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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文:“文壇外高手”——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祭
(博讯2007年4月04日 来稿)
     陳啟文(湖南 著名作家、評論家 歐洲導報社供原創來稿海外首發)
    
     王小波死了。而且,一晃死了十年。他的生前死後在當代中國文壇上都是一個特例。這倒不是說他英年早逝,陸星兒、鮑昌、路遙、周克芹、喬典運這些文壇名宿都是早逝者,這還不包括非正常死亡的海子、顧城。這些短命的作家們,把生命透支給了文學,也的確令人敬仰。他們的死也就死得有些與他們生前的名望相稱的轟動。 (博讯 boxun.com)

    
    王小波死後卻有人驚問:“嘿,這王小波是誰呀?”
    
    王小波是死後才聞名遐邇的,這在一個資訊和傳媒業異常發達的時代,是罕見的。也只有在他出了名之後,我們才知道了他的一些大致情況,先前他是個令人羡慕的大學教師,但“他總結幾十年的文人命運,發現文人幾十年來喪盡人格,一個重要原因,都是乞食在一位單位裏,一個機構裏。而人,一端人碗,就受人管,不論你有多豪放多大膽,就無論如何也要受一點‘所有制’的制約”,因此,他離開了公職單位,做了一個自由寫作者。王小波什麼也不要了,沒想過要加入個什麼協會去弄一個“家”的招牌,也沒去評個一級作家、二級作家的職稱。如果要圖這樣的虛名,他何苦要辭那份大學教席?
    
    有人把王小波稱為“文壇外高手”,說穿了也就是體制外高手,眾所周知,中國的文壇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就已經完全被招安,被收編,也已經完全屬於體制。但王小波不在這個體制之內,他的邊緣化,既不同于沈從文,也不同于張愛玲。沈從文是被無所不在的強勢所逼迫,張愛玲是想適應實在難以適應,最終只好逃離,王小波則是完全的自覺,且始終保持著理智上的清醒。也有人說,王小波的邊緣化,與王朔有某種相似之處。這是極大的誤會。王朔當然也有同體制和主流意識形態不合作的一面,但他並不拒絕同世俗的合作,甚至是不擇手段地參與世俗的狂歡,以博取他想要的一切,高額的版稅和另一種引人注目的“中心”地位。為了達到世俗的目的,他可以不擇手段,把一切價值作為他挑戰和瓦解的對象。從這個意義上看王朔從一開始到現在從未真正的被邊緣過,他也從未甘願邊緣過,他不是“文壇外高手”,而是一個“主動呈現”自己的炒作高手,一個極善於鑽體制空子的投機高手,在人們對體制內文學的熱情降到了最低點時,他的出現使得中國大陸文學從政治氾濫走向了欲望氾濫的時代。從這個意義上看,王朔是中國新時期文學的一個標誌性的代表性的作家,他所體現的價值也是不可忽視的,但他永遠也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他有極高的文學天賦,但無信仰,無靈魂,無獨立人格。而這也正是他王小波最本質的不同。
    
    王小波是真正具有自由主義精神的信仰者。他渴望找回自己獨立的人格,渴望自由,渴望把身心完全放開的最大值的自由。這也是他靈魂敍事的核心價值。對於“自由”,我曾經在自己的一本人文隨筆集裏有過這樣的疑問,“身份自由了,卻未必有思想的自由,思想自由了,卻未必有表達的自由。總有一種被扼住了喉嚨的壓抑和憋悶,想呐喊,聲音卻只能從擠扁了的嗓子裏轉彎抹角地發出。”
    
    這種痛苦,我在讀王小波時也感覺到了。無論是讀他的“時代三部曲”,還是讀他的《我的精神家園》等隨筆集,我就感覺到我的痛苦和他的痛苦像被繩子捆在了一起,惡夢、幻覺和毀滅性的清醒被置於一種臨界狀態,而且糾纏在一起。這裏,我說的只是一種感覺,論文學的天賦才情,我是不敢也沒法同他比的。
    
    王小波也是個天才的作家,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在文章中說自己極聰明,這是一個文人的“大忌”,可他不怕犯忌,他就是這麼一個極有真性情的人,他把那些虛偽的謙遜也是當作繩索的,必須扯斷。他不像別的中國作家們,被人捆了還不過癮,還要給自己也拴上絆索,以免走快了,走錯了路。我能理解王小波,他剪斷一切絆索顯然是要抄近路走進自己的精神家園,他有一顆赤子之心,他那種精神上的饑餓感是別的作家所感受不到的。同敏感的王小波一比,中國絕大多數作家大都處於一種精神假死狀態。
    
