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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华与夷,中国的二元性之五
(博讯2007年4月11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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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左传》记载了不少华夷之辩的思想,体现了那个战国临近时代的民族主义: (博讯 boxun.com)

    
    1、“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襄公四年: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晋侯曰:“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魏绛曰:“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困、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尽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于是晋侯好田,故魏绛及之。公曰:“然则莫如和戎乎?”对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君其图之!”公说,使魏绛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2、“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成公四年: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3、“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僖公二十五年: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4、“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
    
    初唐史臣吴兢的《贞观政要》也记载了那个民族大融合时代的民族思想。其中著名的有凉州都督李大亮的上疏说:“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但不被李世民采纳,结果后来酿成安史之乱。
    
    [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惟拓拔不至,又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凉州都督李大亮以为于事无益,徒费中国,上疏曰:“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虽入提封,臣愚稍觉劳费,未悟其有益也。然河西民庶,镇御藩夷,州县萧条,户口鲜少,加因隋乱,减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业,匈奴微弱以来,始就农亩,若即劳役,恐致防损,以臣愚惑,请停招慰。且谓之荒服者,故臣而不纳。是以周室爱民攘狄,竟延八百之龄;秦王轻战事胡,故四十载而绝灭。汉文养兵静守,天下安丰;孝武扬威远略,海内虚耗,虽悔轮台,追已不及。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远寻秦、汉,近观隋室,动静安危,昭然备矣。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藩碛,民非夏人,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藩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也。每见一人初降,赐物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糜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太宗不纳。]
    
    到了清朝初期,被爱新觉罗玄烨(乾隆)凌迟处死的清人曾静认为:“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大义觉迷录》卷一,五十四页)他表达了一种极端的华夷之辩,又称夏夷之辩。
    
    因为元明清现代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政府”,却变“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为“德以柔四夷,刑以威中国”,美其名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颠乱唐人所说的“自古明王”的规范:把“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变成“夺中国以诈,驭百姓以权”,用诈骗的方法夺取中国,用对付夷狄的权术驾驭百姓。
    
    “华”的本意如下:《诗·周南·逃夭》:“灼灼其华。”《淮南子·时则训》:“桃李始华。”这些“华”都是“花”或者“开花”的意思。在古代,“华”同“花”,“化”同“花”,“华”又同“化”。“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含义,教化则必然要和“文”联系到一起来,“华”其实就是要以“文”而“化”之。
    
    “夏”的本意如下:《尔雅,释诂》曰:“夏,大也。”《尚书》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尚书》正义曰:“冕服采章对被发左衽,则为又光华也,释诂云:‘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这是因为传说的夏朝作为第一个中央王国,无论在人口、版图、化方面都远远超过其它的方国,“夏”也就从原来的“夏地”的地名变成了为“大”、“大国”的代词。
    
    “华夏”、“中华”都有“教化”的意思。《唐律名例疏义释义》说:“中华者,中国也,亲被正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这是说无论何族,只要继承中央文化,也就可以成为中华成员,即成为华夏族。
    
    至于夷,早在殷甲骨文就有了“夷”。许慎《说文解字》解释“夷”说:“夷,平也,从大,从弓,东夷人也。”《淮南子·原道训》:“禹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钠服。”《毛诗正义》:“幽王时,四夷交侵,中国皆叛。”这些“夷”又带有“四”字,则“夷”被扩延为四方民族的统称。《礼记·王制》因此说:“中国夷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其中的“雕题”是指文身,“交趾”就是足相向,是南人跣足的结果。《左传》襄公十四年,诸侯会于向,戎子驹支曰:“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挚币不通,语言不达。”《淮南子·坠行训》:“东方,其人兑行小头,隆鼻大嘴鸢肩企行,长大早知而不寿;南方,其人修行兑上,大口决龇,早壮而夭;西方,其人面未偻,修颈印行,勇敢不仁;北方,其人翕形短颈,大肩下尻其人愚蠢禽兽而寿,中央四达,其人大面短颈,美须恶肥,惠圣而好治。”从上述的史料可以看出,华和夷,不仅文化、语言、风俗、饮食、服饰不同,甚至人种上也有明显的区别。
    
