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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民主的观点看待人(上)/武振荣
(博讯2007年3月19日 转载)

民主的表述(之9)
    
     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关于“阶级人”
    
    “阶级人”是我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分析中国政治问题时采用的一个
    概念,它虽然谈不上精确,但是用之于分析当时中国政治现实问题却
    是管用的,是说中国共产党把中国人放到了一个完全人为的、等级制
    度的“阶级”序列之中,并且给每一个“阶级”都分配了一个不变的
    道德意义,从而人在获得了“阶级身分”时,也就同时地获得了一个
    先于道德评判过程中而出现的道德意义,因此人就被包裹在了阶级之
    中而不得自由。
    
    我们若对于经济问题有所研究,就不难发现,经济上的阶级并不是人
    为的事物,它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然”的产物,特别是在经济发
    展的近代,经济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时,在经
    济活动中人以阶级划分也就非常自然。就此而言,人出生在某一个特
    定的阶级中,这个是“上帝”的安排,不关乎人事,人因着出生也获
    得了一个阶级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对于人以后的影响也是至
    关重要的。于此相应的是,人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时,也常常带有
    “阶级的观点”,特别是对于那些关系到经济利益分配的事情,人往
    往容易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带着一种好象是“阶级”的“偏
    见”和“固执”。问题只在于,真理就只能走到这一步,不能够过
    分,而在过去,我们恰恰是走过头了,用一个阶级的皮囊包裹了每一
    个人,把人都装在“阶级的皮囊”中了。在一个长时间内,我们甚至
    认为“阶级是决定一切的”,人的“阶级地位、阶级出身”具有决定
    人的政治生命的功能。于此,我们的行为的本意即使为了解放人,人
    在解放之前就已经被安排在不自由的等级系列之中的事情,就拒绝了
    解放的意义。
    
    在前毛泽东时代,“阶级人”的概念统治了我们中国人,严重地束缚
    了我们中国人的手脚。在后毛泽东时代的“去阶级”化运动中,我们
    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前的影响。这不能不看成是我们中国人在政治
    上的进步。但是在这里,我们虽然有着一种主观上的进步意愿,可是
    在事实上,我们目前没有摆脱在“阶级人”时代中我们所受到的许多
    限制。因此,做民主的事情时,我们往往不自觉地就露出了过去类似
    的“阶级人”的“烙印”,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民主的人和事上,就是
    如此。
    
    上面,我已经说了“阶级人”是过去的时代我们所接受的一个政治上
    的错误。但是在批判这种错误的时候,不应该把过去时代在“阶级
    人”名义下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也看成是错误的。如果那样的话,我们
    就不可能从过去的错误中认真地吸取经验与教训。恰恰是在“阶级
    人”时兴的那个阶段上,我们在对社会上被划为“反动的剥削阶级”
    的人们进行了错误斗争的时间内,同时又以“无产阶级”的名义为中
    国社会上的“工、农、兵”这些基本群众的政治地位,做了一个没有
    法律意义上的辩护和故意“抬高”。因此,在事实上,被我们认为是
    社会上“最优秀的阶级”实际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是指占中
    国人口80~90%的民众,所以如果我们历史地观察这一件事情,那
    么,可以说在近三至四百年的时间里,这是我们中国人在理论上公开
    主张普通人对政治事务拥有权利的宣传运动,而运动的本身也寓于着
    民主的一个最基本而又最广泛的意义:民主是普通人(过去的“贫下
    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政治,普通人在民主政治中享有权利(尽
    管这不是事实上的)。
    
