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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普世主义与新对抗主义
(博讯2007年4月10日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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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传珩 (博讯 boxun.com)

    所谓普世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结束相互分裂、相互对抗,走向经济全球化、政治世界化、文化共融时代,反映全人类“类”化意识全面觉醒所形成的全球观念;它是新自由主义在汇合不同文化过程中,将民主的价值观提升为普世模式或人类主义的新文明价值观。普世主义包含以下五层意思:
    其一,普世主义是超越传统国家与民族立场的人类“类”化意识的觉醒。所谓“类”化意识,也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共同体在彻底结束自我分裂与相互对抗的旧文明历史过程中,从人性异化回归人性认同——人类性的主体理性。人类性就意味着人性中内涵了“种”(物种)的规定,又超越了种的界限,因而人人会在自觉性活动中与他人和世界建立起共同的存在关系,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因此普世主义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归宿。
    其二,普世主义是以新文明自由主义为价值核心的人本主义世界传播。所以它强调的是普遍观念和博爱主义的向善立场。它认为人类的道德都有向善与自由的统一性,认同所有社会制度的本质都应当是捍卫人的自由,守护向善的道德准则。
    其三,普世主义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土壤,认为全球化是由“经济人”特性规定的自由市场的必然归宿,是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全球化首先是资本扩张的全球化。它主张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以全球共同市场为基础,强调世界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其四,普世主义以政治世界化为主要目标,推行人类民主制度与自由价值观的普世落实。民主制度如同资本扩张一样,会得到世界性的认同。普世主义认为,捍卫自由的民主制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成为资本扩张全球化的又一翼——民主政治在世界化。
     其五、普世主义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本位与民族主义的世界整体论和人类统一论的文化共融主义。它超越国界疆域,突破了意识藩篱,汇合起各国文化,正在形成一种新文明的全球化思潮,堪为世界文化发展的主流。普世主义从经济上的自由化到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文化上的共融化,已经构成了一个后对抗时代全球认同的人类主义价值体系。
    今天,随着资本的世界扩张,世界两极对抗的结束,民主文化如同资本扩张一样已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同。目前,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科技体系全球圆通,已经使那种相互封闭、各自为政、权力专断、分配不公的对抗社会政治制度无法容纳。它在伴随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人类主义”的传播,全球化已经是个发生了的一个社会事实。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它表现为经济的发展、融合与财富的转移、文化的冲突与融汇、民族国家的斗争与总体消解等等。全球化已经导
    致了人类社会凸现出世界性视角:“以天下观天下,吾奚以知天下之然哉?”
    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变化,沃勒斯坦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他从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角度,对资本扩张世界化进行系统研究;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层面提出“重新建构世界秩序”的主张。美国学者福斯特指出,今天的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市场制度的自发产物,现在人们被告知,除了新自由主义“别无选择”,因而,除了全球化之外,也就“别无选择”了——我们已经生存在一个由世界市场自由化所规定的“竞争性秩序”中,任何国家都抵
    挡不了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与普世主义文化的吸引。
    普世主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斯多葛派。他们认为,自然法是源于世界性的、与生俱来的基本原则。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不过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既然宇宙是一个整体,所以国家就应当是世界国家,每个人也就是宇宙公民。这就是世界主义的主张。为此他们明确表达了贬低单个国家(城邦),推崇世界国家的观点。此外还有古罗马思想对自然法、万民法的认同,中世纪的但丁对“世界帝国”、世界和平的主张。在近代,也有从卢梭“邦联论”到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都可视为是普世主义观念的思想渊源。