    史料上具体的非东方的夷有:
    
    北方的畎夷,《竹书纪年》:“帝癸(夏桀)即位,畎夷入歧。”
    
    西方的昆夷,《诗·大雅·采薇》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
    
    南方的夷,《春秋公羊传注疏》:“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这些都可以看出,“夷”是四方的民族的统称,非仅指东方之民族,周朝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说,这个时候的“夷”又演变为专指东方的非华夏民族,这个是狭义上的“夷”,但是广义上的“夷”仍继续沿用,直到现代。
    
    所以《春秋》说:“内诸夏而外夷狄。”“不以中国从夷狄,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春秋左传正义》上记载齐国的管仲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因为诸夏之国是一体。而春秋时期的夷狄戎蛮势力壮大,华夏面临夷狄戎蛮的入侵:周桓王六年(公元前714年)北狄伐郑,十四年(公元前706年),北狄伐齐,惠王十三年(公元前664年),山戎病燕,十五年(公元前662年),狄伐邢,十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卫,襄王二年(公元前650年),狄灭温。南方自称“蛮夷”的楚国也北上中原与诸夏争夺霸权,相继灭掉淮河流域和南方许多诸夏国。“华夷之辩”就在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下兴起了。
    
    贵“华”贱“夷”的思想兴起了:《论语注疏》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礼记正义》说:“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周大夫富辰云:“狄,豺狼之德也。”
    
    从此,“华”贵、“夷”贱,成为“华夷之辩”的主要内容,华贵夷贱,所以夷须从华。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指出华夷之别不是血统之别,而是文化之别。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民族区别观念,提出“中国圣王无种说”,认为中国的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有志气有才能,都可以统治中华成为圣王正统,他说:“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人也,文王生于歧周,卒于郢,西夷人也。”但强调要“以华变夷”,反对“以夷变华”──要用华夏的文明礼仪改变四夷的野蛮状态,纳四方之民于华夏之光,如此实行民族的同化融合“华”者,化四方民族也!
    
    反面的例子是,先秦和随后的史料中关于“华”变成“夷”的记载颇多。举其要者由“华”变成“夷”:
    
    《史记·五帝本纪》有云:“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嵩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驩兜与三苗的族属历来具有争议,但是共工和鲧的族属,则多认为是华夏,共工和鲧原为华夏,后因共工和鲧及其后人战败,僻处四方,不和中原诸夏相往来,弃华夏礼仪不用,堕入诸夷文化,由华变夷。
    
    《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桀崩,其子淳维妻其众妾,遁于被野,随畜转徙,号荤育,逮周日盛,曰猃狁。”《魏书·序纪》记载:“后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之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国,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以北,广漠之野,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为拓,谓后谓跋,故以为氏(拓拔氏)。”
    
    王易遁《先秦华夷之辩杂论》认为,楚人原为华夏,但春秋时期的楚人多认为自己是蛮夷,不是华夏,到战国时期的楚人才又再次认为自己属于华夏,从史料看,楚国经历了由华变成夷,再由夷变成华的过程。因为民族的认同是一个变动的过程,决定民族属性的是文化,不是血统。不同血统的民族,可以通过文化因素同化融合为一个民族,同一血统的民族也会因为文化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华夷之辩”其实就是“居夏则为夏,居楚则为楚,居越则为越。是非天性,乃积糜使然也。”
    
    事实上,华夷之辩的存在是因为华夷杂居的存在。这不仅先秦如此,南北朝和以后的年代也是如此。正如朱延辉《大唐二元帝国──雷海宗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片段》一文所记雷海宗观点所说,唐朝就具有“二元帝国”性质,尤其在618—755年间即从唐高祖武德元年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间,十分显着。其实不仅唐朝,当中国某一朝代鼎盛、外藩四服时,均有这种“二元的情况”。所谓二元帝国,就是兼为中国本部与外藩之主。这样,中央政权对待外藩与中国本部人民,于可能范围内,就都一视同仁、不加歧视了。
    
