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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年,一小民遭遇“阳谋”之后/缚来宾
请看博讯热点:反右50周年

(博讯2007年4月06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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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缚来宾
        (博讯 boxun.com)

      这个事儿说的是我舅舅。
      
      舅舅的前半生非常惨痛、凄苦。57年被划为右派后,厄运便像梦魇一般对他紧逼不舍,经历了整整22年苦难生涯,饱受人间苦难,九死一生。
    
       一、上钩
      
      1957年秋的某一个中午,舅舅与一位女同事在单位的活动室打乒乓球。一边打,女同事一边随意聊起一俩句家常,舅舅心不在焉地随声应和。蓦地,女同事话锋一转,似不经意间突然问舅舅对苏联的问题怎样看。
      
      舅舅没有什么心里准备,无保留地直抒胸臆:老毛子不是好东西,光复的那年从东北拿走了不少设备。
      
      午休结束后,舅舅回到了办公室,没有什么事情,他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可能寻思下班后,回家该吃点什么,或者喝点什么,他绝对没有预料,就是在短短的5天之内,他的人生路向从此发生了逆转,就是因为他发表了今天看似很 “愤青”的言论。
      
      57年已经是一个风声鹤唳的年代,政治形势的变化让人感觉诡异莫测,“阳谋”的戏剧正在上演。而基层“反右”实际谈不上政治斗争,无非是借端整人。组织从女同事那里得到舅舅的言论后欣喜若狂,他们正愁落实右派的指标呢。组织找了舅舅谈话。舅舅承认了组织后来对他做出的有对苏联老大哥“攻击诽谤”的右派言论。
      
      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对象主要是指对“大跃进”提出不同看法的知识分子,舅舅没有想到他的铮铮爱国言论也能与右派挂上边。事态的严重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第二天下午,组织召开大会,郑重宣布对舅舅实施隔离审查。
      
      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岁月对舅舅来讲,已经开始。
      
      随即,组织开始了挖地三尺式地调查舅舅的各种社会关系。舅舅在49年前当过国民党兵,这是组织原来掌握的。正因如此,平时,舅舅总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对任何人都不敢得罪。多年的生涯练就了他的人生经验。
      
      二、历史问题
      
      工作没有白做,不久,到烟台老家的调查组有了重大发现:他绝对不是普通的士兵,而是国民党的下级军官,且“罪恶”在身。
      
      舅舅确向组织隐瞒了他的部分历史。说到这儿还得多罗嗦几句。那个时候,姥姥家的日子过得有些窘迫,要让子女读书是很难的一件事。可在青岛姥姥的哥哥的家境要好许多,他们家在青岛是从事布匹行业的,有很多店铺,若按标准看,应该是个体户档次的,还够不上资本企业,但是解放后,舅姥爷家还是被定上了资本家的成分。54年家产被抄时,由于惊慌恐惧,舅姥上吊自尽了……。
      
      舅姥爷很念及姊妹情,经常帮助自己贫穷的妹妹。舅舅自小还有我母亲就被姥姥送到了舅姥爷家。舅舅初中毕业后,舅姥爷安排他站柜台,舅姥爷的目标是准备把舅舅培养成一个买卖人,怎奈,舅舅对生意却讨厌至极。
      
      机会来了,1945年年底,恰逢蒋经国领导的国民青年军在青岛招兵,舅舅离开店铺,背着家人考了蒋经国先生领导的国民青年军。舅舅的成绩不错,在上千报名的人中考了第7名。当时他17岁多点。舅姥爷得到信后,为时已晚,军装已经穿上了。这时,舅姥爷只能眼中含着薄怒,天天到青岛的跑马场看在那里训练的外甥了。
      
      舅舅天资聪颖,加上文化也比较高(初中那时属高学历),19岁那年,他已经做上了副连长的职位。这时,国民青年军已经开到了前线,正跟共产党的军队作战。舅舅他们连是特务连,任务之一从俘虏中想方设法搜集确切的情报,舅舅有时也要化装成被俘的共军的战士与共军俘虏关到一块,以做甄别。
      
