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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温家宝曾庆红有关民主言论
(博讯2007年3月11日 转载)
    
    
     撰文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 /二月下旬,亦即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中国政治体制及其前景发表评论说:“我们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加强”。他表示,中国将发展有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在中共中央党校新学期的开学典礼上,副国家主席曾庆红在致辞中也谈到了“民主教育”和“党内民主”等问题。 (博讯 boxun.com)

    这些讲话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温家宝虽然将社会主义模式与民主制度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也指出,建立一个成熟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编按:温家宝的原话是:“我们必须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这表明中国在近期内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总理和副主席纷纷站出来就民主问题发表意见,这说明中国领导人已经感受到了来自民间要求加大开放政治体制的压力。
    
    也许这对于中国的民主发展还是不够的,但是却迈出了第一步,好让中国各界日后就著中国政治体制下的民主价值观及民主原则展开讨论。这说明中国听到了前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话:要让中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相关利益者”。
    
    要对世界产生影响,所谓的相关利益者,须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形象以及自身政治体制中所蕴含的价值观。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形势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单边主义已经丧失“魔力”,多边合作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军事手段无法达成改变他国政治哲学和政治文化的的意图。
    
    政治意见和理念,成为了推翻别国政权和颠覆别国文化更有效的工具,尤其是在国际环境愈发被价值观和道德观所主导的情况下。
    
    但美国总统布什在新伊拉克政策和《国情咨文》演讲中,都没有体现出这些思想。相反,布什在面对伊拉克这个非军事问题时,仍然选择了传统的军事手段。
    
    只有通过政治努力,才能换取伊拉克各教派、各部落以及各种族对新建政治制度的支持,才能扭转目前的混乱局势。也只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策,并且让中东各方势力相信,保持中立或发挥建设性作用符合自身利益,这样才能维持伊拉克的长治久安。
    
    数年前,前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推销攻伊政策时,发表了关于“老欧洲”和“新欧洲”的讲话,欧洲许多不满其说法的反战国家就断言,美国有可能会赢得伊拉克战争,但不可能赢得和平。也许“老欧洲”如此断言的背后有诸多原因,而其中有一些想法是不足取的,但结果“老欧洲”对形势的评估,似乎比美国来得更为准确。
    
    回顾1991年,欧洲就曾在南斯拉夫危机中尝到了“骄兵必败”的苦头。简单地说,欧洲国家没有能力对付那些“流氓”国家,直到美国加入,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妥协。
    
    美国和欧洲在过去15年来,用无数战争伤亡和声名狼藉所换来的教训是:只有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手段,才能维持军事力量无法带来的平衡和稳定。
    
    这个结论是一个转折点。所以毛泽东关于“枪杆子出政权”的著名语录,的确值得怀疑。今天,获得政权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使各文化族群达成和解,并且建立一个得到绝大部分人民所支持的社会模式。
    
    政权应该是一种能够让人民遵守最接近国际道德标准的能力。超级大国应该起到一个示范作用,而不是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其它国家。
    
    超级大国首先应当做的是,树立一个基本的并且有可能获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其它国家的人民采纳这一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期望并相信它会使生活变得更好,而不是因为害怕选择其它价值观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美国和欧洲已经确立了颇有名望的社会模式和政治制度,尽管这些制度是否能够经受全球化和多重文化的冲击仍然有待观察。然而亚洲的情况更为复杂。
    
    从经济模式来说,以市场经济和出口增长型经济为主导,是多数亚洲国家的共同点。但是从政治制度看来,亚洲国家却是各有特色。
    
    有观察家认为,政治制度如果不向民主化进行改革,必然会抑制经济增长。这种观点看似有理,但实际上却缺乏事实和理论基础。许多亚洲国家即使不改变现行的政治体制,也能继续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
    
    不过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亚洲人民所期望的,并不止是高增长率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
    
    在经济发达地区长大的年轻一辈,也许并不希望照搬北美或欧洲的政治模式,但他们肯定都希望能够发挥更大的国内政治影响力,也希望当政者能够认真看待政治透明度和高官责任制等问题。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不在于政权的组织形式,而在于政治制度所遵循的最高规范或原则。
    
    亚洲国家及其领袖正面临著这样一个挑战:是否能够在尊重广大人民的意见和理想的基础上,构建某种亚洲政治模式?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否能够在给予人民更大的参政议政权力、提高政治透明度的同时,维持目前较高水平的政治稳定性?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亚洲将会继续保持稳定、高增长、外交克制的良性发展态势。否则亚洲的前景将会充满不确定性和危机。
    
    中国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所提出的一些政策和指向性声明恰恰反映了上述问题。相信这一点将会在今年下半年举行的第17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作者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是前丹麦驻新加坡、文莱、澳洲和新西兰大使,目前是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
     亚洲时报在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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