    把上述的问题再推进一步,无非是说,在历史的对比中,我们发现,
    以前中国社会上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一直是为特权阶级和有钱有
    势的人服务,给他们这些极少数人脸上涂脂摸粉;这一次却不同,
    “理论”却为普通人服务,给普通人脸上贴金,尽管到最后,这样的
    方式看来是失败的(普通人的脸象玩牌时地被花花绿绿的纸条贴
    满)。但是,一个民主的意义浮出了水面──这不是没有意义的啊!
    用“宣传”的手法,人为地“提高”普通人的“社会地位”──这在
    中国是第一次;而这第一次,在我们民主的历史中,是应当得到科学
    评价的。这样一来,在一个败坏的时间里,我们又发现了“新生命”
    的种子。也只有这样,我们对专制的东西的批评,批判就不应该停留
    在共产党人的“历史否定主义”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学习会在批评、
    批评错误的东西的同时,剥离出其中的“新生命”成分。民主如果不
    建立在对普通人和普通事物尊重的基础之上,什么东西叫民主,就没
    有人可以知道的了。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曾经明确说道:
    
      “假使有人问历史学家,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
      什么?他可以回答:近代最新奇、最具有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
      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
      它所有的愿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
      它所有的成就与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引自
      《新史学》一书汉译本。)
    
    今天我们许多人在批判专制主义的时候,分不清楚观念的东西和事实
    的东西的区别,把特定时期中的某一观念引起的事实,只用此一种观
    念去解读,不明白在现代政治条件下一种事实可以接受多种解读的道
    理,以为所有的事实也都是一元化的。于是,他们在否定了旧的一元
    化的东西时,就闹出了个新的一元化的东西,甚至认为最好的民主应
    当是“中产阶级民主”或者“精英式的民主”。脱去了一个“无产阶
    级”的旧皮囊固然好,但换上了个“中产阶级”的新皮囊,又好到哪
    里去了呢?
    
    民主政治是如何应付人的复杂性的?
    
    人的意义不是单一的。因此,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给出了人一个阶
    级的意义,却忽视了人在文化上,在家庭或国家中,在宗教里,在历
    史中,甚至在文学上的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是很复杂的,很难弄懂
    的。这就必须要给出人一个非确定的、包容性很强的意义。也就是
    说,在看待人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使用民主的方式方法,理出一个民
    主的意义,并且以它来规范民主政治中的人。
    
    民主承认人的阶级性,也认为人以阶级为组织争取利益的行为的合法
    性;但是民主同时却拒绝任何一个阶级对国家政治的独霸和独揽,不
    承认任何一个阶级享有对社会实行“专政”的霸道权力。这样一来,
    民主政治就告别了政治上的一贯的传统,那就是政治要按照统治者的
    愿望来“改造”人,把人“塑造”成为一种“工具”性质的社会存在
    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卢梭用他的一句话给出了民主的一
    个意义:“大自然塑造了我,然后又把模子打碎了。”(《忏悔
    录》)对这一思想的正确诠释就产生了现代的思想:“我们都是同一
    把刷子刷出来的人。”(《甘地自传》)“所有人都是同一棵葡萄藤
    上的枝蔓。”(俄国布尔加科夫《东正教》)而宗教学家萨拉对每一
    个人说:“你是独特的个体──原本正装,绝非复制。”(《克服内
    心的挣扎》)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力不能够“复制”人,人必须保持住
    他的“大自然”“生产”的性质。而民主就是“打碎”任何以政治方
    式试图“复制”人的“模子”。就此而言,“阶级人”的“模子”必
    须被“打碎”,而曾经就位于其中的人要获得解放,是一条基本的原
    则。
    
