知送到“舅妈”家里,也就是我这位同学的妈妈家里,“舅妈”铁青着脸一滴泪水都没有掉下来。等到这些人走了之后,她才哭出声来。有人说世界上有几个地方的人最有个性:第一是爱尔兰人,第二是普鲁士人,第三就是中国的湖南人。我是在湖南外公家里长大的。
    
    二、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写了一张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这与我一贯的政治认识有关,也与“5•19”之后同学们的思想碰撞有关。
    1949年之前,我与家里人一样热切盼望共产党,共产党真的来了之后,我又觉得与本来想象的不同,不知道什么地方走了样,变了味。
    记得1949年以后我父亲给我说过:“共产党万岁”这个说法自相矛盾,共产党不可以万岁,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是要消灭阶级的,消灭了阶级哪里还有无产阶级呢?怎么能说共产党万岁呢?!你想想,他这不是替我开窍吗?他那时候大概还没有太明白,或许是没有想得那么多。我那时候挺小,他就给我分析这些。
    别人都说我怪,我自己爱琢磨问题爱分析事儿,这样一来就成不了驯服工具,我不就显得怪异了吗?!要说有人教唆我,这个人就是我父亲。要是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光是那10多天的时间,我也写不出这篇东西来。归根结蒂教给我独立思考的还是我父亲。
    “毛主席万岁”这口号我也听着别扭。皇帝才称“万岁”,我1947年上小学时庆祝蒋介石60寿辰,最肉麻的话也只是“恭贺总裁万寿无疆”。
    我一上政治课就犯困打瞌睡。在长沙一中上学时,有一次政治老师差一点把我的学生证收走。在北大上政治大课时,就我一个人不记笔记,不知是谁打了小报告,田昌武老师专门找我进行个别谈话,从那以后我的政治成绩就没有超过3分。试卷上没有什么错,口试时教师就凭印象给分。老师问我3分行不行,我说可以,3分就不用留级了。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得了2分,因为他在口试时说过一句“你们共产党在西安事变时不敢不放蒋介石”。
    尽管我平日对政治不感兴趣,十多天的时间进步还是挺大的。那些天大家就像是疯了一样。于是,我便有了许多要说的话,也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同宿舍有一位姓李的“酒肉朋友”,或者叫她“酒肉同学”吧,中学时代就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帮我洗衣服、缝扣子什么都干。她本来就比较长于交际,5月19日之后更加活跃,与当时的风云人物都有往来。我的小字文写好之后,她主动找来毛笔、墨水和纸,让我抄成大字报。
    抄完正文,该在末尾签上名字,我却犯了嘀咕:毕竟平日里各种集体活动都不爱参加,开会也总是溜边靠后,如果写上真名实姓,往后难免会有些需要抛头露面、冲锋陷阵的事情,我可没有那样的能耐。想来想去,便写了这么一段话:“暂不署名,若认为此文有必要送入档案袋,请出布告,本人立即公布学号姓名。”
    还是这位“酒肉同学”,主动替我贴了出去,并且把稿子送给了王国乡。
    当时有一个《广场》编辑部,专门精选汇编大家的大字报,然后装进信封寄到全国各地。王国乡、谭天荣、张元勋等人都是骨干。我的文章是寄往全国各地的七篇“反动传单”《民主接力棒》中的一篇。
    到了反右派时,正是这个“酒肉同学”告发了我。于是,58年之后学校里人手一册的“反面教材”《北大右派分子反动言论集》中,这篇文章就署上了我的名字。
    