    威尔逊是20世纪普世主义立场的代表者。他在著名的《十四点原则》中亮出了“自由”、“自决”、“民主”的旗帜,勾画了世界和平的蓝图,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与模式。奥雷利奥•佩西在《人类的素质》一书中也不止一次谈及人类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在人类全球帝国时代,通向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国家主权原则。它作为人类政治制度的基础,根深蒂固,已成为文化发展停滞和因此陷于困境的典型病症。”著名哲学家〔美〕E•拉兹洛则指出,简单地坚持国家主权的概念,“就使得社会组织的进程冻结在一个武断规定的层次上,好象就没有高于或低于这个层次的重要组织了。这种看法不仅是20世纪后期的一个时代错误:考虑到目前正处于大转变时期,这种看法便是进步的路障。在历史上的所有时期,社会都倾向于在更高层次的系统中会聚,而在目前这个时期,这种发展趋势已促使社会大大超过了单个民族国家的组织层次。”国际社会宗教界更是从伦理角度做出了普世主义的回应。1893年世界第一次宗教议会大会后一百年,世界宗教人士于1993年在芝加哥召开了第二次世界宗教议会。这次大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深刻反映了普世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概括了人类面临的困境,认为摆脱这种困境需要一种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建立又有赖于普世伦理。“我们所说的普世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该宣言主张,人类应“献身于一种共同的全球伦理,更好地相互理解,以及有益于社会的、有助于和平的、对地球友好的生活方式”。为起草《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做出贡献的英国教授威德勒在谈及宣言的原则时强调,宣言“应该是人类中心的,而且,还必须是人类秩序中心的”。
    除此之外,从更大的背景上来看,后现代主义思潮也对普世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已有知识与权威合法性的反省,对多元主义方法论的青睐,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其在国际关系领域倡导“全球理论”、“ 普世政治”、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从而与传统国家主义拉开了距离。普世主义的兴起,是一种趋向新文明形态发生的基本事实,其根源在于后对抗时代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这种世界各国的相互依存的内在动力,就是全球圆动工具的发展与资本全球扩张的必然逻辑,同时也在于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全球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世界化势不可当的同时,新文明自由主义在普世传播过程中,同任何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潮流一样,不可避免地招致了新对抗主义的种种非议与批判。这就如同资本在跨出国界进行世界性扩张的同时,招致了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抵制与攻击一样。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内在辩证机理所决定的。不可否认,冷战结束的后对抗时代,在综合了世界性两极分裂的离心倾的同时,也刺激了被全球冷战深埋于政治分野之下的国家立场与民族对立情绪的复发。这就是世界性新对抗主义产生的土壤。
    新对抗主义不同于以强烈意识形态化为特征的传统对抗主义,而是一种以绝对国家概念与民族文化为本位,倡导绝对主权与大民族主义的“说不”立场为特征的反世界自由化思潮。这种思潮产生的经济原因在于圆动工具全球化变革所带来的非民族中心化浪潮。许多民族主义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政治不平等而大有失落感与恋旧情结,因而便在精神上亮起“新对抗主义”的旗帜。
    新对抗主义所持有的绝对国家概念,也是有其深远的理论渊源的。黑格尔可以被看作绝对国家观的代表者。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本身是目的,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个人的自由、权利、利益,都要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有其地位和意义,成为国家成员乃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显然,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已不仅是中心,而且是个人生命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1586年法国思想家让.布丹第一个明确论述了绝对国家主权学说。而17世纪哲学家霍布斯更进一步充实了绝对国家观念的排它性理论。这些都可谓新对抗主义以绝对国家观念或民族主义本位反普世主义的思想根基。
    美国著名左翼思想家、反普世主义的斗士罗姆•乔姆斯基,在批判新自由主义普世化的自然发展时说,在全球市场经济出现和运作过程中,国家始终处于中心地位。他反对“新自由主义宣称全球化是自由市场的自然扩张”的说法,认为事实上恰恰相反,它是由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美国等大资本主义的政府精心策划和全力推动的结果,而不是所标榜的那般“放任自流”。他本末倒置的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仅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全球化方向和速度的规定者。他不懂得是先有了客观发展的要求和时代的召唤,才有了使命的担当者。西方文化批评家杰姆逊负面评价说:全球化是多国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文化在全世界扩张而造就全球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英国学者汤林森也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导致标准化的、商品化的文化的同质化过程,它威胁到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威胁到脆弱而容易受到伤害的边缘的“第三世界”“传统”文化。法兰西学院院士皮埃尔•布尔迪厄更是激烈痛斥,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中蕴涵着话语霸权。他指出,新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强势话语”,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概念的纲领。
    在20世纪70年代末,起源于法国的欧洲新右派对抗主义,则是以“文化现代化运动”的形式出现的。这场运动产生于欧洲的极右翼。欧洲新右派的领袖们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怀有挑战现状的渴望,同时又摆脱了怀旧式的新法西斯主义的束缚。他们对于在欧洲社会内部倡导深刻文化变革,特别是挑战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很起劲。普世传播的新文明自由主义已经成为欧洲新右派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极右翼在许多国家的选举中都收获不断,尤其是法国、德国的共和党,比利时的佛拉芒方块党和奥地利的自由党都是如此。这些极右翼政党对内都主张民族认同高于其它一切认同,如阶级、种族和地方独立主义。这些政治力量也持有相似的对外政策立场,即维护国家主权,反对欧洲统一。欧洲新右派强调,为了挑战新自由主义的普世化,需要对极右翼的观点进行调整、更新,以使欧洲新右派能够与各种政治和文化力量辩论其观点、并与左翼建立起反对自由主义的文化联盟。欧洲新右派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保持特殊性的权利,以及强调哲学上的多元主义,以保持特殊性权利的原则来对抗普世自由主义。