      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组织从烟台的监狱中找到了肃反期间被定上历史反革命的舅舅的连长,从他那里获得了舅舅“蓄意”隐瞒的历史。那位连长还交代舅舅曾经用重刑处置过一个地下党,但这个舅舅始终没有承认。不管怎样,组织当然是如获至宝。咎于此,1958年,舅舅在头顶右派“冠冕”的情况下,罪加一等,又补上了一具“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隔离审查完后,舅舅续而交给了群众继续专政。与舅舅共事多年的广大群众做梦也没有想到曲英州(舅舅的名)竟是隐藏在革命群众队伍中的“阶级敌人”,在专政会上,病态而狂热的群众,尖声叫着,呼喊着,特别是那位女同事凛栗凌人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
      
      经过长期的隔离审查和无数次的批斗后,本来奕奕精神的舅舅变得形容枯稿,面目憔悴,三个月后家人见到他时,几乎不敢认得了。
      
      在反右和文革年代,大多数国人其实乏善可陈,他们缺少同情心、正义感,心甘情愿地为恐怖制造者怯懦地献媚。而这,恰恰是专制力量能够存在的理由和基础。
      
      三、遣送农村
      
      事情还远没有完,半年后,舅舅全家从辽宁抚顺市被遣送到了辽宁清原县下家堡公社进行改造。
      
      舅舅被打成右派和历史反革命后,舅妈所在单位组织要求舅妈与舅舅划清界限,说他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若是不做出明确的选择,要考虑她的去留问题。所谓“划清界限”意即就是要和舅舅离婚。舅妈坚决不从,而且认定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1958年初,舅妈也被遣返到了农村。
      
      母亲的态度是相反的,为了向组织表决心,洗脱自己出自兄长连带的“原罪”,毅然宣布和舅舅划清界限,断绝兄妹关系。但即使这样,母亲还是逃不出被株连的厄运,首先是被党清扫出门,其标志是预备党员期被取消了;其次是被通知参加了所在单位专门为她办的提高“阶级认识”的学习班。
    
    ……
      
       1960年春,舅舅一家又从清原县被送回到了烟台牟平县的农村老家。由于姥姥家凭添了五口人,生活显得是异常的艰难。最困难的时候,谷糠、麦麸子、榆树皮这些东西都吃过。虽然母亲经常接济他们,但这么大家子人,一般人也养不起。
      
      这时舅舅开始动脑筋了。不愧是作过一点生意的人,终于寻到了时机。他看到当地的农村为了防旱普遍打机井,井是好打,电机却难买;没有电机,很多机井整个是一摆设。那个年代,工农业产品都是由国家控制,没有调拨指标,很难买。
      
      舅舅偷偷溜回了东北,开始到一些企业联系电机。新电机无法弄到手,于是他把眼光放在了被一些企业遗弃的旧电机上。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许多周折,终于他搞到了一些旧电机,经过维修后弄回了山东老家。这种把商品从甲地倒腾到乙地来挣点差价的商业交易过程现在看是太小儿科了,算不上什么,但在那个荒唐年月可不得了,是属于不正当的事,那叫投机倒把,抓到是要判刑的。
      
      舅舅有个毛病,有钱便大手大脚,很好显摆。农村的生活贫乏清苦,舅舅很快耐不住寂寞了,时不时的到县城还下下馆子。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来钱道,这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已经被单位开除了,还那来的那么多钱下饭馆?有人开琢磨他了。
      
      终于有一天,牟平县公安局来人了。舅舅一开始以为是照例的谈话,他属于管制分子,公安局来人“教育”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这次不一样,公安局来人没有说别的,而是声色俱厉地问他经常下馆子那来的钱?舅舅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是妹妹(俺母亲)给的。接受救济还下馆子?公安局来人满脸狐疑地走了。
      
      公安局来人的问话可谓充满了弦外之音,舅舅岂会听不出来?如果公安局掌握了什么线索,顺藤摸瓜不是找不到证据,那样可就完了。舅舅极之悲伤,胸中不由发出了一种长长的哀鸣。痛定之后,他和舅妈开始商量对策,觉得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远走他乡。
      
      就在当天深夜,没有告诉任何人,撇下其他三个大一些的孩子,舅舅和舅妈带上在襁褓中的表姐,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了黑夜中。
      
