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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中国右派从未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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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7年4月15日 转载)
    金钟先生在《中国右派的英雄起义》一文中说:“当我们深入认识林昭之后,自然会想到: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有运动,究竟是什么性质?它的历史定位是不是已经清楚?中共方面迄今为止不改“右派向党进攻,但严重的扩大化”的定性,海外非共地区有代表性的判断是一场“阳谋”,是比秦始皇焚书坑儒更为残酷的运动。更多人相信是一场旷古未有的“大冤案”,所谓右派,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党好而提提意见罢了,因此,戴右派帽子极不公平,应予平反,还其公道。深入研析反右运动材料和中共历史,可以有一些新的看法。林昭案就是一个例子,她目睹反右运动的欺骗和横暴后,写下的大量文字,已明白显示,她对中共已从失望转向反抗,中共乃至毛泽东的理论与政策,都成为她批判与反对的对象,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是什么?说反右是冤案,是阴(可能是阳非阴)谋,也没错,但这种正确性只是针对中共统治者对言论自由民主运动,其矛头指向以毛为首邓小平为次的专制集团的一次反抗,只是这次反抗是带着被诱惑的形式出台的。(笔者加黑)”因而得出1957年共产党所发动的“反右斗争”,其实质是“中国右派的英雄起义”所致。我是反右的当事人,在四川以至在全国算得上一个榜上有名的“右派”,几十年一直生活在右派群体中,应是有发言权的一人。
    
     中国右派“从无英雄行为”,更无“起义胆量可言”,和我一样全是痛哭流涕,不断认罪认错,不断相互揭发,不断争取立功牍罪,求得毛泽东网开一面的狗熊,何曾有英雄?谁又是英雄?顶到天是“不认罪”和“不承认自已是右派”而己,比如北京的章乃器,上海的彭文应,人民日报的刘衡,成都的晓枫(笔者)。就林昭而言,先初也是检讨低头,争取回到“组织怀抱”,但“组织”不让她回去(也不让凡是定性为右派,纵然千百次低头认罪,甚至揭发了它人的老右顶多监督劳动而已,因为中共已明白昭示天下:右派就是反动派。“见1957年10月《人民日报》社论”),还不给再生之路,断绝一切工作的希望、生活的出路、爱情的向往,才愤而走上反抗之路直至被杀,但不能视为“起义”,如果硬要说是“起义”,那已是“鸣放”以后的事情与五七年无关。再以1962年发生在我身边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为证,其实并无真实的反革命组织,也仍然是“解教无望,回归无门,劳累饥饿”所致的一些不满的过激言论,也非“起义”,当局却视为“反革命惊天大案”,整个“415”劳教支队戒严,队队抓人,组组搜捕,个个坦白,人人过关,并辅以非人道的刑讯逼供、饥饿、诱惑等折磨手段,至使被捕者在生与死面前出卖朋友,落井下石,伤上撒盐,苟活求生,使这场子虚乌有的冤案被杀两人,判死缓三人、无期四人、有期徒刑近三十余人,至今也未“平反”,据我所知,其中绝无一个真正要推翻中共政权取而代之。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但就找不出“起义英雄”。就是笔者曾写过的《最早揭露毛泽东伪马列面目的女英雄冯元春》也不是“右派的英雄起义。”,也仍然是年轻人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冲动,言论过激而已。至于以后一些地区的劳改单位,发生过个别右派的反抗,已经和1957年“反右斗争”没有了直接关系,是重扼不堪负荷求生的本能反抗,用老毛的话说叫“矛盾性质起了变化”。因是个案这里不去探讨它。 (博讯 boxun.com)

    
    笔者认为,发生于1957年的这场“反右悲剧”,核心问题是两个误会:知识分子的误会,以为毛泽东、共产党开明,愿意听取人民意见,改正建国以来各项政冶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差与错误,如肃反扩大化,思想改造粗暴,打压自由,蔑视民主,践踏人权,镇反杀人过多等等,而不知道毛泽东是个个比秦始皇还暴的暴君,中共是个比国民党还独裁的政党,再加之毛泽东一味真诚感人的诱惑,纷纷去“畅所欲言”,希望中共改弦易辙,结果沦为一世“贱民”。这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我们右派的误会”;毛泽东和中共的误会,是把广大知识分子爱国恤民的建言、谏言、诤言、直言,视为洪水猛兽,要推翻它,打倒它,不如此难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伟、光、正”的强大面目。纵观历史,横看世界,历来的封建帝王有几个是从善如流的明君?这原是农民起义军山大王的“英雄本色”,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迹!爱情的最大悲剧是爱的不了解,如《茶花女》;中国知识分与中共的悲剧是在于互不认识善良与专横的本质,这就是“反右斗争”两方误会的悲剧所致,也是留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最大的一笔残暴财富。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误会”还未得到妥协与谅解。好在胡温体制与当今的中共,远比毛泽东时代聪明,对非暴力的、不太过分的自由言论和体制内的民主诉求,基本上不采取镇压与专政,说明中共已从革命进化到有理性的执政党。比如此次老右们联名上书顶多是不理不睬,以沉默应对,如果是毛泽东时代谁敢?不杀它一千也杀它八百,五十多万右派算老几?可是做了半世贱民的老右不少人还心存余悸,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仍不敢挪动半步,惟恐取消医疗劳保,减扣退休工资,甚而批斗抓捕,没有一点“与时俱进”的风范。通过此事不难看出,中共已成熟,学会了容、忍、宽、退的治国方略,再不会重蹈“57”覆辙。中国知识分却仍然软弱,还是附在皮上的毛,仍不能成为“皮”而独立存在,其一切生活资料与生存条件,还必须依附于执政者的中共。1998年我去美国新泽西洲普林斯顿大学看望老友刘宾雁先生,曾直言不讳说:“欲想人格独立和思想独立,首先要经济独立;没有经济独立,永远没有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又说“民主自由只能植根于富饶的土地,不能立于贫脊的沙丘。”刘先生当即批评我是“富人观点”,但我至今不悔。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贫困,是附在皮上的毛,一当为执政者或老板除名,只能痛哭流涕,检讨认错,除此岂有它哉?当今仅管中共在言论上、自由民主上还未放开,但至少经济上活路多了,至少可以自谋职业了,不过仍有不少人不敢面对市场,面对现实,仍愿意宁当奴隶不作自由人,怪谁呢?自由人就得为生计拼打,做奴隶当然会有安安逸逸的奉禄。所以“右派英雄起义”一说不成立。记得1987年秋我参予承办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起召开的“全国中青年企业家改革研讨会”在会上飙发狂言:“如果未来的中国是政治家的中国,没有民主自由,如果未来的中国是企业家的中国,这个国家才富强民主。”为此本人一再告戒儿孙:走科技实业之路,切不要去端铁饭碗。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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