    王小波最抓人的地方也就在於他敏銳的感覺。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作家,但他並不試圖在形式上去找一個獨特的配方,他的敍事自由、隨意而有一種率性而為的野氣,卻又有著獨特的品質和令人讚歎的密度,這使我們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下又被一種充滿嗚咽的氣氛所籠罩,這正是人類渴望自由的天性與社會現實相衝突的一個矛盾死結。讀過《黃金時代》的朋友或許都不會忘記知青王二與陳清揚的性愛,他們在原始森林裏縱情愉歡,他們之間建立的那種略含犯罪感的默契,是可以讓那個特定的時代發抖的。王小波的筆端,始終指向一個封閉的群體(集體?),他一直在與某種隱秘的力量抗爭,這不僅是可以看見的“存在的猙獰、荒唐的面目”,這裏面更多的還是每個人心中、血管裏都有的一種東西,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文化,抑或是一種文化錯位。
    
    王小波死後,嚴格地說是在他的幾部重量級的著作出版後,有人慷慨地奉送給了他“大學者大思想家大作家”的幾頂高帽子,王小波是無愧於這幾個“大”字的,匪夷所思的是,在他生前怎麼就沒個人注意到呢?他生前已經發表過一些作品,這些作品裏也嶄露出了他的才華,可他卻是連文壇的邊也沒有挨上的,要不怎麼說他是“文壇外高手”呢。這當然也與他的自覺選擇有關。在他短暫的自由寫作生涯中,他一直在與文壇隔絕的狀態下寫作,對於那個文壇,既不參與其中的遊戲,也不關心其中的規則。他幾乎與時下著名的、當紅的作家一沒點兒聯繫,也就沒有人捧他,沒人炒作他。他以一種真正的、徹底的自由心態進行寫作。但他又絕對不是時下的一些評論家所謂的那樣“一個純粹的、讓文學回到文學本身的典範”,他不但是一個自由寫作者,更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他雖從不謀求某種社會主流地位,卻一直致力於一種邊緣的卻更積極的影響力,而這正是當下民間自由知識份子的使命。
    
    我在想,是什麼東西把我生命中最敏感的部分觸動了呢?是王小波這個人,還是王小波寫下的文字?王小波把一個自由知識份子的精神留下了,也把一個人生的悲劇留下了,同時也在我們腦際中留下縈繞的、難以驅散的各種念頭。在他死後,很多人感到心寒,抱怨政府官員缺乏人文關懷和文化的自覺,用納稅人的錢養活了那麼多主席、副主席、一級、二級作家,不能為社會為公眾提供優秀的精神產品,卻對王小波這樣的天才作家缺少關照,這實際上是制度的缺失。應該說,這樣的聲音或許代表了社會的正義和良知。然而王小波如果九泉下有知,一定會笑出聲來。
    
    就在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的前後,中國文壇上發生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王朔式的“自我呈現”進一步發展成了“惡炒”“惡搞”,為了炒作他人或自我炒作,達到一夜暴得大名的目的,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這其中最典型的是瀋陽市文化局在編作家洪峰以上街乞討的方式索討自己作為所謂“專業作家”的工資,而這既有吸引人們眼球的“行為藝術”的成分,但也引發了普遍的“我們為什麼要包養作家的質問”。在一輩子沒拿過國家工資的中國作協主席巴金去世之後,新晉作協主席鐵凝不僅自己一直拿著國家工資,還在答記者問時說“一個大國養不起最優秀的作家也是悲哀”,此言一出便遭到了尖銳的質問,絕大多數人認為“一個大國的作家不需要國家供養”,其中比較理性的觀點,如南京某高校學者邵建認為“文學被慣視為意識形態,用作協把作家圈起來並發給工資,最初也是意識形態的需要”,而要讓文學退出“官養狀態”(其本質還是民養,納稅人養),先必須讓作家回歸自由,即最起碼的言論、出版和結社的自由,而這正是中國的作家一直在等待的契機,在截斷與體制的臍帶之前先得有自主的造血功能,斷奶可以,但你不能再控制我,不能剝奪我作為一個自由公民的權利,不再禁止私人辦報辦刊辦出版社,只有形成了自由競爭的良性體制,才可以讓作家有自由創作與生存的空間。否則,一切都是白談。
    
    王小波在中國自由作家的生存環境還極為惡劣的情況下自覺地切斷了與體制的臍帶,然而他卻沒那麼容易擺脫體制的控制。如果沒有信仰,他不可能作出這樣的選擇。但他也命定的只能成為一個悲劇性人物,這也是中國一切先行者的宿命。然而他所作出的絕不是一種與體制劃清界限的姿態,他是做了最壞的準備的,即便他真的活不下去了,我想他也絕不會重新投奔體制,絕不會重新選擇靠納稅人的錢來養活自己,也絕不會妥協。他棄世前還懷揣者一本貨運車的駕照,這就是一個自由寫作者為現實生存所作的最後的準備。□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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