      四、逃亡生涯
      
      舅舅是明智的。没有几天,公安局果然来了不少人,把姥姥家前后门都堵上了,姥姥和姥爷二老吓够呛,自打鬼子被打跑后,他们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式。警察搜寻到了舅舅投机倒把的确凿证据,这次来就是捉拿他的。
      
      当天夜里舅舅和舅妈跑的时候,姥姥和姥爷的确不知晓,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早晨起来发现一家少了三口人,还好生惊异,见公安局来了那么多人抓他,才知事情的原委。
      
       后来了解到,举报他的不是别人,而是住在姥姥家对面的一个关系还不错的本家亲戚。——可以说,大义灭亲与亲情的变异联系在一起,由古自今都是中国这个社会的主流时尚。
      
       哪天夜里,舅舅他们家三口逃回了辽宁。第一站先到了沈阳,原打算在沈阳的一个表舅那里只是歇歇脚。但是进了门后,表舅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热情,到出乎预料的冷淡。舅舅前脚进来没有多一会,表舅后脚就出去了。不久,来了两个警察。舅舅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原来,表舅到了派出所,把自己的反革命的表哥从老家来的信息汇报给了派出所。
      
      他们被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审问,虽然没有查出什么疑点,但是派出所警告他们,必须立即离开沈阳,回农村老家。
      
      摊上舅舅这么一个亲戚,怕株连到自己,而收入专政的罗网之中,这可以理解。生存的本能让人彼此间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珍惜的了。好在,沈阳的公安还不知道舅舅“负罪”在身。
      
      但那位表舅做的有些出格。舅舅他们家三口从表舅家迅即离开,连口水也没有喝上,就直奔位于沈阳西部昌图县舅妈的父母家。
      
      到昌图县安顿下来没有多久,那里的公安局就接到了烟台公安局的协查通报。此刻对舅舅来讲,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气再跑了,屋子里不能呆,最后不得已就藏匿后院子里的一个菜窖里了。这一藏就是1个多月。
      
      追捕“阶级敌人”的行动既然已经开始,组织便不遗余力,不会轻易放过。舅舅发现他处在令人绝望的境地上,没有人能挽救他,他的日子可能屈指可数,警察来的越来越频繁,舅妈时常被带走,几乎每天他都处在惊恐万分的状态下,他憔悴的脸上满是哀乱恍惚的神态,绝望使他想到了离开人世。
      
      终于有一天,舅妈到菜窖里送饭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一根绳子系在了舅舅的脖径上…。
      
      舅妈慌忙抱住舅舅失声喊到:不能这样。……
      
      如果迟到哪怕只有几秒钟,舅舅可能就没有命了。舅舅醒过来第一句话就是,你救我干嘛?我连累你们了,死了咱们都解脱了。两人相拥而泣,舅妈含泪苦劝舅舅打消死的念头,一定要活下来。
      
      待舅舅情绪稳定下来以后,他们商量再三,决定还是得离开。即使不是为了摆脱目前的绝境,也为了舅舅一旦被发觉,舅妈父母家将处于万劫不复的境地。而这个时候,对于他们几乎到了无栖身之所,无谋食之处了。所有的亲戚几乎都不能指靠了;到亲戚那里等于自投罗网,他们都被组织事先警告过了。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舅舅一家三口离开了舅妈他父母家,登上了北行的火车。他们没有什么目标,一直向北,在伊春的一个小站下了车,来到一个叫南岔的地方。
      
      没有人与那个地方有什么联系。他们随便进了一个村子,谎称说,他们是从关里逃荒来的,非常困苦,希望村子能容纳他们。这时正是饿殍遍野、哀鸿遍地的1961年,从关外来东北逃荒的并不鲜见。舅舅更了名换,一口浓重的胶东口音和衣衫褴褛的一家三口让那个村子信以为真。
      
