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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还有这么一面 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往事
(博讯2007年3月16日 转载)
    
    以下这些小故事,非常吸引人。大的历史事件,被史学家们讲了。小的历史细节,多在民间流传着。再大的事件,都由桩桩小事构成。小事件,更有可读性。您千万别忽略。
     周恩来,还有这么一面 (博讯 boxun.com)

    
    你知道周恩来指挥着地下党,但你知道这件事么?
    
    1929年11月11日,周恩来组织红色行动组暗杀了中共叛徒白鑫。
    
    8月,中共领袖彭湃和杨殷、颜昌颐、邢士贞被捕遇难,中共特工负责人陈赓很快侦知此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所为。周恩来指示坚决镇压这个叛徒,派陈赓严密地监视白鑫的行踪。
    
    白鑫察觉危险,决定出国避风,行前往在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的公馆里。范宅地处上海闹市区法租界霞飞路。白鑫严密戒备,深居简出。陈赓准确侦知白鑫上船的日期和时间,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所观察地形,部署行动。
    
    根据计划,陈赓、顺章指挥红色暗杀组埋伏在范争波公馆的周围。深夜11点,白鑫、范争波等一行7人出门上车,暗杀组突然以猛烈火力对其射击,发起袭击。白鑫等猝不及防,乱作一团。范争波身中3枪,重伤倒地。其保镖被弹穿脑际,其弟范争洛身中6弹,均当场毙命。白鑫在乱中夺路狂奔,拔枪还击,暗杀队员紧追不舍,终于将其击倒,打得脑浆迸裂方寸罢手。这一行动被报界称为“东方唯一的大暗杀案”。
    
    张学良是从什么时候挺起胸脯的?
    
    李敖真能挖掘,刨根究底地问,张学良,那晚你在哪里?历史上的张学良,曾经吸毒,曾经玩世不恭,所以,李敖这样的质问、或者这样的答案,都是有道理的。
    
    “凤凰台”的“李敖有话说” 的栏目里提出了1931年“九・一八”那一夜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在哪里的问题。当年“少帅”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风流倜傥的公子哥儿,口碑本来就不太好,又一枪没放就丢了东北三省,自然就成为众矢之的。上海《时事新报》同年11月20日发表的马君武的两首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更坐实了张学良作为“不抵抗将军”的恶名。您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山河,刹那间沦于敌手,而主政东三省的张学良却在北平与佳人跳舞取乐,而且诗中指名道姓,言之凿凿,这会激起国人多少愤怒。在大陆,近50年来,张学良是正面历史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也一直为他辨诬。
    
    李敖先生说,胡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张学良。又说“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当时她不澄清,她不说她不认识张学良,并且当时她还很得意。为什么呢?我跟少帅一起跳舞啊。他有名我也有名啊,我们两个加在一起,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相乘的效果。她不否认的结果就是张学良背了黑锅,怎么解释也没有用”。李先生这段话对胡蝶有点不公正。其实马君武的诗一见报,次日明星影片公司连续两天在《申报》上以胡蝶的名义发表声明辟谣说根本没有此事。因为当时胡蝶确实是在北京出外景,公司怕引起众怒。著名的导演、编剧、演员张石川、洪深、郑小秋等人也纷纷刊登启事为胡蝶澄清事实。以胡蝶名义发表的声明里甚至说 “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前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
    
    那么“九・一八”那个夜晚张少帅在干什么呢?许多材料说那晚他在看戏。李敖先生也引一度做少帅副官的何世礼先生的意见说,那天张陪着何世礼将军的老爸何东爵士看戏,看到一半,突然来了电报,张少帅看了也未与何东告别,匆匆而去,再没有回到包厢里。何东觉得张学良失礼,还有些不高兴。第二天在报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发动事变的消息,才明白张不辞而别的缘由。这种说法似乎很确凿。
    
