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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梅荪: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
请看博讯热点:赵紫阳逝世

(博讯2007年3月12日 来稿)

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
    1,赵紫阳与弗里德曼
     2,紫阳未尽的政改宏愿 (博讯 boxun.com)

    3,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简介
    4,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摘自世界银行报告)
    5,紫阳两周年忌日访民祭拜纪实
    6,紫阳两周年忌日的沉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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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文(之1)
    
    本文作于紫阳两周年忌日,谨献给紫阳的家人和一切热爱紫阳的人们
    
     赵紫阳和弗里德曼
    俞梅荪
    
    弗里德曼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与凯恩斯齐名,被分别誉为20世纪的前50年和后50年里的经济学巨匠。他的去世,使世界少了一位热爱中国,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主动及时地提出批评和建议的大师,这也是中国的损失。回顾他与赵紫阳探讨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所面临的要害问题和巨大风险与挑战,以及他对中国问题的长期关注和见解,对我国未来的改革具有现实意义。
    
    15年前,我曾聆听弗里德曼的讲演,使我难以忘怀的并非是见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是被他那深入浅出的讲演及其平民气质所深深吸引。多年来,我时常想起他,有时还要对人说起。1984至1994年,我在中南海从事经济立法工作,虽然我对经济学仅一知半解,但我亲历那个变革的时代,了解当时的一些人和事。他的辞世和赵紫阳两周年忌日之际,引发我深深的怀念与思考。
    
    弗对美国经济政策的贡献
    
    弗里德曼经历并参与美国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到90年代柏林墙倒塌以来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历史变迁。
    
    1971年初,弗里德曼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白宫研究员委员会委员。他提出的志愿兵役制、家庭援助计划等经济政策被尼克松采纳并取得成效。但他坚决反对尼克松要求加快货币供应的决策,他认为这将导致通货膨胀。尽管尼克松表示同意,但却认为,这可确保1972年大选前的短期内经济发展。弗里德曼则认为,不值得以今后的严重通货膨胀为代价来赢得大选。他还坚决反对尼克松对工资与物价的限制。虽然弗里德曼的这些意见未被采纳,但尼克松在后来竞选时面对电视观众说:“我对弗里德曼非常敬重。”
    
    多年后,弗里德曼认为,尼克松1971年所实施的对工资与物价的限制,对国家造成的损害,要比后来导致他下台的后果更严重。同时,他感激尼克松给自己的机会和好意,并认为尼克松的天赋从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对尼克松由于超常的傲慢与野心,在竞选中不择手段,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弹骇即被人民赶下台的总统而深受折磨,深为同情。(注:其实,尼克松不使用非常手段也能当选总统,就不致于在日后案发而被弹骇。)
    
    1980年,弗里德曼被里根总统任命为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委员。里根坚持限制货币供应量,防止通货膨胀。结果正如弗里德曼所预见的,1981至1982年发生严重的经济萎缩,里根在民意测验中的公众支持率急剧下降。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通货膨胀率开始回落,经济开始增长,公众的支持随之大大回升。1984年,里根获得压倒性多数而连任总统,踏上政治坦途。当时,里根不仅要应付可能导致下台的巨大的短期政治风险,还要面对在经济界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影响。弗里德曼坚持认为,通过紧缩货币可以扼制通货膨胀,即使因此而承受一次经济萎缩也是值得的。弗里德曼支持并鼓励里根采取新的经济政策而取得成效,被里根授予自由勋章。①
    
    弗里德曼鼎力辅佐两位三届总统,他提出,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他否定曾提倡政府干预经济而促使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的美国主流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他每每对总统直言相谏,而且不怕失业,不怕受迫害,俨然具有我国唐代明相魏征的风范。当然,先要有伯乐才能有千里马,先有唐太宗李世民才能有魏征。
    
    赵紫阳会见弗里德曼
    
    1984年9月,赵紫阳给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写信,提出关于价格改革问题。他指出:“价格是最重要的经济调节手段,由于商品比价不合理,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而不是通货贬值。还要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陈云复信,完全赞同。②
    
    1984年10月,赵紫阳在启动放开价格的改革时曾说:“改革总得过这一关,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假如一次把价格放开,也许会天下大乱,我下台。但三五年后市场形成了,人民会纪念我。个人是无所谓的,但这种做法太冒险,国家和人民受的损失可能会太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③
    
    1988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全体会议认为:我国进入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要迎着风浪前进,坚决而又稳妥地把改革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会议指出:价格和工资制度改革需要有统盘的考虑和系统的方案。会后,中央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此后五年特别是1989年的价格、工资改革和配套措施问题。④
    
    1988年9月,弗里德曼和张五常(香港大学经济学教授)访华,当时我国正处在价格改革闯难关的阶段,由于发生一些物价上涨和抢购与通货膨胀的现象,鉴于当时的形势,价格改革还没有启动,政治局决定立即停下来。改革似乎要停滞,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弗里德曼时任辅佐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经济顾问,价格改革正是他的专长所在,他为此而希望会见赵紫阳,以提供咨询意见。
    
    9月19日下午3至5时,赵紫阳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弗里德曼。赵紫阳说:“在经济学方面你是大教授,我是小学生,你多说,我多听。”他先介绍我国改革的情况:“目前,价格改革已经提上重要日程,不是要简单的调整价格,而是要形成价格体系的机制,由市场来决定价格。”他指出:“今年的通货膨胀现象比较明显,是几年所积累起来的。如果不治理,放开价格就意味着物价上涨;如果上涨幅度大,人们的承受能力就有问题。无论是价格改革,还是治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企业的运行机制并提高效益。今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价格改革、治理通货膨胀、实行企业股份制,要解决这三个问题的难度不小。但是,中国改革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会一步一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弗里德曼说:“要抑制通货膨胀,只有约束货币供应量,在中国就是要少印钞票。放开价格,对控制通货膨胀是有利的,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鼓励储蓄,防止浪费的投资现象。如果储蓄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就不会去储蓄,企业就因为利率低而争相到银行贷款,这种不考虑经济效益的投资是一种浪费。如果把利率放开,完全由市场调节,可以鼓励人们去储蓄,也可以避免浪费性的投资。从美国、日本的情况来看,放开价格,实行价格改革,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
    