    目前,在中国“阶级人”的“模子”虽然已经被废了,但是“复制”
    人的权力和权力结构却没有被“打碎”。因此,人虽然有了一定的自
    由活动之空间,但是人还整体上处在被奴役的状态而期待着解放。可
    惜的是,某些人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否认中国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从
    政治上解放人。因此,他们想用“自由主义”来指导中国目前的现
    实,而没有留意自由主义的那一条道路在中国到底能不能走通?在那
    些以自由主义取得胜利的西方国家中,社会进步的一个主要标志是建
    立一个“法律的帝国而不是人的帝国”(哈灵顿语)。可见,社会在
    还没有自由化、民主化的时候,先行“法制化”了,于是造成自由主
    义影响公民生活的条件就日趋成熟。可是,这样的情况在我们中国就
    是完全另外的了。在我们这里,立法的权力不在人民手中,所建立的
    “帝国”不是“法律”的,而是“人”的,而民主的运动恰恰就是要
    争回这种权力,因为,没有民主的争取运动,统治的中国共产党是很
    少有可能交出立法的权力的。就此而言,自由主义虽然是中国的“缺
    物”,但它不是救急的方法和方案,因此没有办法在中国实行之,就
    是勉强实行了,也不可能获得刀下见菜的效果,只能成为“书生的空
    议论”。
    
    自由主义在人类生活中发生决定性质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因此,在人
    类文化的多元结构中,它是一种很偶然的东西。而民主则不是这样。
    依据我们今天的认识,民主是人类社会一种普通的制度,是每一个人
    类文化的社会都没有理由拒绝的东西,也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要经
    历的事情。因此,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今天它变成民主的了,就
    好,说明它参与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今天变不了,那么明天一定会变
    的。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不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把那些以“国情”为借口
    的国家永远撇弃的。在这里,民主并不对人提出额外的要求。在人的
    问题上,它只是维持了人从“父母”那里所承受的一切。对这一切,
    它既不评论,也不褒贬,完全地由着人的“本性”。因此,在民主的
    生活中,你才可能发现不加掩饰的人类“本性”。过去我们不了解这
    一点。在看到了那时的民主社会中的“不加掩饰的人的本性”表现
    时,我们就说“瞧!资产阶级的政治是多么的腐败,资本主义社会又
    是怎样的被人欲的横流所淹没”。现在,我们不是这样看了。这也就
    是我们在政治上的一大进步;藉着这种进步,我们是会进入民主的!
    
    值得指出的是,在看待民主时,我们许多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五、六十
    年前的水平上,认为民主是“上帝”对于某些民族的偏爱。其实,在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就应该发现“上帝”的“爱”是“广泛”的、
    “普遍”的,不偏不倚的。每一个民族只要热爱民主,向往民主,争
    取民主,它就都可以得着民主!可以这样说,今天所有的不民主的国
    家都有一个在“上帝”的计划中酝酿着的民主运动,只不过这样的事
    实你是很难用肉眼观察到的,得需要具备一种民主的眼光。
    
    在我们普通的眼光中,人是具体的人。他上班打卡,在公司里循规蹈
    足,小心谨慎,唯上唯命,下班回到家,或坐在电视机前消灭时光,
    或在酒管里喝几盅,或在麻将桌上搓几下,或在朋友中说几句风凉
    话,政治这种事情好象与他们无关的──全世界的人都是一样,没有
    哪一个国家例外。可是呢?你如果有一点历史的眼光,那么你就会发
    现另一副你根本就解释不了的现象:普普通通的人在被民主的风气鼓
    动起来以后,他们简直象是“重生”了一次,变成了你简直不认识的
    人。事实上,他们也自己不认识自己了。每一个人好象都直接从上帝
    “讨”来了“民主”的“命令”,以为自己是可以“改天换地”的
    人。这样的事情别说在我们中国发生过,就是在民主进程已经完全地
    处于停滞状态的朝鲜和古巴,不也是在上一个世纪的头50多年前发生
    了“翻天覆地”式的“革命”性变革吗?所以,我判断,在朝鲜和古
    巴,“民主”这个“新郎”到来的时候,情况就如同《新约》上所说
    的“等待”他的“十童女”中的“五个愚拙的”那样,“她们都打
    盹、睡着了”(《马太福音》第25章)。
    