    考证贞观四年(630年)外藩上书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正好是日本派出第一次遣唐使年分。太宗接受这一称号,从此在给外藩文件、封敕上,都以“大唐皇帝天可汗”自称──这可以说是二元帝国正式表现在名称上了。根据当时正史和非正史的记载,长安居住的外人很多,许多是外人中的高等阶级人物,如酋长、世子、使臣等。甚至某些区域,纯由外人居住。虽然其中详细情况不明,但长安似乎不仅是汉人的首都。
    
    这一时代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倭国。
    
    唐代统治权力扩展的情况:
    
    1、突厥──居匈奴、鲜卑、柔然故地,李靖在629—630年平之。
    
    2、西突厥──今阿尔泰西迄中亚。
    
    3、回纥──突厥灭后之继承者,对唐和战不定。
    
    4、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侯君集破之于640年。高昌乃汉及汉以后的戍兵、商人、迁移之汉人所建,因此当地属汉人文化。西方僧人东来时,因为地缘关系,多先停留在高昌,学习汉语汉文,然后东来。这样高昌成了一个中外文化交换(接)点。恐怕因为高昌人是汉人,明了中国内部情况,知道归附中国难于保持自由,因此不向唐屈服,并且煽动其它国家反唐,于是唐朝遣兵灭之。
    
    5、龟兹──今库车,646年臣服。
    
    6、党项羌──今甘肃西部青海东部,635年李靖加以征服。
    
    7、吐谷浑──今青海境内,635年李靖定之。
    
    8、铁勒—薛延佗──今蒙古迤北,李靖于646年灭薛延佗。
    
    9、吐蕃──今西藏,未能真正征服。太宗时虽有小胜,但无关大局,多采取和亲羁縻政策。以文成公主嫁与吐蕃君主弃宗弄赞,甚受尊重,特仿造中国城,并输入中国产品和工艺,于是中国文化进入西藏。
    
    10、南诏──今云南,时和时战,因为地势险阻,瘴疫流行,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11、高勾丽、百济、新罗──百济灭于660年,高勾丽灭于667年,新罗接受了唐的文化,但未臣服。
    
    12、靺鞨—渤海──今黑龙江及吉林东部一带,接受唐代诰封,输入唐朝文化。
    
    13、奚──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唐朝于732年大败之。
    
    14、契丹──今热河一带,与奚同族,亦于732年被击败。
    
    15、天竺(印度)──在中国史上,只有唐朝的政治势力一度到达此地。当时印度方面只知中国又统一,但不知内情。同时因为经常称中国为摩诃震旦,即大震旦,所以对中国存有尊敬畏惧心理。唐朝使者王玄策至印度,商谈交通贸易,已获圆满结果;但旧王突然逝世,新王即位悔约,于是王玄策逃到吐蕃。当时吐蕃与唐关系密切,王借得吐蕃军数千并连同尼泊尔军,同时攻入天竺。短时期内,攻下七十余城,印度大大震动,于是东南西北中五印度国家,均称服于唐,这是一次冒险的偶然结果。
    
    16、日本、波斯、大食(阿拉伯)、南洋──这几个地方唐朝的武力没有达到,但与中国保持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日本援助百济失败后迅速汉化并努力和中国通好。波斯为抗御阿拉伯曾请唐朝出兵援助,唐以相距遥远,婉言推辞。大食扩张到中国西部边界,没有继续东进,避免与唐发生冲突。后来阿拉伯人波斯人等来中国广州扬州等地贸易的很多,有黄巢在广州屠杀十万色目人的说法,虽然未必正确,但可以证明阿、波诸国人由海上东来的确实不少。
    
