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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最牛钉子户”是保护私产英雄
(博讯2007年3月24日 转载)
    
    记者申华/重庆市“最牛钉子户”事件正在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中国的物权法通过后,这户姓吴的住户宣称,要以法律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舆论认为,中国的物权法还缺少实施细则。
     重庆市九龙坡区这户姓吴的夫妇目前被称为是全中国有史以来“最牛的钉子户”,他们理直气壮的原因是,中国新通过的物权法正在成为他们不能搬迁的法律依据。这对夫妇在物权法通过后已重新入住已经断水断电的住房。吴家的住宅孤零零地矗立在九龙坡闹事区轻轨杨家坪车站附近一处工地的中央,房基四周已经被挖成深坑。 (博讯 boxun.com)

    
    *网民称其为保护私产英雄*
    
    新华社援引一些网民的话称,吴某夫妇是时代英雄,他们以个人卑微的力量捍卫自己财产的自然权力。
    
    新华社报导说,2007年3月19号九龙坡区法院裁定,对吴某夫妇执行强制拆迁令。不过,到目前为止尚未执行。这家法院的负责人说,法院在执行强制手段时有相应的法律程序,因而需要时间。另外,法院也没有对这一案件做进一步的研究。
    
    *钉子户:补偿金低于原价*
    
    吴某夫妇表示,并不希望做钉子户。他们向开发商提出的基本条件是得到原址、原面积、原朝向的住房。开发商表示,只能以货币方式补偿,但是吴某夫妇认为,补偿金远远低于获得类似房屋的价格要求。他们说,现在想搬也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四周的退路已经断绝,网民称他们生活在城市的一个孤岛上。
    
    九龙坡当地的一位女性居民就一般道理谈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这个案子可能很难办。
    
    *居民:双方都让步才能解决*
    
    这位妇女说:“这个事情不好说,这里有政府的利益在一头,有老百姓的利益在一头。你说怎么解决吧?肯定很难办。本来今天应该强拆的,也没有执行。我这个人比较公正。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说,私人的利益要考虑好,但是国家的发展建设也要考虑进去,大家双方做点退步,这个问题就能够圆满地解决。”
    
    北京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朱岩的话说,法律赋予任何人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朱岩教授阐述的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的这部物权法对所谓公共利益的界定并没有详细说明,应该以具体规定的形式对物权法做出补充。朱岩教授说,开发商用房一般不属于“公共利益”,钉子户应该可以胜诉。
    
    不过,接受采访的那位重庆妇女则表达了另外一种意见,这就是,拆迁户和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无形中升高了房价,伤害了其他公民的利益。
    
    这位妇女说:“我的房子,我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但是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那种要求,房主抬高价格后,开发商就也要抬高。这不是给老百姓增加经济负担吗?所以问题不是仅仅在一个方面。”
    
    钉子户的法律困境
    
    (作者秋风系北京学者) /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如果最终能够保住自己的房子,那是他们家运气好;如果自家的房子在法院批准的推土机下化为尘土,那只不过是他们家以及所有面对拆迁的家庭的必然命运而已。
    
    人们天天谈论“拆迁”,仔细想来,“拆迁”绝对是中国特色的制度。只有在中国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只有在法律对土地所有权、政府对公共利益存在严重理解偏差的情况下,才会有拆迁这么一档子事。
    
    为说明问题,不妨设想一下正常状态下的情形。此处所谓“正常”,即自家的房屋建筑在自家享有所有权的土地上。在这种情况下,假定政府要建某项必要的公共设施,政府也须请涉及到的人家进行交易。假定那家人就是不愿交易,政府只能上法庭请法官来判断,该项目所涉及的公共利益是否重要到足以让个人让步的程度。当然,即使让步,交易价款也绝不可低于市场交易价。
    
    假定开发者是商业开发商,假定我不愿意搬家,那根本就不需要讨价还价,也不用去法院。因为,拒绝交易的权利,本来就是产权的一项基本内容。进一步说,假定开发商在吴苹家四周建起商业楼,吴苹还可以回过头来要求开发商为其留出进出自己家门的通道,这种通行权主张必然会获得法院的支持。
    
    在这种制度下,根本不可能有拆迁的事情。因为,任何房屋及其土地归根到底都属于某个人,该人为了确保自己便利、舒适,或为确保其资本价值,必然会随时翻建房屋。法律也会要求,土地与房屋所有者不得令房屋处于危险状态。因而,城市房屋始终处于自然更新进程中,而根本不可能成片破败到中国某些城市那样的地步----即使破败,政府也不可强制改造。
    
    反之,在中国,城市土地在法律上被宣告为国有,因而,市民最多只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及有期限的土地建设使用权。拆迁作为政府改造城市的一种基本形态,就是以此为依据的。政府在城市地面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行使其作为所有者的权利,这种权利被城市政府认为是绝对的。
    
    正是由于这一点,中国的城市规划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其他国家。这种城市规划权源于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身份,中国的城市规划不是公共性质的城市管理规划,而是政府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商业规划。这样的规划具有绝对强制力,比如,北京一旦规定作为高科技区的中关村不得建设住宅,就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政府在批地的时候只要不把土地转让给住宅开发商即可。
    
    在这种土地制度下,城市改造的主体当然只能是政府。以前有相当长时间,拆迁都由政府直接组织。现在政府把拆迁活动交给开发商,其前提当然是,政府把该地块的建设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而这一转让决定,与现在居于该片土地上的居民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不过是这片土地上的临时居住者。
    
    因而,按照目前的法律关系,拆迁户是政府与开发商的交易过程中多余的负担。拆迁户所获得的不是交易价款,而是“补偿”,因为拆迁户根本就不是土地交易的主体,开发商是向政府而不是向居民买地。由此不难理解,在拆迁的几乎所有环节,政府总是站在开发商一边,原因很简单:政府已经拿了开发商的钱,就有义务向开发商交货----政府倒也知道遵守商业逻辑,而交货的重要内容就是把居民赶走清场。因此,钉子户在进行了抗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后,通常怏怏然离去。即使获得较高补偿,也是政府让开发商掏的一笔社会稳定费,而非交易价款。
    
    拆迁户之所以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境地,根源有二:第一,近代中国法学无视中国传统法律智慧,盲目继受欧洲民法传统,片面强调所有权的重要性,一直到目前的《物权法》,仍然围着所有权打转。依据这种法律理论,所有权持有人对次级土地权利持有人具有压倒优势,拆迁户作为房屋所有者,根本没有资格抗辩土地所有人的主张。第二,政府又错误地把城市土地国有这一政治性概念,理解为实实在在的民事法律权利,因而在涉及土地的事务中,政府是以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以公共管理者的身份行使权力。土地的所有权与政府的权力合二为一,其结果当然是把拆迁变成城市一大问题。
    
    要让城市恢复常态,出路是显而易见的:政府应当把城市土地国有仅视为一个政治概念,法律界也应当面对现实,把民众对土地那些次级权利,发展成为可以对抗所有权的权利。
     美国之音/国际在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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