      乡村远离城市,相对而言,农村民风淳朴,农民心地要善良一些,不至于因为存在“阶级斗争”而使人与人之间如此难以相容。村子接纳了他们。
      
      一开始他们住在一个农民丢弃的破草房里,后来自己也盖了两间草房,不过这是后话。他们没有口粮,一开始是东家给一口,西家给一顿,若没有人济舍,就只有忍受饥饿。
      
      舅妈曾经是理发店的理发员,正是这个很不起眼的职业最后拯救了他们,让他们以后得以重生。
      
      要饭吃不是长久之计,舅舅跟舅妈学会了理发。舅舅每天带上理发的工具走村串户,给人家理发,早出晚归,为的是糊口,一天有时也能挣上五毛六毛的。
      
      一晃5年就过去了。1966年快要过年的时候,这个村子开始给大家结算了,也就是看看每个人挣了多少工分。
      
      在大队部里,村子里笨拙的会计怎么算,账也弄不明白,别提大家急有多急。就这么点账什么整不明白的?凑在一旁的舅舅看得清楚,于是夺过算盘,没有多一会,大家期待的结果就出来了。此时,众人好似荒漠中的行者看到清泉,顿时豁然开朗,但旋即人们那愉悦的眼神中又增添了几分惊疑,这一切简直让人如此无法思议:一个逃荒者怎会有如此的本领?
      
      舅舅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在关键的时候,有些得意忘形,露了马脚。虽说,农村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是很紧,但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在阶级斗争理论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要“念念不忘”的文革年代,阶级斗争观念也多少进入了农民的潜意识中。
      
      村子把情况汇报给了公社,公社决定对舅舅要进行审查。立足没有几年,一想到又大难临头了,舅舅顿足捶胸,垂泪自责,狠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子。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破釜沉舟,当晚,他们撇下一切,又消失在了旷野中。
      
       五、定居
      
      惊慌失措中他们逃到了吉林省的浑江(现名为白山市,归属通化市)八道沟林场附近的一个村子。他们早就听说那里的“盲流”不少,举家跑到那里同样不至于引人注目。
      
       由于是盲流,在村子里他们没有资格领到粮食;而盲流普遍从事的一些林场粗杂的活计,舅舅又干不来。
      
      在那个公有制统独天下的年代,开理发店是不可能的。为了生存,舅舅每天主动到林场里为林场工人理发,给不给钱都无所谓。八道沟的地处长白山腹地, 境内山峰林立,是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人通达热情,善解人意,发没有白理的,大家多少都要表示一点。
      
      舅舅发现那里男人的发式,下部分剔的很秃,而上部分又留的相对很长,中间出现一个“楞”,远远看去,似戴个黑色的西瓜帽,别提有多难看。舅舅尝试改革了一下,就是把头发均匀过渡,去掉那个“楞”。这个创意很不起眼,发型看起来却要美观得多,而舅舅因此却一下子出了名,大家送他个绰号叫“曲理发”。
      
      舅舅殷勤周到,很得工人的欢迎,林场后来还特意腾出一个废弃的办公室专门让他们在那里给林场工人理发。舅舅见谁都客客气气,唯唯诺诺,丝毫不能怠慢,时间久了,也没有人再把他们当作盲流,而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了。
      
      从1966年他们在那里一直相安无事,在后几年里,生活过得到有些安逸。但他们内心却时刻充满恐惧,几乎每天都持着诚惶诚恐的心情,虚心多疑所有人的目光,害怕未知的危险不知何时来临。尤其到夜深人静时,舅舅总要温故一天来身边所有的事,找出异样。这种心态一直保持到1979年平反。
      
      六、株连
      
      舅舅逃跑时,瞥下的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二表兄当年只有四岁,一段时间里由我母亲照料抚养,直到我出生的那年,才又送回了老家。
      
      舅舅逃离的第四年,也就是在1964年的夏天,姥姥病逝。舅舅的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下由姥爷一个人来拉扯。姥爷号称是乡村的秀才,不大会种田,也不大会过日子,平日里总是捧着一些古书,唠一些别人听不大懂的故事。
      
      我们家人口不多,只有四口,父母的工资也不低。但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生活从来不比别人好,只因为父母的工资差不多有一半接济在农村的老家了,尤其母亲。那些年,别提有多难,如果没有母亲经常性的救济,他们的日子能不能熬得过来还很难说。
      
       1968年,我们全家为了逃避武斗,在姥爷家住了两个多月。1970年,母亲单独带我回老家。哪次回去主要是为大表兄张罗婚事。大表兄的家庭背景在当年是很难找到对象的,不只是家穷的原因。不过介绍人一提起表兄的姑姑在东北,对方还真同意了。那时,穷困的农村都非常仰慕有一个住在城市的亲戚。实际这里还有一个因由,就是表嫂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样”,他们家曾经是牟平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出身”当年就是一把政治枷锁。
      