    中国人下南洋从唐朝渐渐增多,现在南洋甚至全球的华侨,均以唐人自称,这一方面表示汉人移到海外唐朝正式开始,另方面也表示闽粤在唐代才完全接受中原意识,以汉人自居。
    
    唐代对藩属统治,分威抚和恩抚两种。一是羁縻府州的创立:外藩无论是败降或自臣(自动归顺),皆分为府州。其刺史、都督多是当地酋长,其中亦有汉人,但须受唐边疆都督或都护的统辖。刺史、都督的名称虽和内地相同,但办法不一样。首先名位大都世袭,具体统治方式亦不尽同。这属于威抚。二是都护制,例如盛唐时有“十都护府:,各设有正副都护:
    
    1、安西都护府,辖天山以南至波斯以东
    
    2、燕然都护府,辖漠北
    
    3、单于都护府,辖阴山之南、黄河之北
    
    4、瀚海都护府,辖漠北
    
    5、昆陵都护府,辖西突厥之一部
    
    6、蒙池都护府,辖中亚楚河以西一带
    
    7、安东都护府,辖高勾丽百济降户
    
    8、北庭都护府,辖金山以西及天山北路
    
    9、安南都护府,辖诸蛮
    
    10、峰山都护府,辖蜀爨蛮
    
    中国一向以地大物博自诩,在历史上,通商对中国虽然也有相当好处,但并不是必要的,但对周边国家就不是如此。这样一来,中国就可以用“许可通商”作为对于别人开恩的手段,因此当时的通商有“对外人市恩”的涵义。因此当时通商买卖两方,均须经过官方进行,私人不得交易。陆海各有专司贸易的官,陆地称互市监,海上是提举市舶使,名称不同而任务相同。陆方以河西(甘肃)一带为中心,商人多从河西外出,外商第一是犹太人,次波斯人,再次是西方各国人。海上中方为岭南人(闽粤浙南一带皆属之),此为闽粤海外发展之始。外方则为大食(阿拉伯),次波斯,再次为其它地中海滨人。
    
    说了“二元帝国”,再看“外夷与中华”。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说出了一种理论叫做“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它之外族有关,其它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叠盛衰之故始得明了。”其中指出唐朝太宗高宗两代之所以能够倾力攻灭高丽,首先即在于当时青藏高原上的吐蕃王朝还没有兴起成为唐朝的大敌,其次是唐“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而唐取高丽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不得已在东北取消极退守之策。
    
    当时唐朝与倭国以及唐朝与朝鲜半岛三国之关系,也与当时唐朝东北、西北边境的全局,密切相关。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中国历史分期论,是以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推移为标尺的。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表现在地域上由内向外的扩展性波动和自外而内的反馈性波动,即中国文化向四方扩展,由近及远,促进周围野蛮种族的文化觉醒和民族自觉,后者又转而向中国内部产生反作用。
    
    汉与“倭国”、唐与“日本”,以及近代中国与“日本帝国”之间的关系及其演进,也与这一过程相应。“倭国”对汉、“日本”对唐的向心运动属于夷狄向化;而近代殖民扩张浪潮中的岛屿实体“日本帝国”,对近代中国大陆广大腹地的向心运动,则体现为企图入主:尤其以满蒙优先。其实是想重复蒙古、满洲入主中国的道路,否则日本的对华交通线仅仅依靠辽东半岛或是海上航线就太容易被切断了。
    
    史料研究表明,日本帝国曾计划对中国大陆移民五百万,这一移民计划以东北地区(满蒙)优先,并被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
    
    早在1936年8月25日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就把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有纲领、有计划地向中国东北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官方移民,最终目标是从1937年起的十年时间,向东北实施移送一百万户、五百万人的庞大移民群落。日本的方式是:把移民组织成强化的武装集团,侵入中国农民居住区,形成由日本人组成的特殊村落或“移民团”,以监视和镇压当地人民。这与蒙古的保甲制度、满洲的八旗制度,有某种相似性。“移民团”依其规模分为“集团移民团”、“集合移民团”、“分散移民团”,日本还把农家没有继承权的次子、三子以下的未成年人集合起来,经过训练后派往中国东北,成为所谓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据日本估计,伪满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由当时的三千五百万人增至五千万人,而日本人必须成为“满洲国”的五族之一,其人口至少应占到十分之一,即五百万人。据日本史料记载,伪满时期仅黑龙江地区就有日本移民十三万人。
    