    赵紫阳说:“我们不打算采取控制个别物价的办法,而是要通过管理货币流通量来控制通货膨胀。正如你所说,要利用银行机制。但是,中国的银行改革刚开始,很难像西方那样,通过抽紧银根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国家银行必须同国家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现在抽紧银根,可能会使农业被抽紧,而重复建设却并没有被抽紧。”
    
    弗里德曼当即指出:“这是由于政府部门在上层控制了权力。”赵紫阳说:“一方面是地方政府控制,一方面是银行本身的职能不合理。”
    
    弗里德曼列举了南斯拉夫、印度等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并指出:“改革最关键的是,不要半途而‘胶着’,处于不进不退的状态,这样反而会使问题更为严重和持久,这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更大。”他主张大刀阔斧的继续推行改革,解除政府对市场的管制。他衷心希望:“中国的改革取得成功,人民更加富强。中国可以用30年时间取得西方国家200年所取得的成就。”⑤
    
    赵紫阳说:“非常感谢你谈了很多好的意见,我和我的同事们会很好研究你的建议。”弗里德曼说:“你刚才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但听到你对中国经济的分析,你的本质是教授呀!”赵紫阳:“我只读过中学。”弗里德曼说:“有些人念书不多,但学问非同小可。”世界上最庞大的共产党首脑与世界上维护私有制的经济学巨匠之间,不但谈得投机,而且相互欣赏,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此似乎融合了。⑥
    
    会见结束,赵紫阳送弗里德曼一行出来时,担任记录的林保华“见赵紫阳显得心事重重而感到,看来他是知道这些主张虽然正确,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却很难实施。”⑦
    
    随行的张五常写道:“赵老带我们到门外,解释哪个是中海、哪个是南海。汽车开行了,我立即对弗老说,赵紫阳懂经济!弗答,他不仅懂,而且很深入。我说,赵紫阳说得那样层次分明,是为了这次会谈而作了不少准备吧。弗答,不是的,他对经济问题日思夜想,不需要准备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自己周游列国五十年,遇到政要无数,但从来没有遇到像赵紫阳那样思路清晰、论事客观、诚恳可信的国家领导者。
    
    在会见赵紫阳的当日上午,弗里德曼在北京科学会堂作题为“市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的讲演,孙尚清、陈岱荪、吴敬琏、厉以宁、杨培新、廖季立、于景元、金观涛、戴晴等众多学人参加,提问踊跃,达50多个,因时间有限只回答了30个问题。
    
    9月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
    
    弗的讲演通俗易懂
    
    1993年10月,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再次访华。当时的背景是,自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提出发展市场经济以来,新的改革开放在全国得以迅速发展,同时又出现了不少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央提出抑制经济过热,经济学界面临极大的挑战。弗里德曼和张五常在北京的京城大厦会议室,由上海来京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为其主持讲演会,几十位学者到会。
    
    81岁的弗里德曼在简短的讲演中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希望,使人以总体上的清醒认识而增加信心。他用词极为通俗易懂,准确无误;他有问必答,中肯谦和,使人折服;他个子矮小,思路敏捷,眼里充满着笑意和博爱,闪烁着智慧之光;他衣着朴素,和蔼可亲,犹如在课堂里善待每一位学生的中学教师。高深的理论竟被他表述得简单明了。如果说,有的人做学问是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弗里德曼却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者。倒是他的晚辈同行张五常,用英语作的长篇大论却高深莫测,女译员翻译得很吃力,还多次被张五常用英语打断并用英语纠正,可见他比译员更在行,致使译员无所适从。我和在座的不少人则什么也没有听明白,或是没有听到任何有新意的内容。
    
    弗里德曼此行会见了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写道:“江泽民首先要我发表评论,我对中国的金融问题、复式汇率以及提供外资过度优惠的看法讲了约10分钟。接着江泽民滔滔不绝地谈了约45分钟,用掉了我们预计会面的绝大部分时间。我估计江泽民可能并不打算听取我们对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看法。”会见时,江泽民介绍自己在上海执政时,治理“菜篮子工程”的事。⑧
    
    2001年5月2日,弗里德曼接受全美国电视直播采访提问:你对中国的改革前景和加入WTO之后的发展前景有何判断?他在15分钟的回答大意是,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只要中国坚持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减少政府的干预,逐步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获得更大的经济自由和选择空间,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在20年左右超过日本。他又强调,中国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和专利保护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和服务都需要获得可靠的保障,中国需要几十万名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律师,中国人将有可能以市场契约来替代行政约束。⑨
    
    弗忆紫阳寄深情
    
    2006年1月,在赵紫阳周年忌日之际,已经94岁的弗里德曼深情回忆往事而撰文:“1988年,我与赵紫阳的难忘会谈,他给我留下了高智慧与高品格的印象。我历来相信,一个人对经济的感受是天生的,不是从教育学得的。很多智慧了不起而受过高等训练的职业经济学者,只懂得经济学的词汇,但却听不到其中的音乐;有些人没有受过经济学教育,但却对经济有着很好的直觉。赵紫阳给我的印象是后一种人,他展示着对经济情况的老练理解和对市场运作机制的熟悉,又知道中国还要有大的改进,他对改革的各种建议和考虑敞开大门……。”
    