      那些年,由于舅舅突然成了右派和反革命,原先顺理成章的东西都发生了逆转。最大的变化是姥爷家从原来备受尊重的家庭转而变成了备受歧视的家庭。过年的时候,别人家可以贴红色的对联,而姥爷家却被逼贴白色的对联,内容往往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你不打他就不倒”,如此具有嘲讽性,让人不敢正视。
      
      一次村子丢了一些麦子,生产队长在没有任何证据和理由的情况下,楞说是大表兄偷去的,大表兄反唇辩驳,不成想,生产队长举手就是一个嘴巴。倒霉的事总能找到他们。这仅仅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例子。
      
      1975年冬天,姥爷病逝,母亲收到电报后,在商店买了装老衣服,急忙乘火车回到了老家。
      
      家里除了兄妹三个守孝,无人前来看顾,异常的冷清。本来,除了街坊邻居,这个村子还有三分之一的本家,也都统统避之不及。
      
      出殡哪天,母亲找到生产队长好说歹说,村子总算给出了拖拉机。在把姥爷抬往拖拉机的时候,一位叫朝州爷爷的邻居,实在看不过眼,不顾家人的反对,抽身来帮忙。就是这样平时看来很普通的举动,母亲毕生也没有忘记。
      
      哪天正赶上下大雪,风也很大,狂风夹着漫天飞舞的大雪,旋风般扑来。只有母亲和表兄表姐,四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冰冷的拖拉机货篼子里。……
      
      姥爷的去世,让母亲彻底饱尝到了世态炎凉、人情饶薄的滋味。回来后,病了许久。
      
      1977年高考恢复后,二表兄参加了高考。根据他的成绩,他填报的是烟台师范学校,不久体检通知书下来了,这意味着他被录取了。还没有来得及惊喜可以彻底脱离穷苦的农村了的时候,随即的政审又让他落选了。他不懂得,一个政治贱民,通过考学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的捷径希望也时刻要被剥夺的。
      
      七、平反
      
      时间如流水,转眼到了1978年,舅舅也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18年。这18年,大家从来没有他的消息,当然也不希望有任何消息。
      
       12月的一天,母亲正在单位办公,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走到母亲的身边,轻声呼唤母亲的名字,母亲着实吓了一跳,抬眼一瞧不是别人,而是失踪多年的舅舅,母亲不禁大吃一惊。虽然那时令人恐怖的政治气氛已有一定松动,但政治透出的那点春意,依然浓浓淡淡,让人摸不到边际。
      
      母亲急忙把舅舅领出办公室,在外边无人处,母亲顾不得别的,催促舅舅赶紧离开,舅舅说见完我父亲后就走。
      
      晚上9点多,我和姐姐已经睡了,而父母坐在一旁窃窃私语,我们也没有在意。忽然,在蒙胧中听到有人敲门,我一骨碌坐起来。
      
      “妈,有人敲门。”
      “知道了。”
      
      母亲打开门。母亲冲我说,起来吧,看看,是你逃跑的舅舅来了。
      
      啊!听到说是潜逃多年的舅舅来了,我一惊。小的时候,父母没少跟我提到舅舅。每谈及舅舅父亲总说,舅舅是个做事果断、性情刚毅的一个人,但思想一贯反动,让我长大以后,不要像舅舅那样。
      
      一说到舅舅,父亲总忧虑我的前途问题。父亲希望我将来能当兵而不是上山下乡,父亲也有这个把握,那时时兴“走后门”。在父亲心目中,这个愿望因为业已存在的株连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哦,这就是父母经常提及的舅舅?我从来没有见过舅舅,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他逃走的那年我姐姐也才只有两岁,还没有我。
      
      我定睛打量起舅舅,他面色微微有些发黑,表情严肃、凝重,在他漠然的眼神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机警,似乎在密切地注视着身边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虽然与母亲分别多年,但神情是那样的异乎寻常的镇静,完全没有与亲人久别重聚的那种喜悦与激动。
      
      因为他这么多年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挫折,几乎超过了心理承压范围,性情难免变得有些晦暗。
      