    在日本改造社昭和十三年(1938年)出版的《满洲移民读本》中,详细画出了日本移民侵入东北各地的区域分布图;而同年出版的《昭和十二年度拓务省辅助的自由移民一览》中,则详细列表公布了东北开拓团在各地分布的人数和户数。据了解,日本前期“集团移民”共分四次,分别侵入伪满三江省永丰镇、依兰县湖南营、滨江省绥棱县、牡丹江省密山县的城子河和哈达河等五地。1936年,拓务省在对原有移民方式加以取舍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集团移民计划”,第五次集团移民从日本全国选出一千户移民,殖民到伪满东部的密山县。
    
    日本向东北移民,不仅是为了镇压东北人的反抗、巩固自己的军事占领。尽管当时武装移民的倡导者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在策划首批武装移民入侵行动时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对付李杜、丁超的“三万多顽匪”,是“从维护治安的角度着眼”,并规定武装移民要“承担关东军任务的一部分,维持满洲国内的治安”。
    
    从入侵东北的日本武装移民的分布情况看,这五次移民都集中在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东部和北部。这些地区都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区,是日本人希望予以永久占领的地区。正因为如此,1937年以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政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所谓“国策移民”时期,移民的募集从以军人为主,转变为“一般农民第一主义”。这个时期,日本强调移民的作用要从“狭义的国防机能”转变为“广义的国防机能”,即移民不仅要成为维持治安、巩固国防的杠杆,直接支撑关东军的军事活动,而且还要全局的、长远的、有计划地去实现日本的“帝国大陆政策”的目标。这个政策表面上模仿欧洲的殖民主义,其实是继承了蒙古和满洲的“反客为主”,是对于中国所展开的向心运动。尤其考虑到,日本人自以为和蒙古、满洲、朝鲜同属所谓“阿尔泰语系民族”。
    
    为推行向心运动,日本的入主在进行移民的同时,必须要掠夺东北地区的汉人土地,就像蒙古和满洲曾经做的和朝鲜现在试图做的那样。
    
    早在1932年,日本就在东北成立“日满土地开拓公司”,通过验收、强购、抢夺并销毁地契等方式,大量掠夺东北农民。次年1月,伪满正式宣布允许日本人从1933年3月起,在东北自由购买和租用土地。1934年,日本开始大肆“收买土地”,无论荒地、熟地一律一元,几乎等于白抢白占。日本帝国在强占耕地的过程中,不仅雇农、佃农、自耕农的土地被侵略,就连有些占有百余垧土地的大地主也未能幸免,一夜间也会变得土地一无所有,仅剩下牲口等财产。爱珲县法别拉屯居民陶平升回忆说:“伪满康德六年5月间,中井久二当时任里河省次长,他派省公署开拓厅及县公署工作人员到我们屯里,命令法别拉屯在6月1日前迁移搬家,并说,‘你们屯都搬出去,给日本开拓团用。’到12月1日那天夜里,强迫搬出了法别拉屯。全屯三百多口人哭号野外,无家可归,东奔西散,尤其是正值腊月寒天,受尽冻饿,搬到新的地方,房屋土地皆无,很多人冻饿而死。”
    
    这很像蒙古和满洲以往在中国推行的土地掠夺政策,也很像红色高棉后来在柬埔寨对华人采取的剥夺、驱逐和灭绝政策。所不同的,蒙古、满洲、日本对中国是向心移民,红色高棉则是对中国的吸引力予以抵制,同时还利用中国共产党来抵制中国移民。日本帝国表面上比近代中国文明开化,其实还是重复了“外夷与中华”的关系史。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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