    弗里德曼最后写道:“赵紫阳作为总书记,他不是为了毁灭共产党。他深信扩大市场机制的运作会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巩固党的权力与稳定。他不认为党因此而要控制经济发展的细节,而是为了党,他们要改进人民的生活与福利。我同意他相信的多种市场机制会改进民主,并不同意这会同时巩固党的地位,但我对他的诚意却深信不疑。”⑽
    
    陈希同的诽谤
    
    1989年6月30日,当时的国务委员兼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所作《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赵紫阳去年9月19日会见美国的一位‘极端自由派经济学家’以后,一些据称与赵紫阳‘智囊团’有着密切联系的香港报刊,大肆进行宣传,透露出‘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的政治信息。”⑾
    
    其实,在会见时赵紫阳还说到:“最近,香港报刊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很多报道,说什么中国高层领导发生了分歧,哪个人和哪个人有分歧,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领导人,包括我本人,需要经常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所以,当时即使香港报刊有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和报道,也与赵紫阳无关。况且,赵紫阳对邓小平一向非常崇敬,邓小平更是赵紫阳的最大支持者。
    
    当时,弗里德曼在归国途中与人交谈中认为,赵紫阳是他见过的国家领导人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回到美国多次作关于中国的演讲,并且录了音。1989年“6、4”时,国内的一个小报说是,赵紫阳曾对弗里德曼讲,要不是中国的体制,他还可以更放手地推进改革。小报作者说,赵紫阳这是针对邓小平的。于是就有了香港媒体的报道和陈希同报告中的那些话。张五常听到这些消息后,回想在会见时,赵紫阳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是不是弗里德曼回国后讲的?张五常立即打电话问弗里德曼,弗里德曼说没有讲过,并把全部录音寄给张五常。张五常听了录音,也没有发现弗里德曼有这样的言论并在香港发表文章加以澄清。⑿
    
    这次会见固然产生了突破传统的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些前瞻性的思想火花,却被陈希同捕风捉影而莫须有地当作引发9个月之后发生 “反革命暴乱” 的一个根源,可见他早就居心险恶地窥探赵紫阳的各种信息,编造这些所谓“倒邓保赵”的黑材料,制造党内的混乱和分裂,进而挑起所谓“保邓倒赵”的闹剧,取悦邓小平等元老,这才是引发动乱的真正根源,这才是分裂党的严重罪错啊!邓小平是出生入死且三起三落的大政治家,未必在意这些谗言,但经日积月累就难免由量变到质变了。
    
    1989年6月,赵紫阳因所谓“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而下台。改革不仅仅处于胶着状态,更是大大倒退了。直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和10月中共十四大以后,改革开放重新回到赵紫阳开辟的道路上。我国历来就有:干的,不如说的;说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打小报告的。胡耀邦、赵紫阳、岳飞、袁崇焕等志士仁人,均被乱臣贼子所害而陷入十面埋伏的传统人治恶俗怪圈无以自拔,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是国家和人民的悲剧。
    
    1997年9月,陈希同被捕,以贪污和玩忽职守罪判刑16年。其实,他撒下了弥天大谎,犯下的是极其恶劣的诽谤罪,对国家的大局和历史进程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真是报应啊!但是,判他16年刑则太少了。
    
    身后未了事
    
    2006年11月16日,弗里德曼去世,美国总统布什说,美国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公民,他是革命性的思想家、杰出的经济学家,他的工作促进了人类的尊严和自由。
    
    如今,20世纪的这两位巨人都已谢世,陈希同对他俩的诬陷竟然延续18年而至其身后。然而,这又有何妨!全世界在怀念赵紫阳和弗里德曼,后人从他们留下来的思想光芒中得益,站在两位巨人的肩上继续前行。正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
    
    学者评语
    
    张显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审阅本文后来信:赵老离去已经两年,世事仍无进展,令人叹息。赵老不仅懂经济,而且懂政治,是一位真正的领袖人物。你的文章把赵老在经济方面的真知灼见和弗氏的伟大和高明反映出来了。
    
    孟贵教授(山东某大学)来信:此文让我了解很多过去时代的历史事实,这些大众都不了解的真实记录难道就不能像一般的文章那样发表吗?我是政治盲,历史已经走过去,就不能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吗?我想,凭着你的正直、坚韧、执著,一定能有结果的。
    
    网友:精于打小报告的斗筲之徒,只顾自身在官场上的眼前利益,罔顾国家民族大计,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附记
    2007年1月,紫阳两周年忌日前夕,我读林保华先生《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文,此文引发我深深的回忆而撰文,本文中借用林文中的一些内容。(佛利民是弗在香港的中文译名)
    1月17日,紫阳忌日,我到紫阳书房缅怀,送上本文(初稿),经紫阳的子女赵大军、赵二军、王雁南、赵五军校阅,他们还把两大本《赵紫阳纪念文集》(香港出版在大陆被禁而珍贵稀少)送给我,要我读其中弗里德曼的文章和他与赵紫阳对话的全文,使我对本文作了补充,又经王雁南审阅。
    本文承蒙当年赵紫阳倚重的经济学家林凌审阅并指导,还补充史料;黄河清先生修改本文,戴海燕女士要我读《弗里德曼回忆录》,北京大学夏业良教授要我读他的亲历纪实文《走近弗里德曼》,王均、王俊秀、唐中华、张洁、王君、叶子、唐子等朋友提出修改意见,大家的热情鼓励和指导,使我受益匪浅,特致谢意!
    