    我看到过另一种记载,这是20世纪留法名人盛成先生的回忆录《旧世新书》中所提供的另一种说法。他说“九一八” 这天,他到华乐戏院看戏,而且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后来沦为汉奸)唱戏。书中说“他不在南京办公,跑到北平唱戏,请帖送到了张继手里,张继又打电话给我,我们就一起去了”。我查了历史记载。1931年9月褚民谊曾到新疆出差,9月5日来到北平。盛的回忆录中又说:“这天,褚民谊唱的是《空城计》,演诸葛亮的是他的秘书。张学良也去了戏院,包厢就在我们旁边。正看戏时,东北来了急电。因为张学良下令任何人不准进他的包厢,结果送电报的找到了我们这儿。张继让我问一问情形,来人告诉我是东北来的紧急电报。我慢慢敲了敲张的门,门没有开。戏散后,我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一个紧急电报给你。’张一看很着急,拿着电报就走了。”(见《旧世新书》P16―17,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这个说法与李敖先生介绍的说法有许多不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张未曾在戏演了一半时退场。盛的回忆中提供了一些细节。一是看戏的地点,华乐戏院,也就是今天的大众剧场,在前门外鲜鱼口里;二是当晚褚民谊演的戏,这很特殊,因为褚民谊是票友,又是高官,其公开彩唱,必然给人们留下深刻记忆;三是张继与盛成一起看的,当时张继是国府委员,兼华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盛刚刚做了他的秘书,陪他听戏,必然印象很深。现在出版的回忆录很多,但其公信力却在下降。盛成口述这本回忆录时也有八九十岁了,记忆也许有误。但其提供的一些细节又与历史吻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李敖先生说他藏有何世礼先生的日记,并在节目中亮给观众看。不知其中是否有关于“九・一八”这一天的记载,如果日记中有记载,并如李敖先生所说,那么这是最准确的。如果没有,何世礼将军也是仅凭记忆,那么盛成先生提供的说法似乎更值得采信。
    
    你想不到,贺龙曾经这么幽默过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他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这段往事大家都清楚,其实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这位后来的共和国元帅,曾这样“抱怨”过--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隐蔽起来,周恩来找到他,说:“贺老总,你的首级可值钱了,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收买你的脑袋咧。”元帅连连摇头:“掉价喽,掉价喽,起义前,蒋介石为了拉我,给我500万现光洋外加一个汉阳兵工厂,还封了个武汉卫戍司令,我就是不跟他走。现在蒋介石怎么又那么小气了。”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大部分官兵对红军改名、戴上青天白日帽徽不理解,抵触情绪很大,换装成了部队领导头痛的一件事。120师在陕北的庄里镇举行了一次庄严的改编暨抗日誓师大会,朱德总司令、任弼时政委都到了。朱总司令主要讲了换装的必要性、抗日救国的道理。任弼时又讲了一会,也是重申换装的重要性。台下一万多名官兵鸦雀无声。接着贺龙作了演讲,风格和前两位截然不同。他说:“10年前我们为什么丢开白帽子带红帽子,今天为什么收起红军的帽子戴上国民革命的帽子?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国民党的官服我穿过,因为国民党叛变革命,我痛恨它,不穿了!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意带头穿上灰军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最后,贺龙语出惊人:“只要是为了民族解放的事业,老子穿花裤子都可以!”话音一落,满场笑声,连一向严肃的朱老总和任弼时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120师全体官兵都高高兴兴地换了装。
    
    “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   
    
    贺龙好动,爱闹,很少有安静的时候。调北京工作后,他和陈毅、罗荣桓住一起,经常拉着两人一起聊。陈毅性格和贺龙相投,两人都爱笑爱闹,风趣幽默。
    
    26届世乒赛是第一次在我国举办的世界性赛事。赛前,国家乒乓球队心理包袱很重。贺龙拉着陈毅去看望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为运动员减压。贺龙第一句话说:“今天,我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不是给你们增加包袱来的。”“哈哈哈。”会场上,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他接着说:“我们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到现在,还不到9岁,是个‘红领巾’!一个9岁的娃娃,要把30多个国家包起来,把7个奖杯都当包袱背起来,是背不起的。身上没有‘杯子’,就可以放松打。7个杯子压在身上,就打不好。7个杯子你们都留下,人家远道而来,一个杯子也争不走,岂不扫兴?我们一个杯子也不要,准备别人全拿走……杯子不稀奇嘛,中国做得最好,你们要,自己可以多做几个。”
    
    一席话,让大家更是乐不可支。这时,陈毅元帅站起来说:“贺老总说得对!有啥子‘包袱’嘛?你们打输了,我请你们吃饭!”
    