    三、印象最深的是人性关怀
    
    物理系54级3班的反右领导小组,本来不想打我右派,说我只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加上年岁小点儿,还糊涂,教育教育就行了。团支书记蒋邦本告诉我:“如果开批判会,你不要害怕,就坐在我身边。”后来因为那篇文章被揭发,他们不敢保我了,保也保不住了,但是仍然尽量不伤害我,恻隐之心明显可见。
    1957年冬天,我搬到另一个宿舍,同屋有一个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叫赵世瑾,她是赵继贤的侄女。赵继贤是吴佩孚的亲信,“二七”大罢工时是杀害工人领袖的京汉铁路局局长。赵世瑾对我特别好,反右很紧张的时候,她在反右小组里写材料。我整天气鼓鼓的不出宿舍,她就回来给我通风报信,还给我买巧克力、袜子和内衣。听她说还帮我把档案改动了一些。
    在给我那个“酒肉同学”开批判会时气氛特别激烈,大家高喊“打倒XXX”,还有人骂她是“广场婆”、是女性中的败类。赵世瑾给我说她特别害怕,怕我也像那个“酒肉同学”一样受罪。我听了还很不高兴,主动找人家辩论,说你们不能这样侮辱一个女孩子。其实人家都比我眼睛尖,我才是个好心肠的东郭先生。
    离开学校之前,赵世瑾给我留了地址:西直门后广平库甲20号。她妈妈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对别人讲温情,她却对我十分温情,让我不得已时去她家找她。20年间我怕连累人,一直没有找过赵世瑾。改正后我再去找她就找不到了。我还到外交部查找过她的姐姐赵世玲,那时候她是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官。谁都不知道这一家人到哪里去了,好像大家都不喜欢她们似的。我听说赵世瑾第二年就被劳动教养了,罪名似乎是偷窃了什么东西。
    我记得我们物理系54级第3小班一共有36个人,有19个被打成了右派,已经开不起批判会了,只好请哲学系来帮助开。其实就开过我一次批判会,我那天专门把自己打扮了一下,还戴了个假项链,就像是从容就义一样。蒋邦本主持会议时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是可以不发言的,别的同学就必须发言。
    班长梁秀慧说:“燕遯符,你看你总是落后,也不主动要求入个团。”
    另一个叫陈宗蕴的女同学说:“哎呀,小豆腐(我的小名),咱们在一块呆这么多年,知道你特别爱面子,你可别让人说你反动,让人说你反动多没有面子呀!”
    我已经做好了受批斗的思想准备,我们班同学这样对待我,我真想不到,当时我特想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些人性关怀。给我开批判会时,我们班的人就没有说厉害话的。
    当时来了不少哲学系54级学生,他们是反右的主力,肯定是冲着《怎么办》来的。也许出乎他们意料,作者是个极不起眼的小人物,个人经历和家庭背景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本班同学又说些个对于那种场合不伦不类的话,他们好像也有点泄气,杀鸡焉用牛刀?我们同年级另一个班的积极分子却说了一句让我永远记住的话:“像你这样的,我们党就不能培养。”
    我沉住了气,一直没有做声,心里却十分不以为然:“我是我们家培养的,与你们党有何相干?再说,你们党还欠着我们家好多钱呢!当年在重庆和南京,我二哥从国民党的资源委员会弄出那么多钱,不都通过我姨父姨妈交给叶剑英和周恩来了?”
    这可是中国人的大毛病,只要他掌了权,别人就成了他的奴才。共产党怎么可以说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它培养的呢?然而大部分人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思维方式,这就叫做“与时俱进”。被打成右派的人就是因为不够机灵,不知道应该“与时俱进”。
    我们班只有4名女同学,两个右派两个非右派。梁秀慧和陈宗蕴是非右派,我和另一个同学是右派。这个右派同学是新四军的遗孤,她被打成右派后痛心疾首承认错误,结果留在学校里没有受处理。
    
    四、民主党派比共产党还要厉害
    
    1958年初大批处理我们这些人,我受到的处分是“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叫做“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剥夺公民权利”。我受教育的公民权利,不是说剥夺就给剥夺了嘛!
    当时中央有一个指示,学生右派一律不出学校。中央这个文件下到北京市,彭真赶快把它扣起来了,急急忙忙把学生轰出学校,一个礼拜的功夫就给处理了。
    我姨父胡仁奎早年救过彭真、薄一波他们,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那件事,61个人出狱时都写了自首悔过书,我姨父做过他们的保人。1949年以后,我姨父先在外贸部工作,后来又到北京林业学院当院长。我这个消息来源于我姨父,不会错的。
    我想彭真他急什么呢?反右派时学生都不干了,找到党委书记江隆基当面质问。江隆基是受北京市委领导的呀,如果学生不走,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刨根问底的话就会追究到彭真的头上。
    给我分配的纺织厂叫光华染织厂,就是现在的CBD核心地带,厂子现在已经没有了,全部拿去搞房地产开发了。
    有一次厂子让我去开大会,我估计是想提拔我,因为我家庭好一点吧。会上是彭真在讲话,我一直记得他那个样子,他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骂得最厉害了。现在的电视剧把彭真说成是法学界最早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还说他保护了右派。他那样一个人怎么会保护右派呢?也许他确实保护过一两个吧!
    右派里面死了好多人,我能够活下来,没有缺胳膊少腿儿,就算是不错了。我毕竟沾了家庭的一点光。
    反右派时北大校长是马寅初,他没有保学生也没有害学生,但他肯定是鼓动了学生。他是民主人士,到民主党派开完会,总是给我们传递民主党派的信息,说是好多民主党派都对北大学生表示关心。他还答应要捐献500块钱给《广场》编辑部,他的秘书却不肯给钱。后来有个学生贴大字报骂马寅初:“我本来就不是人,我说话不算话,拉出的屎又吃进去了。”
    周培源当时是教务长,后来是校长。1979年时,就是他坚决反对右派学生回学校重新分配的。他是九三学社的人,他们不敢说话,就想让学生去说,一有什么事情,共产党就给民主党派一些好处。1989年周培源又出来讲话要支持绝食学生了,我一看就知道没有好事,连民主党派都出来了,肯定不是好事情!
    我那时候每天上街跟着游行队伍一起走,想说点什么让学生们回去上课,又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只好在心里说:“傻孩子,一辈子可吃不得亏上不得当呀,这样闹下去注定是要出人命的!”
    民主党派批我们时比共产党还要厉害,他们以为可以捞到什么了。连刘少奇、邓小平、周扬这样的人,也帮助毛泽东批判我们,他们不知道此风不可长,不能够允许这样一种社会病毒泛滥。到了“文化大革命”时,他们自己也挨了整,比整右派时还要厉害。
    有些人对知识分子的抨击还是对的,知识分子本应该是民族的脊梁。马寅初没有保学生也没有打学生,按最低的要求,你是校长就应该保护学生,要不然就算是失职。胡适当年就是要保护学生的。你也知道我们没有犯罪,你当初还要赞助500块钱,出了事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好多知识分子在国民党时期是铁骨铮铮,到共产党时期就完全变成了癞皮狗。让我们这些小孩子顶着天大的事情,他们也不害臊。北大教师打成右派的很少。当时还有一条政策,讲师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要给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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