    冷战刚刚结束时,日里诺夫斯基就成为“大俄罗斯民族失落感”的象征,扬言要使“汉普蒂邓普帝”重圆,到“印度洋洗脚”。不仅公开表示反西方自由主义立场,而且批判攻击邻国,声称要把保加利亚总统“流放”到西伯利亚,可见其民族对抗主义至甚。著名的埃及新马克思主义者萨米尔•阿明,针对全球化指出:全球化已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这是资本对国家的进攻,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他认为,这种分裂不能用单一的市场方式克服,而需要“市场加国家”。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撇开国家的观点是乌托邦,国家的作用不可或缺,“脱离政治和国家的经济是不存在的”。
    在东亚,日本的国会右翼众议院石原慎三郎和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作为另一种新对抗主义的旗手曾联合出版了风靡一时的《日本敢说“不”》一书,不赞同西方文明,声称日本已成为世界上的伟大国家,白种人所开创的近代文化已经接近尾声,日本应挺起腰来,对自己要有自豪感。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席卷欧洲大陆时,白种人不也是仿效蒙古人的样子剪短发、剃眉毛,甚至罗圈双腿走路吗?因此,日本不但要成为东南亚中心,而且应该成为亚洲的中心,同时要准备发挥世界性领导作用所需的一切条件。为此日本要敢于对美国说“NO”。该书出版后引起美国朝野情绪反弹,为此石原慎三郎不仅又与他的伙伴合写了《日本就是敢说“不”》,而且自己推出了《日本坚决敢说“不”》一书,扬言只有日本可以治美国的病,发起了日本对美国没有硝烟和军事竞赛的民族化情绪对抗战。1991年4月,美国传统基金会会员、迪金森学院政治教授乔治•弗里德曼和梅雷迪恩•莱巴德合著了《未来同日本的战争》一书,预言20年内美国同日本将爆发战争,此书成为冷战结束时日美间的畅销书,从而也开辟了美国的国家主义新对抗思潮的领土。继而美国著名小说家麦克尔•克莱顿出版了强烈反日意识的力著《上升的太阳》,又推动了美国新对抗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中国,自从90年代以来,就有4次反普世主义发展的言论高涨。第一次是“6、4”风波后,因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真得“狼来了”一文而捞取了不少的政治资本的所谓青年学者,曾以“文化本体论”为武器抵制西方文明,并在一次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对话时声称:我们现在正处在人类历史上一个面临空前挑战时期。中、日、俄可能形成三种对抗。中美对抗日俄,中俄对抗日美,以及中日对抗美俄。他还认为,从全球的范围考虑,又不排除也许会有中、日、俄联盟对抗美国式美欧联盟的可能性。第二次发生在94年后,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反西化思潮,例如张颐武、陈晓明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甘阳、崔之元的制度创新说和盛洪的文明比较论,对已经成为世界化的新自由主义主流文化提出了批评。而《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为代表的反普世主义发展言论,则推动了第3次民间民族对抗“说不”的“情感选择”。那些青年自称“新义和团”,声称“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攻击美国,漫骂日本,排斥西方,扬言对台“无忌准备打仗”,直言“对抗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形式。”这股思潮一度席卷中国,走向世界,以一种极端化的话语方式表达了社会意识中潜在的反抗情绪。而第4次新对抗主义再起发生于最近几年。两年前有位御用学者抨击“普世自由主义”说:“剥去了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压迫多样性文化的生存空间,以确立文化的普世性为借口寻求引导世界文化潮流。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社会化模式总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扩张的意志。”去年,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发表《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一文,主张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立即遭到由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原候补书记韩西雅和国务院发展中心原顾问马宾合撰文章的攻击,声称:现在所说的“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由美国一手操控的,有一套有利于美国垄断资本的“游戏规则”的,由他们的跨国公司经营的、迫使世界各国开放门户,任其自由掠夺的体系。它的结果,就是使穷国愈穷,富国愈富。所以早已被人们称为“美国的全球化”。该文基于上述假设,认为郑必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说成是为了把中国置身于全球化之内的目标,“是在诬蔑中国改革开放”。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当今中国无论官方民间,乃至知识界都还大有人在,网络媒体上中国愤青们的新对抗主义言论更是随处可见。
    当下,中国大陆各式各样的新对抗主义与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新对抗主义,正在汇成一种抗拒新文明自由主义价值观普世传播的共同逆流,撞击着后对抗时代人类“类”化意识觉醒的脆弱神经,构成了时代潮流正面运动的反题。沃勒斯坦先生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中写到:“世界体系的生命力由冲突的各种力量构成,这些冲突的力量由于压力的作用而把世界体系结合在一起。”普世主义的顽强生命力不仅由于它体现了时代发展的主题,反映了人类进步的要求,更在于它能够迎接任何挑战,消解任何阻力,并在回应各种压力激励的过程中,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世落实。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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