    贺龙大笑:“打输了,陈老总请客。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总之,都有饭吃。”
    
    两位元帅一唱一和,引得屋子里又一次爆发出愉快的笑声。
    
    一桩案子,许多年后才明就里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容易,所以能支持到底的干部、战士,无疑都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但是,300人神秘死亡,这是谁干的?没有人能知晓,直到解放后,才冤情见天。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毛泽东的这首脍炙人口的《清平乐・六盘山》是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南后意气风发的即兴之作,对人们来说可谓耳熟能详。然而,就在这六盘山脚下,曾经发生一起大批红军战士突然死亡的惨痛事件,令人扼腕。这起谜案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终于为今人所破解。
    
     1935年10月15日,毛泽东率领红军陕甘支队历经长征,到达甘肃环县洪德地区。洪德是蒋介石近期部署各路国民党军“围剿”红军的最后合击地,由于毛泽东判断准确,决策及时,马不停蹄,中午率队即迅速全部通过洪德一线东进,使两个小时后从不同方向合击而至的6路国民党军扑了空。随后毛率领陕甘支队第 1纵队东驰15公里,到达陕甘交界处的耿湾镇宿营。
    
    洪德突围脱险后,毛曾幽默地说:“又让他们白跑了一趟,我们赢了。这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他们是革命的种子,将来撒向全国,那可是要带动一大片的。现在再也不能让蒋介石随便端了去。” 然而,第二天黎明,被紧急唤醒的毛泽东被一纸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红军命案”,驻在镇外附近的红军部队,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集体死亡300余人!报告很简单,这些红军指战员在昨天宿营前,还一个个还是生龙活虎,可在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声音。初步判断的死亡原因是食物中毒。
    
    历经千难万险保存下来的300多个革命种子竟然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从红军队伍中一笔勾销了。毛泽东震怒了,全军上下悲声一片,大家经过调查分析,一致认为是敌特投毒所至,发誓要抓住凶手为死难的将士报仇雪恨。红军相关机构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分子。红军到了根据地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事,派专人特地来对此事立案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终没找到任何线索和确凿的证据,此案便成了一桩未了的悬案。随后的几十年中,“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耿湾镇“红军命案”均被作为重点问题进行调查,当地曾一度被弄得人人自危,个个提心吊胆,曾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和冤枉了许多好人,但终因未破,成为尘封已久的历史之谜。
    
    1989年秋天,驻宁夏的解放军给水团奉命到六盘山东麓的环县进行水质调查,在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偶然交谈中,得知当年发生在耿湾镇的那件久悬未破的疑案。该部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受职业关系启发,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决定揭开这个秘密。他们以锲而不舍的执着探索精神,翻山越岭,踏遍六盘山麓的沟沟坎坎,寻访当年的目击者。一些老者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上下来后,一部分沿马坊川、罗山川等地到达耿湾,那时天已渐渐黑了,部队又累又渴又饿,许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找清澈的泉水喝,万万没想到,第二天竟无声无息地死了好几百人。”
    
    王学印和王森林根据现代毒理学的原理,结合已经掌握的耿湾镇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观察及采样分析,初步认为,300多名红军是由于当地自然生成的氰化钾、氰化钠中毒致死,而非任何人为因素所致。他们发现,一是耿湾镇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水中钾离子含量很高,1吨水中纯钾量达到1000至2000毫克,而正常情况下,1吨水中的纯钾含量只有500毫克,此地的钠离子含量也远远超出了标准含量。二是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与泉水一起呈间断状溢出。耿湾镇地域属延长盆地高含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十分发育。这些气泡若从油层中溢出,在构造层活动期间,有时就很可能会带有大量氰气,由于氰与钾、钠最具亲和力,氰与钾、钠结合生成氰化钾、氰化钠两种剧毒性结合物,一旦人体摄入50微克氰化物,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在无任何痛苦情况下,不知不觉无声无息地死去。
    
    为证明这一论断结果,两位工程师用整整3年时间,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分析是正确的。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含有剧毒氰化物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很快就窒息死亡,因种种原因没有来得及下沟喝水,而是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别的水的红军指战员就闯过了这一关。在今天看来,此案并非疑难案件,但在6O 年前的特殊历史背景及毫无检测手段的情况下,确属疑案。现在六盘山下这桩尘封半个世纪的历史疑案终于被揭开了,如果毛泽东九泉有知,也可以放心了,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老子英雄儿好汉
    
    自古中国有句老话,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仇敌忾、合力杀敌,既是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也是为了自身的最高利益,赞! 
    