    因此,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讲人为什么要搞民主──好象是牵强附会
    的事情,但是,我们若对人的本性有了深刻的洞见的话,我们就会反
    问:“人为什么不搞民主?”同任何国家一样,我们中国人也是在患
    难中经历民主的。不过同目前民主国家相对比,我们为民主付出的好
    象是多了一些,因此,当民主还是一种被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我们
    “追求”行为就“疲劳”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就想坐下来,歇一
    歇;就在此刻,我们中间的“有知识的人”就发表了意见:“我们的
    付出值得吗?我们可否用最小的代价争取民主?”朋友们,这样的发
    问如果是套在了我们“历史问题”上,那是有益的;只是它若是维系
    着对“现实问题”的期待,那却是极其有害的。
    
      “要使一个民族的心灵改头换面,既不是靠某些片面的理论,靠
      某些道德与宗教的规律所可能办到的,也不是立法者与政治家、
      教士与哲学家能够胜任,必须经几百年的苦难与考验,才能够磨
      练那些要生存的人去适应生存。”(罗曼。罗兰:《约翰。克里
      斯朵夫》)
    
    依据上述的道理,我们在“生存”的时间上把那“磨练”我们“几百
    年的苦难与考验”这种为“适应生存”而做的努力放到了一个没有价
    值的坐标上去了。这是再明显不过的错误了。当然,我再说一句,这
    样的错误只发生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究其原因,这种事情与
    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历史上长期“靠边站”有关。在“大动乱
    年代”(1949~1949),他们“靠边站”了;在社会稳定与发展的
    50~70年,他们又“靠边站”了;80年代初,邓小平的政策让他们
    “归队”,但是“6.4”惨案后,他们又被排挤出局了。因此,他们
    和那些西方世界在近几百年的时间中一直“领”社会之“风骚”的知
    识分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在中国民主化这个大问题上,就贡
    献而言,他们的排行的的确确是“老九”。
    
    表现的人和表演的人
    
    上一个世纪60年代,社会生物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促进了人类知识结
    构的转变。科学家们在动物和生物的领域所做出的许多发现,给人类
    以非常重大的启发。在动物的世界中,科学家们发现了“领土原
    则”;发现了和人类等级制度几乎一模一样的“啄食序列”;发现了
    群居动物中的“社会合作现象”以及“社会分工”;也发现了“不劳
    而获者”和“游手好闲”者,就是在低等的群居动物社会中,类似于
    人类“仪式”的行为也随处可见;甚至科学家在“动物之间的搏斗”
    中发现了“克制精神和绅士风度”。理查德.道金斯在《伊甸园之
    河》一书中说:
    
      “动物自己的搏斗还是按规则进行的,往往是些威胁恫吓和虚张
      声势。胜利者还会尊重降服的表示,只要对方服输,也就善罢甘
      休,绝无趁势把对方置之死地的情况。”
    
    所有这些新的发现,如果被组织到人类的政治生活中来的话,那么,
    政治学就可以在社会生物学那里找到和自己联系起来的历史土壤。当
    然,就消极的解读而言,人类政治上现存的许多东西(如上所言,国
    家、等级、分工、斗争等)不可能从人的历史中彻底祛除好象有科学
    上的道理。因为,它有动物学上的存在意义。但是,就积极的解读来
    看,所有动物社会中都存在的那些东西在渗透了人的智慧之后,是有
    利于人类生存的,就象它在动物社会的存在有利于动物社会的生存一
    样。这样,人类政治理想的翅膀在张开以后,就不是飞向“天堂”,
    而是飞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落脚点。脚踏实际的政治就这样地组织和
    展开了。
    