    (本文初稿《怀念弗里德曼与赵紫阳》3000字,已发香港《开放》杂志2007年2月号,重写为7000字,《民主论坛》2007-02-14)
    
    注释:
    ①综述《弗里德曼回忆录》第23章“我为尼克松和里根总统做顾问”,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④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20060820,www.people.com.cn
    ③陈一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赵紫阳精神》2004-10-15
    ⑤《赵紫阳与弗里德曼的对话的全文》,吴国光等编《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第35至43页,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⑥张五常《悼紫阳》,吴国光等编《赵紫阳纪念文集》第237页,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
    ⑦⑧林保华《佛利民与赵紫阳会晤的回忆》,香港《动向》杂志2006年12月号
    ⑨夏业良《走近弗里德曼》,xiayeliang.blog.sohu.com
    ⑽弗里德曼《赵紫阳之会》,吴国光等编《赵紫阳纪念文集•续编》第34页,香港太平洋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⑾陈希同《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1989-06-30,中国人大网,
    www.npc.gov.cn
    ⑿林凌(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2月10日审阅本文并提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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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之2)
    
    紫阳未尽的政改宏愿
     俞梅荪
    
     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民主政治,两者缺一不可。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市场经济,使经济得以大发展。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能进行,造成今日的权贵经济和权贵法制,官场腐败、贫富悬殊、道德沦丧、民怨沸腾、法治虚无的不堪局面。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曾经多次指出:“要以政治体制改革去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并上下求索,努力推进。
    
    1987年10月,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报告中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立高度民主、法治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1989年赵紫阳下台,他致力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雄心壮志未能付诸实施,痛失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004年9月10日(赵紫阳离世之前四个月),安志文冲破阻力,到富强胡同探望病危的赵紫阳,探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主要共识如下:
    
     ──当前的经济形势不错,但社会问题很多,这是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的跛足改革造成的,后果为:一是腐败,虽然年年反腐败,但腐败还是在发展;二是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两极分化。我国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是听任问题的发展,成为权贵的市场经济;二是搞好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出现哪种后果,取决于是否搞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社会问题积累,最后可能出乱子。近年来,各地的群体性事件年年增加,2002年40,000起,2004年70,000多起,有人认为是群众闹事,其实多数是人民自发的维权活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阶层分化,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作为政府的公权,应当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不应偏向某些集团,更不能用公权谋利。现在很多部门用行政权力为自身的部门利益服务,这就把公权为某个利益集团所用。总之,民主问题不解决,长治久安不 了,搞不好的话,就会出现权贵市场经济。要解决民主问题,就得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搞好市场经济,也得靠这一条。关键是民主,要让人讲话,不能搞舆论垄断。
    
     赵紫阳认为,只有走民主法治的道路,才能使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这是实现中共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也是关系中共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1〕
    
     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将完成的《贫困评估报告》初步研究认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 管是什么样的人,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社会保障体系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2〕
    
     1987年10月,赵紫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发展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民主政治。”两者缺一不可。如今,我国的经济似乎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这种跛足改革所造成的后果却使穷人更多且更穷了,这不是改革开放的目的,更不是赵紫阳的目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注】
     1、安志文《赵紫阳的改革功绩是不可抹杀的》,《动向》杂志2006年5月号;安志文,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1982至1987年,赵紫阳总理兼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2、世界银行《贫困评估报告》
    
     (原载《民主论坛》200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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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之3)
    
    弗里德曼的经济理论简介
    俞梅荪整理
    
    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因创立消费函数理论、货币历史和市场稳定政策而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货币理论影响了尼克松以来的三届美国总统的经济政策,他提出的政府不应过度干预经济运行的自由市场。
    
    弗里德曼坚信自由经济可以实现自然的经济状态,政府干预却破坏了这种状态。他提出,政府应尽可能地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其任务只是每年适当增加货币的供给,以保证经济的顺利发展。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时,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都曾把他的建议付诸实施而取得成效。
    
      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倡导“自由市场经济”,他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在当时笃信政府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他遭到世人的嘲弄,受尽白眼。
    
      在美国国内,他在50年代提出的低税、教育凭证和负所得税等主张正被公众广泛接受;在国外,他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运行的理论已被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普遍接受。
    
      他与凯恩斯齐名,但其经济学理论却与凯恩斯背道而驰。在凯恩斯主义提倡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为主流时,弗里德曼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政府的干预常常加剧经济的波动。
     
      对美国1929到1933年经济大萧条原因的解释,凯恩斯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因此仅凭私有经济本身的力量,并不能走出景气循环的低谷,且还会越陷越深,并由此而提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被当时的罗斯福总统采纳。1963年,弗里德曼认为,造成大萧条的原因,并非是私有化经济造成的,而是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运行规律的过错。
     
    凯恩斯理论认为,轻度失业只会带来轻度通胀,在一个稳定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失业与通货膨胀可以相互共存,如在有4%的失业率的情况下,可以有4%的通胀率。即为,政府可以选择最合适的失业与通胀混合的比例。
    
      弗里德曼则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政府试图把失业率压到“自然失业率”之下,通胀就会上升得更高。这一理论很快得到验证,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政府为达到全民就业目标,结果却使通胀率从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
    
    他有时把经济与政治联系起来,并承认:“我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出于科学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并认为“只有社会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弗里德曼回忆录》一书,被美国《商业周刊》认为是一部充满个人奋斗且顽强不息精神的出色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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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之4)
    