    当年日军为什么打不到陕西
    
    你可能知道陕西能够不被日军占领,抗战军队里有大功,但伟大的母亲----黄河的作用你知道吗?
    
    1937年7月以后,日军占领了我华北大、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线的土地,又向南方大举进攻。入秋后,又派出兵力,直扑陕西。他们认为打下陕西,就可进军西北和西南,配合其南下大军,速战速胜灭亡中国。
    
    他们更认为,陕西是抗日中坚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西安是张、杨逼蒋促成全国抗战的基地,打下陕西是对中国抗战精神的致命一击,先灭为快。
    
    还有,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已开到晋西北前线,在关中的杨虎城部队主力也开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前线。陕北留守的部队只有1万多人,要防守 300多公里的黄河西岸;关中留守的6000多人,要防守100多公里的关中东部。日军先后投入进攻的部队有5个师团,3个旅团,四五万人,三倍于我军;又有空军、炮兵配合,日军以为可以轻取而胜。
    
    趾高气扬,气势汹汹的日军迅速推进到陕西东界的黄河东岸,但一看黄河,为之失色;世界上竟有这样雄伟的河流,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
    
    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岛国,长不过1800多公里,最宽处只有200多公里,最长的河也只有300多公里。日军在黄河天险面前无能为力。
    
    经过一冬的谋划,敌人采取的战法是:先用空军对我守军狂轰滥炸,使我无力还击,然后用武装的船只强渡占领渡口,后续部队迅速登陆,汽车、装甲兵马上开来。
    
    而我军早已作了准备,在山区中修了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敌人船只开到河中时,打个人仰马翻,并向对岸敌军发射迫击炮,坚决顶住,迂回渡过黄河,从背后打击敌人,使他顾不得渡河。
    
    从1938 年到1939年底,日军从府谷渡口到潼关渡口,发动了大小20多次的渡河战斗。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投降了日本,汪精卫建议要快占陕西,要狂轰滥炸西安和黄河各渡口,就可战胜*和杨虎城所部。日本人更忘乎所以,他们对陕北宋家川(即吴堡)这个大渡口,一连进行4次攻击,最少时用兵 500人,多时1500人,飞机大炮开路,战船跟进。但我军在敌人滥炸时,集中向敌船发射火力,打得敌人仰船翻,落荒而回。但回到东岸时,准备渡河的后续日军又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阵营大乱,赶快向太原方向退去。日军先后在府谷、神木、佳县、吴堡(宋家川)、枣林坪、马头关、大庆关、潼关发动的进攻,也是每次出动5000-10000人的兵力,都遭到同样的战法而被击退,这都是因为有黄河作屏障。正如诗人李白所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值得再提的是,杨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大荔)邓宝珊所部在榆林向企图从东、从北(包头)强渡黄河的日军,都给了迎头痛击。府谷和大庆关(朝邑)都被日军一度占领,很快就被他们反击收复。1939年后八路军在华北建立了根据地,日寇再无力西顾了。
    
    正因为有上述胜利,日军未能占领陕西一寸土地。使陕西得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特别是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又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领导中心。
    
    陕西能够不被日军占领,抗战军队里有大功,但伟大的母亲----黄河的作用不可轻视。
    
    黄河从府谷向南到韩城禹门口,是奔腾在陕西、山西间的峡谷中,一泻千里,从天而降,吼声震动,力冲万钧。壶口之险飞鸟罕至。黄河在禹门口,猛出峡谷,一展数十里之宽,如海如潮,泥潭、沼泽四布,流向深浅莫测,从古至今为军渡之大忌。
    
    1939年被我俘虏曾在宋家川渡河的日军一司号兵山田说:“船到河心,每一个浪就是一座大山,船过了一个浪头,我们都吓一脸煞白,全身发软。哪还能打仗。大大的可怕。”在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多次追击我撤退到山西的机关,但一到黄河,则溘然而至,扫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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