    就整体意义讲,民主政治的建立,不可能指望它去改变人的“本
    性”,但是在人的“本性”意义上建立政治的基础。这就是人类的最
    好选择。就目前情况看,至少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看不出一个可
    以替代民主的新制度出现之可能。特别是在经过了大半个人类的共产
    主义、专制社会主义(1982年我写作《专制社会主义论》书稿提出的
    概念)的“实验”之后,这一点就更清楚了。以上的认识给我们带来
    了好处:人类本性不会轻易改变的事实迫使我们采用民主──这个不
    改变人的本性的制度。于是,民主制度的根子,就可能扎在每一个民
    族文化的土壤里,而不是“外来货”。我在写作《论民主起源的儿童
    游戏说》一文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此处不再赘述。所以,我认为人
    们在寻找民主“根源”时,“向外”寻找固然重要,但是主要是“向
    内”。民主之“根源”在任何一个现存的文化环境中都有着类似于
    “须根”性质的因素大量存在,只是它需要辨认。因此,如果有人象
    60年前的某些西方学者那样断言,某一种文化不适合民主,那时就陈
    词滥调了。
    
    我们中国的古代圣人,对政治事物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并且得出了
    清醒的结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尚书.大禹谟》)用这
    样的结论去研究政治问题,那么,它是符合我上面所说的社会生物学
    上的有关内容的:人在政治上还是要争高底,就好象动物社会的“啄
    食次序”一样地是“本性”中的事情。人在政治上表现自己,象演员
    演戏一样表演自己,也可以说是从动物性而来的“本性”的。鸟儿梳
    理自己的羽毛;孔雀展开自己的美丽的尾巴;蜜蜂在飞行过程中的
    “舞蹈”步伐──所有社会性动物中的为“仪式”而结合在一起的现
    象,都好象为着赢得“荣誉”。所以,古往今来的那一副政治历史的
    画面好象是没有改变的。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么被变革的事物的量
    是绝对意义上的少数,而不是多数。于是,民主政治在古今政治中就
    获得了顺序,一个新的假设就做了出来了:即使人的本性接近于动物
    的本性,那么动物社会和谐存在的事实,就为民主政治的成功做了一
    种背书。
    
    因此,在这个“民主的问题时期”,我们把民主从“理想”的那个
    “崇高”位置上降了下来时,看一看,民主到底是失去、还是没有失
    去意义就很有价值。现在,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不懂这个道理。他们在
    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总是想用“过时”了的东西来束缚自己的手脚。这
    就使我想起了瑞典作家费德里克.阿恩在《灵感》一书中,给人们讲
    的“削菠萝皮”的故事。让它来批评我们中国人不愿意“改变”的习
    性,是再好不过的了。他说:
    
      “查尔斯。巴贝奇是18世纪生活在英格兰的发明家和创新家,他
      一生做出过许多发明……,他抱怨英国人不愿意去改变:‘向英
      国人提议任何一种原理或一个机械装置,无论多么巧妙,英国人
      总会直接找到存在于其中的难点、缺点或不可能,如果你告诉他
      一个能削土豆皮的机器,他会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你用这个
      能削土豆皮的机器在他面前操作,他会说这没用,因为这个机器
      不能削菠萝皮’。”
    
    是这样的啊,在我们中国的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就是用“不能削菠萝
    皮”的话来拒绝新思想。
    
    在弄清了上述问题时,我们翻过头去看中国的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治
    历史,在其中能不能寻找出表现的人和表演的人,就是我要论证的问
    题。我的看法是:完全可以,只要我们方法正确。在过去,我们中国
    普通人经历了非常特殊的世界上的各国都不能与之比较的表现和表演
    时期,只是时间太短,太仓促,并且又遭到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解
    释,因而显得很复杂,不用创造性的批评、批判方法是一时间找不出
    来它的价值的。1966年当普通中国人认为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共青团
    组织和人物都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时,他们在“打烂”
    它的同时,就直接地以“我”的面目出现了,并且在“我”的不同认
    同中,“打”起了“派性战”。于是,人在政治上表演(“无产阶级
    的人”)的事情就和政治的表现(“我”是“无产阶级的”)之意义
    组合在一起了,造成了千年一遇的大变化。在政治上,人变得不知天
    高地厚,甚至一些普通不过的中学生们竟然想模仿毛泽东以“充当”
    “伟大的精神领袖”。平时在专制分子面前大气也不敢哈的人,竟然
    勇敢地把“当权派”拉下了马。平时间自称是“昆仑山上的一棵草,
    万吨水压机上的一颗螺丝钉”的人,竟然摇头晃脑地“大摆”自己的
    “观点”!在这里,如果说民主的政治给每一个普通人准备了“登”
    “天”的“梯子”的话,那么人自由上升到“神”的高度就是民主的
    第一意义。
    