    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问题
    俞梅荪整理
    
     2006年12月1日,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将完成《贫困评估报告》的初步研究结果显示,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2.4%,有迹象显示中国最贫困的人群正在进一步滑向贫困的深渊。这份报告彻底地颠覆了发展经济学中“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与腐败共生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会产生极端的贫富差距,但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一个实际收入减少的庞大群体,全球第一次记录到这一现象。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贫穷人口已经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区,而是分散在全国各地。贫穷人口中超过半数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划定的穷困村庄,现在的贫困人口不仅分布在农村地区,而且已经蔓延到城市,各个发达地区和发达的城市都有。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市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人,生活都有所保障。贫困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现在城市也出现了大批的贫困群体,并且城市的贫困群体有时候比农村的贫困群体甚至还要难以维持生存。因为在城市的环境条件下,它的水、电、气、买菜、买油这些所有的东西统统都需要钱,一旦没有钱的话,就比农村还要难度日。
    
    1999年至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翻了一番还要多。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全社会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断下降,多数非公职就业人者的工资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公职群体和工商业者的财富迅速积累。“老板”不再吃香,“下海”几乎绝迹,买官最为时尚,公务员成为最抢手的职业。很大一部份人没有分享到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与非公职人员工资滞涨形成强烈对比的是,7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接近两倍,增长之迅速竟远远超过经济发展的速度。国家财政收入从1999年1.5万亿增加到2006年4万亿元的情况下,社会保障体系却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在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下,被压得有些喘不气过来,更有一个10%的贫困人口的实际收下还在下降。
    
    (本文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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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系列文(之5)
    
    紫阳两周年忌日访民祭拜纪实
    俞梅荪
    
    2007年1月17日是紫阳的两周年忌日,一对访民夫妇为能去富强胡同的紫阳家祭拜,在北京多耽了两天。他俩是我在南方老家的平民邻居,近年为伸冤而多次到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未果。我们一同前往,他俩要送花篮,我考虑到其经济较拮据而劝阻了。
    
    清晨,我在附近大学校园里的打印个体户小屋,复印我在凌晨匆匆完成的 《赵紫阳与弗里德曼》(初稿)。那里很拥挤,一个女大学生在旁好奇观望。我问,你知道这两人是谁吗?她茫然不知地走开了。其实,我很想送她一份。由于紫阳被长期封杀,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大都不知紫阳了。
    
    我们上了出租车,说要去王府井附近的富强胡同,为省钱而要求走那条我很熟悉却又一时说不上路名的近道,不然就得绕道世都商厦而多行三公里。中年司机听说是去紫阳家而肃然起地说他佩服紫阳,并走了近道。
    
    我们来到富强胡同口,见有禁止车辆通行的牌子,仅约四米宽的胡同里空无一人,很冷清,却停满了一排闲置的空车,这里似是固定的停车泊位。这条小胡同里的人家很少,看来这些车主都不是胡同里的。
    
    从胡同口到紫阳家有150米,我又步履沉重地走在这条古旧灰暗却被世人瞩目的小胡同里,往事涌上心头,似乎少了一点痛失紫阳的悲伤而多了一点家国天下的使命感。我们来到6号院门,红漆大门已年久失修,显得陈旧,给人以低沉之感。我按了门铃,一位身着便服的警卫战士开门,很客气地把我们让进去。
    
    这是三进四合院,第一个大院已经空空如也,驻守在此一个班的"警卫"战士已经撤走,只留下两名门卫。第二个小院是紫阳的书房。第三个院是紫阳的夫人梁伯琪和家人的起居室,紫阳的骨灰存放在那里。
    
    在紫阳的书房门前,有十来位祭奠者,都是平民模样,其中几位是灰头土脸的外地农民访民(老头和妇女),他们正围坐或蹲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下,全神贯注地烧纸钱。他们从好几个手提大包里,取出成捆成捆精美的百元人民币纸钱,大把大把地投入火中,祭火熊熊,火苗足有一米高,热量扑面而来。他们个个满脸悲伤,有的还在流泪。这些贫困的访民花钱买了这么多纸钱来烧,还要冒着被抓的风险来此,莫非是担心造福百姓并因反对向学生开枪而下台的平民先总书记和先总理在天堂寂寞和缺钱乎!紫阳如在天上有知,定为欣慰且又过意不去的呀。几位北京市民围着照相,有的和他们一起烧纸钱。访民们烧完纸钱就默默地走了,也不向我们这些衣冠整洁的城里人抬一眼。紫阳去世以来,不断有前来悼念的外地访民,不少访民在富强胡同口就被警方抓走了。
    
    紫阳的次子赵二军把我们迎进书房,紫阳的桌椅、书架等一切陈设保持着他生前的原状。两年前,紫阳的灵堂设在此,墙上依然是那张大相片,布衣青衫的紫阳,随意洒脱,满脸笑容地看着来者,栩栩如生,使人备感亲切。面对紫阳,我热泪盈眶,为自己未能对法治建设做更多的事情,离紫阳的要求还差很远而惭愧。有祭拜者正在登高往墙上悬挂其敬献的字幅。
    
    访民夫妇向紫阳深深鞠躬,在留言册上写道:"人民怀念您!某某泣颂"。
    
    紫阳书架上方的墙上,依然挂着儿女们敬献的大幅挽联:
    
      支持您的决定是我们不变的选择
      能做您的儿女是我们毕生的荣幸
    
    这是指在1989年4月,耀邦去世,学潮骤起。5月中旬,紫阳坚持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他主张和平对话,反对军事戒严,不惜为此而下台,甚至做好了坐牢的准备。紫阳考虑到,这样做将连累家人,他在作出最后的决断之前,把儿女们都叫来,开家庭会议,征求意见,得到全家的支持。两年之前,这幅挽联是写在白布上的,现已换成丝织绢布的挂轴了。
    