      而母亲那边神情一时激动、语塞地说不出话来……
      
      和舅舅简单寒暄几句,父亲急忙到厨房做饭。家里什么也没有,只有白菜和一根干瘪的胡萝卜。父亲炒了一碟白菜胡萝卜,然后又烫了一壶酒。父亲和舅舅一边咂着酒,一边聊了起来。
      
      “你怎么敢回来啊?去年烟台公安局的还来找过悦珍(我母亲),问你跑哪儿去了。”父亲压低了声音轻声问。
      
       “我听说国家要给我们平反,特意来来看看是不是有文件?”舅舅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发问。
      
      父亲说:“不可能,反右是正确的,跟批走资派不一样。”父亲说这番话的时候,感觉舅舅能有如此的妄想,幼稚的简直够可以的了。
      
      舅舅的判断没有错。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建议。远在深山老林的舅舅通过报纸和广播嗅出了点味道。特别是l978年l1月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一文,发出了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信号后,引起了舅舅的特别关注。
      
      听了父亲的回答,舅舅感觉很失望。至于父母非常关心的他的家人状况和具体去向,舅舅除了谎称说他生活在黑龙江(而不是吉林)一个林场,日子过的还不错外,其他一概缄默不语,
      
      在我们家只呆了一个多小时,他就急匆匆地告别了,无论父母怎样挽留。
      
       1978年12月间,中央的确发布了为右派改正的文件,虽然父亲在市委(那时称“市革委会”)办公厅工作,但还没有接到文件。那时中央无论出台什么文件,都是一级传达到一级,缓慢的很,加上信息不象现在这样畅通,父亲还不晓得有这个重大消息。
      
      舅舅离开我们家不到两个月,也就是1979年年初,中央的文件终于到地方了。一天父亲拿着中央的这个文件,兴冲冲回到家里跟母亲说,他舅舅说的没错,中央的确下文了要给右派平反。
      
      没有几天,舅舅所在单位找到母亲声称要给舅舅平反,但苦于不知道他的去处,希望母亲能如实提供。母亲说他可能在黑龙江一个林场,详细在那里也不知。来人根本不信,于是请出了母亲所在单位的领导,劝说母亲希望能说实话。母亲说她也看到了这个文件,怎么能不相信组织。
      
      舅舅的单位犯愁了,父母也犯愁。舅舅苦难的起源发生了逆转,但人却找不到了。舅舅的单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派人到黑龙江漫无边际地去寻觅。他们在黑龙江走了十多个林场,用了半个多月时间,最后当然是无果而归。
      
      恰在这个关键时刻,舅妈的哥哥来找母亲,询问右派平反一事。事后了解到,舅妈的哥哥知道舅舅在那里,但也只是四人帮倒台,政治显现了一些松动后,77年舅妈与他们通信才知道的。他并没有满足母亲急迫的心愿,他多虑的原因是担心再被“阳谋”。
      
      几天过后,当舅妈的哥哥看到邻居一个右派正在被做平反的工作后,才再次找到母亲,道出了舅舅的真实地址。
      
      ……
      
      1979年3月的一天,舅舅如同往常一样在给别人理发,忽然林场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闯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跟舅舅说:辽宁抚顺来了两个人到林场,声称他们单位当初有一个被打成右派的人可能在咱们这里,他说的姓氏、特征与你一样,名不符,场子领导让你过去看看。
      
      舅舅一听,脑袋当时就炸了,心想完了,肯定组织来人抓他来了。舅舅慌忙打发走那位林场的工作人员,如惊弓之鸟奔下山去,回到家里跟舅妈说,大事不好了,抚顺来人了,抓紧收拾东西,等天黑咱们赶紧跑。舅舅一边说,一边后悔不该那张扬地去抚顺找妹妹,他想肯定是在抚顺暴露行踪了。
      
      而舅妈闻此当时就摊到在地上了。…
      
      还没有等到天黑,舅舅单位那两个人在林场的一个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了舅舅家里,其中一个人伸出手来。
      
      “你是曲英州吗?我们是组织派来给你平反的。”
      
      如此和蔼、诚恳,舅舅大为意外,使本来湮灭在惶遽无措之中的舅舅知道:他的苦难的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全文完)
      
      
      二〇〇七年四月四日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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