    政治的辩证法在这里提醒人们注意,有第一必然有第二。既然政治上
    允许每一个人踩着自己的“登天梯”上升到人的“顶峰”──“神”
    的高度──,那么这必然形成一种竞争的局面。于是大家的“高度”
    都在升高,出发点上的“平等”也必然地表现在“登高”可以达到的
    高度上的“平等”。也只有在这样的时间中,人才认识了自己。用俗
    话讲,人才知道自己可以吃几碗干饭。但是在这里,你必然让人
    “动”,让人“上”,而只有在“动”和“上”的过程中,民主政治
    的精髓部分才可以为人所掌握。政治也只有在这个分上,才可以说服
    人。人类体育竞技活动中的那些“规则”才有可能被所有人遵守。把
    这一点,和我上面所说的社会动物学家所揭示的动物的行动“也是按
    规则进行”的话联系起思考,人类进步的这一头甚至出现了“返祖现
    象”,就一点也不奇怪。也只有这样,“流行马克思主义者”当年给
    我们展示出来的“人类最美好、最理想、最进步的社会”图画的虚妄
    性才有可能被我们看透。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用“民主社会的图
    画”替代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图画”,就走错了眼神,在昏聩中,我
    们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现。
    
    在表现过程中,人往往以为被表现着的东西是自己最优越的东西。这
    就好象一只求爱中的筑巢鸟在展开自己的翅膀时,以为自己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鸟一样。但是,在某一些特定的观察者们的眼睛中,这样的
    表现和表演却是世界上最恶劣或最令人恶心的。于是,就有了围绕
    “表现和表演”而发生的“搏斗”。如果这种“搏斗”是赤裸裸的
    “土匪”式的,那么它就是“专制”的。如果它充满“克制精神和绅
    士风度”(和上面所说的动物社会中的“搏斗”一样),那么它就是
    “民主”的,区别就这些简单。
    
    就这个意思你去解释民主体制中的戴上了传统的“王冠”的第一号人
    物──总统,其所以“能上能下”,原因也在于这是“游戏”,而他
    们不过是在“游戏”中表演得好一点罢了,就同鸟类表演中的杰出者
    一样,它们也不过是一只鸟。就此,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伟大政治
    运动有时候往往遭到人们的误解,原来是有特定的原因,它之中存在
    着即使不被误解也可以看成是道德上赤裸裸的“恶”之因素却用不着
    回避。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并不必然地需要人们“唱赞歌”,而“专
    政政治”在“赞歌”声消歇的时候就有可能寿终正寝。
    
    如果我们善于观察问题,在“专制主义”的“赞歌”中,人们听到的
    是政治上他们“丰收了……累累硕果”的话;但是在民主的政治中,
    人们听到的却是一片抱怨之声音:什么“没有民主”、“民主短缺”
    或者“民主稀少”的话。真实情况是:“丰收”的却歉收了,而“短
    缺”的却丰收了。就这个道理你去观察中国的政治,在所谓的今天
    “千年盛世”中,到处都说着“硕果累累”、“国泰民安”的话;而
    在40年前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中,人人都不是说着自己“受到了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的话吗?在这里如果你真正地发现了
    什么叫“拨乱反正”,那么,你就是可以讨论中国政治问题的人;否
    则,你就是一位政治学博士,大不了是个“御用学者”──这样的
    人,中国不缺啊!
    
    (2007-03-15)
    
    
    民主论坛 _(博讯记者:武振荣)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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