    每当紫阳的生日和忌日,儿女们都聚在这里,原本是自家亲人的追思日,却总被不速之客的造访而打破这里的寂静。紫阳共有五位儿女,那天我见到赵大军、赵二军、王雁南、赵五军等四位,他们热情地为朝圣者们提供各种方便,紫阳之女王雁南向每人端上热茶,没有服务员或帮忙的朋友。
    
    我送上为忌日而写的《赵紫阳与弗里德曼》文,他们对弗里德曼的辞世十分沉痛并认真校阅此文,还把两大本《赵紫阳纪念文集》(香港出版在大陆被禁而珍贵稀少)送给我,并告之其中有弗里德曼悼紫阳的文章,还编入了我的五篇文章;又把印着赵家地址的大信封送给访民夫妇,打开来是精美的纪念卡,封面是紫阳的相片和签名,里页是"谢谢大家,梁伯琪携全体子女及孙辈赠。"这是为2004年1月29日在八宝山送别紫阳而印制的,已经所剩无几。王雁南听说在送别紫阳的日前,我在警察的追踪下脱逃,警察又四处找我,还在送别紫阳的当日在八宝山蹲守抓我,使我未能前往送别,她又去拿了一份给我,还关切地问我,后来是否还有什么麻烦。据说,此件已有彩色复制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我悄悄探问,1989年紫阳下台以来至今,是否有当年受紫阳重用的老部下,后来又成为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省部级负责人的不少官员来访过。王雁南说,无一人,只有那些退下来后又敢于仗义执言说真话,大家都知道的老同志们。她坦然而平静地补充道,这没什么,来这里会给他们招来麻烦的,可以理解。
    
    回想紫阳下台以后,从中南海搬家至此。当时我仍在国务院担任某位领导人的秘书,我曾和秘书同事来此寻访,后来凡我路过东皇城根南大街或灯市口西街,总是习惯地绕进有便衣人员游荡,有时戒备十分森严的富强胡同里徘徊。我不敢敲门,生怕不仅见不到紫阳,还要惹来麻烦。后来,我离开中南海,成为一介草民之后,又多次来此,仍不敢敲门,为未能见到敬爱的紫阳先总理而伤感不已。紫阳离世之际,我终于得以进门,来到灵堂悼念,赵五军让我来到紫阳的书架前,我见到:《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德,威廉.魏特林)、《人性论》、《物性论》、《公有法典》等世界名著,这些书均已被翻看旧了,可见紫阳在最后的岁月里仍在潜心研读现代文明的经典学说和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为我国向何处去而殚精竭虑。这使我追悔莫及,假如当初我冒险闯关进门,向紫阳请教,留下他在长期闭门思考中的真知灼见,这将对我国未来的民主法治的发展具有多么重大的价值啊!我即使为此而招来麻烦也值了!
    
    我深感世态炎凉,官场险恶。其实,紫阳达到了千百年来为官之道的最高境界,走近紫阳只能沾上他的勤政爱民,勇于开拓进取,无私无畏的精气神,得到他的传承和保佑的啊!
    
    王雁南的手机不断响起,有不少所谓的敏感人士均被警方看管在家中而无法前来,只好打来电话致意。
    
    到了中午时分,其他朝圣者们早已离去,我们也告辞。刚出大门就有人问我们是哪里的,我们没有理会。胡同里空无一人,胡同的两头都有无所事事的便衣人员在游荡,他们阴沉而机警地观望着四周的一切,使人发怵。
    
    多年来,常有一些求告无门的访民,冒着被抓的风险,来到富强胡同里徘徊。他们明知见不到紫阳,只是表达一种情结和向往。在2004年紫阳离世半年之前的某日,一群访民在门外齐声高呼:"紫阳,你好!"紫阳在屋里听到后,要人传话出来,表示感谢。
    
    访民烧纸钱,使我想起1992年清明那天,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来到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耀邦家中,探望耀邦的夫人李昭,我随同前往。警卫战士告诉我,时有外地农民老太太来叩门,她们风尘仆仆地来,向耀邦遗像磕完头就走了。
    
    这个院落原本是耀邦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至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时的住家。1977年起,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各种冤假错案,时有葛佩琦等大小右派分子纷纷登门上访,耀邦一概不让家人或工作人员阻拦。甚至有一天早上,一位武汉来的右派工程师直奔耀邦的卧室,耀邦从床上一骨碌地爬起来,热情接待(我曾见其回忆文)。如果赶上吃饭时间,耀邦就习惯地邀上访者(其中有老农妇)一起便饭,好生款待,收下他们的材料就匆匆上班去了。耀邦不在家时,由家人代为收下上访材料。耀邦每每把各种上访材料,批转有关部门妥善解决。他冒着风险,力排众议,以其超凡的魄力平反了1949年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造成的300多万件冤假错案,使一、两千万人结束了苦难。后来,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家搬到南长街会计司胡同尽头的一个靠着中南海的四合院,这里成了某单位的办公地,直至紫阳家搬来此地。
    
    回家后,我把拍摄的照片发给师友们分享。两天后,远在地中海畔的黄河清先生为访民烧纸钱祭紫阳的照片题诗曰:
    
       一张一火岂冥钱,直是平民泪血溅。
       曾找紫阳能吃粮,如今惨酷谁人怜!
    
    黄河清先生还为紫阳儿女和我的合影题诗曰:
    
       奸人恶相总阴刁,正正堂堂赵公骄。
       尽得遗传悲悯在,属僚儿女德容韶。
    
    洪哲胜先生来信:"非常难得的是,你给历史留下了这么几个重要的镜头!"
    
    四川教师邓非来信:"中共建政以来,紫阳先生是最好的总理(我指人格),他最让老百姓感动和崇敬的是牺牲自己的自由而守住良心和高贵,这在当今中共高官里面并不多见。每当我想到一个白发老人,为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心甘情愿地选择放弃生命中最宝贵的自由,我禁不住热泪滚滚。为什么那么多普通百姓要冒着危险去悼念他?我的眼泪也许就是答案。请转达我──普通的平民,对紫阳先生家人的问候和祝福,请他们多保重,云开雾散的那一天不会太远了!"
    
    上海市民高先生来信:"人类文明的潮流是阻挡不了的。去年我在美国,从电视直播的国会现场实况里,看到布什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全过程。布什说:'1950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只有49个,2006年是120多个。'我想,再过50年或一代人,随着中国经济和教育水准的提高,中国人的文明和法治意识会提高,只是我们这一代在作牺牲。赵紫阳为守住良心和高贵而牺牲自由,历史早晚会对他有重彩一笔,赵紫阳的第三代将会有收获。"
    
    借用母亲曾告诉我的,在31年前的1976年1月,人们在凛冽的寒风中,十里长街送周恩来总理所说的话:"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
    
    民意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回头,可疏而不可堵,可导而不可欺!
    
    
    (本文初稿原载《议报》第289期,2007-02-12;修改后重发《博讯》02-17;再修改重发《民主论坛》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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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阳两周年忌日祭拜(之6)
    
    紫阳两周年忌日的沉闷
    俞梅荪
    
    我在《紫阳两周年忌日访民祭拜纪实》文中所述,关于紫阳在“6.4”前夕作出决断之前得到全家支持之事,是紫阳当年倚重的经济学家林凌(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多年前悄悄告诉我的,紫阳下台以后,林凌曾三次闯关拜访紫阳并长谈而得知的。我担心如果公开此事,可能会给紫阳家人招来麻烦而在该文中没有提及。
    
    2007年2月上旬,我在香港见到刚刚出版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在该书序言中提到此事,据书中所记,紫阳也谈了此事,故我又对该文作了补充。此书使我如获至宝,次日返家途中在北京入境时,却被海关警方连同我携带的诗人余光中送我的小册子、香港中文大学送我的法学著作、《刘宾雁纪念文集》等全部书籍(几十本),还有我在香港街头报摊上买到的刊有我怀念紫阳文图的《开放》和《争鸣》杂志2007年2月号,以及旅行箱里的全部纸片,一张不留地统统被无理扣压,《赵紫阳纪念文集》也在禁之列。
    
    警方说,这些书都是危害社会的。我携书也危害社会了吗,如此血口喷人,我大为震惊地质问:这究竟是怎么个危害法?香港回归已十年,为什么还要禁书?答,这是中国特色。我说,再“特色”也得依法呀。他们不容分说地把我的《往来港澳通行证》收走了。
    
    他们在审讯中,追查我为什么要去香港、有哪些同伙、这些书刊从何而来、携书回来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等。我说,自己一人去香港旅游,这些书在香港的书店都有卖。我说明紫阳仍然是合法公民和中共党员,并未被剥夺政治权利;况且《海关法》的制定和建立缉私警察队伍,配备精良的武器装备并赋予你们行使侦查及查扣走私物品和逮捕人犯的司法权力,以及大规模装备出入境管理的现代化设施等等,都是紫阳在总理任上,为加速对外开放,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与国际接轨,投以巨资完成的。由协助总理分管法制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具体落实,我是其秘书,当时我们深入几个口岸考察,对你们时任海关总署署长戴杰和副署长王洁平的各种要求给以大力支持。我依据当年参与制定的《海关法》来说明,海关的职责是查禁走私物品,根本不是查禁旅客书籍的,剥夺我看书的权利是非法的。我拒绝被审讯,一个老便衣警察怒斥道:“从未碰到象你这样带那么多书,又那么不老实交代的。你的问题很严重,如不配合,对你不利!”我说:“你拿我的书才对我不利!你还书就对我有利!”他还把我的话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地骂我。我愤怒地与他对骂起来,他骂不过我,就狠狠地透露说:“我们已经通知有关方面,一会儿就有专人来把你带走。”
    
    他们早已紧张地行动起来,有的正在翻看和登记我的一大堆书,有的正在打电话,有的围着我喝斥,要老实交代。最先揪住我不放的那位女警官却对我笑盈盈,她按奈不住的沾沾自喜和幸灾乐祸,似乎逮着了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的要犯”而要立大功了。
    
    当时正赶上北京寒流,气温骤降,我从南方来而衣着单薄。在被审讯的三个小时中,我冻得腹痛难忍,又不能去厕所,怕节外生枝,如被警方疑为腹中藏有毒品,麻烦可就大了。我只好在司法笔录上签字并按了指印,才得以脱身。到家时,我已经泄在身上,连屎都被警方折腾出来了。幸好索在腰带上的相机未被发现,留下了余光中、香港特首曾荫权以及香港警察与我的合影。
    
    好在他们完全说不过我,大概觉得我比较怪,说是“从未见过像你这样难缠的。”不好对付而没有把我带走,还算客气地把《往来港澳通行证》还给我。当然,他们记下我家地址,仍可随时来抓我。
    
    两天后,我拿着2006年12月8日左右的《人民日报》和《北京日报》转载我回忆彭真当年领导立法的文章、2006年9月北京出版的一书中介绍我从事立法和研究20多年的简历图文,还有国务院办公厅的证件和《海关法》等去交涉。我一再说明,我是法治体制内的资深学人,紫阳是我的老领导,这些书刊只作阅读缅怀和研究之用。但是,无论我是以情好言相求还是依法恶言抗争,都被断然拒绝。我扬言要打官司,他们却更不以为然了。我还请求说,台湾诗人余光中的诗(充满着思念黄河与统一的情怀)早已被列入大陆的中学课本,请把余光中的小册子(仅为不到10页)还给我,还有香港中文大学法学教授张鑫著《中港法制新论》(2002年版)等法律专业书籍,也被拒绝。这是在阻挡大陆与港台的文学与法学交流,破坏两岸三地日益增进的骨肉同胞关系啊!难怪3月3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说:“追求统一并不是国民党现阶段的政策,甚至大陆也不是。”4 日,台湾总统陈水扁高调:“台湾要独立。”5日,李肇星外长回应说:“国家愿意以最大诚意,与台湾和平统一。”当下的海关警方怎能顽固地以港台为敌,阻挠祖国统一。一个将军一个令,政出多门,各自为政,自相矛盾,莫衷一是,行政行为极为混乱,使纳税人摸不着头脑,无所适从,任人宰割。
    
    2006年11月13日,温总理在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倡导:“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温总理热情鼓励创作和出版自由,广大作家振奋不已。但其余音未落,2007年1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却非法下令,查禁刚刚出版的袁鹰著《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章诒和著《伶人往事》(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八本书。不少作家拍案而起,群起而攻之,舆论一片哗然。犯了众怒的邬副署长赶紧登门,向具有60年中共党龄(比邬的年龄还要长)的高级记者袁鹰道歉,并收回对这八本书的禁令。
    
    然而,海关警方竟步其后尘,用武力随意剥夺人们看书的权利,在物欲横流的大千世界,扼杀人们对知识的追求;他们不去对外查处日益猖狂的走私犯罪分子,却对内向手无寸铁的旅客纳税人滥用职权,为所欲为,耗子铿锵屋里凶。
    
    书生爱书如同生命,我不远数千里寻觅到经典宝书,背着沉甸甸的行囊,奈得清贫而破费钱财,忍着曾经冤狱而留下的腰腿老伤辗转奔波,终于快到家了,竟被洗劫一空。这些书大都未及翻看。这使我日日怒火攻心,寝食难安。
    
    春节刚过,一位久违的老友送给我的新年礼物竟是《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和2007年2月号《开放》、《争鸣》杂志,这位打工族朋友到香港过年,在报摊上发现而购得,又冒着风险闯过海关带回。宝书失而复得,使我要去海关总署,寻找当年参与海关立法,现已成为主要领导人的几位熟人交涉讨书之事,已不很迫切了。我拜读紫阳的谈话发人深省,送书的这位60岁老友对我的厚爱,其实是对紫阳精神的向往和企盼。海关警方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以创建现代化海关警察队伍的祖师爷爷紫阳为敌,大加封杀,犹如螳臂挡车,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立法工作者被司法人员剥夺了读书和读法律书的自由,如同秀才遇到兵,法律成了一纸空文。这是执法违法,严重违反《宪法》、《海关法》的犯罪行为,更是对抗胡锦涛和温家宝大力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行政,司法为民”和“八荣八耻”等政策法律和道德规范的顶风作案,其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当依照《刑法》从严判刑。
    
    但是,不久前有位律师在入境回家时,其书也被北京海关警方没收。他到法院起诉,却一败涂地。司法界的官官相护,更使海关警方有恃无恐。如此司法乱象丛生,何以奢谈什么“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只好由日益沸腾的民怨和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把这些反科学发展而扰乱社会秩序的罪人淘汰。
    
    2007年2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撰文指出:“说这个政府在保障民主、保障人权、保护宪法尊严方面形同虚设,丝毫不起作用,这难道不符合事实吗?”
    
    据悉,《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7年1月在香港出版,好评如潮,不到一个月售完,部分书流向北京中央领导层。该书是大陆海关的严查对象,不少知识分子和我的一些朋友通过不同途径先睹为快,包括复印传阅。该书作者宗凤鸣1938年加入中共,早年长期和紫阳一起工作的同乡好友,1952年起担任地委副书记,上世纪80年代曾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等。2月底,87岁的宗凤鸣因心脏病住院,他已把此书的全部稿费捐出。他在垂暮之年,成就了惊天地泣鬼神,惠及子孙后代的大事,生命的火花放出了光芒。
    
    春节期间,我在去外地探亲的火车上,同行的旅客是共青团中央的一位科员。他1980年出生,看似年轻有为。我问:“你们团中央现在还说起耀邦吗?”答:“不说了。”我问:“为什么不说了?”答:“因为时机不成熟。”我疑惑地又问:“什么时候成熟。”答:“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见我很茫然就振振有词的补充道:“胡锦涛(原团中央书记)是耀邦的后任,他最了解耀邦,什么时候能说,什么时候不能说,只有他最清楚。要讲政治嘛。”其实,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耀邦90诞辰的纪念大会上,再次肯定耀邦的历史功绩。
    
    这位科员对紫阳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我试图告知一点耀邦和紫阳的政绩,无奈他毫无兴趣。他在官场左右逢迎,人云亦云地混差使,也未尝不可。殊不知,“讲政治”是要讲中共“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并非是见风使舵、顾左右而言他的市侩哲学;并非是韬光养晦的世俗功利算计的潜规则。耀邦是共青团的旗帜,发扬耀邦精神,事关共青团乃至中共事业的兴衰成败,况且“不提耀邦”已经18年了,莫非还要守株待兔再等18年?
    
    我不敢想象,排斥人民爱戴的耀邦和紫阳,失却了现代历史支撑的共青团还能有怎样的未来?
    
    没有历史,怎能有未来!我们50岁的一代人,承前启后的责任重千斤!
    
    (原载,民主论坛,2007-03-03,修订:03-07)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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